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0)

　　張同吾

　　盡管古今中外的詩家和學者對詩的本質和功能有千差萬別的解說，當我們逐漸掙脫了對“詩言志”和“詩緣情”簡單化、浮泛化、狹隘性的認知之后，卻無法否認，詩是最富有個性和人性的文學樣式，同樣也無法否認，詩人的文化性格、價值取向和審美意識都具有時代印痕。特別是優秀詩人，他們是以先知般的直覺，領悟到時代的精神命脈。平庸的詩人和睿智的詩人有許多區別，其中之一：前者是淺顯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釋時代、謳歌時代；后者則是在詩的云霞中流動著時代之光，那是一種滲透，是一種交融，是一種自然天成，同時又是一種超越。越能體現詩歌本質的作品，就越能從不同側面表現時代情緒，體現一個時代的快樂和痛苦，那是在霞光麗日或是陰霾滿天的背景下靈魂的光亮。僅就俄羅斯詩歌而言，我們會從普希金、萊蒙托夫到葉賽寧的詩中，看到生活的不自由與靈魂的自由；20世紀的黎明用冬宮的炮聲結束了千年的專制，然而一種政治烏托邦以另一種形式禁錮人的自由，人性是不可泯滅的，許多詩人和畫家、雕塑家幾乎同步以現代主義的夸張和變形，隱喻和象征，表現人民的憤懣和向往。藝術家伊利亞·卡巴科夫說：“我瘋狂地想要表現我們蘇聯社會的全部，不遺漏任何一頁——我們一起蘇醒的希望還是有的。”藝術和詩歌都無法描寫每一頁，卻能表現時代情緒，我們從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葉夫圖申科這些詩人的作品中，已經感到人性的復活和時代的覺醒。美國詩歌同樣如此。我們從惠特曼的詩中，看到西部大開發的精神力度；我們從桑德堡的詩中，看到城市崛起的時代文明。由此可見，真正的詩人，倘若真如哲人所說是“時代的驕子”，不管是頌歌還是挽歌，是進軍號還是小夜曲，都從不同視角以不同形式表現歷史蹤影、文化印記和時代精神。

　　十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 重鑄桂林山水，再造盛唐之音

　　》，旨在呼喚詩的生命之樹注入時代精神內涵，使之在時間里長新。我國古代詩人們，并沒有寫作的使命感，卻有心靈的自覺性。初唐的青春氣息浸潤著詩人的心扉，詩歌便從六朝宮廷靡靡之音走向廣闊的生活，呈現出清新之風和鮮活之氣。誠如聞一多所贊揚的盧照鄰的“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和駱賓王“那一氣到底而又纏綿往復的旋律之中，有著欣欣向榮的情緒”。還有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的那種輕盈、流暢和安詳，“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詩人的思緒蕩向遼遠，他探究“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己，江月年年只相似”。聞一多說，這是“一個更深沉更寧靜的境界！”詩人看到的仿佛是一個更神秘更淵默的微笑，這是“一番神秘而又親切的，如夢境的晤談，如強烈的宇宙意識”。我說，只有那么清新明麗氣象高遠的時代，那種開放的文化氛圍和安詳的生活景象，才能有這種青春氣息和靜謐情愫，才能讓詩人去思考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恒的哲學宏奧。這是一個穿過歷史煙塵新生的、充滿朝氣自由開放的時代，自然會有“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向往和迷茫，生發宇宙無窮人生有限的感觸。這個時代賦予詩人靈魂的自由和文化的舒放。“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相輔相成，前者是時代開拓的開闊胸襟和尼采那種偉大孤獨，而后者是豪氣滿懷氣象高遠的勁健意緒。這是文化進程的鋪墊，從此產生了氣宇軒昂的盛唐之音，才有李白的《

　　將進酒 》那種超拔塵俗、藐視權貴、縱酒高歌的酣暢淋漓和放達浪漫。與之相同步飛騰的是音樂、書法和舞蹈，是王羲之、孫過庭、虞世南、褚遂良的輕盈飄逸、婀娜多姿，張旭、懷素的狂放飛動。而盛唐的音樂、舞蹈都吸納了少數民族明快激越的旋律，與書法的奇絕變幻相映，共同構成盛唐的文化氣象。這些都是音樂的詩、建筑的詩、形體的詩，都以強烈的個性特征和情感色彩，與書寫的詩一起，內在而又熨帖地表現了時代精神。

