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將工人丁少純的物質欲望問題設置為階級沖突的源點，將階級斗爭的宏大敘事向民眾的日常生活泛化，并依托家庭倫理關系的形式，通過代際認同、“階級出身論”、打造“社會主義新人”等手段，建構無產階級的生活范式，完成對丁少純的思想拯救。然而，文本懸置了1960年代一系列的社會主義難題，加之對社會主義自身結構矛盾的認識與反思不足，只能提供文學的“想象性解決”。同時，話劇作為社會主義焦慮的癥候，文本內呈現出政權合法性焦慮與日常生活焦慮，文本之外又存在著作家的社會主義文學書寫焦慮，從而構成1960年代社會主義的“歷史三調”，即社會主義的三重焦慮。

關鍵詞：《千萬不要忘記》 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焦慮 日常生活 想象性解決

叢深創作的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原名為《還要住在一起》，最早發表于《劇本》1963年第10期、第11期合刊，八屆十中全會之后，經過官方的審查與修改，為更好地結合階級斗爭的政治綱領而改名為《千萬不要忘記》1。情節發生于1963年春末的某個城市，主人公丁少純是一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電機廠青年工人，新婚后受到岳母及妻子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對物質的欲望逐漸膨脹，開始講究吃穿，為了買毛料子西服利用下班時間打野鴨子賺錢，以致勞動時魂不守舍險些造成嚴重事故，最終在父親丁海寬、丁爺爺、季有良等人的教育下重回正軌。

新世紀以來，徐剛、唐小兵、蔡翔等學者將《千萬不要忘記》納入當代社會的“現代性”范疇中進行考察，認為這一時期的城市“日常生活”成了意識形態緊張的特殊場域，闡釋了“物質”與“文化領導權”上的嚴重焦慮及其歷史動因，更指出以《千萬不要忘記》為代表的文學形成了一種“被閹割的現代主義”2。然而，既往研究所采取的其實是后現代性視角，導致對話劇歷史意義的分析未能充分重現1960年代的歷史現場，對社會主義焦慮的總結也停留在“日常生活焦慮”或“物質焦慮”的單一維度上。實際上，“日常生活焦慮”僅是考察1960年代社會主義焦慮的一個切口，對于作為歷史癥候的《千萬不要忘記》，其文本分析不僅需要敘事上向“生活政治”轉型，更需要回到1960年代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充分還原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的復雜張力、政治意志與作家藝術追求之間的深刻矛盾，進而在文本內外打開社會主義焦慮更為復雜的歷史內涵。

一、問題的形成：“改善職工生活”與丁少純的欲望

《千萬不要忘記》試圖通過聚焦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展開對1960年代“社會主義焦慮”的書寫，來呈現出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現實復雜性。我們在該話劇的日常生活敘事中，可以發現社會主義焦慮首先表現為“無產階級欲望”問題，話劇將階級沖突及其發展追溯到丁少純受姚母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產生了對毛料子西服的欲望這一情節，進而圍繞著丁少純的脫離正軌與姚母的資產階級腐化活動，展開了丁海寬、季友良等人物構成的無產階級陣營對社會主義接班人的爭奪，即無產階級日常生活中的階級斗爭。

在話劇一開始，我們可以發現丁少純一家的經濟水平能夠負擔起一定程度的消費，第一幕姚母與丁少純的對話中透露出他家庭收入狀況，其中丁少純和妹妹都在掙錢，尤其是父親丁海寬“一個月掙一百四十多塊”，以至于他媽媽存款有“兩千多元”。這個無產階級家庭能有相對充裕的經濟條件，不僅在于丁海寬車間主任這一體面的工作，還得益于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特殊政策。1962年10月6日，中央與國務院在《關于當前城市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中強調：要“努力保證職工生活穩定在現有的水平上，并且力爭有所改善”，認為“改善職工生活的根本辦法，是在增加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增加職工的收入”。3在1963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等黨中央一線達成共識，認為階級斗爭不能干擾工作并繼續實行經濟調整方針。因此，盡管1963年處于階級斗爭白熱化的政治環境中，國民經濟與工農業生產仍在夾縫中得以調整并保持正常秩序。4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國家對職工的生活水平特別關注。自1958年以來職工的收入不斷下降，為了減輕職工的生活負擔，中央決定從1962年第四季度到1963年第三季度增撥補助費。從1962年10月到1963年3月，全國約有650萬職工得到補助，得到補助的職工平均每人40元。5這一政策也在第一幕的情節中得到直接體現，大劉主動要求給予季友良五十元錢的困難補助費，但被后者以“我家生活沒啥特殊的困難”拒絕了。

