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窺視”與“圍觀”：兩個關鍵詞

福柯這樣的歐洲學者的研究從“學理”的角度告訴我們，僅僅把“刑罰”和“圍觀”這樣的文化劣根歸結于東方民族的特產，是不公平的。種〔1〕張清華：《文學的減法——論余華》，《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

種丑惡在西方社會也同樣是古已有之，源遠流長，而伴隨他們的種種犯罪所發(fā)明的殘酷刑罰，一點也不比東方遜色。僅就這一點而言，人類的“文明”是大同小異的。但是這并不表明我們可以輕視魯迅等前代作家所揭示的民族弱點，也不表明當代作家所描寫的類似心理癥結是無足輕重的。相反這更應該激起我們思考這屬于人類，但更屬于本民族的文明之惡。

我確信《兄弟》是一部關于“窺視”和“圍觀”兩個主題的書，這是我打算談談它的主要原因。對與性觀念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窺視”行為的描寫，在很多民族的文學中似乎都不乏例證，但尤以東方民族為多。早在《金瓶梅》中類似描寫“窺淫”的場景就有多處，日本近代文學中，描寫與窺視相關的性變態(tài)人物與場景可謂比比皆是。相應地，在中國現代作家那里，描寫窺視行為與心理的便以留日作家為多。但像郁達夫者，其類似的描寫被賦予了某種“哀情”色彩，個人的變態(tài)行為硬要和“祖國的積弱”連在一起，方才有了合法性支持；而張資平之流的描寫，則過于受到日本近代文學的直接影響，極盡正面的“玩味”情調，缺少批判精神。魯迅關于中國人劣根性的揭示犀利而深刻，但唯獨沒有怎么正面地揭示窺視63的主題——在《狂人日記》《肥皂》，甚至《祝福》諸篇中似乎若隱若現地觸到了，但畢竟不明顯。倒是當代的有些作家如殘雪者，比較正面且專門地寫到了“窺視主題”——但她是像存在主義者那樣將窺視當作“普遍的哲學命題”來寫的。另外的一些作家，如劉恒（《伏羲伏羲》）、葉兆言（《去影》）、韓東（《房間與風景》《母狗》）等，都從人性或文化的角度觸及過這一主題。但這樣集中和綜合地將窺視作為一個文化與人性批判的命題，《兄弟》是無人可比的。

至于“圍觀”的主題，在魯迅筆下已經寫得入木三分和淋漓盡致。包括他本人的棄醫(yī)從文，也是源于他在一部日本紀錄片里，看到中國人圍觀自己的同胞遭日本人屠殺而麻木不仁的情景，之后在《阿Q正傳》《藥》和《祝福》等多部小說中，他以讓人刻骨銘心的尖銳，書寫了國人這種以觀賞他人的苦難和刑罰，滿足自己的隱秘欲望的卑劣心理。但在當代作家這里，正面介入這一主題的并不多，“文化大革命”產生了多少圍觀和窺視的事實，但當代作家在描寫這一事件時，卻沒有幾個能夠觸及（當然，莫言的《檀香刑》是一部關于近代中國人集體上演的圍觀屠殺大戲的小說，其對“圍觀”主題的揭示是足以震撼人心的）。

