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39年夏，來自蘇北的高中生汪曾祺經上海遠赴昆明，報考西南聯大文學院。七年后重回上海，在私立致遠中學做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教員。這段生活經歷進一步強化了他對可望而不可即的家鄉高郵和第二故鄉昆明的豐富記憶，卻一直無法消除他對戰后異常混亂的大上海的陌生感與疏離感。他初登滬上文壇，目擊了玄黃未定的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復雜情勢。正是在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汪曾祺完成了由西南聯大校園作家向聞名全國的青年作家的身份轉換，而滬上文壇的慷慨接納也使他獲得了“京派”文學后起之秀以及在寂寞苦悶中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作家的雙重身份。

關鍵詞： 汪曾祺 1940年代后期 滬上文壇 故鄉記憶

“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

汪曾祺1946年8月抵達上海。眼前這座東方大都市，他并非初來乍到，乃是前度劉郎今又來。

1937年夏，日軍攻占江陰，汪曾祺被迫離開就讀兩年多的南菁中學（1935年秋至1937年夏），閑居在家，旋又“在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鹽城臨時中學輾轉‘借讀’”①，其間曾隨祖父和父親到遠離高郵城的一個名叫“庵趙莊”的村子避難數月②，在那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和屠格涅夫《獵人日記》，“說得夸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訂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并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③。

1939年夏，十九歲的汪曾祺結束高中學業，和一位在上海靜安寺做和尚的高郵人結伴④，從高郵“御碼頭”坐船來到上海，跟先期抵滬的同鄉朱奎元（高郵中學畢業，考入同濟大學機械系，此時隨校南遷昆明⑤）以及南菁中學其他幾位同學聚集，由上海登船，經香港到越南北部城市海防，再改乘滇越鐵路至昆明。到昆明之后，這班江蘇小老鄉或求學或經商，開始了各自的新生活。汪曾祺如愿以償，考進西南聯大文學院⑥。

彼時日寇已進犯華東、華南、華中大部，江蘇各地（包括汪曾祺家鄉高郵）許多難民紛紛涌向上海。十九歲的汪曾祺夾在難民潮中十分恓惶。據說因出門倉促，到了上海，幸得“貴人”相助，一些棘手問題才迎刃而解。

所謂“貴人”相助，或說跟船票有關，“爸爸的一個舅太爺之類的親戚幫了他一個大忙。此人在江湖上久混，三教九流的人認識不少，而且身在青紅兩幫，幫內輩分還很高，似乎比黃金榮還高出一輩。他寫了一個條子讓爸爸去找黃金榮，黃金榮見后立即吩咐手下辦妥此事。幾天后船票便送到了爸爸的住處”⑦。或說是無法取得轉道越南海防所需的法領館簽證，也是找了黃金榮才解決問題，但中介并非“舅太爺之類的親戚”，而是曾為黃金榮看過病的某位姓鄭的同學（一說朱奎元）之父⑧。

兩種說法當中，日后與汪曾祺最有關系者乃“舅太爺之類的親戚”。此君本名崔錫麟（1902—1987），字叔仙，自幼家貧，從十八歲高中畢業至二十六歲北伐軍攻至高郵，一直做小學教師。汪曾祺祖父汪嘉勛小妹汪嘉玉不顧家庭反對，以大戶人家小姐身份下嫁崔錫麟，因此汪曾祺稱崔為“小姑爹”（江淮方言叫“姑祖父”為“姑爹”），汪家小輩渾稱“舅太爺”。

崔錫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1928年北伐軍開進高郵，他放下教鞭，考入江蘇省訓政人員養成所，翌年畢業，先后擔任東海縣代理縣長，江陰、川沙縣視察員，泗陽縣第一科科長。因結識駐扎泗陽的二十五路軍少將旅長王修身，做了西北軍梁冠英的幕僚，曾任二十五路軍總指揮部少校秘書。崔錫麟還做過上海《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發行主任，全家遷居上海。崔氏又經二十五路軍副師長戴介屏舉薦，拜青幫“大”字輩“老太爺”張仁奎為師，因此在江蘇和上海軍界、政界、新聞界、幫會都“兜得轉”。

抗戰初期，崔錫麟以出色的辦事能力為王修身部（此時已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師）募集軍資，出任三十二師少將參議兼駐滬辦事處處長。上海淪陷后他擔心日軍報復，離滬轉戰武漢，升任孫連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和二十六軍司令部少將參議，繼續做籌募軍資的工作。到了重慶又轉銀行界，先后擔任福建省行、重慶分行經理，中國農民銀行蘭州分行經理。

1939年夏末汪曾祺“小姑奶”汪嘉玉攜子女離滬，經香港、越南、云南入川，與丈夫崔錫麟會合⑨。汪嘉玉的行程與汪曾祺等人基本重合。即使汪曾祺在上海未能與“小姑奶”接頭，單憑“小姑爹”（或“舅太爺”）崔錫麟的人脈，加上朱奎元（或某位“姓鄭的同學”）之父的關系，合力解決船票或簽證問題，也并非沒有可能。

在云南昆明，汪曾祺從十九歲到二十六歲，整整度過七年。1939年入學，本應1943年畢業，因嚴重偏科，須補考英語和體育，這才拖到1944年。又因為沒按規定給印緬遠征軍做翻譯，最終未能拿到畢業文憑，乃是在西南聯大肄業。嗣后滯留云南，在昆明北郊“中國建設中學”（西南聯大同學創辦）教了兩年半書（剛到上海一個多月完成的短篇《老魯》專門寫這所學校的生活）。1946年8月才從昆明經越南海防、香港，原路返回上海。

汪曾祺從昆明回上海的路線，按汪家后人說法，是“從昆明乘火車到海防，然后坐輪船到香港，再轉船回內地。爸爸回鄉和上學走的是同一條路”，“到了香港，媽媽先行一步回福建省親，爸爸一個人留下來等船去上海”。這可從小說《牙痛》得到佐證：“S回福建省親，我只身來到上海”，“S臨別，滿目含淚從船上扔下一本書來，書里夾一紙條，寫的是：‘這一去，可該好好照顧自己了。找到事，借點薪水，第一事把牙治一治’”。

汪曾祺在西南聯大同學之一（汪曾代其完成震驚聞一多的唐詩課程作業《黑罌粟花——〈李賀歌詩編〉讀后》）、在北京京劇團長期共事的楊毓珉的說法又兩樣，“1946年西南聯大潛回北平，我們這些已經畢業的學生更是人心惶惶，各找門路。有錢的多從空中飛返內地，曾祺和他的未婚妻就屬于這一類。施松卿家在福建，通郵后寄來一筆錢，于是雙雙飛返上海”。施松卿坐船回福州，小說《牙疼》可以為證。“飛返上海”倘若屬實，就并非“雙雙”，而只能落在汪曾祺一人身上了⑩。或者他們確實從昆明“雙雙”起飛，但到香港后就各自坐船，奔赴福州與上海。

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角呂緯甫說，人生往往猶如蜜蜂或蒼蠅，“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汪曾祺七年之后又來到“光復區”上海，不知是否也曾有過魯迅筆下人物的這種感慨？