1963年，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提高部分職工的工資并相應地調整了部分商品價格。根據具體規定，工人和18級以下干部與17級和17級以上的科學技術干部和經濟管理干部的工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于是職工的生活從1963年開始有所改善，根據對31個城市2728戶職工家庭的調查，每個家庭在扣除贍養成員的支出以后，仍有少量的結余。值得注意的是，在職工購買商品的支出中，有一部分是購買高價、議價商品的支出，6高消費在城市職工的生活中逐漸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從1963年到1965年，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國民經濟得到根本性恢復，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文革”前歷史的最好水平。7

由此可見，在職工收入普遍提升、高消費并不稀奇的社會環境下，以丁少純一家的薪資與積蓄，購買一件毛料子西服不算過重的負擔，也使得丁少純在開始追求毛料子西服之前，其生活的物質條件已經達到了相對不錯的水平，房間中的家具陳設“雙人床、五屜柜和桌椅等家具都是新的”體現得尤其明顯。更關鍵的是，丁少純先前已經有一件毛料子西服，二者只在于“混合毛”和“純毛”的區別。

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商品化不斷生產出新的物質，也隨之生產出新的欲望，丁少純的私人空間便是現代生活的一個縮影，從穿衣鏡、結婚合影、著色頭像再到148元的毛料子西服都是象征著自我形象的再生產、對外部世界保持閉塞的現代物件，滿足個人的物質欲望是丁少純為生活建構意義的重要方式。同時，姚母借來毛料子西服給丁少純試穿又疊加上另一層動機，其目的是讓丁少純在穿戴與生活方式上向邵永斌的大工程師形象靠攏，實現社會階層的“想象性跨越”：

丁少純 （美滋滋地照鏡子周身環顧）是漂亮，啊？

姚 母 像個大工程師。

丁少純 哈哈！又給我提了一級！

關于這些事的國家政策背景，是1960年第四季度以來，隨著農村恢復集市貿易，大中城市出現了一些集市貿易市場與自發商販市場，這些市場的運作對解決城市供應能力不足與促進小商品生產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成為城市資產階級生存或謀求更高收益的現實支撐，也催生出諸多不合法的市場經濟活動。8因此，在激發了階層差異意識后，姚母緊接著提出靠打野鴨子來賺外快，其效率與收益也是一般工資所不能比擬的，但是在丁海寬不能提供經濟支持而丁少純夫妻的收入又無法負擔的狀況下，姚母通過賣野鴨子以及向大劉借互助費、向保健站小李子借錢的方式，使購買毛料子西服變成一種超前消費，這種還錢的急迫性使得丁少純無法按部就班地靠薪水生活，當工廠的社會主義工資制無法應對填補缺口的急迫性時，雖然嘴上說著“我總覺著這事不大帶勁呢，成問題吧”，丁少純也只能聽從姚母的建議，向市場經濟另尋出路。

不難看出，丁少純對毛料子西服的欲望作為全劇矛盾的源點，其生成是由三個環節所推動：第一，自三大改造以來的工業化、商品化，社會主義不斷地生產出新的商品，自然也生產出了更好的毛料子西服；第二，黨中央自1962年以來的經濟調整方針致力于改善職工生活，丁少純一家在消費上不必拮據；第三，丁少純與工程師邵永斌之間的社會階層差異刺激了丁少純以消費實現階層跨越的幻覺與動機。實際上，當姚母湊足錢將毛料子西服買下時，丁少純的欲望已經得到實現，依靠姚母提供的賺錢路子只是后續填補了超前消費的缺口，但在敘事上卻倒置了因果，被建構為致使丁少純“脫軌”的唯一來源，即資產階級的腐化活動。

