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時代兒童文學隨著新時代的時間開啟，愈加追求“創造”的“原創性”?？梢哉f，較之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新時代兒童文學最大的變化是：在敘事上，對國外優秀兒童文學采取了不卑不亢的學習心態和獨立自主的創作姿態，而不再是從“低處”向上看的膜拜心態和單向度仿照國外優秀兒童文學的創作姿態。這表現在新時代兒童文學比以往更加強調文學自身的要義，強調文學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強調依憑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即深具文學自覺意識。在此基礎上，新時代兒童文學日漸告別了舊有的囿于文學自身的敘事，開始建立一種新的深具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的中國敘事。經由文學自覺、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這三重“自覺”，新時代兒童文學日漸實現了“原創性”敘事。

關鍵詞：“原創性” 新時代 兒童文學 三重“自覺”

新時代兒童文學盡管仍然承繼魯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鄭振鐸等人提出并踐行的以“創造”為主線、以“翻譯”與“收集”為輔線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傳統，但與此同時，愈加追求“創造”這一主線的“原創性”。可以說，較之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新時代兒童文學最大的變化是：在敘事上，對國外優秀兒童文學采取了不卑不亢的學習心態和獨立自主的創作姿態，而不再是從“低處”向上看的膜拜心態和單向度仿照國外優秀兒童文學的創作姿態。進一步說，新時代兒童文學無論是何種類型、選擇何種題材、采用哪種樣式，其實都是緊緊圍繞“原創性”敘事這個核心問題展開。如果抓住了“原創性”敘事這個核心關切和“問題意識”，新時代兒童文學就顯現出“新”的真義和深意了。甚至可以說“原創性”敘事就是新時代中國敘事的同義語，確立了新時代兒童文學的總問題和邏輯框架，舉足輕重、統領全局。那么，新時代兒童文學在“原創性”敘事上何以與為何呈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這是本文的問題所在。

一、原創兒童文學與新時代的時間開啟

如果說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是百年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那么新時代兒童文學亦是新時代文學的組成部分。新時代兒童文學在“原創性”上的整體提升，與新時代文學在“原創性”上的整體提升一樣，皆與新時代的時間開啟密切相關。

關于新時代，學界普遍將2012年11月8日至14日黨的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召開視為其時間起點，如有學者所言：“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1隨著新時代的時間開啟，新時代文學也同步開始了。對于“新時代文學”的思想原點，學界普遍認為是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如一位論者所言：“總的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創了新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形態，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同時也是新時代文學的文化基點，如另一位論者所言：“應該說，《講話》并非只就文藝創作來談文藝創作，而是為民族文化復興鑄魂?！?這也是說新時代文學較之20世紀中國文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轉變在于“新時代文學”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主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新時代文學”稱為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民族復興”不僅賦予新時代文學新的主題，而且開辟了新的思想空間，帶來了新的意識、新的經驗與新的格局。5

在上述新時代的時間起點中，新時代兒童文學的轉型起點是2015年7月9日至10日由中央宣傳部、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二十九家專業少兒出版單位主要負責人和百余位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參加會議。這次會議旨在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人民網、光明日報、中國政府網、中國作家網等多家媒體都對本次會議作了報道。“會議指出，廣大兒童文學創作和出版工作者要大力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突出中國夢時代主題，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思想道德寶庫，推出更多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為少年兒童思想道德建設、意志品格塑造和心靈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精神食糧，鼓勵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從小學習做人、從小學習立志、從小學習創造，爭當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小模范?！?從此次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的報道中，我們至少可以讀出三個訊息。其一，新時代兒童文學是轉型期意義上的兒童文學。新時代兒童文學需要準確、深入把握住新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這是新時代兒童文學無可回避的重大課題。其二，在新時代社會生活與文化轉型的總體語境下，新時代兒童文學的創作與出版不可避免地面對一些新狀況與新問題，譬如：全球化的商業環境的侵襲、數字媒介等傳播方式的改變、淺閱讀等施與兒童的快感、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的復雜化問題，以及兒童文學藝術如何實現中國式變革。其三，面對新時代飛速發展變化的當下生活，面對多樣化的中國式童話，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作家亟需把握時代變化，深扎少兒生活，講好中國少兒故事。顯然，傳統的兒童文學命題早已不再能夠覆蓋和解答這些新問題，在此情形下，如何啟動新時代兒童文學內在的藝術革新與反思機制，有力地把握、推進新時代兒童文學的藝術變革進程，進而促成新時代兒童文學從市場到藝術的真正繁榮，改變有“高原”無“高峰”的現狀，皆是新時代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和出版人需要合力承擔的新時代文化使命。即便僅從新時代兒童文學批評來說，筆者認為，也“需要在文學場域中重新辨析它的含義，通過對童趣與偽童趣、兒童文學與偽兒童文學的辨析，以審美本質論的批評內核，發現并推動原創優秀的兒童文學”7。