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圍觀”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啟蒙主義的命題，而“窺視”則是一個現代主義或者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命題？但同時，它們又是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源于同樣的集體無意識？在這樣的意義上，《兄弟》獲得了一個復合性的主題，這大約正是其匠心和深意所在。透過表層的詼諧與夸張，我們應該看到這樣一個尖銳的甚至是悲天憫人的主題，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對于作家來說是不公正的。我相信在新文學產生以來，除了魯迅，還沒有哪個作家能夠這樣以哲學的深度，這樣尖銳、逼真、形象和入木三分地同時寫到這樣兩個主題。在揭示人性甚至“種姓”的丑惡方面，余華在當代作家中堪稱是首屈一指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看到一個精神的繼承關系。事實上，余華也確實在很多談論中表達了他對魯迅的推崇和所受的影響，尤其在敘事的技巧方面。他的筆法的簡練，線條化和喜劇化的人物性格描寫，情節(jié)的戲劇性設置，甚至細節(jié)方面的刻意的“重復”，都可以看出這種影響的痕跡。但這又不過是表皮，余華此前小說中所呈現的若干重大的主題，如嗜血、暴力、精神分裂、人性惡等等，都可以看出與魯迅的一脈相承的內在線索。這些主題當然不能看作是完全得自魯迅，也有不期而遇之處，但這表明，當代作家仍然在對國民性問題、對人性的困境、對知識分子的啟蒙使命等等問題抱著執(zhí)著的探求精神。在《兄弟》表面的戲謔風格下，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吃人”與“看客”主題的再度展開，還有在“革命”的堂皇名義下的施暴等等悲涼荒誕的主題。只是比較魯迅，余華有更從容的篇幅和更豐沛的細節(jié)，展現這些人性之丑，并在連續(xù)的譜系中勾畫出那些深淵中的景象。先來說“窺視”。小說的故事可以說就是由一個窺視場景、一個人物的窺視行為引發(fā)的。如果說魯迅的“看客”主題和余華的“圍觀”主題之間，是有著逼近的關系，也都是圍繞著國民性而展開的話，那么“窺視”則充滿了余華獨到的當代性思考——它包含了行為、集體潛意識、社會倫理與哲學等多個層次。他可以說是全方位地生動地書寫出了上述各種意義上的窺視。首先從表面上看，從劉山峰到李光頭，這對生理上具有“遺傳”特征的父子，都犯過鉆廁所偷窺女人下體的卑劣勾當。劉山峰這樣做，固然首先是出于他的人性之劣，但特殊年代的精神和肉體禁錮，恐怕也是這一變態(tài)行為的反向因由。但余華高明就高明在，他讓這樣一種本屬于隱秘性質的行為戲劇性地曝了光——讓他極不光彩地掉到糞池里淹死了，這樣，不但他的暴露于光天化日的窺視丑行得到了懲罰，而且也成了妻子和未出生的兒子一生的恥辱烙印，成了劉鎮(zhèn)人對歷史的喜劇性記憶和日常生活的永久談資。他的骯臟的死引來了一場空前的節(jié)日般的圍觀，滿足了人們普遍而隱秘的欲望，當然也留下了“遺憾”——他們沒有看到這個人被活捉的狼狽，更再無機會探聽到他究竟看到了什么。而這樣一個遺憾，終于在死者的兒子身上得到了滿足。某種意義上是人們共同制造或導演了這一出“續(xù)集”意義上的鬧劇：十四年后，劉山峰尚未成年的兒子李光頭，竟然也像他的死去的父親一樣鉆到了廁所的陰溝里。這看起來是一個“遺傳”因素的結果，但這只是表面的喜劇因素，實際上如果有“遺傳”的話，那首先應理解為是“環(huán)境影響”，而不是“生理基因”的作用，是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和集體低下的道德狀況所導致，這是“文革”時代社會失序、青少年失去成長規(guī)范的直接現實。同時，更直接的，這是成人世界教唆的結果，看起來是李光頭的窺視行為在先，人們的議論探聽在65后，但實際上因果關系恰好應該反過來解釋，是成人世界共同制造了這樣的“道德環(huán)境”，他們共同的隱秘欲望構造了一個“窺視型文化”和種族無意識，這才制造出了李光頭這樣的“不良少年”——他先是生活在生父的不光彩的歷史陰影中，后又眼睜睜看著正直的養(yǎng)父被政治的暴力奪去了生命，他是在被欺辱和被歧視的、充滿著對“掃蕩腿”的恐懼記憶中長大的，這才是他做出了怪異的不良舉動的真正原由。很明顯，他只是一個畸形發(fā)育著的少年，他并不太清楚自己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如果說他的生父劉山峰，是出于一個成年人的變態(tài)欲望而鉆廁所的話，那么對于十四歲的李光頭來說，最大的原因可能只是極度壓抑下的惡作劇、畸形心理支配下的好奇心在驅動著他而已。

