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16)

　　1976年春天，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這是一場政治運動，它的武器是鮮花和詩歌。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是花的海洋、詩的海洋。天安門詩歌中有新詩，絕大多數是舊體詩。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人民選擇了舊體詩，歷史選擇了舊體詩。當時人們寫詩不是為了當詩人，也不是為了表達個人的閑情逸致。人們被抑制多年的思想感情，一下子迸發出來了。“詩乃心聲”，他們選擇了詩歌，選擇了格律體，作為表達心聲的載體。天安門詩歌用千萬人的行動說明，舊體詩并沒有過時，相反，人民認為它是表達自己心聲的適宜形式。1976年秋天，“四人幫”垮臺了，媒體陸續發表了陶鑄、胡風、聶紺弩、郭沫若等人的舊體詩，給人帶來很大的感情沖擊。天安門詩歌拉開了新時期文學的序幕，也譜寫了我國詩歌史的嶄新篇章。此后，格律詩的復蘇，就成為一股不可扼制的浪潮。新時期伊始，各地紛紛成立詩社。1978年10月，軍隊和文化界的一批詩詞愛好者在北京成立“野草詩社”，這是新時期第一個群眾性的詩詞組織。《 詩刊 》復刊后，在臧克家等同志的倡議下，每期開辟兩頁的版面專門刊登舊體詩。1981年，《 當代詩詞

　　》在廣東創刊。不久，三湘大地辦起了《 岳麓詩詞

　　》，胡耀邦同志親自題寫了刊名。它們都是專門刊登詩詞的刊物。到1987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全國已經有了近百個詩社，格律詩的刊物也有了好幾家。1987年10月，中華詩詞學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在會上講的：“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全國性的詩詞組織。現在，把這個空白補起來了。”早在1983年，蕭華將軍和甘肅省的一批同志就提出倡議，成立全國性的中華詩詞協會。1985年，中華詩詞學會籌備組在京成立，向全國發出《 籌建中華詩詞學會倡議書 》。在1987年的成立大會上，文藝領導部門負責同志明確闡述了新詩和格律詩同榮并茂的重要方針。當時主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在給大會的賀信中說：“在我們大力提倡和發展新體詩的同時，應當支持并開展對古典詩詞的理論研究工作和用古典詩體和詞體反映新內容的創作工作。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的詩歌藝術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促進詩歌百花齊放的重要一環，因為這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是有重要意義的。”

　　中華詩詞學會成立以來，詩詞界在黨的關懷下，在中國作家協會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工作。

　　一、為恢復和確立詩詞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應有地位而呼號吶喊，進行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說理工作。到了世紀之交，詩詞界提出“三入”(

　　入史、入校、入獎 )，即文學史應當講述現當代詩詞；大中小學應有講授現當代詩詞和詩詞格律的課程；國家級的文藝評獎應涵蓋詩詞佳作。這個主張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贊同。

　　二、為繁榮詩詞創作、研討詩詞理論、健全詩詞組織、壯大詩詞隊伍、開展詩詞培訓和中小學詩詞教育辦實事。

　　目前，全國除了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自己的詩詞學會。許多地區不但有省級的詩詞學會，連區、縣甚至村鎮也有自己的詩詞學會。在縣、村，詩詞多數和書、畫結合起來，會員們既寫詩，也練書法、畫畫、寫對聯，對活躍群眾的文化生活、凈化當地的思想風氣起了很好的作用。前年，我們接到湖南寧鄉寄來的一份材料，題目叫《

　　詩詞戰勝了麻將 》，講他們那里開展詩詞活動之后，把賭博的風氣壓下去了。寧鄉的情況不是極個別的，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我們發現，越是基層，那里的領導往往越重視詩詞。因為詩詞具有悠久的歷史，為群眾所喜愛，開展詩詞活動能夠有效地凈化社會風氣，提高人的思想素質。在有些基層，詩詞學會已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老干部的重要橋梁。老同志退下來后，就去寫詩、練書法。既能老有所樂，又能為社會作貢獻。在海外，特別是華僑聚居的地方，詩詞活動也十分紅火。華人組織詩社，經常唱和，印行詩集，不斷地與國內的詩友、詩詞組織進行聯系。可以說，詩詞已成為聯結炎黃子孫的重要精神紐帶。