總之，新時代是一個新的時間的開啟。在新的時間中，新時代兒童文學與新時代文學一道呈現出新的時間面貌。這一新面貌，恰如一位評論家所言，“伴隨著中國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提升，中國作家的自信心也在不斷增長，而中國經驗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也在呼喚著中國作家突破‘小說’的固有觀念，創造出能夠充分表達中國人經驗與內心世界的新的‘小說’形式”8。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同樣在忠實于中國兒童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嘗試突破以往固有的兒童文學創作觀念，并創造出能夠充分表達中國兒童精神的新的兒童小說形式。正因如此，2016年4月4日，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成為獲得國際安徒生獎9的首位華人作家，新時代兒童文學界擁有了自己的高峰作家；2025年，曹文軒創作于2005年的長篇兒童小說《青銅葵花》成為唯一一部中國兒童文學作品與安徒生童話、《小王子》《夏洛的網》《哈利·波特》《長襪子皮皮》《湯姆·索亞歷險記》《木偶奇遇記》《柳林風聲》等二十多個國家七十余部世界兒童文學經典并列的“奇跡世界”10。這一切都意味著新時代兒童文學在國際傳播上收獲了新的世界性影響。

二、新時代兒童文學：以文學自覺為基點

新時代原創兒童文學比以往更加強調文學自身的要義，也更加強調文學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強調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可謂是深具文學自覺意識。

說到文學自覺，很容易會聯想到“文學性”。事實上，文學自覺是建立在“文學性”的基本含義上。而“文學性”，作為外來概念，在20世紀初由俄國形式主義學派提出時，“文學性”已有其基本內涵，強調文學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旨在區別于社會、政治、歷史等非文學性的統攝，如同什克洛夫斯基所說：“在文學理論中我所研究的是文學的內部規律，如果用工廠來作比喻，那么我所關心的不是世界棉紗市場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紗的股數和它的紡織方法?！?1可見，“文學性”自提出時就是社會性的，甚至是政治文化性質的，即“文學性”旨在差異于社會批評、政論批評和哲學批評，拒絕用社會、歷史、心理等非文學性體系的理論來對文學進行闡釋。198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興起，“文學性”及其基本內涵被“引進”而來，迄今被反復闡釋。多少年過后，在新時代中國學者，“文學性”的基本內涵依舊構成了文學的基本規約，如吳曉東所說：“‘文學性’天生就拒斥歷史理念的統攝和約束，它以生存的豐富的初始情境及經驗世界與歷史理念相抗衡?！?2不過，盡管“文學性”的基本內涵被遵循，但“文學性”在不同國度與不同時代又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變化，或者說，“文學性本質上就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可能出現名正言順、一名立萬事畢的狀況”。13對于新時代兒童文學來說，其“文學性”固然與1980年代中期“先鋒文學”所展現的“敘事方法變革”14高度重合，但仍有差異。“先鋒文學”的“文學性”是在1980年代中期語境下“以西方20世紀現代文學（‘現代派’文學）作為主要參照系，并將之轉化為藝術經驗的主要來源”15，進而使得“創作向寫作退化”16，以期改變在此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非文學性因素的黏著狀態，同時在選擇的敘事方式上摧毀了前期新潮文學的關于“人是主體”以及人具有確定的本質和價值的現代神話；而新時代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則是在經歷了1980年代文學的多元化、1990年代文學的“市場化”、21世紀第一個十年文學的全球化至新時代語境以古今中外經典文學作為養分，并在轉換經典養分的過程中注入新時代中國經驗與中國人的主體意識，以期抵抗市場化的態勢和西方文化中心化的心態，進而致力于用中國敘事方式來講述中國故事。概言之，新時代兒童文學的文學自覺是以中國敘事的方式來重建1980年代中期的“先鋒文學”的“文學性”。

