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3)

　　遺憾的是，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與我們所要反映的這個時代，多少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如何判斷我們已經作出的努力呢？在此，我想起了一個比喻。這個比喻是前蘇聯首腦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源自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闡述蘇維埃聯盟共和國正面臨的社會大變革時說過的一句話。戈爾巴喬夫說，未來的社會大變革是殘酷的，將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它就像一列快速行進的列車進入一個彎道，由于風馳電掣而必然會把一些人從車窗里甩出去。非常不幸，后來發生的事情加倍地應證了這位倒霉首腦的預言：1991年，蘇聯這列火車不僅沒能駛過那個大彎道，而且被那個彎道無情地顛覆了，以至讓這個龐大的顯赫一時的紅色帝國毀于一旦。我們國家的變革要比前蘇聯幸運得多，因為我們這列火車不僅快速而且順利地通過了那個彎道；我們所有搭乘在火車上的人，都被它轟轟隆隆有驚無險地送到了今天。我想說的是，回過頭來看，我們這些搭乘這列時代列車共同走過來的人，盡管都走到了今天，但各自的遭遇卻是不盡相同的。因為真實的過程是，雖然我們搭乘的是同一列火車，但有人坐著，有人站著，更多的人就像我們熟悉的春運那樣，被擠進了逼仄的廁所里、車廂與車廂的連接處和行李架上，甚至被迫鉆進了飄滿各種異味的座位底下。這樣一來，坐著的看見的只能是沿途的風景，站著的看見的是自己艱難的立足之地；而那些被擠在列車的角角落落里的人，因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他們生存的狀態就只能是不斷地抱怨、嘆息和相互間推搡。正由于各自的遭遇不同，當我們帶著這些遭遇進入詩歌寫作，發出的聲音必然是不一樣的。常常聽見把“80后”、“90后”這些年輕詩人的寫作歸結為“低語”，指責他們難以擔當重任，殊不知他們正是被時代擠在角落和邊緣的那撥人，所以他們在詩歌中發出“低語”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引用這個冗長的比喻或者說是隱喻，或許能讓大家看清一個事實，這便是，盡管我們大家是搭乘同一列時代列車走過來的，盡管我們的寫作都不可能不被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我們在詩中反映出來的時代，往往是“三千弱水，我只取其中一瓢”。說到這里，問題也就出來了：既然我們的時代是一列在彎道中快速行進的列車，那么由誰來寫這列火車的險象環生、峰回路轉？由誰來寫這列車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共同遭遇？又由誰來揭示這列火車的內在動力、外在阻力？還有它一路的喘息聲、碰撞聲、偶爾剎車時金屬發出的刺耳聲？客觀的事實是，當今主動站在這支隊伍中的詩人卻寥寥無幾，即使還有人在執意堅守，但也顯得力不從心。

　　站在時代的前沿，立志于對時代主潮的抒寫，其實是詩人應有的一種姿態，應有的一種擔承。請允許我把目光局限在現當代，僅以我們崇拜且長期津津樂道的幾位國外大詩人為例——可以說，在曾經到來的時代面前，他們是從來不當旁觀者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早在18世紀就提出，時代之所以需要詩人，是希望他們能揭示溝通現實與他們的靈魂的道路。他說過一句讓詩人們揚眉吐氣的話：“總統不應該是共同的公斷人，詩人才是。”但他的這句話正是針對詩人與時代而言的，因此他接著說：“如果時代停滯而沉重，他(

　　詩人 )知道如何使它振奮起來。他能使他說的每個字一針見血。”惠特曼本人的詩歌，無不代表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民發出聲音。他時刻關注當時美國民眾的向往，傳達那片生氣勃勃崛起的大陸所奔涌的激情，大聲呼喚美國的未來；當為解放黑奴而嘔心瀝血的林肯總統遇刺的消息傳來，他直接用詩歌為他心目中的“船長”歌哭。讀惠特曼的《

