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32)

　　認識的差異緣起于新時期詩歌走過的曲折道路。從為政治服務到人性復歸，從千部一腔到千姿百態，從“文以載道”到自在與自為，再從反叛傳統走向“非理性、非崇高、非文化”的虛無，及至演變到文化多元與網絡時代的當今，詩歌似乎總是在政治與藝術之間糾結，在生活與生命之間游離，在“小我”與“大我”之間迷茫，在繼承與變創之中困惑，從而派生出種種不同的認識，而就在這種情態下，詩歌事實上已經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突出表現，一是佳作不多，力作少見，詩壇再也見不到領軍人物和有影響的群體。二是詩刊詩報發行量普遍不容樂觀，詩的讀者半徑縮小，有時真可謂“門庭冷落車馬稀”。三是詩歌活動中，圈內熱鬧與圈外冷清形成鮮明對照。四是詩歌批評不甚活躍，“百家爭鳴”的風氣難以再見。

　　詩歌究竟是貼近時代還是遠離時代？詩歌究竟是貼近生活還是疏離生活？詩歌究竟是親近民眾還是隔膜于民眾？對于這些事關詩歌繁榮與發展的大問題，我們不能不作出明確的回答。

　　其實，與時相應是中國詩歌傳統中最重要的精神內核。不是詩人有意要在詩中體現“時代氣息”，尤其古人顯然不會有這樣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詩人總是身處自己的時代，關注自己置身其間的生活現實，或著眼于社會政治的變遷，寫出大開大闔，振聾發聵的厚重之作；或憂患民生，關切民間疾苦，寫出飽含“人性關懷”的至情之作；或寄情山水，放歌田園，陶冶情操，追求內心的平靜與和諧，唯美之作也因之多見。詩與時代的關系十分顯見。

　　再看“5·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災變成為人類共同的震撼與傷痛，刺激著人類共同的神經。而抗震救災凝聚起空前的民族精神，喚醒了人們的良知，感召著詩人的靈魂。幾乎是在完全自覺與自為的狀態下，詩歌突然井噴，涌現出了像《

　　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 》《 生死不離 》《 血脈能創造奇跡 》《 我身后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等催人淚下，感人奮進，讓人不僅記得住，而且刻骨銘心的作品。許多詩人在這時主動奔赴災區，目睹殘垣斷墻，目睹生命的毀滅與救助的艱苦卓絕，目睹災后重建的艱難而偉大的歷程，寫出了不少難以重復的情真意切的作品。之后相關詩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詩歌朗誦會此起彼伏，網絡詩歌數以萬計，詩已許久未像這樣與民眾親近。這難道對我們沒有啟發嗎？

　　認識的誤區在于：十年動亂把“為政治服務”推向了極端，許多詩人經歷了人性泯滅的巨大傷痛，對時代、社會、責任這些詞匯形成心理齟齲，從而有意無意中在疏離時代，疏離生活，專注內心，追求形式趣味和語言技巧上漸行漸遠。由于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詩壇占有一定的地位或資源(

　　如刊物 )，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從而于無形中誤導一些作者“投其所好”，乃至亦步亦趨，以致形成一種隔膜現實的風氣，使詩與民眾的距離愈見拉開。這是特別需要我們反思的。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維，呼喚詩歌回家，回到現實，回到民眾。在詩的精神內涵上，應當高揚時代主旋律，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焦點與社會熱點，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的方方面面，突出科學、民主、和諧與時代進步的主題。而在美學價值上，應當包涵哲學、藝術、生活、情感、心理、語言等多重元素，豐富詩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在詩的表現方式上，應當體現其文體特征。那種散文式的鋪排與述說式的表達，即便是在抗震救災詩中反復出現，也未能讓人記得幾句。還是要抒情、明朗、短小，有一定的韻律感，讓人好讀好記，這是中國詩歌傳統在文體形式上的生命力的體現。

　　讓詩回家，其實也就是呼喚好詩。而好詩盡管應當百花齊放，色彩多樣，但有一些特質是共同的：

　　一、精神內涵的崇高與尊嚴

　　以中國詩歌的傳統精神而言，詩歌對社會生活和人的內心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詩歌總是指向人類精神境界的最高處，保持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風范，體現出“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尊嚴。