那么，重建一個怎樣的“文學性”才能應對“當下兒童文學遇到了什么”的問題呢？既然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兒童文學遇到的問題，通?？偸欠俏膶W性與文學性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其過程是文學性與非文學性的博弈，結局是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得以擴容、兼容、涵容，最終得以再生與壯大。事實也是如此：21世紀最初十年里，“純文學”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因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市場化而難敵“通俗類”童書讀物生產的態勢，“原創”兒童文學也因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歷史而難敵“引進”圖書比例嚴重失衡的態勢，這意味著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與“原創性”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界無法回避的內外挑戰。為此，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里，中國兒童文學界圍繞“文學性”和“原創性”的問題，召開了多次學術會議。比較有代表性的會議是2005年5月的青島會議、2009年4月的桂林會議和2009年10月的北京會議。2005年5月，中國海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文藝報》與中國海洋大學在青島聯合主辦了題為“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研討會”的專題研討會，百余位兒童文學研究者、作家、出版人共同關切“原創”中國兒童文學的現狀與未來、問題與出路，理性思考多種新現象，以期有效推動“原創”兒童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四十五篇，出版的論文集就是這次大會研討成果的一次薈萃17，與會作家、學者、出版人不約而同地將“原創性”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發展之路。在中國兒童文學界確立了“原創性”的發展之路后，如何看待“純文學類”創作難敵通俗類兒童文學的處境與困境？2009年4月14日至16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主辦，接力出版社、中共桂林市委宣傳部承辦，在廣西桂林召開的“2009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提供了深度的理性思考。來自全國各地的多代際兒童文學研究者、批評家、作家以及出版人代表共四十余人主要圍繞如何以理論與批評的視角推動原創兒童文學展開討論?！赌戏轿膲芬詫诘囊幐癜l表了與會兒童文學評論家的一組文章18，圍繞“分化期”“商業化”“兒童文學的獨立性”“藝術的兒童文學”“大眾的兒童文學”“批評標尺”等進行討論。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曹文軒在為本次會議作綜述總結時，說道：與會學者、作家、出版人“不再是簡單的分析，更沒有采取不假思索的敵對態度，而是直面這樣的形勢，智慧地尋找著對兒童文學‘有利可圖’”的縫隙和機會”19。客觀地說，桂林會議主要討論的對象是少年小說，而幼兒文學的發展亦是原創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重視不足。2009年10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和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主辦，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低幼讀物出版中心在北京承辦的“幼兒文學60年研討會”彌補了這一不足。與會論者認為，在兒童文學三個層次的創作中，1980—1990年代的突出成就集中在為中學生年齡段服務的“少年文學”，涌現了一大批少年小說、少年報告文學佳作；世紀之交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為小學生年齡段服務的“童年文學”異軍突起，應當給予關注。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兒童文學界各方力量試圖重建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強調其“原創性”的關鍵節點上，恰逢其時地迎來了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自覺的新階段?；蛘哒f，新時代兒童文學的“文學性”與“原創性”的關系因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的確立而得以厘清：“文學性”是為了通向“原創性”，“原創性”保障了“文學性”；正是“文學性”實現了“原創性”，也正是“原創性”落實了“文學性”。新時代兒童文學由此實現了文學自覺，也收獲了“文學性”“原創性”兼具的優質兒童文學作品。其中，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便是新時代兒童文學收獲了具有文學自覺意識的優質長篇歷史兒童小說，即：新時代以來，不少兒童文學作家在其長篇兒童小說創作中采用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在此，僅以第四代兒童文學作家黃蓓佳的長篇兒童小說《童眸》（2016）為例，因為《童眸》不僅呈現出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觀念由創傷性童年記憶至恒常性童年記憶的變遷，而且展現了出生于1950年代一代少年兒童的精神成長史與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特別是，黃蓓佳運用中國經驗與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由此重建了新時代中國人所期許的童年故鄉圖景：傳統之“仁”與現代之“愛”相互融合的新時代中國人的理想世界。在創作《童眸》時，黃蓓佳動用了她“從出生到二十二歲出門遠行讀大學”20的至少她生命中五分之一的生活經驗。那么，如何講述“仁字巷”人的故事？如何形塑“仁字巷”的少男少女形象？《童眸》的開篇頗有魯迅小說《風波》的開篇意味：從“仁字巷”人的晚餐場景和炎熱夏季的風景起筆，將歷史大事件作為一道遠景放置在“故鄉”的風景畫與風俗畫之外，仿佛中國1960—1970年代的歷史浩劫并未席卷至“仁字巷”。于是，我們在《童眸》一開篇就看到“仁字巷”人依舊遵循著日常生活中晚飯時分的秩序和規矩：夏日太陽在將落未落之時呼啦呼啦地燃燒著，飯桌擺放在巷子里，“好婆做事喜歡做在人間前面”，“各家主婦們顯山露水地加緊動作了”，鄰里孩子們的洗澡水潑得此起彼伏……。不過，小說開篇對夏日晚飯時分的“仁字巷”的風景描寫和場景描寫雖與魯迅小說《風波》的開篇有相通之處，但卻沒有魯迅小說《風波》開篇的反諷之意，非但不反諷，反而頗有幾分莊嚴的詩意筆調。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作者運用細節描寫、白描描寫、懸疑描寫、肖像描寫、日常生活描寫等中國敘事方式講述了“仁字巷”的故事，并將“仁字巷”的少男少女形塑為中國少年兒童應有的各種模樣：彎彎頑皮，馬小五渾皮，細妹倔強，二丫勇敢，聞慶來自尊，特別是十歲的朵兒乖巧、靈動，血管里儼然是流淌著傳統之“仁”與現代之“愛”的中國人的精神血脈?？梢?，無論是故事講述，還是人物形塑，《童眸》都不同以往地依憑中國經驗與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同時以“文學性”的形式保障其“原創性”。