然而與全社會的更加卑鄙的“窺視癖”相比，李光頭的窺視行為真是微不足道了，他之鉆廁所，只不過是這場“集體窺視”的丑劇的一個小小噱頭和引子，余華真正的筆力還是用在了“社會”——這個更加抽象和廣大的“主體”之上。他們更加陰暗和丑陋的、活躍在潛意識中的集體的“間接的窺視”，才是余華所要傾力表現的東西：“趙詩人”趙勝利抓獲了李光頭的現場，但他才是一個真正的窺視狂，他不經意的言談暴露了他曾經多次用同樣的方式窺視女人如廁的隱秘，但他只是沒有被抓住而已，現在他居然成了抓獲罪犯的英雄；那個童鐵匠當初還似乎代表受害人——包括他的被窺視了的妻子——打了李光頭一記耳光，但隨后他很快就無恥地用一碗陽春面來“購買”李光頭所窺見的隱私；甚至派出所的那些警察，也在“執(zhí)法”的過程中動用他們的特權，“忘情”地間接探知關于林紅屁股的隱私……小小的、早已身敗名裂的少年李光頭因為出賣他所窺見的隱私，居然吃到五十六碗“三鮮面”。余華用他的反諷戲謔之筆，寫出了一場成人以物質和各種優(yōu)勢，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購買、索取和傳播他人隱私、間接窺視他人的鬧劇。

事實上，“窺視”一旦成為了集體行為，也就變得與“圍觀”幾無差別。圍觀的心理基礎和窺視可以說是同出一轍：本屬他人的隱私，現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引起異常而隱秘的興奮；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可以作為自己療傷的良藥，所以冷漠又是最典型的心理反應；還有，是嗜血和對暴力的偏好——魯迅說過，便是北京街頭剝羊的攤子旁邊，也是要有幾個伸長了脖子的人。于是我們就看見了在這一場空前的集體性窺探中，另一個深深受到侮辱和傷害的人物李蘭。這個弱小而無辜的女性，忍受著一生暴露在眾人的圍觀和指指點點的無盡的恥辱中，她在劉山峰死后終日閉門不出，就是為了躲避這種圍觀，她之所以寧愿認同“地主婆”的名義，也不愿意打著劉山峰的標簽，也是為了躲避這種圍觀。這個一生都無處躲藏的人，幾乎是在黑暗和隔絕中逃避著那些刀叢般的目光，走完了她備受煎熬的時光，她的死實在是一種對圍觀的逃離和解脫。小說中描寫圍觀的場景似乎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統(tǒng)計，最大的有三次：劉山峰鉆廁所掉入糞池淹死，宋凡平將其撈起，引發(fā)了小鎮(zhèn)上第一次“狂歡節(jié)”式的圍觀。十四年后少年李光頭鉆廁所被抓，被趙詩人和劉作家押著游街示眾，小鎮(zhèn)上又一次上演了一場圍觀的狂歡大戲。宋凡平因為從監(jiān)禁處逃出，要去上海看望自己病中的妻子，而被“紅袖章”們當眾活活打死。而這時滿車站的看客，居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制止這肆意的暴行，當宋凡平血流如注，已經奄奄一息的時候，后面趕來的“紅袖章”還要再對著他行將咽氣的身體施暴。隨后當宋鋼和李光頭兩個孩子面對血肉模糊的父親的尸體，向圍觀者求救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幫助他們……這可以說是小說中最令人絕望和悲涼的一幕。余華在這里極盡其能地描寫了“深淵以下”的情景，某種意義上是看客的需求創(chuàng)造了這些圍觀者和施暴者，并且支撐和刺激著他們的快感。中世紀以前的情景在這里被復活了，仿佛讀者也依稀感到自己成了一部褪了色的默片中的“群眾”，一名被抽空了靈魂的圍觀者——就像我在開頭所引的法林頓和福柯的兩段話中描述的那樣。這是文化和人性的力量，深淵中的巨大的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