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

　　關于詩歌的現狀與問題，與會者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詩歌從未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缺席，在文藝中一直承擔著非常活躍的角色，帶動并促進其他文學樣式的發展。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詩壇呈現出無主潮、無權威、無標準的狀況，但詩歌始終堅持清貧，保持著最清純最純正的藝術品質。詩歌在民間和網絡上從未像今天這樣蓬勃活躍，證明詩歌充滿活力，是最有生機的一個文學門類。好詩和好詩人依舊大量存在，只是受到遮蔽，未被及時發現和廣泛傳播而已。詩歌現狀既非好得很，亦非糟得很，但應慎言繁榮。新詩過于沉溺于私語和自說自話狀態，許多寫作者不關心自己以外的生活和社會，不少詩歌寫作與時代巨變相游離、相脫節，甚至無動于衷，有些詩正在離我們遠去。

　　關于詩歌與時代，與會者從新詩發展歷史的回顧、現實社會生活的要求、詩歌的藝術屬性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提出：杰出詩人總是站在時代前沿，將個人的自我抒發與時代高度結合，看到時代精神和時代精神達到的高度，并將其高度濃縮在自己的詩作中。詩人要處理好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把個人體驗與時代思潮相結合，藝術地表現時代。近年涌現的地震詩潮和“紅詩”熱，正是貼近和關注現實生活，關注和撫慰人的靈魂，很好地解決了詩人自我抒發與時代的關系，解決了詩歌與百姓的關系，從而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重新彰顯了詩歌的力量。與會者提出，詩歌要處理好與時代、與個人的關系，這種處理能力是詩人寫作能力的一種體現；古人所謂的“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對于我們今日而言，這個“天意”就是時代給予，“人間”就是社會大眾的呼喚，就是時代和百姓在向詩歌創作、理論和編輯界發出的呼喚。

　　關于詩歌藝術標準，與會者認為，在當前詩壇蕪雜無序的情勢下，應該重申詩歌標準，即認真區分“詩”與“非詩”。詩歌要具備節奏、音調、韻律、聲情等基本的詩歌元素。詩歌起碼應具備情感和審美兩大要素，詩歌絕不是“到語言為止”，而應到境界、韻味、胸襟和精神為止。好詩應該在詩歌的主要要素如韻味、意境和情思上呼應讀者心靈情感訴求，能夠產生共鳴。好詩應貼近生活和心靈，順應時代思潮和人民情感主流，在藝術上有所創新或創造，做到情、思、美三者的高度統一。詩歌必須反對鄙俗化和庸常化，詩歌是韻文，對于語言有著最嚴格的要求，要處理好詩歌和語言之間的關系。

　　關于詩歌的傳播，與會者提出，詩歌從來就不缺乏作者和讀者，要注意發揮詩歌公開發行報刊和民間刊物的作用，聯絡大批詩人和愛詩者，在愛詩者中傳播詩歌。詩歌能提升國民審美素質，要加強面向全民族的詩歌教育，提高平民大眾的藝術審美水平，增加面向社會公眾的好詩介紹與導讀、評論，舉辦詩歌朗誦會、配樂詩朗誦等；要在青少年和學生中培育詩歌后備力量；詩歌理論評論要加強和及時跟進，要改進好詩的編選、評論和評獎；要借重電視等強勢媒體傳播好詩；尤其要注重運用網絡等新興傳媒來發展詩歌創作，擴大詩歌傳播。還要加強民謠、童謠、歌曲等較受大眾歡迎與喜愛的詩歌創作。

　　關于舊體詩，與會者認為，近二十多年來，舊體詩的發展蔚為壯觀，舊詩和新詩長久以來的相爭不下、彼此指責局面出現了改變，雙方開始在以積極的態度醞釀“比翼雙飛”，這是詩歌發展積極的一面。自由詩、格律詩的共存有著現實需要的土壤。舊體詩作者隊伍強大，成就突出，新、舊體詩并存和齊頭并進的現狀令人欣慰和振奮。舊體詩不斷發展壯大對新詩的繁榮有著推動作用，二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李朝全 整理

　　重新發現詩歌的力量

　　《 文藝報 》記者 劉秀娟

　　詩歌就是分行排列的大白話？“寫詩的比讀詩的還多”，我們的心靈不再需要詩歌？好詩在哪里？詩壇亂相何時休？近年來，針對詩歌的口誅筆伐此起彼伏，讓詩歌這顆“文學皇冠上的明珠”蒙垢，遮擋了它原本璀璨的光輝。面對詩歌創作和閱讀的種種問題，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于7月26日至8月4日在北戴河召開了“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邀請全國各地詩人、評論家就當下詩歌的現狀和出路進行研討，希望為詩歌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思考。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高洪波出席研討會并致辭。會議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胡平，副主任彭學明、何向陽主持。