“小姑爹”崔錫麟與汪曾祺的上海印象

當時蘇北已成戰區，汪父菊生在鎮江省立醫院做眼科醫生，帶著第二任繼室任氏寄居鎮江（同行的汪菊生大哥以及汪曾祺大姐后來即長期定居鎮江）。汪曾祺在滬期間的一些小說即取材于他1946年8月和1947年舊歷新年赴鎮、揚兩地探親的經歷。

汪曾祺在鎮江探望同樣客居異地的父親時，又碰到小姑爹崔錫麟。崔氏1946年1月由重慶調回江蘇，任中國農民銀行業務專員兼鎮江支行經理、鎮江銀錢業工會理事長。汪曾祺離開昆明前夕，連續爆發了李公仆（1946年7月11日）、聞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刺慘案，一時輿論嘩然，群情激憤，各地哀悼紀念活動不斷。這種氣氛通過報紙媒體也傳到鎮江。李公樸原籍江蘇武進，生于山陽（今淮安），自幼隨兄長在鎮江上中學、當學徒，他的遇害對江蘇本地人觸動更大。汪、崔兩家相見，小姑爹勸汪曾祺不要受老師聞一多的影響，趕緊在政界或銀行界謀個體面職位，光宗耀祖。

不勞崔錫麟開導，汪曾祺本人做學生時，受超脫于政治的沈從文、楊振聲等“京派”名師影響，對李、聞等“拍案而起”介入政治的態度雖給予理解與同情，私心卻不以為然，曾當面給聞一多“直率地提出了意見”。師生一個“俯沖”，一個“高射”，爭得面紅耳赤，但并未傷和氣11。汪曾祺后來以實際行動（尤其前后一貫的文學創作）顯示其主觀上希望超脫政治、“隨遇而安”的立身方式，但這種狷介的態度與崔錫麟的混跡官場、和光同塵并不相同。年輕氣盛的作家謝絕了小姑爹的勸誡，告別家人，只身又返回上海。

汪曾祺1939年夏經上海赴昆明上大學，1946年夏從昆明回上海，兩次都與崔錫麟（或其影子）相遇，這對他后來的創作關系匪淺。盡管汪曾祺很少正面提及此事，但1960年代改編《沙家浜》，他給胡傳奎添上滬劇原作《蘆蕩火種》并沒有的“青洪幫”背景。另外，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汪氏取材童年記憶的一系列高郵故里小說中，更頻頻寫到“舅太爺”和“青紅（洪）幫”。這些“小說家言”并不一定直接影射崔錫麟，但極可能關涉著汪曾祺早年與崔錫麟的接觸以及在高郵鄉親中盛傳的崔氏傳奇經歷。

1970年代末汪曾祺“復出”之后，跟崔錫麟仍有聯系。1981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汪曾祺回到闊別四十二年的故鄉，盤桓月余，見到許多親朋故舊。恰逢11月1日崔錫麟八十大壽，汪曾祺也前往賀喜。二人相談甚歡。崔錫麟贈汪一幅畫作，并題詩曰：“多年蘭桂喜還鄉，嫩蕾居然放瑞香。一代文壇夸韻色，百花園里耐秋霜。品格清高邀眾賞，蒹葭依附也增光。愿乘東風吐異彩，人間到處挹芬芳。”這首題畫詩概括汪曾祺的文學成就頗為允當，至于說他本人“蒹葭依附也增光”當然是客套話。八十老翁未必認真拜讀過侄孫輩的小說并從其中辨認出自己的面影，否則倒真的不知他會作何感想了。

汪曾祺也欲調弄丹青以為賀禮，但既然小姑爹贈畫在先，他只好恭恭敬敬寫了三首七言絕句，為長者祝嘏——

其一

扁舟一棹入江湖，一笑燈前認故吾。

報國有心豪氣在，未甘伏櫪飽干芻。

其二

胸中百丈黃河浪，眼底巫山一段云。

猶余老缶當年筆，歸畫淮南萬木春。

其三

抵掌劇談天下事，揮毫閑書老少年。

高齡八十健如此，熠熠珠光照夕煙。

詩前小引曰：“小姑爹八十歲矣而精神矍鑠豪邁健談命作詩賦三絕為之壽”，落款“孫汪曾祺敬草，1981年11曰1日。”12

這都是后話了。

被歸入進步作家行列

抗戰勝利，“文藝界復員問題”迅速提上議事日程。在重慶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一邊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一邊“向政府請求協助”文化人“復員”事宜13。限于交通條件，只能讓負有“接收”使命的軍政機關優先。文化界全面“復員”的高潮延遲至1946年春夏之交，即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后。

汪曾祺趕上了1946年夏“復員”高潮的尾巴。因為只是肄業而無文憑，又一直耽于創作，迄無系統的學術研究，所以他沒能像老同學朱德熙那樣拿到大學教員的聘書，只能到“光復”后的十里洋場上海來謀飯碗。

當時“大后方”重慶、昆明、桂林、蘭州等地文化人“復員”的主要目的地都是上海。“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上海分會由鄭振鐸、許廣平、夏丏尊積極籌備，已于1945年底成立。一俟總會東移，立即與上海分會合并14。帶著對1930年代以魯迅為中心的進步文化界的美好記憶，也帶著戰后重建新文化的憧憬，文藝家們躍躍欲試，希望能在上海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作為剛剛嶄露頭角的校園青年作家，汪曾祺一向生活在云南邊陲。1939年夏從家鄉高郵出發赴昆明報考西南聯大時路過上海，但彼時一名高中生不可能在大上海留下什么蹤跡。此番舊地重游之前，雖然已有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復仇》和散文《花·果子·旅行——日記抄》分別刊載于《文藝復興》（1946年2月25日1卷2期、1946年5月1日1卷4期）和1946年7月12日《文匯報·筆會》，但這種零星的發表也不可能引起滬上文壇怎樣大的關注。在紛紛奔赴上海的文化人中，他只是一名無名小卒。

跟汪曾祺的情況形成巨大反差，那些經歷了戰爭洗禮與饋贈的成名作家載譽歸來，備受滬上媒體矚目。詩人臧克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匯報》用《臧克家抵滬》為題，隆重報道這位曾深入戰區的詩人：“不久以前，他坐了拖船由重慶東下，在南京小住之后，已于日前抵滬。此后，我們將會不時聽到這位詩人的吟唱！”15平生不寫日記的臧克家在自重慶到南京的長江干流航線上破例完成長篇日記《我在“勝利號”拖輪上》16。詩人寫散文，妙筆生花，加上經歷特殊又具典型性，故傳誦一時。《文匯報》報道中的“拖船”即出典于臧克家公開發表的日記標題。