需要說明的是，新時代兒童文學固然依憑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但同時亦是面向世界的兒童文學創作，進而在世界性視域下實現“原創性”與“文學性”的互證關系。事實也是如此：只有讓地道的中國故事匯入世界文學，新時代兒童文學方能展現出真正的文學自覺。在這個意義上，曹文軒的長篇小說《蜻蜓眼》（2016）21既是一部依憑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的新時代兒童文學的典型文本，也是一部面向世界的東方正典?！厄唑蜒邸分械墓适隆芭咛ァ迸c曹文軒相遇于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中后期，在新時代被講述出來?！厄唑蜒邸芬蝗缂韧匾圆芪能幩欧畹奈膶W本質論作為小說的文學觀念，但文學本質論內化于中國故事的敘述世界上。在故事世界的講述方式上，《蜻蜓眼》被處理為：以中法混血少女阿梅的目光為敘述視角，以中國古代飾物蜻蜓眼為核心故事要素，以上海、馬賽、宜賓三座城市為空間場景，以1920年代中期始至“文革”結束后期為時間背景，既講述阿梅的成長故事，也講述杜家四代人在一場場劫難中相濡以沫的家族悲情故事，堪稱是一個融合了寫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精神但始終充溢著中國古典主義精神的、深具古典悲劇性質的中國故事世界。在敘事模式上，《蜻蜓眼》固然仍然選取曹文軒所諳熟的成長小說敘事模式作為小說的主體敘事模式，但同時內置了家族敘事模式、跨國戀敘事模式、“文革”歷史敘事模式等，可謂調動了現代小說史上多種敘事模式；在情節編排上，《蜻蜓眼》的故事情節固然非常傳奇——絲綢商之子杜梅溪與法國女孩奧莎妮一見鐘情、歷經磨難、生死與共的故事，但小說并不追求類型化小說的實用目的，而是追求純文學的審美目的；在語言表達上，《蜻蜓眼》固然延續了以往曹文軒小說語言精致、典雅的古典美感，但語言所承載的豐富、復雜的現代意蘊，更是古典美感與現代意蘊的兼容之作；在敘述語調上，《蜻蜓眼》固然是“用莊重的語調去書寫”22，但抵達了現代小說的豐富和深刻；在思想內涵上，它固然是在講述20世紀中國人的苦難故事，但同時隱喻了現代中國人不屈從于悲劇命運的高貴風度。綜上種種特質，可以說，《蜻蜓眼》是一部始終堅持文學本質論的當代中國故事，同時又是一部講述當代中國人的世界性苦旅。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新時代兒童文學與新時代文學一道具有共同的新變化：“在書寫中國故事、彰顯中國風格、實現轉化創新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有賴更多路徑、更多方法的探索與開拓”23。

