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是對話，也是創造

批評在中國古代的傳統中具有內心性和對話性，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文以氣為主”，這個說法非常抽象，但也很具體，需要用心去細細體味；鍾嶸《詩品》中將詩人分為上中下品，幾近是無來由的劃分，須要用心慢慢研磨，咂摸滋味。“批評”在明代的繁盛，是因為小說的流布，讀書人將閱讀的心得摻合于原作的文末或行間，行間為批，首末為1評，表示對作者的一種理解，或向讀者的一種推薦，甚至也可能只是一種自得的消遣或賣弄，或作為私人收藏的一種“雅趣”，這種方式形成了中國文學中的“批和評”，也構成了最早的“中國式的解構主義文本”。總之，這種文字的摻入并無“學理”或“法理”的依據，也不是全然準確的判定，而根本上只是一種理解和對話，且具有很強的“私人性”。

現代意義上的“批評”概念來源于西方，特別是19世紀以后的革命風潮，對于文學以及批評的影響最大。批評中間纏繞了“知識”與“工具”的屬性，特別是加入了許多“社會的使命”，期望讓批評影響讀者和創作，最終影響社會。當代中國的批評是在這樣一個背景和基礎上展開的，所以問題尤多，基礎孱弱。雖有人至今懷念1980年代的批評，但細想那時很多言談只是“撥亂反正”而已，建設性的、專業和深度的批評還剛剛發育，理論方法上還很貧乏。真正趨于成熟的批評，實則始于人們并不看好的1990年代，這個時期以來人們對批評非議不斷，但細想卻是一個有所建樹和漸入正軌的時代。只要有歷史感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想想看，80年代不過還在清理著拙劣但根深蒂固的政治批評，還發生著關于“現代主義”和“朦朧詩”之合法性的論爭，而這樣的環境又如何成為了批評的“黃金時代”？

“批評”可能會包含了判斷和針砭，但判斷與針砭并非是批評唯一的主旨，這點世人多有誤解。批評家不是神，不是真理或權力的化身，批評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確立或否決一部作品的價值。有人賦予批評活動以構造秩序、振興文藝、摒除積弊等等外力化和權威性的使命，實為無法兌現的妄念。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時代何曾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不是照樣出現了不朽的作品？可見文學是否繁榮，與批評并無必然關系。19世紀的俄羅斯確乎在涌現了群星璀璨的偉大作家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杰出的批評家，但不要忘了，那種批評首先是一個民族在其“精神成長期”的一種靈魂的對話，與思想的比肩，與當代意義上的職業性、專業化的批評活動相去甚遠。現代著名的批評家李健吾就說，“一部偉大作品的仇敵，往往不是別人，而是同時代的批評家”。這就是針對那種輕率的判斷而言的，歷史上這種悲劇比比皆是。否則不會有杜甫所斥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不會有許許多多當代作家的蒙冤而亡，或因壓抑迫害而最終瘋狂了。所以批評家要小心，最好謹慎地做一個對話者，這個對話是對作品的理解，是對寫作者意圖觀念的一個揣摩，也是與讀者公眾之間的一個交流。它應該是悉心的體味或共鳴的知音，而不是一個自負和武斷的下結論者。批評當然也是一種創造。這樣說是因為它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具有“無中生有”的屬性，是一種“虛構”。這樣說不是貶低它的學術性質，也不是要否認它的“客觀”與“公允”的準則，而是說，在語言和“文章”的意義上，它應該與作品一樣具有創造性的含量，它應該是思想的聚合，智慧和經驗的自然生發，應該是藝術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有可以與藝術作品并駕齊驅的品質，而不只是一種粗率和無趣的觀點匯集，一種干癟和淺薄的八股文字。總之它應該，也必須具有魅力，否則不獨作家看不起批評家，讀者也不會理會他們。

我最早景仰的是勃蘭兌斯那樣的批評家，他用如詩的文字描繪出19世紀歐洲文學的歷史，既波瀾壯闊又纖毫畢現；后來我也喜愛本雅明，它對于文學和詩歌中的意象可以做那樣意義深遠的冥想和解釋；甚至也喜歡羅蘭·巴特，他那近乎病態的微觀分析讓人糊涂又著迷；還喜歡弗洛伊德，他對無意識世界所作的解密具有讓人的觀念世界徹底崩毀的魔力；喜歡巴赫金，他將小說中的場景與故事的詮釋近乎放大到了極致，在無節制的鋪排分析中辟展出曠遠無際的問題空間與思想世界……自然，我更喜歡的還是王國維和魯迅，他們的文字中有中國人的智慧與體悟的，妙不可言又言近意遠的，含沙射影又精準刻薄的，閃轉騰挪又饒舌俏皮的……種種最美妙和得人心的東西，他們的妙處難以言喻，簡直充滿閃電一樣溫柔或猙獰的魔性。雖不能及，心向往之，我想我會一直努力，做文學批評這座荒涼山岡上的一個西西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