二、問題的后果：資本主義復辟與階級斗爭的忘卻

為了多賺外快，加上丁少純與姚玉娟的包庇，姚母在城市中開展了諸多市場經濟活動。除了賣野鴨子給“野味齋”，首先是倒賣衛生球，而在丁少純修鼓風機讓姚母小賺一筆后，又慫恿丁少純靠修理電扇賺外快。同時，姚母對待公款的態度則是“物盡其用”，毫無道德與心理負擔地僭越公私的邊界。她在看到季友良拒收互助費之后，便打起了這五十塊錢的主意，于是向大劉借款，在這之前，她還在明知不合制度的前提下，背著丁少純問姚玉娟的三姨夫要了飯店二十塊修鼓風機的修理費。結果事情敗露后，大劉坦白往外借公款不合制度，而姚玉娟的三姨夫因為報賬不合制度被追查，姚母這兩次背離制度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套取了集體財產。

劇本中的人物行為，實際有當時的特殊政策背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之后，自由市場在階級斗爭的思想指導下受到批判，隨之便是對投機倒把的政治打壓。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為了根除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防止“和平演變”，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決定在全國城鄉敦促和布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作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產物，“社教運動”以階級斗爭為方法，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城市“五反”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9

1963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五反”的指示中認為，投機倒把活動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勢力的復辟罪行，是激烈的兩條道路的斗爭”10，“私商長途販運、投機倒把、私設地下工廠、倒賣票證等違法活動”11則被列為一種資本主義的復辟活動。同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并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社教問題，會議研究、制定了“社教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即《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對于“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12，《前十條》列舉了種種表現：“在商業上投機倒把的活動很嚴重，有些地方，這種活動是很猖狂的；在社會上，除了那些繼續搞投機倒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外，還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靠投機、剝削大發其財；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主富農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13

姚母開展的經濟活動都貼合官方為“資產階級”“投機倒把”重新建構的經濟—政治內涵，使姚母坐實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身份，在社教運動的認知體系里，她的經濟活動必然按階級斗爭的方法被解讀為“資本主義的復辟”。因此，丁少純打野鴨子的性質就不是姚母說的“又不是投機倒把，明來正去”那么輕描淡寫，而是在資產階級的毒害下，逐漸“把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統統賣掉”。

此外，丁少純甚至有了曠工的行為，因為忙著找打下來的野鴨子而錯過了返程的火車，耽誤了第二天的工作，這不僅是青年工人的一次瀆職，更是對無產階級的嚴重背叛。最終，因為一門心思打野鴨子，丁少純在工作時魂不守舍，把鑰匙掉在了定子槽里，最終釀成一起工廠事故并直接損害了國家資產，破壞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因此，即便丁少純沒有直接參與商業上的販賣，他的行動也構成投機倒把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環，致使他成為資產階級復辟陰謀的“幫兇”。最致命的是，丁少純對資產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認知有嚴重的滯后性。在話劇的第一幕，丁海寬憤怒于丁少純“空虛”的情感之后，對丁少純的教育開始向“階級”的層面上升：

丁海寬 少純，你說這人為啥還要劃階級成份呢？

丁少純 因為經濟地位不同唄。

丁海寬 不同又能怎么樣呢？

丁少純 地主、資本家壓迫人、剝削人唄。

丁海寬 怎么壓迫？怎么剝削？

丁少純 （對丁母笑笑）考我呢。爸爸，這你比我知道的多，舊社會不是到處都有壓迫剝削嗎？

丁海寬 那現在呢？

丁少純 現在當然沒有了。

不難看出，作為青年工人的丁少純，一方面仍以舊中國社會語境下的“剝削”和“壓迫”來界定資產階級，與1960年代“社教運動”為資產階級建構、置換進的新內涵相互錯位；另一方面，一句“現在當然沒有了”無疑是一種階級意識的缺失，更致命地否定了階級斗爭的前提——既然新中國沒有階級之分，就更談不上階級斗爭了。丁少純看似時刻記得自己的工人階級身份，實際缺乏二元對立的階級意識所構筑的思想防線，無法從階級斗爭的敵我關系來理解現實的復雜性，進而無法抵御資產階級分子的欺騙與腐化，對階級斗爭的麻木不仁更助長了資產階級復辟的野心。