三、新時代兒童文學：以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為載體

如果說文學自覺構成了新時代兒童文學的基點，那么文化自覺和文明自覺則構成了新時代兒童文學的載體。究其原因在于任何一種文學，都承載著文化與文明。文學作為文化系統與文明形態的核心藝術表現形式，既承載文化與文明的基因，又反哺文化與文明的發展。與此同時，文化與文明又為文學創作提供精神血脈與價值內核。

那么，何謂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這并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早在1908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就曾在《文化偏至論》中，對中國近世文化與近世文明、西方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進行了雙向批判，可謂是一種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中，并未將文化與文明加以嚴格區分，二者常常被重疊使用。本文中的文化與文明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也具有高度的重疊性。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對中國近世文化與近世文明、西方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批判在下面兩段話語中可見一斑：“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24“事若盡于物質矣，而物質果足盡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5但魯迅并未一味雙向批判，而是以批判性的方式著力于建設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由此提出了在世界性文化視域中汲取中外優秀文化與文明的主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6也提出了抵抗“西方物質文明”的個人主義：“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7應該說，魯迅的文化論和文明論因其思想的深刻性而抵達了20世紀初始期的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百年后，中國社會已由近現代之交的“被現代”演進為新時代的“中國化”，文化自覺即是尊重、欣賞、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自覺承繼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以期讓“傳統活在當代”28。文化自覺誠如“人民藝術家”王蒙所言：“傳承，面對著古圣先賢，祖宗師長；在薪盡火傳、代代傳承的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學習四面八方，追求更寬廣、更先進、更發達、更合理也更幸福的未來”29；文明自覺則是尊重、欣賞、理解不同文明形態的差異性，自覺承繼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明，以期在文明互鑒中重新認知中國。文明自覺，正如學者劉復生所言：“不但是指‘自知之明’，還指對歷史責任的擔承意識”30，也不妨參照當代文學研究者賀桂梅的看法：“這里的‘文明’，不是一個與‘野蠻’相對的形容詞，也不是一個大寫的普遍價值體，而是一種宏觀且復數的獨特構成體單位。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為數不多的文明形態之一種，具備歷史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內涵，成為當代知識界闡釋中國的一種主要方式。在這種闡釋視野中，中國社會被視為‘中華文明體’的當代延續……”31自21世紀以來，如何重看1980年代的文化論與如何重看1980年代的文明論，越來越成為最核心的思想命題，而且越來越具有現實的緊迫性。所謂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實則就是在新的世界和歷史格局中如何認識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關聯著對“中國”在文化、文明上如何重建。這是新時代中國為了應對今日人類社會的劇變而提出的思想要求。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理應回應這樣的思想要求。