作為母親河之一，長江干流在古代文學（尤其唐詩宋詞及宋人筆記如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中備受關注。進入“新文學”時代，大規模描寫長江干流的作品反而不多。屈指可數的只有1920年代末郁達夫中篇《迷羊》（寫主人公沿江往來于安慶、南京、上海）、1940年代初蕭紅長篇《馬伯樂》和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寫抗戰之前與南京陷落之后潰散的軍隊與難民溯江西上）。此后詳細從容地記敘上海至重慶的長江干流的作品，直到1946年“復員”高潮中才陸續涌現。就中翹楚要數臧克家《我在“勝利號”拖輪上》、詩人陳敬容日記體散文《大江東去》以及葉圣陶遲至1980年代初才出版的《日記三抄》之《東歸江行日記》。汪曾祺在滬期間創作的小說《雞鴨名家》《囚犯》《白松糖漿》《邂逅》根據他赴鎮江、揚州兩次探親的見聞和感受，以獨特筆法寫長江沿岸各種人事，也頗有特色。

臧克家雖高調抵滬，日常生活卻捉襟見肘。詩人原本隨妻子鄭曼所屬機關“中央衛生實驗院”“復員”到南京，但在南京遇見詩友林宏，他們在霧都重慶曾聯合詩人曹辛之（杭約赫）、郝天航等辦過“星群出版公司”，此時都很想去抗戰勝利后新的文化中心上海再續詩緣。林宏告訴臧克家，在上海主編《僑聲報》的陳流沙有意請臧赴滬主持副刊工作，正登廣告詢問詩人消息呢。臧克家聞訊一激動，就讓鄭曼辭去“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決心到大上海去冒險一下”17。

1946年7月下旬臧氏夫婦從南京坐火車至上海，“好似一葉孤舟飄在茫茫大海中”，只能投奔張自忠烈士之弟、山東同鄉張亮忱家，暫作歇腳之處。幸好陳流沙兌現諾言，不久便如約請臧克家主編《僑聲報》文藝副刊《星河》《學詩》，臧氏夫婦這才告別張亮忱，住進北四川路口東寶興路138號《僑聲報》員工宿舍，“‘光榮而又惶恐’地成了大上海的一個市民”。

《僑聲報》員工宿舍是“接收”來的一座日式小樓，臧氏夫婦擠在二樓一間曲尺形斗室，“室內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脫鞋，客人來訪，席地而坐”。1930年代文友、山東老鄉季羨林1946年8月從德國學成歸來，就任北大東方語文系主任之職18，途經上海，盤桓數日，就睡在臧克家這間斗室的“榻榻米”上，“他的書箱一個又一個，把我這間小屋擠得更小了”19。季羨林后來回憶說，“我去國十一年，1946年夏回到上海，沒有地方可住，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地方就在這里，時間是1946年的中秋節”20。

據臧克家二公子臧樂安回憶，當時父親和后媽的住所，“外面是一條長廊，有玻璃門可以拉上，把整個走廊封閉起來。爸爸媽媽的房間很窄小，靠走廊的窗前擺著一張寫字桌和一把椅子，靠西墻有一個小茶幾，再往里一點是一個大床，腳頭擺些箱子什物，就沒有什么回旋余地了”21。樂安和哥哥樂源初到上海，只能在外面走廊打地鋪。這與當時兩家小報記者所記完全吻合。

可惜《僑聲報》副刊不久即被關閉，臧克家一度失業。一些小報還由此判定詩人只會創作，不適合當編輯。幸好《僑聲報》員工宿舍還可繼續居住。臧克家只能靠稿費維持生計。在上海兩年半，他用功創作，出版了詩集《寶貝兒》《生命的零度》《冬天》，也給唐弢主編的《文匯報·筆會》等刊物寫過不少散文。他還進一步加大重慶后期就開始的小說創作的頻率，出版了小說集《掛紅》《擁抱》，許多短篇就刊登在鄭振鐸、李健吾合編的《文藝復興》上。《文匯報·筆會》《文藝復興》也是一個月后到上海的汪曾祺發表作品較多的地方。

饒是如此，詩人仍感入不敷出。一家四口月支起碼須60萬。鄭曼不得不一邊做家務，一邊在財政局做臨時工，辦理屠宰場收稅業務，月入28萬貼補家用22。汪曾祺在滬期間創作的小說《戴車匠》主人公的已故街坊“老張”之子也“在湖西屠宰稅上跑差”，這個看似信手拈來的特殊職業或許果真來自汪曾祺對故鄉高郵的記憶，但無巧不成書，沈從文少年時代在堂舅黃巨川任警察所長的沅州警署當辦事員，一項重要“職務”便是管理“本地的屠宰稅”，《從文自傳》對此有妙趣橫生的描寫23。汪曾祺熟悉沈從文早年這段經歷，現在看到臧夫人鄭曼竟也從事這個職業，由此激發靈感，將“屠宰稅”寫入小說《戴車匠》，也并非沒有可能。

直到白壽彝、顧頡剛將他們為文通書局編輯的《文訊》月刊轉給臧克家，情況才有所好轉。臧家兩位十六七歲的公子也由上海“孤島”和淪陷期“劇壇盟主”李健吾介紹，到他的學生高宗靖做校長的私立致遠中學讀書，成為國文教員汪曾祺的學生。臧家兄弟還作為“貧寒子弟”受到特別照顧，與該校工友及駐校教員住在一起。

從“后方客”轉變為“新上海人”，汪曾祺和臧氏一家不乏共同語言，何況他們還有共同的關系人李健吾和高宗靖。直到1978年5月21日，李健吾在與剛退休不久的高宗靖私人通信中，還為關心汪曾祺、臧家兄弟的當年致遠中學高校長詳細介紹他所知道的這三位的近況24。

1947年11月15日《文訊》月刊7卷5期推出第一個《文藝專號》，臧克家既約到前輩作家郭沫若《再談郁達夫》、茅盾訪蘇游記《V.P.卡泰耶夫訪問記》、葉圣陶《工余隨筆》、朱自清《論百讀不厭》等重頭文章，也取得馮雪峰、李健吾、唐弢、艾蕪、許杰、呂熒、戈寶權、范泉、金克木、方敬、碧野等1920—1930年代活躍于文壇的作家與編輯家的新作，此外還安排了汪曾祺、袁水拍、陳敬容、勞辛、劉北汜等1940年代涌現的新作家同臺競技，“因為篇幅和時間的限制，王統照、沙汀、吳組緗、蔣牧良先生的小說，楊晦、何家槐、田仲濟先生的論文，以及徐遲先生的四百多行的譯詩，只好曠隔兩月，等到來年二月十五日的第二個《文藝專號》來和讀者見面了”25。

《文訊》1941年創刊于貴陽，1946年在重慶復刊，均為“綜合的學術性的月刊”，以文史類學術文章為主。1947年6月15日七卷一期起遷至上海，不久即由臧克家接手主編，每期增加一點文藝作品，“那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備’進去的”，詩人不過癮，這才有了“文藝專號”的創舉。在首期“文藝專號”上汪曾祺小說《落魄》不僅被推為第三方陣新作家之首，還被排在目錄突出位置（居金克木、方敬、袁水拍、戈寶權、唐弢、雪峰、范泉、陳敬容、李健吾、勞辛之前）。也許因為編者看重《落魄》在當期的《文訊》所有稿件中最像小說、篇幅最長，而汪曾祺講述揚州人在昆明“落魄”的故事以及全篇強烈的反戰厭戰情緒也最富典型意義吧。

