三、集體記憶、私人經驗與被稀釋的歷史敘述

對集體記憶的關注與描寫，迄今為止最卓有建樹的是出生于50年代的一批作家。我以為，這也正是迄今他們仍然表現出旺盛的創造力、并仍舊代表著當代文學的成就的一個根本原因。莫言作為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一直傾力書寫和生動再現著當代中國人的集體經驗與歷史記憶。在他們之后，以60年代出生者為主體的先鋒小說作家也深諳這個道理，他們不但同樣關注當代中國人共同的歷史記憶，而且還成功地將先鋒性的敘事經驗和敘事方法通俗化和經典化了——使一般大眾都成為了其讀者，余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是成功的范例。先鋒作家之后，又有“新生代作家”和“70后”等說法，這些新人的特點是更強調“私人寫作”或“私語化”，更注重個體經驗的描寫，但他們所獲得的社會認可和經典化的程度，卻遠沒有前兩批作家。當然，我們不能以大眾讀者的多寡作為判斷社會認可的尺度，但以往任何時代經典作品的產生，無不是因為其對人類、種族或特定人群的共同經驗與記憶的書寫?！靶律焙汀?0后”，迄今之所以還沒有達到先鋒作家和其他前代作家所具有的經典性程度，在我看，即是他們偏離了對當代中國集體記憶的關注。我當然也不否認私人經驗的合法性——《紅樓夢》所書寫的，某種意義上也是私人生活、個體記憶，但這樣的個體記憶卻始終向著公共經驗和社會記憶敞開著，唯其如此它才成為了最偉大的經典。所以，敞開是所有私人性寫作的必要前提，它的一切細節和個人隱秘經驗必須在此前提下才具有意義。否則，有什么必要寫作呢？在一批后起的作家那里，盡管他們書寫了更細致和復雜化的個體世界，書寫的技藝也更高妙，卻無法產生像前兩撥作家那樣的影響。

然而，即便是在成功的作家那里，情況也未必總是理想的。有一個頗為明顯的對比：《檀香刑》問世之初就贏得了激賞，而相比之下，《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勞》卻似乎掌聲寥落。細究之，三部作品并不存 在藝術上的明顯落差，甚至后兩者在整體藝術構思和表現人物心理方面，比之《檀香刑》還更有獨到之處，可為什么獲得的是不一樣的反應？在我看，不是如今關注文學的人減少了，也并非批評界的感受判斷力更麻木了，而是因為莫言在處理集體記憶和私人經驗的關系時，后兩者不像前者處理得那樣適度而導致。具體點說，在《檀香刑》中，莫言所有細膩的個人經驗的描寫，都是為了使這個集體記憶表現得更真實和豐富；而在后兩者中，莫言則是更多和更夸張地流連于私己經驗的渲染。雖然它們也試圖表現當代社會歷史中的公共記憶與重大主題，但在敘事中卻是迷戀于局部和細節，盤桓和自得于敘事本身的滑行和快感。我當然知道，一個成熟的作家在寫作中最感興趣的，往往已不是講什么樣的故事，而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講，講得是否有自己的個性，是否在講述中隱含了自己的某種“極限式的體驗”。但一部作品進入了社會，讀者最關心的，卻往往是思想的含量，其可以喚起讀者共鳴的公共經驗和集體記憶的多寡。類似《生死疲勞》中“豬撒歡”、“狗精神”一類場景，其敘述可以稱得上繁花似錦，可以說是奔涌、漫游、隨心所欲、爐火純青，可從另一個角度看，類似《豐乳肥臀》中那種當代社會的血色歷史和苦難也不見了，代之上升為主