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與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

為了拯救丁少純，劇中展開了一系列整改救治措施，叢深主要依托“生活政治”的構想，通過兩種方式來完成對丁少純的拯救和無產階級接班人內涵的建構。

首先是重提階級斗爭和“階級出身論”，通過“革命家史”的敘述，以父輩的榜樣和經歷來建構文化與生活方式上的代際認同。而最具榜樣力量和鮮明對比的就是父親丁海寬，他生活簡樸但又關心國內外大事，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革命作風，正是在父親榜樣的示范下，第四幕中丁少純因工作時粗心而丟掉的鑰匙被順利找回，他也最終投歸父親的懷抱，用劇中人的話說就是找回了“生活的鑰匙”。這一幕的全部情節是以工廠區為背景并在丁海寬的家中展開，所有人物聚集在此迎來一位青年被父親拯救的結局，自然烘托出了丁海寬的家在公共性上的絕對意義，這場空間的挪移——開場的私人空間向結尾的公共集體空間歸攏，正象征著丁少純的重回正軌。丁少純的生活不得不接受父輩的規訓與重新組織，也使得丁海寬一家在整體上成為無產階級的生活范式。

同樣是思想“脫軌”的癥候，感情上的線索更加內在和隱蔽。在第一幕，丁海寬翻查報紙找資料時，無意間發現夾在其中的情書，由于父輩監督教育后代的天然合法性，窺探隱私的行為反而被視為開展家庭教育而給予肯定。丁海寬對這封字里行間流露出“無限的空虛”的信件感到極為憤怒，此時的“空虛”被政治化地處理為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式的情感抒發，成為逐漸舍棄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而當家庭教育被建構為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時，傳統的“父為子綱”又被政治規定了路徑與方向性，在文本中集中表現為丁海寬的無產階級生活范式的方方面面，而丁少純只要復制這種模式即可。這本是一種父傳子的垂直代際認同，但隨著社會主義城市生活的展開，它開始配合“階級出身論”來相輔相成地發揮審查生活方式和思想規訓功能，所以丁海寬的憤怒，不僅在于這封“重要思想文件”性質的情書，還在于丁少純對“出身問題”和階級問題的認知犯了大錯。

劇本中“階級出身論”的凸顯，自然與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有密切關系，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唯成分論”開始成為甄別的標準，而隨著社教運動的進行，家庭開始被視為運作意識形態的重要場域。1963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以“家史”為中心內容的“三史”教育，尤其針對青年群體開展以“四史”（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為核心的階級教育。14為了重新激活群眾對階級同伴的熱愛、對階級敵人的仇恨，“革命”泛化為“革命家史”的形態，1964年黨中央在全國加速培養“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其首要條件就是“成分好”“出身好”，更助推了社會對“紅色血統”的崇拜風氣。因此，《千萬不要忘記》也是對1960年代社會分層工程、“純化”社會主義陣營等政治運動的文學書寫，其“革命家史”的敘述目的最終落實在實現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思想純正與出身純正上。

其次，《千萬不要忘記》又著力打造季友良、邵永斌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展示另一種與丁少純對比的榜樣力量。

作為每天與丁少純一起工作的青年工人，季友良在第一幕便表現出摒棄物質欲望、完全投入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思想與生活方式：他拒絕了大劉的困難補助費，又在周六的閑暇時間研究生產技術，用一句“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巧妙應對了姚母的不解，同時他還在私人時間仍進行物質性的生產勞動，他在將個體投入集體中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意義。季友良對廢云母的著迷，看起來也是一種物質的追求，但因其指向了造福大眾、創造公共價值，本質上對立于丁少純對毛料子西服的追求，而他再三拒絕了工會給他的困難補助，更直接地表現出他對物質欲望的割舍。季友良的人物形象完全貼合官方對“社會主義新人”核心內涵的想象與設計，是高度理想化的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肉身。