對汪曾祺來說，在《文訊》“文藝專號”閃亮登場，最重要的還是被臧克家明確歸入與“我們”同一“色彩”和“態度”的進步作家行列——

在這個大時代的極端苦悶和掙扎中，文藝有它的一份責任。然而矛盾也就在這里。一方面，我們想透過作品去聽時代脈搏的跳動，但是，去約文章的時候，卻先鄭重聲明：“不能太刺激”——雜志如果必須有一個“個性”，那么就讓“色彩”算我們的“個性”吧。但是，這并非大敞著門，上面貼著：“來者不拒”，我們是有所取，有所不取的。這就要看文章的內容和作者的態度了。26

盡管京滬兩地“進步”作家從1946年開始就對執教于北大的沈從文展開新一輪“圍攻”，但在將近一年半同城居住、閱讀作品、聽取兩位公子對學校老師的印象之后，詩人臧克家仍將沈從文高足汪曾祺明確視為進步的青年作家，這對上海時期汪曾祺的文壇定位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臧克家大汪曾祺十五歲，兩人先后于1930年代初在青島大學、1940年代上半期在西南聯大師從聞一多，都為聞所欣賞，但此前并無任何交集。抗戰“復員”到上海，他們竟有了一段特殊因緣。臧克家做了汪曾祺的學生家長，比臧克家晚到上海十來天的汪曾祺則成了臧在滬期間主編的刊物《文訊》鄭重推出的青年作家之一。

汪曾祺1946年8月抵滬，起先借住于西南聯大老同學朱德熙家在靜安寺“廟弄”的“本家老屋”27，常隨朱德熙走親訪友。其中一位老友、無錫人朱南銑是1943年夏畢業的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研究院）碩士，也是朱德熙在上海私立正始中學的高中同學。生性豪爽的朱南銑在福州路“老正興”請朱德熙、汪曾祺等吃螃蟹、喝紹興酒。朱、汪兩人爛醉如泥，朱德熙只好將他們安置在附近小旅館過了一夜28。

朱南銑（1916—1970）雖然學哲學出身，但酷愛文史研究，在考證曹雪芹家世生平、開創性地研究中國象棋史等領域卓有建樹，1950—1960年代曾化名“一粟”編纂《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研究·紅樓夢卷》。胡適1960年5月30日讀到《紅樓夢書錄》，在日記中問道：“一粟不知是誰？”1940年代后期朱南銑也供職《僑聲報》29。與福州路平行的泗涇路壹號《僑聲報》社緊鄰“老正興”飯館，生性愛熱鬧的臧克家無論是否也參加了那次豪飲，都不排除朱南銑在席上可能跟老同學們談到剛來上海的他這位新同事臧詩人。

汪曾祺在上海一年零七個月，正值1930年代“京海之爭”余波在歷史巨潮沖刷下即將釀成南北文壇徹底決裂之際。左翼激進文化界一起青年作家對“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的“圍攻”尤為突出30，所謂“有毒皆備，無惡不臻”31。但至少在樓適夷1949年初將汪曾祺指認為“沈從文所代表的現代主義的另一種幻美的傾向”的“追隨者”之前32，上海《文匯報》（唐弢、柯靈主編）以及重要文學刊物《文藝復興》（鄭振鐸、李健吾主編）、《文藝春秋》（范泉主編）、《文訊》（臧克家主編）、《人世間》（鳳子主編）、《文藝工作》（孫陵主編）等等并不計較汪是沈的愛徒。他們只看汪曾祺作品的質量與傾向，予以善意而寬容的接納。這就使汪曾祺可以暫時脫身文壇激烈論爭的旋渦，“沉酣”于高度個性化的創作，在玄黃未定的“嚴肅的時辰”取得驕人成績。汪曾祺作為“京派”后起之秀的身份定位也因此多少有所沖淡，他在1940年代后期文學史現場的歸屬與色彩始終顯得多元而駁雜。

“黃浦江呻吟”與“蘇州河嘆氣”

各路“復員”機關和“接收”人員蜂擁而至，十里洋場一度顯出病態“繁榮”。葉圣陶1946年2月9日返滬，第一周暫寓霞飛坊35號三樓妹夫江紅蕉家。二樓即開明書店同事、老友王伯祥寓所。另一同事也是老友和姻親夏丏尊住霞飛坊3號。葉圣陶次日上街，“自外灘經白渡橋，入虹口區。達三角地菜場附近，沿路出售日人舊貨之地攤櫛比，較之漢口，尤為大觀”。他先去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祥經里”，察看開明以“巨大頂費”為同人“分租”的六幢小樓。午飯后與同事沿虬江路往西越過淞滬鐵路，經寶山路、河南路，步行至福州路開明書店總店。一路所見，“熱鬧情況且勝于八年以前”33。

5月8日郭沫若由重慶飛抵上海，5天后田漢為之設宴洗塵，郭席間賦詩，開頭就說“適從山里來，上海今依舊”34。夏末秋初邵荃麟和妻子葛琴從武漢抵滬，一走出火車北站，最初的感覺也是上海變化不大，“仿佛這九年歷史竟是一張空白，而我的離開又回來，仿佛就是昨天和今天，中間并不曾有什么間斷似的”35。汪曾祺七年后從云貴高原北歸，也是“適從山里來”，不知是否同樣覺得“不曾有什么間斷似的”？

然而好景不長。“五子登科”的現象愈演愈烈。物價和失業人口持續飆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間寄予厚望的新政協會議剛剛開過，“和”與“戰”的天平立即搖擺不定。1946年夏秋之交，“一般論調均以為分裂之局已成，此后將為長期之爭戰。和平不可致，建國徒成話頭，國家地位益低落，人民生活益困頓，前面似唯有一團黑耳”36。雖然上海市面尚稱安定，但有形無形的硝煙通過報紙和無線電頻頻傳來——

無線電絞死春天——

深夜，黃浦江呻吟。

蘇州河嘆氣，

睡夢里還有人盤算著，

柴米油鹽，擔心一早起

報紙又帶來什么壞消息。37

年輕的詩人們的敏感神經震顫了，這樣的日常生活場景絕非出于臆想——

紳士們捧著大肚子走進寫字間，

迎面是打字小姐紅色的呵欠，

拿張報，遮住臉，

等待南京的謠言。38

最突出的民生問題莫過于住房極度緊張。從重慶回上海的夏衍在周恩來指示創辦的《建國日報》（前身為《救亡日報》）寫過一則補白，諷刺“接收大員”與所謂“地下抵抗工作者”強制接收（不惜亂貼封條），人為加劇租房緊張——

（一）上海人最怕兩種人，一種是從天上飛下來的，一種是地下鉆出來的。

（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須要兩種條子，一種是金條，另一種更是封條。

《建國日報》只存在十二天就被查封，但夏衍這則補白不脛而走。它實在生動描畫了當時上海社會的實際。39

對絕大多數“復員”來滬的文化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租房。茅盾夫婦1946年5月26日從廣州一回到上海，就發現房子難找40。他們1930年代與魯迅、葉圣陶、周建人等文化人在北四川路底大陸新村比鄰而居，三上三下獨棟洋房相當寬舒。如今再住回去，“卻只占得一間房，還是朋友從自己的住房中勻出來的”。茅盾后來聽人說，“（抗戰）八年來上海的住房面積未增一平米，而人口卻增加了近兩倍。原來一戶中等收入的人家可以住一棟小樓，而現在占有一層樓已算萬幸了”41。