　　草葉集 》，我們能聽到美國那個時代的萬事萬物在那片土地上生長的聲音。艾略特是個在詩歌形式上走得最堅定的人，但也是到目前為止敢于用最浩大和繁復的書寫透析時代的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上到處布滿墳場，艾略特在長詩《

　　荒原 》的第一句中便沉重嘆息：“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在另一部被譽為“現代詩歌里程碑”的長詩《

　　四個四重奏 》中，直接寫到英國的一座小鎮所遭受的殘酷轟炸，與畢加索的驚世之作《

　　格爾尼卡 》相得益彰。大家知道，十月革命給俄羅斯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帕斯捷爾納克為此耿耿難眠，他采取的寫作方式是，用“一滴墨水”為俄羅斯“痛哭”。有意思的是，帕斯捷爾納克主要是以長篇小說《

　　日瓦戈醫生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諾貝爾獎委員會給他的授獎辭，肯定的卻是他“在現代抒情和俄羅斯偉大敘事詩傳統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最讓我佩服的是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和加勒比海詩人沃爾科特，前者因其追求詩歌的純粹而廣受知識分子們的贊賞，又因未被授予諾貝爾獎而引起中外作家對該獎的公憤，但博爾赫斯對其民族的遭遇和先輩們創立的光榮，始終引為驕傲，在詩歌中從來都不惜筆墨給予熱情贊頌，哪怕是一場規模不大的獨立戰爭，一個普普通通的士兵；具有非洲和歐洲血統的沃爾科特，被布羅斯基嘆為“今日英語文學中最好的詩人”，1992年的諾貝爾文學之所以授予他，就在于他的詩歌總是在執著地追溯加勒比海和他的非洲祖先的命運，“具有偉大的光彩，歷史的視野”。我十五年前讀過他的一首短詩《

　　維爾京群島 》，至今仍深深地保留在記憶中。這首詩只用了短短的十九行，就把加勒比海一個叫弗萊德里克斯特德的港口被殖民經濟淹沒的過程寫得淋漓盡致。令人驚嘆的是，這首短詩竟寫到了美國夢的破滅、小島純樸民風的喪失、共管下政府的無能、殖民經濟的虛假繁榮等等宏大事件，直擊加勒比海面臨的尷尬時代，就像惠特曼說的“每個字一針見血”。

　　當然，我必須承認，以詩歌抒寫時代，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更不是堆砌幾個政治詞匯便可敷衍成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比“弱水三千，我只取其中一瓢”式的寫作具有更大的難度，更大的挑戰性，是詩人們常說的“有難度的寫作”。因為當你把筆伸向時代的時候，時代紛繁的矛盾和現實復雜的肌理很快就會把你牢牢纏住，讓你舉步維艱。你手里如果沒有一把精確的手術刀，是無論如何下不去手的。而這把手術刀，應該熔鑄進鮮明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各種現代知識深厚的學養、自覺而博大的人文情懷、高超的詩歌表達技藝等等；最重要的是，在你的靈魂中，與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民族和人民，應該具有患難與共、息息相關的血肉情感。或者說，當你面對這個時代，你首先應該成為這個時代的一根敏銳的神經，一滴滾燙而且具有足夠濃度的血。否則，你發出的聲音，必定是嘶啞的，失真的，只能成為一種文字的噪音。

　　寫到此，我想起了獲得198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詩人塞弗爾特寫過的一首詩，名為《 如果你稱一首詩為……

　　》。我理解由安妮翻譯的這首詩寫的就是詩人與時代、詩人與人民應該保持的姿態。塞弗爾特在詩里這樣寫道：

　　如果你稱一首詩為一支歌

　　——人們經常這樣說——

　　那么整整一生我都在歌唱著。

　　我與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一道走著，

　　那些靠雙手謀生糊口的人們。

　　我是他們中的一個。

　　我歌唱著他們的苦難，

　　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希望，

　　我與他們一起經歷了

　　我們所必須經歷的一切。經歷了苦悶，

　　軟弱、恐懼和勇氣

　　以及貧困的悲哀。

　　而他們的血，每當奔涌時，

　　就噴濺在我身上……

　　詩人們，時代叫我們重新出發

　　王久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