　　我們正置身于偉大的時代，中華民族開始走向全面復興，改革開放是這個時代的宏闊主題，也是其精神命脈，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是斗爭哲學的結束、營構和諧社會的開始。這不僅使社會生活發生了急劇變革，而且催動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歷史觀念、審美意識乃至行為方式都發生了嬗變，無疑在詩中已有鮮明的體現。隨著生產力的解放，逐步有了人的解放，中國人開始進入一種相對自由的境界，開始有一種自主意識，并且向往有個性有尊嚴地生活。馬克思早就呼喚：“我們要把宗教奪去的內容——人的內容，不是什么神的內容——歸還給人，所謂歸還就是喚起他的自覺。我們清除一切自命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從而清除虛偽，因為妄想成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虛偽和謊話的根源。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永遠向宗教和宗教觀念宣戰。”(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l卷第151頁 )他所指的“宗教”是人為制造的禁錮人性的法規和理念。只有今天，我們才能撥開歷史的煙塵，諦聽到真理的聲音，讓人的鮮活的生命在詩中復活。我們從舒婷和李小雨的愛情詩中，從朱增泉的軍旅詩中，從吉狄馬加的民族風情詩中，從雷抒雁的許多精湛短章中，從西川、翟永明等許多青年詩人的作品中，從大量抗擊冰雪和抗震救災的詩篇中，從李瑛等人的政治抒情詩中，既看到一個民族嶄新的精神面貌，又從更深層的詩學本質上體現人類意識。只有這個寬容的時代，才讓藝術風格、審美個性乃至創作方法多元共存。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詩人們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但是詩歌顯得平庸和細瑣，缺乏表現時代精神的大氣磅礴激人奮發的詩篇，缺乏傳達人民心聲感人肺腑引人共鳴的詩篇，缺乏思想深邃感情厚重震撼靈魂給人啟悟的詩篇，缺乏表現真善美新穎獨特情思優美讓人的心靈得到撫慰的詩篇。

　　在若干缺憾中，比較突出的是有大量作品淺顯、浮露和概念化，缺乏新詩的審美發現，缺乏深邃的文化內涵和精神，而流于類型化的表現內涵。更為突出的是語言蕪雜、平淡，缺乏詩的意韻和情韻。我們往往把語言視為情感的載體和靈魂的外殼，于是無數認識論的成果和類型化的認知就用語言承負托載了，于是無數思想的屋宇就用語言金鑲玉嵌了。殊不知語言是文化的江河，靠它的流動和澆灌，詩人的心靈的原野才會花紅草綠水碧山青；語言是生命之光，靠它的輻照，詩人才會風情萬種。是人的有文化的生命激活了語言，給名詞以詩化的命名，給動詞以中國式的金剛怒目或柔情似水，給形容詞以精約而典雅的形式，于是中國古典詩詞的語言特色和現代意識相交融，才能形成穩定的形神合一。

　　詩歌是流動的美學，它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詩人素質的提升，會更好地繼承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吸納外國詩歌藝術精華，一定會產生更多更好的體現時代精神的風格多樣、絢麗多姿的藝術精品。

　　詩與時代的再思考

　　朱先樹

　　關于詩與時代的關系，這的確是一個老話題了，在許多人看來，“至今已覺不新鮮”。但老調必須重彈，目的是為尋找其在今天應有什么新意。為促進當代詩歌的健康發展，對詩歌理論的研討這是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

　　一

　　我始終認為，詩人和詩都是具體時代的產物，古代詩歌是如此，當代詩歌也是如此。詩只能是具體時代的現實感悟，總是因為帶著時代的某種特點而為人們記憶和傳誦。當然，詩作為一種藝術文體，它不同于歷史，而是一種詩美形式而存在，而詩美雖不重在事件和事實的記敘，卻必須要有一種精神的支撐。孔夫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所以能留傳久遠。屈原的《

　　離騷 》以及其他作品，因憂國憂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才具有了永恒的撼人心魄的力量。漢魏六朝詩歌，突出亮點是建安詩人的“風骨”之作，“國家不幸詩家幸”，那些悲涼慷慨的歌唱，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主旨。唐代李白詩中的人格力量，杜甫的“窮年憂黎元”，都是具體的時代現實賦予的一種詩人秉性，使他們成為后人尊稱的“詩仙”、“詩圣”。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等，直到清代的龔自珍、黃遵憲，作為歷史人物，他們也許都算不上最顯赫，但他們永遠活在自己的詩中，或者說活在他們的詩歌精神中。而新詩的奠基者之一郭沫若，他的《

　　女神 》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是時代精神的吶喊，這更是改變不了的公認事實。這一切似乎都可以說明，詩人與詩都是離不開自己的時代的，是具體時代產生了這些詩人和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