將自己住房“勻”給茅盾的這位“朋友”就是住茅盾樓下的范泉，他當時編輯滬上影響力僅次于《文藝復興》的大型文學期刊《文藝春秋》。和茅盾住在一起，“能經常聆聽他的教導，并在工作上得到他的關懷和扶持”42。范泉不僅與葉圣陶同住西川北路，《文藝春秋》所依托的上海永祥印書館在福州路380號，開明書店在福州路268號、272號“西中和里”，兩處相距數百步，范泉也有很多機會向葉圣陶請教43。1947年8月15日《文藝春秋》五卷二期刊發汪曾祺“心理小說”《綠貓》，1948年3月15日6卷3期又于頭條位置隆重推出汪曾祺另一篇寫實風格的小說《雞鴨名家》，這種兼收并蓄的文學眼光或許就得益于茅盾、葉圣陶對范泉的影響與指導（無名氏認為汪曾祺當時最好的兩篇小說就是發表在《文藝春秋》上的《綠貓》和《雞鴨名家》44）。

比汪曾祺大十歲、同為沈從文弟子的蕭乾1946年6月下旬被《大公報》從英倫召回上海，負責撰寫國際要聞、重要采訪與特寫，同時主持文藝副刊。汪曾祺在上海時期許多散文皆經蕭乾及其助理劉北汜（汪曾祺西南聯大同學）之手發表于上海《大公報·文藝》。蕭乾帶著中英混血的嬌妻初到上海，起初幾無立錐之處，“上海租房子非有金條不可，然而我不但那時身無金條，生平也沒有見過那玩藝兒”。輾轉搬了六次家，最后在復旦大學兼職教新聞和英國文學，這才住進復旦“徐匯村”一幢兩層日式聯排公寓。蕭乾一直感念復旦曾為他這個在海外漂泊七年的游子提供棲身之所。就是在那座小樓里，他將過去所寫的小說、散文和特寫分別結集出版，“對前半生的文學工作做了一次回顧”45。

1946年11月3日星期天，蕭乾夫婦和同在復旦執教的靳以開派對，在“緊湊而舒適”的新居招待了茅盾、葉圣陶、洪深、李健吾、巴金、趙家璧、王辛笛、卞之琳、馬宗融、陳望道等一眾文化界師友46。曾經供日本中下級軍官享用、戰后分配給復旦大學的日式小樓群，許多還保存至今。進門右手是廚房，一二層共有二大二小四個房間，兩層樓之間的木板樓梯盡頭是廁所，內部空間十分“緊湊”，小家庭住還算“舒適”，人一多就沒有回旋余地了。蕭乾只有同時開放上下兩層，外加底層落地窗外面妻子圈起來的小塊草坪，才能盛下這么多客人。即便在偏僻的江灣五角場，這樣的居所還是令眾多文化人嘖嘖稱奇。

在上海原來有家、戰時有人看守的“復員”者也會發現過去的家已面目全非。1946年2月25日胡風攜妻、子回滬，住進永嘉路由老岳母帶著外甥女看守八年的老宅。老太太沒有收入，只好出租三樓和亭子間，底樓也被房客堆滿雜物。等到女兒女婿和小外甥回到上海，一時竟無法清退租客。對方無處可去，所謂“補償費”開出天價，不予滿足就絕不搬遷。胡風一家四口加上老岳母只能擠在二樓。

回滬一個多月，胡風總是為房客的問題苦惱著。此事甚至驚動了忙于“和談”、頻繁往來滬陵兩地的周恩來副主席，他特別請即將隨中共和談辦事處撤出上海的馮乃超囑咐胡風，“為房子的事，千萬不要惹出麻煩”47。除了偶有作品在同刊同期發表之外，目前尚無材料證明汪曾祺與胡風有交集。汪曾祺好友唐湜每年有兩三次登門拜訪胡風48。當時正著迷于汪曾祺小說和散文的唐湜會不會在一心提攜新作家的胡風面前說起過汪曾祺呢？

1930年代跟胡風一起戰斗在魯迅身邊的馮雪峰只能像在重慶一樣，繼續借住于各方面都有“關系”的姚篷子在福煦路和威海衛路之間所開的“作家書屋”二樓的一間小屋里49，此地緊鄰致遠中學，雪峰也有文章跟汪曾祺小說登載于同刊同期。

夏衍奉命從重慶飛回上海，配合《新華日報》發行上海版，爭取恢復《救亡日報》。《新華日報》最終未能出上海版，《救國日報》改名《建國日報》也僅僅曇花一現。這段時間夏衍一家四口擠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至德里岳父家。奉命飛赴香港之前，他才為家人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重華新村”找到一幢房子，跟胡繩一家合租50。

胡繩并未論及汪曾祺，但他到香港后曾撰長文，分析“七月派”青年作家路翎的小說過于看重孤立無援的流浪漢形象，未能把握作為階級而覺醒反抗的底層民眾51。這樣的批評其實更適合于汪曾祺小說。汪曾祺一度與路翎齊名，唐湜“汪曾祺論”就重點闡述了汪與路翎的異同。

堅持“苦住”在“孤島”和淪陷期上海的文化人住房也很局促。李健吾向汪曾祺熱情施以援手，一舉解決了汪在上海工作和居住的大問題（汪曾祺1983年夏創作的短篇小說《星期天》反復提到此事），但李健吾本人的住所一波四折。這位抗戰時期暨南大學教授、上海“劇壇盟主”一度跟神經質詩人孫大雨一家合租在上海有錢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真如火葬場附近一幢二層樓聯體別墅。兩家經常鬧得不開心，李健吾、尤淑芬夫婦不得不搬到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多福村五號。抗戰勝利后李健吾又搬到西摩路（今陜西北路）175號頗為豪華的華業公寓，但很快因害怕惹眼（或說是“劫收”得來，或說是蒙了清華老同學、上海教育局局長顧毓琇的照顧），更因物價飛漲，只能由黃佐臨介紹把房子“頂”給演員金山、張瑞芳夫婦，李健吾本人則于1947年10月搬到東寶興路173弄9號菜場附近一所公寓安家52，成為鳳子、葉圣陶、臧克家、范泉、茅盾等人的鄰居。

跟李健吾一起被汪曾祺寫入小說《星期天》的話劇/電影演員中叔皇居無定所，到處打游擊，一度通過人情關系借住在汪曾祺執教的致遠中學教員宿舍，直到婚后入贅岳家，才有了穩定的居所。比起中叔皇，汪曾祺已經相當幸運了。

也有特殊情況。郭沫若一家大小1946年5月8日抵滬不久，便住進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北四川路之間的狄思威路719號（今溧陽路1269號）一座花園洋房。據說那是馬思南路“周公館”（中共“和談”辦事處）出金條為郭沫若“頂”下的53，很快就成了上海進步文化人的一個活動中心。