體的是動物本能的狂歡，是敘事本身的“慣性”——角色已然忘記了自己的使命，變得不受作者支配、“不聽使喚”而“獨自狂歡”了。就像莫言自己在《四十一炮》的《后記》中所說的，“敘述一旦開始，就獲得了一種慣性”，并且越來越“成為一種亦真亦幻的隨機創作”。正是這種“隨機性”和“慣性”的講述，使得他的敘述常游離于故事的目的之外，而盤桓和忘情于敘述本身的快感。這樣的結果，一方面是使小說顯得大合大開、細節飽滿、汁水豐富、敘述酣暢，在細部綻放出絢麗奇崛的景觀；但另一方面，卻是使小說的主旨不可避免地被擱置、“稀釋”和忘卻了。說得直白一點，在這兩部作品中，莫言的個人想象與經驗世界的“天馬”，伴隨著他日漸膨脹和不受約束的敘事能力，出現了某種“失控”的跡象。

顯然，這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我并不否認《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勞》在整體構思上的巧妙給作品帶來的豐厚主題，也不否認其對當代中國社會歷史和公共記憶的關注自覺，實際上，這兩部小說還是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直接關注和介入，與余華的《兄弟》一樣，它們所表現的也是“在裂變中裂變”，“在爆發中爆發”的“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21烈”以及“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其構想本身是值得贊許激賞的。但問題在于，這些觀念性的東西作為集體記憶的內容，沒有完全與細節性的敘述過程統合起來，而是彼此游離。像莫言以往的所有作品一樣，細節的絢爛飽滿甚至旁枝斜出，一直是他的一個優長，但以往大部分的作品中，這種統合卻是有力和恰如其分的，它們既放得很開，同時又收得很緊，可以服從和服務于整體的寓意。《檀香刑》之所以獲得了激賞，就是因為它是在魯迅式的國民批判的基礎上，以更大的規模和更細膩的筆法，復活了一幕近代中國人最悲慘和激蕩人心的悲劇，它創造性地深化了魯迅為中國人的現代集體記憶所留下的文化命名和標記——“看客”的主題、“嗜血”的主題、將殺人變成狂歡喜劇的主題等等，在莫言的筆下再度獲得了放大。在這個小說中，關于人物的細節式的內心描寫可謂飽蘸汁水，左右逢源，但所有細節的堆砌和私己經驗的增生，都變成了小說的主旨所不可缺少的東西。而相形之下，《四十一炮》中的敘述卻真的有些像莫言自認的那樣，是被“慣性”向前推進的。慣性攫持了細節的衍生，也開始反過來左右作者。“敘述就是一切”，也許莫言這樣的說法是一種故意的低調和自辯?！霸谶@樣的語言濁流中，故事既是語言的載體，又是語言的副產品。思想呢？思想就說不上了。我向來以沒有思想為榮，尤其是在寫小說的時候?！薄沧ⅲ耗裕骸端氖慌凇⑹鼍褪且磺小笥洝罚猴L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尺@個說法與余華在《兄弟》的后記中所說的“敘述統治了我的寫作”簡直如出一轍。單從敘事的規律看，能夠產生“敘述的慣性”，被敘述的力量所驅動，當然是一種常人難求的境界，是技藝爐火純青的表現，但這個敘述如果不受節制，并反過來變得很“自大”，那也就是意味著天馬脫去了韁繩。