　　這種尊嚴源于詩人自覺把自己的命運緊系于時代，把自我價值升華為安邦定國，促進國泰民安的追求，從而彰顯出一種大氣，并包含著豐富多彩的精神內容。無論時代怎樣變遷，好的詩歌肯定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神燈。其與卑微、瑣屑、低俗、無聊是格格不入的。新時期以來的詩歌中，我們記得“歸來的歌”，記得眾多批判現實、渴求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的力作，記得《

　　致橡樹 》那樣的格調，記得《 不滿 》《 回答 》《 我是青年 》《 干媽 》《 陽光，誰也不能壟斷 》等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作品。也記得“朦朧詩”中的不少好的作品。我們無法對這些“既有”的存在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

　　在“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面對人類共同的災難，面對生存與毀滅，死亡與救助，詩人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崇高精神。“小我”已不復存在，大愛充滿人間。詩人們用靈魂牽手，用愛心感應，與受災群眾血脈相連，使詩歌成為抗震救災的精神支援。有的詩人，甚至身體力行，直赴災區救援。他們在忘我中實現了自我，在“大我”中升華了“小我”。這是近年來中國詩歌的一次靈魂大洗禮。

　　二、充滿人性關懷與悲憫情懷

　　古往今來，中國詩人總是以天下為己任，以民生為根本，以憂患為心結，以同情為吟嘆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屈原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杜甫 )，等等。對于民間疾苦，他們“一枝一葉總關情”，充滿人性關懷與悲憫情懷。

　　悲憫情懷出自人類的良知。在中國詩歌傳統中，不論是試圖參與政治的士大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或是草根詩人的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憐，悲天憫人無疑是中國詩歌美學的一種風范。但今天應當指出的是：對于文學的“悲憫情懷”應有正確的認識。當今一些作品在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中，選取鄉村的落后或民眾的愚昧與貧困，以個案為普遍，施以文人式的同情，這種“悲憫”輕飄而膚淺。“悲憫”本是人性關懷的情感體現，應建立在鮮活的生活真實之上，也應建立在作家的靈魂高尚之上。這種“悲憫”應是對國計民生的關注與大愛，對人類命運的關注與大愛，而不是區區兒女之情，戚戚小我之哀。與之相應，人性關懷也應有更為豐富的內容。它包含著對人的生命權、生存權、話語權、乃至個人私密的人格尊重。面對巨大災變自不必說，即便在平凡日常生活中，也應有所體現。例如對于教育、醫療、衛生、食品、健康的重視，對農村、農民、農業的關注等等，這些都必然應當成為當今詩歌的現實主題。

　　悲憫不等同于同情，而是一種精神力量，一種情感美德，一種愛的表達。“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可以說，沒有愛就沒有悲憫。這與精神境界的崇高是密不可分的。

　　三、美學趣味的高雅

　　人們常說，詩是藝術的王冠。詩的美學趣味在本質上是指向高雅的。在中國傳統詩歌中，無論是以香草美人喻社會政治，還是寄情山水以言說志向。無論是“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生命意識，還是“晚節漸于詩律細”的格律約束，抑或是“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的字斟句酌，詩歌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是追求至美的。

　　這種美是人類精神慰藉的理想境界，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美學創造。其對于陶冶性情，達到內心和諧，進而通過傳播而達到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素質，有著積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實際的詩歌創作中，高下之分，文野之分歷來存在。因之好詩總是經過歷史的淘洗而留存的，只有時間和民眾能驗證其不朽。詩在追求高雅的同時，也不排除俗趣，但通俗不可媚俗，這是必須把握的原則。如果詩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質低下，我建議最好不要作詩，其作出來的詩注定是失敗的。如果以機械進化論的觀點，籠統地認為新詩比古詩好，當下的詩比新時期以來的詩好，自己的詩比別人的詩好，通過炒作讓媒體渲染一下就好，這實在是謬之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