同樣的新人還有工程師邵永斌，他學成回國后，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工人模范。當邵永斌真正登場后，他的樸素形象使丁少純開展的各種行動徹底喪失了合理性，使丁少純意識到自己試圖通過消費來模仿大工程師、實現對社會階層的跨越，都不過是一場脫離現實的“意識形態幻象”，自己所模仿與追求的其實是資產階級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不是現實社會中的那個階層：

邵永斌走進來。他穿一身普通的藍布制服，挽起褲腳，戴一頂布帽子，斜挎一只草綠色的帆布挎包，上面系著一條濕毛巾，胳膊上搭著雨衣，風塵仆仆，很像一個常出門的采購員。

在與姚玉娟的交談中，邵永斌不僅沒有瞧不起下線工，反而稱贊起丁少純工作“對電力事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也將工廠生產當作頭等大事，利用私人時間特意來丁海寬家中做客，是為了調查電機質量方面的狀況；在他看來，日常生活的吃喝穿戴絕對要讓步于工廠生產，為了方便生產不會犯錯，既不能隨便喝酒，也要穿著樸素，所以當他看到丁少純如此講究時，便批評丁少純在吃喝穿戴上用心過多，動搖了“革命的事業心”；在丁少純釀成的生產事故得到及時補救之后，邵永斌嚴厲地批評了姚母，指責她教壞了后代，不僅禍害親人，也禍害國家，一句“生活的鑰匙可永遠也不能丟啊”，在一個更高的認識水平上點醒了丁少純，挽救了迷失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在社會主義教育的開展過程中充當著無產階級陣營不可或缺的力量。

顯然，如何安置社會中有著不安定因素的“知識青年”，是1960年代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問題。《千萬不要忘記》精心打造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可以看作父輩形象的復制與繼承，他們與丁少純也構成拯救與被拯救的關系，每當丁少純的生活發生“脫軌”，便極力發揮著監督與挽救丁少純的作用。作為一種安置知識青年的手段，在縱向的代際認同之外，又在橫向的工人朋友關系中為青年提供了生活范式。

四、社會主義經濟的三重難題及其懸置

《千萬不要忘記》雖然留下了一個青年工人被圓滿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的大團圓結局，但其資本主義復辟的批判無疑是一個外部歸因，事實上，問題的出現根源并非資本主義的復辟腐蝕，而是來自“社會主義經濟”的存在所引發的無產階級欲望和社會主義焦慮，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自身的結構性難題，它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1960年代開始暴露出來。

第一個難題來自城市資產階級的出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法性一再被收縮而投機倒把的政治罪名又得以確立，這些人的出路開始成為1960年代社會主義的一大難題。如果以“資本主義復辟”來界定姚母的行動，其實偏離了對她的理性認識，她的動機就是一句話：“工人階級也得過日子不是？過日子也得花錢不是？缺錢花也得受憋不是？”由于姚母的小商販出身，加之沒有接受過系統的職業技能教育與政治思想教育，其思想與認知水平不可能達到階級之爭、路線之爭的高度，所以對于他人的批評，她也只會覺得委屈，充其量認為是好心辦了壞事而已。同時，姚母的生存空間是極為有限的，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鮮貨鋪子被收歸合營，不論是重新接受技術教育成為一名工人，還是離開自己精神依戀的城市家庭去往農村成為一位農民，都是不合邏輯且缺乏實踐的現實路徑，她的選擇必然是沿著過去生活方式與認知方式的慣性，踐行自由市場的經濟理性。