　　多樣化的生態中蘊藏生機

　　無論是“詩歌遠離了讀者”的說法，還是“讀者拋棄了詩歌”，都在表達一個基本的判斷：詩歌所擁有的讀者越來越少，詩歌與“大眾”的關系成為當下詩歌界的重要話題。

　　“詩歌已經離家出走甚遠”，評論家曹紀祖說，包括許多大刊大報發表的詩歌，都鮮有讓人過目難忘，更不用說一唱三嘆的了。他描述當下詩歌的狀況是“佳作不多、力作少見，詩壇難有領軍人物和有影響的群體，詩歌報刊發行量不容樂觀，大量的詩歌活動多是圈內熱鬧圈外冷清，詩歌批評不甚活躍”。

　　但也有評論家指出，情況并非如此悲觀。葉延濱認為，詩歌一度退出了大眾的關注范圍，但是“5·12地震詩歌大潮”讓我們對中國詩歌的現狀重新認識，成千上萬份報刊在刊發詩歌，這些作者不是在一天就學會和完成詩歌寫作的，詩歌創作和閱讀是被商業化和傳媒化長期遮蔽的一個事實上的存在。雖然詩歌刊物的發行量少了，但是網絡上有成千上萬的詩歌作者，在民間刊物上發表作品的青年詩人也很多，而且他們的寫作是非功利的，他們自由心靈的呈現為中國詩歌增加了活力和希望。詩歌依然是寫作者和閱讀者非常青睞的文學樣式，只是詩歌存在的方式與傳播的方式與讀者之間，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聯系。褚水敖提出，近二十多年來，舊體詩的發展則蔚為大觀，舊詩和新詩長久以來的相爭不下、彼此指責出現了改變，雙方開始在以積極的態度醞釀“比翼雙飛”，這也是詩歌發展的積極一面。

　　謝冕認為，當下詩歌問題眾說紛紜，“好得很”與“糟得很”是兩個極端的評價，都不是詩歌發展的客觀事實。一方面，在經濟大潮之下，詩歌堅持著清貧的狀態，詩人依舊純粹，各種藝術形式中藝術性保持最好的、最清純的是詩歌，有關詩歌的官方和民間活動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活躍，很多官員、企業家參與到詩歌活動中來，是詩歌發生的重要影響，詩歌依舊充滿活力，富有生機。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慎用“繁榮”二字作為詩歌的評價，一年幾萬首的“產量”并不說明詩歌繁榮，詩歌和我們的時代一樣，正處在焦慮之中，很多問題都需要我們去重新理解、解決。

　　“所謂的‘亂’可能正是詩歌的無限可能性”，張清華認為，切莫用一個“標準”去“治理”復雜的詩歌現象，而要更好地去保護詩歌生態，好的生態才能出現生機，才能出現豐富的類型。

　　自我與時代并非矛盾

　　自我與時代的關系一直是新詩的重要話題。優秀的詩歌應該是在對自我心靈的表現中引發他人的共鳴，在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中表現出時代精神，而當下詩歌與時代的脫節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重新探討“自我與時代”并非老調重彈，而是有著現實意義。

　　張同吾認為，平庸的詩人是淺顯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釋時代、謳歌時代，優秀的詩人則是一種滲透、交融、超越，從不同側面表現時代情緒，體現一個時代的快樂和痛苦。改革開放以來，詩人們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篇，但詩歌顯得平庸和瑣碎，缺乏表現時代精神的大氣磅礴的詩篇，缺乏傳達人民心聲的感人肺腑的詩篇，缺乏思想深邃情感厚重的詩篇，有大量作品浮躁、概念化、類型化，語言蕪雜而平淡。優秀的詩作應該既看到一個民族嶄新的精神面貌，又能從更深層面的詩學本質上體現人類意識。

　　“認識詩歌與時代的關系，最重要的還是要正確認識詩人與自我，表現時代也是通過詩人的自我去實現的。”朱先樹認為，近些年的詩歌在糾正“為政治服務”的時候有些矯枉過正，詩歌缺少了精神支柱，走向平庸，在豐富與多元的詩歌中，也存在著蕪雜和混亂，因此我們的確需要呼吁詩歌精神的回歸，強調在新時代對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品格的實現。表現時代并不是只注重事實、事件的具體表象描寫，而要注重時代情緒和人民大眾精神理想的傳達。

　　在韓作榮看來，關鍵的問題并非“有我”和“無我”，而在于“我”本身的格調，“我”怎么說，說出了什么。他提醒說：“詩是重個人體驗和發現的藝術，蘊含著肉體的知覺和智性的詞語，處于現實世界的詩人會以個體折射時代的精神之光。然而詩人過分張揚主體意識，也可能作繭自縛，陷入泥淖而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