經濟實力雄厚的開明書店用“巨大頂費”為員工“分租”同在一個小區的“六幢”小樓。巴金、蕭珊夫婦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住回好友索菲、已故三哥李堯林留下的霞飛坊59號上下三層聯體別墅（上海人稱“新式里弄”）。葉圣陶（開明書店）、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與志同道合者長期協力經營業務較為穩定的出版社，自己又有版稅收入，但像他們這樣的進步作家和出版人畢竟不多。戰時“文協”許多作家回到上海，只能像蕭乾、馮雪峰、胡風、臧克家以及臧克家的老師楊晦那樣一面給報館雜志做編輯，一面寫文章賺稿費；或在大中小學兼職，勉強維持生計。

1946年2月老舍赴美講學，由葉圣陶代理其中華文藝家協會總會常務理事之職，開明書店因此更加積極地支持全國文教事業，撥專款贊助各地（包括上海）“文協”，并直接“救助貧困文友”，“對困窘之會友三十一人，各致送八十萬元”54，此外還經常宴請途經和居住在上海的作家朋友。汪曾祺就曾出席開明書店1946年冬在綠楊邨的一次飯局55。巴金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堅持為青年作家出版書籍，“真正有價值的書，即使銷路不好，還設法印來”56，其所主編的文學叢刊第十集就有汪曾祺的第一本書《邂逅集》。

“一個美麗的慷慨的破碎了的夢！”

1945年9月抗戰勝利直至1946年2月10日重慶發生“校場口慘案”（特務乘亂毆擊慶祝政協會議召開的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章乃器等民主人士），普通民眾曾一度沉浸在和平建國的希望中。1946年開春以后，形勢急轉直下，分裂與沖突迅速公開化，當局高壓也隨之加劇。勝利之初在重慶宣布廢止的書報檢查制度到了“收復區”上海死灰復燃57，加上出版準許條件苛刻，新辦報刊基本免談，恢復舊報刊也得辦理各種手續，加之紙張控制嚴厲，當時上海私營小出版社雖多如牛毛，從“大后方”回上海重操舊業的進步文化出版人卻步履維艱。

一向注重以辦刊來團結培養進步青年作家的胡風幾經努力，1946年4月終于在上海出版了《希望》第1集第4期，但半年之后（1946年10月）就不得不宣布停刊。臧克家倒是在陸續趕到上海的重慶時期文友曹辛之、劉嵐山、林宏、穆天航、陳敬容以及原本在上海的王辛笛等人協助下，恢復了“星群出版社（公司）”，但也只能用以書代刊的方式印行《詩創造》，而且很快被列上黑名單，直至出版社被抄，臧氏本人于1948年底偷偷離開上海，只身逃往香港。

政治高壓使文化人動輒獲咎。1946年5月1日《新民報》成立上海分社，吳祖光應老板陳銘德、陳季惺夫婦之聘編輯副刊“夜光杯”，“多次觸怒過官方、主管當局，害得總經理打躬作揖，連連認錯，甚至受過警告、停刊”，最后吳祖光跟臧克家一樣也不得不緊急逃亡香港。當時民間流行一個說法，“只有撿吃的，撿喝的，沒有撿罵的”，腐敗的文藝審查機構神經過敏到專門“撿罵”，害怕一切諷刺的聲音，“永遠把自己擺在挨罵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會有人夸獎他、贊美他”58。這情形也恰如一位青年詩人所描畫的——

一夢三十年，醒來到處是敵視的眼睛，

手忙腳亂里忘了自己的真正的仇敵；

漫天飛舞是大潮前紅色的蜻蜓，

怪來怪去怪別人：第三期的自卑結。59

如此高壓之下，文化的蕭條可想而知。著名演員白楊甚至認為“復員”后上海演劇業反而趕不上“孤島”和淪陷期，更不能和霧都重慶相比，“從重慶到上海已經小半年，我懷念重慶。在重慶的時候！生活有著希望，勝利是一個理想，我們吃苦耐勞，在舞臺上賣命流汗，心理永久覺得充實，有著力量”，“但是，勝利了。希望破滅了”，“我們曾經那樣熱切地想象著，戰后演劇蓬勃的景象，現在是完全相反，極目回顧：荒涼而又破敗”60。白楊尚且如此，一般演藝人員的處境可想而知。

李健吾的學生、1930年代中期就開始活躍于上海劇壇的高宗靖（藝名“夏風”）認為“戲劇商人”對演員太苛刻，演員出于“興趣”投身戲劇，往往填不飽肚子，更別說養家糊口。被逼無奈，他不得不將興趣和工作重心轉移到教育界，貿然來滬的汪曾祺因此才能容身于“夏風”所創辦的私立致遠中學。就在汪曾祺執教致遠那段時間，“夏風”還不得不偶爾去外地“跑單幫”。致遠中學唯一的三層樓建筑第二層有間屋子掛著“六河溝煤礦有限公司”招牌，“時見國民黨官員王正廷出入”61，這或許也跟高校長的經商活動有關。

經濟蕭條，文化荒涼，總是伴隨著現實的怪異與恐怖。抗戰勝利之初，沙遜大廈臨街頂部豎起巨幅廣告牌“慶祝勝利”。1946年5月5日“還都南京”的典禮上，蔣氏老調重彈“禮義廉恥”的訓詞，于是“慶祝勝利”又換成“禮義廉恥”。邵荃麟、葛琴夫婦1946年夏秋之間“復員”來滬，臨時住在北四川路臨街一幢小樓上，直至1947年3月離滬赴港62。作為“后方客”走在上海外灘的荃麟抬頭看到遠東第一高樓沙遜大廈用“年紅燈”打出灼灼發光的“禮義廉恥”四個大字，低頭則看到“那些裝著嘯聲器的美軍汽車從馬路上發瘋般飛馳”63。

葉圣陶日記沒有提到沙遜大廈的“年紅燈”，但也記錄了當時上海街頭怪異而恐怖的氣氛。趾高氣揚、“發瘋般飛馳”的豈止美軍汽車，當時“特務之組織殊龐大，人數將五六十萬人”。“每日午刻發放警報，以代午炮，齊一時刻”的“不祥之聲”也令人“聞之不歡”64。私立致遠中學教員汪曾祺和學生們不僅每天能聽到“午炮”，學校圍墻外邊還常有“抓強盜的車”呼嘯而過。正在上國文課的汪曾祺靈機一動，當場在黑板上給學生命題：《假若這輛警戒車是來抓我的》65。