這也許牽扯到另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對當代作家而言，在“文學的使命”和“寫作的規律”之間，是否存在著難以平衡的矛盾？如今我們要是再去要求一個作家承擔什么使命，當然會被視為陳腐愚昧，寫作是精細復雜和個體精神勞動，但人們評價一個作家或一個時期的文學，卻總喜歡用很大的尺度。勃蘭兌斯曾說，“一個國家的文學，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現這個國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歷史，如英國和法國那樣偉大的文學，便保存了無數的證據，可以用來推斷這個國家在各個歷史的時期里如何思想和如何感覺”，而“其他的文學……因為它是不完整的，便引不起太大的興趣”。〔注：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序言》，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卷，第47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在勃蘭兌斯看來，偉大的文學，即是為自己國家和民族在某個時期的思想“保存了證據”的文學，我們據此推斷的話，偉大的作家，自然也是表現了自己民族的集體經驗和共同文化記憶的作家。對照以往莫言的作品，也會使我們相信這個標準的正確，《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甚至包括《天堂蒜薹之歌》那樣的作品，都為我們復活了某些至關重要的歷史想象和民間記憶?？梢哉f，如果沒有《紅高粱家族》，人們不會想到，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中還可以復制出這樣具有酒神意志、狂放生命力的文化精神與想象。如果沒有《豐乳肥臀》，人們不會這樣強烈地意識到20世紀歷史的荒謬與宿命性，不會這樣強烈地喚起民間社會被主流政治所侵犯的屈辱記憶。如果沒有《天堂蒜薹之歌》，誰會為底層那些“沉默的人民”見證他們絕望的內心？如果沒有《檀香刑》，誰會再度被喚起對國民靈魂的認識和理解？當然，這一切都離不開莫言一直感性豐盈的敘事才華，離不開他個人意識與潛意識世界的極度活躍所帶來的想象力、細節經驗的感受力。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一個作家對民族集體記憶的依賴，有如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對大地的依賴，必須是時時緊靠的。他所描寫的所有人物，都既是活的生靈，又同時是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代言者，他們不能在自己的意志中產生出游離的慣性，變成跑下了舞臺的個體狂歡者。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勞》中的人物也許有了某種游離出舞臺的嫌疑——好似跑出了圈欄，復萌出了野性，又半路學了雷鋒的“豬十六”一樣，雖然好玩，卻也有點只流于好玩的境界，而不似《紅高粱家族·狗道》中的野狗，和此前莫言所寫的無數可愛的動物一樣，是人性的映射和敘事的必要補充。

歷史被飽脹的敘述稀釋了，這是我讀《生死疲勞》的一個感覺。在我曾給予激賞的《豐乳肥臀》中，一個世紀的血色歷史，曾被莫言那樣濃縮而波瀾壯闊地展現出來，寫得那樣煙云舒卷、風雨如磐，令人激奮不23已，掩卷長嘆。而在篇幅相當、時間卻被“減半”了的《生死疲勞》中，歷史的內容顯然變得稀薄了許多。也許莫言正在歷經他自己的一個藝術的變異期，是執意要脫出歷史的承重，要更欲沖擊敘述藝術的極限體驗，要表現一個小說家的真功夫……但我所期望的，卻仍然是類似來自《豐乳肥臀》中的那種感受。我知道這肯定有些一相情愿，但對照小說封底上的一番話，又覺得這期待并非完全無理，因為這些詞語所激起的，就是我們關于當代農民和土地的一幕悲歌與苦難的想象：“吊詭和狂熱，唏噓和罹難”，“人與土地、生與死、苦難與慈悲的大河”，“中國人百感交集、龐雜喧嘩的苦難經驗”……這些詞語所包含的信息，當然也可以很容易地從作品中找出蹤跡，但還是覺得它們沒有被密集和堅實地縫合在一起，沒有真正地完全變成一曲蕩氣回腸的悲歌旋律。相反，置身于歷史之中的人們，包括西門鬧的轉世替身們，還越來越習慣于那些波譎云詭又荒誕不經的游戲，他們的歡樂讓我們不禁會產生一些惶惑：歷史是復雜混沌的，但作家所要交給我們的對歷史的解答卻不應是含混的。生活代替了生存，表象淹沒了本質——越到后半部分這種感覺越發強烈，作家在忙著交代各色人物的后話，情感方面的遭際、生活方面的巧遇，而“華美頹敗的土地”卻漸漸離我們遠去了，“對半個世紀的土地作出重述”，“看著它在歷史中漸漸荒廢并確認它在荒廢中重新獲得的莊嚴、熔鑄、鋒利”的敘事目的，似乎也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