　　比起前幾年，目前詩詞界的創作水平有一定的提高，被戲稱為“老干部體”、“格律溜”的那種低水平之作少了。許多作者都能駕馭格律寫出自己的人生感悟。為引導創作向縱深發展，在去年召開的中華詩詞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們把“提高創作質量、推出精品力作”當作學會的首要任務提出來。今年9月，我們在山東召開學術研討會，著重探討“精品戰略”問題。大家認為，詩詞作者也要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心聲，這樣才能寫出富有時代精神的佳作。大家還認為，要加強詩詞的評論和評選工作，這樣才能使佳作不被汪洋大海般的新作所淹沒，能夠脫穎而出。現在，詩詞界不但有一批成就卓著、為詩詞界所公認的老詩人，中、青年中也涌現了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優秀作者。中年人如云南的王亞平、新疆的星漢、江蘇的鐘振振、北京的趙京戰、四川的蔡淑萍、上海的楊逸明、湖南的蔡世平、熊東遨、江西的胡迎建、海南的鄭邦利……青年人如陜西的魏新河、北京的盡心、董澍、江蘇的李靜鳳……可以說，我們有了不同年齡段的創作梯隊。但精品力作、特別是富有時代大氣的振聾發聵之作，仍然很少。大約現在生活比較平靜，難以出現毛澤東、魯迅、陳毅那樣浩氣逼人之詩。我們今后將在推出精品力作上進一步努力，希望得到詩歌界各方同仁的鼎力支持。

　　新詩和格律詩不是互相排斥、你進我退的對立關系，

　　應當互相學習、互相競賽、互相促進

　　20世紀是新詩取代格律詩，在詩歌舞臺上大放光彩的世紀。現在，新詩充當詩歌王國獨生子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2l世紀將是新詩和格律詩聯起手來的世紀，是新詩和格律詩比翼雙飛、同榮并茂的世紀。

　　一個長期困擾人的問題——文言文問題。在當今，一般人已經不用文言作為交際工具了，為什么格律詩還保留著文言文的若干特征？我以為，不能把格律詩和文言文等同起來。古代民歌是口語的詩化，不是書面語言。文人詩中有一些離口語很遠，但也有不少明白如話。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居易的“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當代格律詩和文言文的聯系比較密切，但也不能說，它用的統統是文言文。毛澤東的“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陳毅的“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都是很口語化的。清末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這是很正確的。當時的不少詩歌離口語越來越遠，用典太多，追求古奧生僻，這是一大弊端。“我手寫我口”，意味著詩的語言應當生活化、口語化。但把它絕對化，就會產生另一種弊端。詩要明白曉暢，也要含蓄雋永。詩的語言不等于自然狀態的口語，它應當比口語更凝練、更簡約。古人講錘字煉句，道理就在這里。“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這樣只能寫出順口溜，甚至連順口溜都不如。正因為如此，格律詩很注重從文言文中吸取養料，因為文言是以簡約著稱的。不但當代格律詩，當代戲曲、歌詞都大量從文言文中吸收營養。“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

　　京劇《 智取威虎山 》 )，“皓月當空照，清氣滿九州，玉宇乾坤朗，金輪上高樓”(

　　歌曲《 喊月 》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要求寫詩完全像說話一樣，這就把藝術和生活混淆起來。不僅格律詩，新詩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口語。為什么有些新詩被人說成分行的散文？韻律問題，是原因之一；語言提煉得不夠，也是原因之一。

　　新詩和格律詩在形式上差異很大，正因為如此，它們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人們會問，既然新、舊體都有長處和短處，今后會不會出現一種融新、舊體之優長于一身，棄新、舊體之不足于門外的最“完美無缺”的新詩體？是的，新、舊體詩作為文體的長處和短處都是很明顯的。新詩很自由，接近口語，易學，易懂，能夠很方便地容納各種各樣的內容；但不夠凝練、比較散漫、缺乏形式美、難記難誦。格律詩凝練、概括力強、瑯瑯上口，易誦易傳；缺點是藝術規范太嚴格，語言和口語有距離，不易掌握，不易普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既有長處，又有短處的。想創造一種只有長處，沒有短處的詩體，是不可能的。新詩誕生以來，人們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模式提出種種建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想改進新詩的人，總嫌它太自由無度，總想給新詩這匹奔馬安上籠頭，套上鞍子，設定種種行為規范。想改進格律詩的人總覺得這種詩體限制太多，要給它松綁。我以為，新詩和舊體詩可以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它們都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進行藝術革新，但它們無須在文體上互相靠攏。為了取得各自的發展空間，它們應當努力弘揚自己的長處。自由詩如果沒有必要的自由度，就不叫自由體。格律詩如果不講押韻、平仄、對仗等等，也不能稱為格律詩。讓自由詩格律化，格律詩自由化，只能泯滅各自的特色。最近，山西詩家李玉臻寫了一首詩，新體和舊體交錯著使用，一段格律體，一段新體，結合得很自然。即使有了李玉臻這樣融新、舊體于一爐的詩章，它也只能是詩歌百花中的一個品種。我們的詩歌不能只有一種詩體。詩要繁榮，就要百花齊放，新體和舊體都要放。就舊體來講，古風、絕句、律詩、詞、散曲、小令當然是不可廢棄的，自度曲、新古體、竹枝詞、民謠體……也都可以嘗試。沒有競爭，沒有藝術樣式和藝術風格的多姿多彩，就不會出現詩歌的全面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