汪曾祺1947年6月所作微型小說《年紅燈》也寫到“我”在某條馬路對面高樓上看到幾個工人在安裝巨大的“廣告鐵架子”，“這東西，無話可說，很偉大！豎那么個架子的工程可以蓋好幾間屋子了吧。架子上幾個大字，每個字比一間屋子還大”。幾天之后，“我”又看到工人油漆這鐵架子，并給“幾個大字”裝上紅紅藍藍的“年紅燈”。汪曾祺看到裝有“年紅燈”的那幾個大字很可能就是邵荃麟在沙遜大廈看到的“禮義廉恥”廣告牌。兩個月后，汪曾祺又把《年紅燈》重寫一遍再次發表。第二稿明確交代那裝有“年紅燈”的幾個大字豎在“江邊”。上海只有一條黃浦江，“江邊”裝有巨幅廣告的高樓很可能就是沙遜大廈。這幾個大字廣告牌在汪曾祺抵滬之前就掛上去了，小說寫工人正在新裝廣告，或許是為了謹慎而有所避諱吧。

剛到上海兩個月的胡風“宛若掉進了一個海里。茫茫滔滔，一望無際。有深不可測的無數的洞窟，有各自長著特別爪牙的無數的水獸，有此起彼落的無數的風濤變幻”。胡風看到在這個海里各人做著個人的夢，“英雄夢者有的做成了‘英雄’，黃金夢者有的得到了黃金，家人美酒夢者有的享受了美酒佳人……，但那些安居樂業夢者就不免十之八九受到了事實底打擊。至于那些光明夢者呢，如果他們還不至于‘頹然睡下’或‘望而逃走’，那么，祝福他們罷”，“這是一個污穢的海，我已經游泳了兩個月了”，他滿心希望在上海這個“新文藝底中心地，曾經是五四底一個主要的舊戰場”重整旗鼓，結果卻只見“上海現在正被黃色刊物所泛濫”66。不足兩年，胡風也一樣逃離上海，遠遁香港。

滿懷希望“復員”來滬的各路文化人一兩年后紛紛以不同的方式離開上海。汪曾祺在上海也只住了一年零七個月。但這段時間他所經歷的一切將終生難忘。

1947年1月重慶文通書局決定將《文訊》月刊搬到上海，但“一直到了四月初，本刊仝人才全部東來。我們的意思，本來想在‘五四’以前把第一期印出來。但各種接頭的事都要重新開始，一個月實在不夠。我們度過了這個紀念日，便索性從容一點”67。剛在重慶獲得文通書局編輯工作的詩人陳敬容1946年6月中旬被派往上海。她是文通書局較晚“東來”的“仝人”，除了編輯書局的圖書，也作為“編輯者”參與《文訊》編輯工作。臧克家發表汪曾祺小說《落魄》，可能也經過陳敬容之手。

陳敬容攜幼女沙靈娜和丈夫由重慶出發68，乘船沿江而下，在南京改乘火車，“半個月的旅程——由一個熟悉的地方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長江、鐵路、輪船、木船、火車、熱擠、生病、淋雨”，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在六月下旬一個炎熱的雨夜十點半抵達上海北站。在不遠處找到某同事家。因為戒嚴，陳敬容一家在大門緊閉的弄堂口無論怎樣高聲喊叫也無人回應，只好讓三輪車拉到北四川路某個小旅館胡亂對付一夜69。

因為無法忍受丈夫（詩人沙蕾）的荒唐與暴戾，陳敬容不久即拋夫別女，開始了“打游擊”的流亡生活。文通書局不能給她提供“即使只夠一張床的地方”，“除了偶然而又偶然之外，我很少在一間屋子里住到半年以上”，總是“被迫遷出”。若非前輩詩友王辛笛（或蔣天佐）慷慨相助，陳敬容肯定無法逃脫“露宿街頭”的厄運70。她離開重慶時已預感“復員比逃難還苦”71，想不到來上海之后，遭遇竟這般凄苦——

上海，這是個豐富的海。

這是個豐富的海，而我們

是一枚針，投進海里便再找不到

自己——

干杯，干杯！這是上海，我們

來吮吸這個海，也被這個饕餮的

海——吞噬。72

青年小說家汪曾祺告別美麗寧靜的彩云之南，來到“浮囂”的黃浦江畔、蘇州河邊，要想尋個適合的住處，難度絕不在大他三歲且有固定工作單位的詩人陳敬容之下。起初他只能借住在緊挨著靜安寺的愚園路“廟弄”老同學朱德熙家。西南聯大高才生朱德熙早就由聞一多舉薦獲清華大學教職。1946年7月他和夫人何孔敬帶著出生不久的女兒回上海探望母親和弟弟妹妹，何家也隨著女婿女兒從住了三十年的昆明搬到上海。朱德熙在上海住了不到兩個月就趕去清華報到73，臨行前他托母親和一家人照顧8月來滬、借住在朱家的汪曾祺。

朱母彭楚秀女士很關心大兒子的這位同學，但朱家人多（朱德熙兄弟姊妹八個），住處并不寬敞。汪曾祺只能在過道打地鋪。汪曾祺女兒汪明后來恰巧成了朱德熙妹妹朱然的同事，她從朱然處得知“朱德熙的弟弟妹妹當時都積極地投身革命工作，雖然與爸的人生觀格格不入，但是對他都很有禮貌”，朱然“每天一早笑瞇瞇地跟頹在地鋪上”的汪曾祺打完招呼，就跑去參加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的活動。在朱然這些進步青年的眼里，哥哥德熙的這位老同學“簡直沒個人樣兒”了74。

在戰時困苦卻寧靜的聯大校園成長的年輕作家汪曾祺曾借小說人物之口豪邁宣布，“寫小說實在是個高貴的職業，如果寫小說也算得是職業。我們這個國度的氣候真不佳，了解的溫情開不了花，多有幾個想寫小說的，哪怕，寫小說的呢，我們的國度將會美麗些”。聯大校舍固然簡陋，“但是你打量進出其間的人臉，都染有點書香劍氣，在戰國時代當得起‘士’的稱呼”75。這位自信可以用一支筆讓“我們的國度”更美麗、滿以為“當得起‘士’的稱呼”的大學才子一到上海，竟然生活無著。父親主導的原生家庭早已重組，自己又與在福州教書的戀人施松卿相隔兩地。人海茫茫，前途暗淡。汪曾祺一度陷入無邊的彷徨愁悶。

幸虧剛“復員”回北京大學不久的沈從文從北平“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大罵一通，說我沒出息”。沈從文信中還重復了臨離開西南聯大時對愛徒的教訓，“千萬不要冷嘲”76。汪曾祺另一篇回憶老師的文章說得更詳細：“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實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么！”77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沈從文通過老友李健吾的關系，讓汪曾祺得以進入1946年春夏之交剛取消高中部的私立“致遠中學”，并有了暫可棲身的一間住所“聽水齋”，由此開啟了他創作生涯中特殊的上海時期。

注釋：

1 汪曾祺：《悔不當初》，《汪曾祺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頁。

2 汪曾祺：《關于〈受戒〉》，《汪曾祺全集》（9），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頁。

3 汪曾祺：《自報家門》，《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頁。

4 《受戒》開篇就說，高郵的和尚“有上海靜安寺的”，看來此言不虛。

5 參考徐強《汪曾祺致朱奎元書信之本事及系年》，《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5期。

6 汪曾祺：《自報家門》，《晚翠文談新編》，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65—266頁。

7 參見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第一部分《歲月留痕》，汪朗執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頁。