概要說來，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在新時代兒童文學中，首先體現在主題設置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重建一個被重新創造的優秀傳統文化與優秀中國文明，是很多新時代中國小說和童話的主題。特別是重建家國文化與家國文明、家庭文化與家庭、人與自然萬物的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等主題，會常常出現在新時代文學作品中。在此，僅以新時代語境下的一部長篇兒童歷史小說與一部長篇童話為例。

從文化自覺和文明自覺的角度，曹文軒的長篇兒童歷史小說《蘇武牧羊》值得受到特別關注，因為它以曹文軒的方式在新時代語境下創造性地承繼了百年前魯迅的文化觀和文明觀?？梢哉f，文化自覺和文明自覺的小說主題就寄寓在蘇武的形象塑造過程中。小說中的蘇武穿越了兩千多年中國傳統文化史與傳統文明史，也穿過了20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化史與文明史，重生于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復興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語境中，這使得蘇武不僅具有忠誠國家、品德高尚、才識過人、個性勇毅等歷史英雄人物的多種美德，而且凸顯了信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美德——“忠恕”哲學的核心美德。如果說在中華傳統文化的“雙字美德的表述中，以忠恕二字最為重要” ，那么，在這部小說中的蘇武的所有美德中，亦以“忠恕”二字為核心精神。其中，“忠恕”之“忠”源自中國傳統儒學范疇，通常被理解為一個人在面對災患時仍不忘記自己對國家的公正無私的崇高情感，如《左傳·昭公元年》中說：“臨患不忘國，忠也”，但在小說中，“忠恕”之“忠”更意指新時代的現代文明人的核心精神品格，即現代文明人所保有的家國情懷；“忠恕”之“恕”亦源自中國傳統儒學范疇，被理解為仁者之心，即用自己的心思和情緒去體會別人的心思和情緒，如《說文解字》中說：“恕，仁也。從心，如聲”，但更意指新時代的現代文明人的“理解之同情”。由于“忠恕”哲學被當代新解，小說中的蘇武既信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忠恕”哲學，又因對其新解而再生為新生代的現代文明人。不僅如此，曹文軒作為一位深受魯迅影響的中國作家，在這部小說中，也承繼了魯迅對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批判性省思，或者說，《蘇武牧羊》在重新思考：何謂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這部小說中的蘇武所遭遇的不僅有災變，還有文化隔閡、政治爭斗、戰爭沖突、朋友背叛等，這意味著：對于現代文化和現代文明而言，最為復雜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在現代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內部有它的反題——偽現代文化和“流產的文明”32。但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新時代的中國人才能夠真切地感知到蘇武的再生，也才能夠體味出蘇武的古典之美與浪漫之力。

從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的角度，趙麗宏的《月光蟋蟀》值得反復閱讀。如果說20世紀中國童話大多以西方童話為標準，傾向于采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兩大主潮的創作方法，以西方童話觀念為權威觀念，主張在童話世界中以真為美，將“真的美”視為童話的精魂，通過書寫現實之真或人性之“真”來實現童話之美，那么《月光蟋蟀》則很是不同：調動作家的“一個人坐在田野邊聽天地間各種各樣的聲音”33的童年經驗，讓童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天地人生的思想，采用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主張以美為真，通過書寫古典之美或浪漫之美來抵達童話之真，再加上“到底是上海人”的審美目光、月光下白珠一般閃亮的精致語言和古典又現代的唯美詩意，使得這部童話成為一個深具“美的真”精魂的童話世界。由此童話世界，今日“失聲”“失聰”“失明”，乃至“失心”的現代人類得以有幸聽到月光下的音樂會，有幸聽到這個世界上最美妙、最自然的歌者：青蛙、紡織娘、蟈蟈們、金玲子、油葫蘆們、花鰱魚、鯉魚、鯽魚、青魚、鱖魚、翹嘴魚、黑魚、蟬、螻蛄、飛蛾、夜鶯……更有“眾星捧月”般地烘托出壓軸的“并肩站著”的“兩只年輕俊美的蟋蟀”——“天生的歌唱家”34玉頂和“無敵蟋蟀”35鐵頭，或許，經由這些歌者，今日的人類或許能夠重獲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特別是這部童話重點講述了月光下蟋蟀玉頂和鐵頭的險象環生之旅。其實，拯救蟋蟀的過程，就是重建人類的現代文化與現代文明。