同時，1960年以來城市集市貿易的有限開放與1962年以來改善職工生活的政策，都為市場經濟活動打開了空間與可能性，但是，集市貿易的存在也承受著政治的打壓與限制，1963年初中央規定其性質只能是作為補充國營商業的零售市場，并規定賣家只能是城郊農民或經過批準的小商販以及個體手工業者15，這就與姚母不合法的賣家身份及其進一步獲利的愿望直接沖突，加之“大躍進”以來城市在生產、供應商品能力上的匱乏，勢必催生出投機倒把現象。雖然姚母的經濟活動規模不大且動機單純，卻在官方對階級斗爭形勢判斷嚴重脫離實際所激發的焦慮下，被過度扭曲和夸大，最終上升到嚴重的政治罪名。不僅如此，姚母作為剝削性的小商人出身，這種資產階級“原罪”決定了她即便放棄那些市場行為，其生存空間也只會越發逼仄，劇中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姚母最后氣不過要離家出走，展示了這是一個無解的社會主義結構難題。

第二個難題，則是1960年代社會主義內部等級制的客觀存在。隨著現代工業體系與社會分配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逐漸形成自己的“中產階層”，這一階層內部通常由技術人員、專家、企業管理等腦力工作者構成，城市成為承載中產階層的重要場所。邵永斌代表的這些中產階層的工程師就成了普通工人追慕的理想，由于階層跨越的困難，丁少純首先訴諸的不是通過知識學習來上升，而是更便捷可行的消費行動來縮短階層差距。也正是這種階層平等的幻覺性，催生了丁少純脫離組織的個人主義和崇尚高價的消費主義。

而伴隨著1960年代“備戰”的升溫與“大三線”的建設，社會分層工程進一步細化、深入到工人群體當中，導致了工人階級內部的精細劃分，同樣是工人，有產業工人與財貿職工之分；有軍工企業工人與一般大廠工人之分等。工人間的鴻溝是巨大的，直接體現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發展機遇等條件上：被認為受到舊社會的較多影響或社會關系復雜的工人，由于“成分不好”，其發展空間是極為有限的，黨組織很少在集體工廠或街道工廠的工人群體中吸收黨員，而一般工廠也要在家庭成分好的群眾中招工。因此，盡管話劇對1960年代的社會分層沒有正面言說，但通過工人邵永斌的發展機遇與社會地位便可倒推其異于常人的先天政治條件，社會主義差序格局的建構致使跨越高筑的階層壁壘只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幻覺”，在此意義上，丁少純的“想象性跨越”實則是對社會主義等級制難題的“想象性解決”。

第三個難題也由此顯形，它就是青年工人丁少純背后的“社會主義欲望”問題。從混合毛料子西服到純毛料子西服，從電機廠的下線工到出國留學的工程師，不難看出，丁少純的物質欲望并非來自階級斗爭臆想的資產階級的腐化活動，而是源自196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即經濟調整時期職工生活的極大改善、貿易市場的有限開放、工業化和商品化進程中物質商品的豐富與社會階層差異等自發現象，正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等級制等現象的客觀存在，丁少純的欲望才得以激活。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個結構性難題始終是懸而未決的。劇本在敘事上借姚母之口說出了丁少純欲望背后的全部動因，卻將罪魁禍首轉嫁到姚母身上，換句話說，每當敘事觸碰到社會主義的欲望、資產階級出路、等級制的難題時，便敷衍地將問題懸置并過快地上升到階級斗爭的宏觀層面：一是話劇設置姚母的回歸與認錯作為對“姚母走后怎樣”一問的敷衍作答，以犧牲人道主義與公正平等的價值觀念為代價，懸置了城市資產階級的出路問題。二是通過對邵永斌樸素形象的刻畫，巧妙地繞開了社會主義內部差異的客觀性問題，實際上，只要有“下線工”與“工程師”、“成分好”與“成分壞”等差異的存在，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內部分層，它所引發的問題便會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三是依托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想象性書寫，來壓制丁少純的“不正當”欲望，一并延宕、否決了日常生活的當下意義，劇中通過丁海寬最后的愿景來表達：

我們總有一天，能讓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現在，孩子！世界上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連最壞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們光想著自己的料子服，光惦著多打幾只野鴨子，光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那你們就會忘記開電門，忘記上班，忘記我們正在奮發圖強的國家，忘記世界革命！