8 參見陸建華《汪曾祺的回鄉之路》，《北京文學》2009年12期。但陸氏此說后來又變為“一位姓鄭的同學想辦法，托人找關系，憑借黃金榮的一張名片，不費吹灰之力拿到了簽證。”見陸建華《草木人生——汪曾祺傳》，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頁。

9 崔錫麟、汪嘉玉夫婦事，參見崔錫麟遺作《抗日活動片段》、崔開元《一世蹉跎成晚節——憶先父崔錫麟》，均收入《高郵文史資料》（第6輯），高郵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7年版，第36—50、136—146頁。

10 參見汪朗、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第一部分《歲月留痕》，汪朗執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頁。“汪曾祺送施松卿上船后自己赴上海”，參見徐強《人生百味——汪曾祺年譜》，中國書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2頁。楊毓珉：《往事如煙——懷念故友汪曾祺》，《永遠的汪曾祺》，金實秋主編，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09頁。

11 汪曾祺：《覓我行蹤五十年》，《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06頁。

12 崔錫麟、汪曾祺互相酬答之事，參見陳其昌《崔錫麟和侄孫汪曾祺》，《走近汪曾祺》，姜文定、陳其昌主編，汪曾祺文學館2003年編印，第102—103頁。汪曾祺賀崔錫麟八十壽詩又見《汪曾祺全集》（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頁。

13 14 《文藝界復員問題正向政府請求協助中》，《大公報》（重慶）1945年10月21日。

15 《文匯報》1946年7月29日第四版“文化街”專欄。

16 臧克家：《我在“勝利號”拖輪上》，連載于《文潮月刊》1946年1卷5—6期至2卷1—3期。

17 臧克家：《少見太陽多見霧》，《新文學史料》1981年1期。

18 36 葉圣陶：《在上海的三年》（3），《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3期。

19 臧克家：《長夜茫茫終有明》，《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

20 季羨林：《痛悼克家》，《病榻雜記》，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209—211頁。

21 臧樂安：《天倫父子情》，山東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頁。

22 參見1947年11卷5期《一四七》畫報“上海通信”《訪臧克家》，以及1947年7月18日《世界日報》第4版幼殊《訪作家臧克家》。

23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13），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頁。

24 李維音編《李健吾書信集》，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頁。

25 《文訊·文藝專號》1941年11月15日。

26 克家：《綴在末角》，《文訊·文藝專號》1947年11月15日。

27 何孔敬：《長相思》，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21頁。

28 汪曾祺：《未盡才——故人偶記》，《汪曾祺全集》（6），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7—98頁。

29 參見朱錫勛《著名紅學家朱南銑》，《紅樓夢學刊》1992年2期。此文可以補充、糾正汪曾祺對朱南銑的回憶。

30 參見初犢《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泥土》（第4輯），1947年9月17日。

31 張羽：《南北才子才女的大會串——評〈中國新詩〉》，《新詩潮·新詩的方向問題》1948年7月版。

32 樓適夷：《一九四八年小說創作鳥瞰》，（香港）《小說》月刊第2卷2期，1949年2月1日。

33 參見葉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新文學史料》1986年1期。

34 64 1946年5月14日《文匯報》，全詩為：“適從山里來，上海今依舊。喧囂聲震耳，內戰復何有？可憐滿街人，茫如喪家狗。”

34 63 荃麟：《我回到了上海》，《文萃》1946年9月5日2卷46期。

37 陳敬容：《無線電絞死春天》，《詩創造》1947年7月第1輯。

38 袁可嘉：《上海》，《中國新詩》1948年第2期。

39 50 57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73、381、364頁。

40 葉圣陶：《在上海的三年》（2），《新文學史料》1986年2期。

41 茅盾：《抗戰勝利后的奔波——回憶錄三十二》，《新文學史料》1986年3期。

42 范泉：《記茅盾》，《范泉文集》（第2卷），上海書店2015年版，第39頁。

43 范泉：《記夏丏尊·葉圣陶》，《范泉文集》（第2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頁。

44 無名氏1980年5月22日致司馬長風信。后來無名氏將此信題作《一封沒有收信人的信》，收入其書信集《魚簡》。此處引自“無名氏全書”之《魚簡》，遠景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頁。

45 蕭乾：《懷念上海》，《新文學史料》1990年4期。

46 54 葉圣陶：《在上海的三年》（4），《新文學史料》1986年4期。

47 胡風：《回憶錄·重返上海》，《胡風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頁。胡風返滬時間，若按葉圣陶《在上海的三年》1946年2月28日所記“（胡風）前日方到”，應該是1946年2月26日，這里姑從胡風晚年回憶錄的說法。

48 唐湜：《憶胡風》，《翠羽集》，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49 胡風：《回憶錄·重返上海》，《胡風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647頁。

51 胡繩的《評路翎的短篇小說》，刊于1948年3月1日版《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香港生活書店總經售。

52 李健吾：《關于〈文藝復興〉》，《新文學史料》1982年3期。黃佐臨介紹金山住進李健吾在陜西南路的寓所，參考韓石山《李健吾傳》的說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頁。傳說顧毓琇照顧李健吾住進華光大樓，參見唐湜《憶李健吾先生》，《文史月刊》2002年2期。

53 胡風：《回憶錄·重返上海》，《胡風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頁。

55 汪曾祺：《尋常茶話》，《汪曾祺全集》（5），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頁。

56 194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報》“出版界”專版“人與書”專欄引巴金語。

58 吳祖光：《從上海到香港》（1946—1949），《新文學史料》1996年1期。

59 袁可嘉：《南京》，《中國新詩》1948年第2期。

60 白楊：《從重慶到了上海》，《大華圖畫雜志》1946年4期。

61 林益耀：《汪曾祺與致遠中學》，《文匯報·筆會》2009年1月23日。

62 劉北汜：《最后三年的〈大公報·文藝〉》，《新文學史料》1993年1期。

65 張希至：《我的初中老師——汪曾祺》，《你好，汪曾祺》，段春娟、張秋紅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頁。

66 胡風：《上海是一個海》，《希望》1946年2卷1期。

67 《寫在卷首》，《文訊》月刊1947年第7卷第1期。

68 陳敬容散文《大江東去》（一至七）始終不提丈夫和女兒，似乎她孤身一人完成了從重慶到上海的江上旅行。這里采用陳敬容和沙蕾之女沙靈娜的說法，見沙靈娜《懷念媽媽》，原載《詩探索》（Z1）2000年5月15日。

69 陳敬容：《大江東去之七·到了上海》，《陳敬容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頁。

70 陳敬容：《遷居》，《陳敬容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頁。

71 陳敬容：《大江東去之一·復員比逃難還苦》，《世界晨報》1946年6月25日。

72 杭約赫：《復活的土地》，《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頁。

73 參見何孔先《回憶德熙師在昆明的二三事》，《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語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

74 汪明：《君子之交坦蕩蕩》，《老頭兒汪曾祺》，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頁。

75 《匹夫》，原載1941年8月31日至9月25日昆明《中央日報》，署名“西門魚”，引自《汪曾祺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8、63頁。

76 《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晚翠文談新編》，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81頁。

77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談新編》，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47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