結 語

隨著新時代的時間開啟，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出版人、讀者皆已將“原創性”視為中國性的徽標?？梢哉f，較之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新時代兒童文學被各方期待，置身于世界中，日漸獲得了自身的創作目標和創作節奏。在新時代的時間開啟中，新時代兒童文學在敘事上堅持以文學自覺為基點，又以文化自覺、文明自覺為載體。三重“自覺”互為一體，不分等級。事實上，新時代兒童文學比以往更加強調文學自身的特性，強調文學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強調依憑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來講述中國故事，可謂深具文學自覺意識。在此前提下，新時代兒童文學的文學自覺告別了舊有的囿于文學自身的敘事，開始建立一種新的深具文化自覺與文明自覺的中國敘事。

[本文系中國海洋大學文科處項目“中國現當代青島作家與文學青島構建研究”（項目編號：84241500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史澤源：《黨的十八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學習時報》2022年9月9日。

2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主要參見國內主要媒體，諸如新華網北京2014年10月15日電，《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等。

3 董學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新形態——寫于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文藝理論與批評》2025年第1期。

4 金永兵：《為中華文化復興鑄魂——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2期。

5 李云雷：《“新時代文學”：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2025年第2期。

6 《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舉行》，《光明日報》2015年7月10日。

7 李墨波：《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吹響繁榮兒童文學的集結號》，中國作家網2015年7月15日，http://www.8bwg.com/shaoer/2015/2015-07-15/248383.html。

8李云雷：《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文學的新主題與新趨勢》，《文學評論》2014年第3期。

9 2016年4月4日下午，在第53屆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上，2016年“國際安徒生獎”正式揭曉，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獲得該獎項，這是中國作家第一次獲得該獎項。

10 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青銅葵花〉：中國故事走入“奇跡世界”》，北大文科網2025年9月7日，https://wxjxs.pku.edu.cn/bsxw/58278994b68d4a9084599553ba357d51.htm。

11 [法]茨維坦·托多羅夫編選《俄蘇形式主義論文選》，蔡鴻濱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頁。

12 吳曉東：《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8頁。

13 李國華：《文學性何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14 陳曉明：《現代主義意識的實驗性催化——“后新潮”文學的“意識”變遷》，《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4期。

15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頁。

16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17 朱自強主編《中國兒童文學的走向》，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

18 2007年第4期《南方文壇》刊發了一組專欄文章，它們是：曹文軒的《關于“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朱自強的《論“分化期”的中國兒童文學及其學科發展》、張國龍和張燕玲的《處于成長之中的中國“成長小說”》、徐妍的《市場化潮流中兒童文學開放的底線與碑石——論當下兒童文學的批評尺度》。

19 曹文軒的《關于“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南方文壇》2007年第4期。

20 黃蓓佳：《童眸》，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頁。

21 曹文軒：《蜻蜓眼》，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16年版。

22 曹文軒：《序》，《蜻蜓眼》，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23 曹文軒：《努力創作更多優秀兒童文學作品》，《人民日報》2021年6月1日。

24 25 26 27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9、56、46頁。

28 29 王蒙：《天地人生》，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頁。

30 劉復生：《什么叫“文明自覺”？——評賀桂梅〈重述中國〉》，《文藝爭鳴》2025年第6期。

31 賀桂梅：《重述中國：文明自覺與21世紀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78頁。

32 [英]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頁。

33 趙麗宏在2024年1月12日由新蕾出版社主辦的“自由和勇氣的生命傳奇——趙麗宏新作《月光蟋蟀》新書首發式”上的發言。

34 35 趙麗宏：《月光蟋蟀》，天津出版傳媒集團、新蕾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6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