丁海寬的想象，不但將丁少純的私人欲望牽引到造福世界的公共性彼岸，而且將當下時間與意義無限延宕到了未來，從而導致1960年代工業文明引發的現代性問題也就無法得到正面的回應與解決，所以當他在面對姚母的雇傭觀念的挑戰時，無法從經濟理性的角度正面對抗，轉而從道德上削弱其合法性，他認同的是通過革命道德、階級認同與集體組織構成的有機整體，而不是通過市場經濟下以勞動換取報酬的等價交換原則。正是這一套前工業社會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致使他對現代工業的理解構成一種“想象性閹割”：現代工業文明僅僅意味著勞動力個體在傳統社會集體組織下與工廠機器的組合。

五、社會主義的三重焦慮與文學的想象性解決

《千萬不要忘記》中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性難題，引發了如何解決這些難題的現實實踐與文學書寫的焦慮。

首先來看國家層面的焦慮。丁海寬第一幕對丁少純的質問——現在是否還有階級之分，其背后無疑是官方對于無產階級政權合法性如何維持與鞏固的嚴重焦慮。1961年10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新的階段轉變為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機構。16這一理論的提出，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1961年9月15日中共在廬山召開中央常委會討論《蘇共綱領草案》問題，認為這是蘇共對馬列主義特別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背叛，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又在七千人大會上強調共產黨并非“全民的黨”，而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17

對蘇聯的失望自然走向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焦慮——中國有沒有被修正主義奪權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尤其要在青年人中展開教育，階級斗爭“必須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18。《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特別指出，階級斗爭不可避免，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已闡明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19。顯然，是否承認階級的客觀存在，構成了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分化與國內開展階級斗爭的邏輯起點。

其次來看民眾層面的焦慮。不同于國際上與蘇聯“修正主義”的宏觀爭斗，1960年代國內所面對的卻是資產階級向下、向內泛化的“幽靈”形態，即融化進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資產階級腐化活動。《千萬不要忘記》話劇的背景是一個五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它天然就是一個資產階級文化生存便利的“藏污納垢”場所，因而我們在話劇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就呈現出兩種平行景觀，一邊是團結、親近的工人群體熱火朝天地投入工廠生產，一邊是潛藏在人群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偷偷開展“政治犯罪”，由此就引發了“如何重新安排和組織社會生活”20的大問題。

民眾對日常生活的重視，引發了官方對于日常生活的警惕和控制，從而引發了“生活政治”，因此，《千萬不要忘記》圍繞日常生活展開的階級沖突敘事，投射出官方對于爭奪日常生活領域內文化領導權的焦慮：為了抵御資產階級的腐化，無產階級必須在日常生活領域確立起絕對的文化領導權。但是，1960年代的國家領導權實際處于一種政治統治力與文化統治力分離的尷尬狀態，這種分離使處在邊緣地帶的資產階級文化趁機發動了“分子入侵”，以碎片化的不可見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改變集體意志，進而滲透社會的文化核心，從而動搖了國家文化領導權的根基，這在《千萬不要忘記》中有了鮮明的體現。

除了以上兩種焦慮之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還一直對文藝領域保持著警惕。他先是在1962年12月底批評“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后又在1963年11月批評文化部不如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接著又在12月批評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21為此，“社教運動”在文藝領域開始興起，文藝界涌現了一批響應“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反修防修”“大寫十三年”口號的現代戲，《千萬不要忘記》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教育劇”正是因此而生，它們努力反映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工農兵”為主要題材，來書寫國際與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以文學表現現實的階級斗爭引發了許多作家的書寫熱情，也引發了他們的書寫焦慮，據叢深在《〈千萬不要忘記〉主題的形成》中回憶，他過去有一種很天真的想法，認為“建國以后的孩子，將在紅色的環境里長大……他們再不會有什么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等的舊思想了”，但當他拿起“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顯微鏡”來作為觀察現實的新方法時，才意識到現實階級斗爭的錯綜復雜，他努力圍繞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主題，將自己經歷與觀察的工人生活加工成一部表現“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爭奪戰”的作品。22但即便如此，叢深的努力仍舊受到了質疑：

當時第一稿寫完之后，給劇本起的名字叫《還要住在一起》。當時用這個作為劇名的主要原因是從這部劇本的輕喜劇角度出發的。《還要住在一起》明顯是帶有輕喜劇意味的劇名。但是《劇本》月刊1963年10、11期合刊登出來時，副主編鳳子對這個名稱不是很滿意，讓我改名，我想了一宿，又換了風格極為相似的《祝你健康》，當時根本沒有階級斗爭的影子。23

等到劇作準備進京匯報演出的時候，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了，這時哈爾濱市主管文教的書記提出話劇要結合社會形勢，加入與階級斗爭相關的內容，名字則按照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號召，改為了《千萬不要忘記》。但是叢深心里并不服氣，為此在后面加上了“又名《祝你健康》”的字樣，從而讓我們看到了政治意志與作家主體之間的矛盾緊張，以及由此引發的拉鋸焦慮。然而，這些焦慮都被劇作壓抑在文本的縫隙之中，叢深只能努力保持自己與國家和民眾思想與行動上的一致，他通過將宏大敘事日常生活化，打造出公私整合、一心生產的生活范式，這種想象性搭建的烏托邦景觀將毛料子西服轉化成一個共產主義符號，在無產階級物質訴求“不合法”的意義真空中，填補了社會主義主體的匱乏感，從而完成了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邏輯閉環，最終擊碎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實現社會主義的領導復權。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千萬不要忘記》終究只是文學的“想象性解決”。民間對《千萬不要忘記》的態度并非全盤接受，人們離開電影院，私下里卻與這位老岳母的舊觀念產生了某種共鳴24，一大批民眾在接受規訓與人性需求之間并非堅定不移地選擇前者，而是發自內心地認同姚母的思想25。該劇建立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調和的張力之上，又試圖強行兼得“魚和熊掌”的敘事模式，使其呈現出某種“悖論性”與“自反性”。

正如前文所述的，對于1960年代社會主義難題的解決，《千萬不要忘記》交付的答案是依托于“生活政治”的構想，以階級斗爭的方法來彌合日常生活與政治之間的距離，并抽離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核心內涵。但是，階級斗爭方案畢竟不是萬能鑰匙，當它試圖沿襲工業時代傳統之前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來規范現代工業社會的方方面面時，其有效性必然受到質疑，尤其是當上層建筑在思想、道德、文化領域的變化節奏不再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同步時，反工業社會價值體系如何能為工業社會提供合理有效的意義？這種不能充分反思與直面回應社會主義自身的結構性矛盾，而是向外轉換到階級之爭、路線之爭的解決方式貫穿了話劇的敘事，它所提供的具體方案——從代際認同到“階級出身論”再到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因而更多是種種文學的“想象性解決”。

[本文系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桂學研究院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4年出版，本文引用皆出自該版本，不再一一注釋。

2 參看徐剛《革命倫理與城市日常生活的焦慮——以〈千萬不要忘記〉和〈年青的一代〉為中心》，《文藝爭鳴》2016年第9期；唐小兵《〈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關于日常生活的焦慮及其現代性》，《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674頁。

4 7 18 21 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5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287、282、378—384頁。

5 6 柳隨年等：《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168頁。

8 張學兵：《當代中國史上“投機倒把罪”的興廢——以經濟體制的變遷為視角》，《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5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174、183、314、315、295、198、653頁。

16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8—1459頁。

17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頁。

20 唐小兵：《〈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關于日常生活的焦慮及其現代性》，《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頁。

22 叢深：《〈千萬不要忘記〉主題的形成》，《戲劇報》1964年第4期。

23 申志遠、魏春橋：《〈千萬不要忘記〉不為人知的幕后》，《電影文學》2010年第1期。

24 劉嘉陵：《記憶鮮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頁。

25 宋慶芳：《“十七年”社會主義教育劇接受研究》，揚州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