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玉溪市聶耳文化中心指導、玉溪市花燈劇院創(chuàng)作演出的現代花燈戲《聶耳》，以精巧的敘事結構、鮮活的形象塑造、新穎的藝術表達，生動再現了人民音樂家聶耳的成長歷程以及《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故事，彰顯了聶耳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與熾熱深沉的家國情懷。該劇入選國家藝術基金（一般項目）2025年度資助項目名單。專家認為，該劇充分發(fā)揮花燈藝術獨特的審美優(yōu)勢，在傳承、弘揚聶耳愛國精神的同時，實現了對玉溪花燈戲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一部兼具紅色底蘊與藝術感染力的戲劇佳作。

——編者

花燈鄉(xiāng)音歌頌人民音樂家

□季國平

玉溪籍人民音樂家聶耳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在中國音樂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厚印記。花燈戲《聶耳》緊緊抓住聶耳生命中最富光彩的上海時期，圍繞他的革命文藝與音樂創(chuàng)作生涯展開敘事，以動人的情節(jié)和爐火純青的表演塑造人物、抒發(fā)情感，令觀眾沉浸其中，深切感受到聶耳的愛國情懷。

全劇以聶耳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引領下投身革命的故事為主線，以他為進步電影譜曲的經歷為核心情節(jié)，最終在他為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作曲的高潮戲份上收尾。劇中花燈戲班高班主的相關情節(jié)與玉溪花燈調旋律的巧妙融入，不僅讓觀眾深切感受到聶耳作為革命藝術家的初心，更能體悟到藝術來源于生活、植根于民間、服務于人民的本質。

劇中交織了幾條支線，如聶耳與王人美及另一位女友的感情故事，以及聶耳好友俊豪在東北抗日等情節(jié)，不僅為劇目增添了一絲柔情，也拓展了聶耳創(chuàng)作的情感來源與時代背景，進一步凸顯了音樂創(chuàng)作與民族命運的深刻聯結。特別是感情線的巧妙融入，讓觀眾在聶耳對感情的艱難抉擇中，真切感受到愛情與他遠大革命志向的深度關聯，愛情的境界也隨之升華。這一情節(jié)設計既豐富了人物形象，也更貼合花燈戲的舞臺表達特質。

故鄉(xiāng)玉溪滋養(yǎng)了聶耳，也成就了聶耳。《聶耳》以玉溪的民間劇種花燈戲演繹聶耳的重要人生經歷，緊扣聶耳作為革命音樂家和玉溪鄉(xiāng)賢的形象定位，再現了他從民間音樂中汲取養(yǎng)分、將個人才華與時代旋律相結合，從而創(chuàng)造音樂杰作的生命歷程，有著強烈的傳奇性、戲劇性和情感性。

劇目既節(jié)奏明快，又張弛有度，在有限的表演時長內，展現了如聶耳與田漢、王人美等人的相識，軍警抓捕田漢、聶耳以及聶耳在獄中的斗爭等扣人心弦的情節(jié)。讓人尤為印象深刻的是第六場的高潮戲。聶耳在讀到田漢寫在煙殼紙上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頓時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他深切感受到，這不僅是一首歌詞，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詩——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人民的心跳，是民族的吶喊。在強烈的情感支撐下，聶耳傾注全部的創(chuàng)作激情與靈感，終為這首歌詞譜寫下激昂雄渾的偉大旋律。

在藝術表現力上，花燈戲《聶耳》的特點鮮明，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動人的歌舞敘事。該劇充分發(fā)揮花燈戲獨特的歌舞敘事優(yōu)勢，通過演員感人的唱腔和極具感染力的舞蹈動作演繹聶耳的故事，并結合恢宏的交響樂和花燈音樂的鄉(xiāng)土韻味，體現了聶耳作為現代作曲家和人民音樂家的藝術特質。

精美巧妙的舞美設計。該劇別出心裁地運用了五線譜等音樂符號貫穿場景，既點明了聶耳的音樂家身份，也再現了人民音樂家創(chuàng)作和生活的典型環(huán)境。

強烈的地域文化風格。該劇巧妙融入云南花燈調等民間音樂元素，鄉(xiāng)音鄉(xiāng)情自然流淌，強化了聶耳作為人民音樂家的成長土壤，也突出了花燈戲的劇種特色。這種地域文化的創(chuàng)新表達，使人物更可親、故事更感人，讓地方劇種在表現現代題材、塑造現代人物時保持了自身的藝術特質，為戲曲現代戲的創(chuàng)作做出了有益探索。

期待花燈戲《聶耳》在今后不斷地演出和打磨提升中，綻放更加動人的光彩。

（作者系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會長）

以藝術匠心打造精湛劇作

□汪守德

聶耳是云南玉溪人，玉溪的藝術院團理應責無旁貸地以舞臺藝術的形式，對這位重要人物加以表現和歌頌。玉溪市花燈劇院就做了這樣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創(chuàng)排了花燈戲《聶耳》。

就藝術價值而言，《聶耳》可能是玉溪市花燈劇院創(chuàng)演劇目中極具分量的一部。以花燈戲這種民間戲曲形式表現和刻畫聶耳的人物形象，難點在于如何自然而恰當地將二者融合。因此，能夠克服各種困難，以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在舞臺上把這個人物形象樹立起來，實屬不易，我們應對劇團的膽魄與執(zhí)著予以充分贊許和肯定。

聶耳那一代的文藝工作者，在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時，都會熱切關注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呼聲，以滿腔的熱情投身時代的洪流，用藝術的形式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作才華，發(fā)出挽救民族的最強音。作為一部人物傳記體戲劇，花燈戲《聶耳》緊緊扣住了人物的這一特點，用六個場次構成整部戲劇，每場戲又精心選擇主人公聶耳可能并不為人所熟知的往事，采用線性敘事進行藝術化的串聯、鋪排與表演，其中蘊含著強烈的戲劇沖突、情感濃度和藝術沖擊力。《聶耳》以扎實又感人的戲劇表達，成功實現了對聶耳藝術形象的塑造，令觀眾透過歷史事件和人物經歷，更加直觀地看到聶耳的精神世界，并對其產生由衷的敬仰。

劇作精心選擇了聶耳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和片段，勾連出與之相關的重要人物如高班主、慕華、田漢、夏衍、袁牧之、王人美、俊豪等，以極具張力、引人入勝的戲劇表達展開敘事，讓觀眾清楚地看到聶耳是怎樣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怎樣面對敵寇入侵和黑暗社會現實勇于對敵斗爭、追求光明的；怎樣不懼危險挺身而出為勞苦大眾爭取利益、伸張正義的；怎樣和志同道合的文藝家們一起探索創(chuàng)作鼓舞大眾的作品的；怎樣光榮地加入了給他巨大力量的中國共產黨的；怎樣以澎湃的激情創(chuàng)作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音樂名作，特別是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由此，一個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聶耳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來。

花燈戲《聶耳》的音樂創(chuàng)作與唱腔表演獨具一格，它將聶耳作品里人們耳熟能詳的旋律，同花燈戲的音樂元素進行有機結合，打造出了激昂振奮的戲劇音樂，讓人陶醉。舞美、燈光設計與服化道等都精心、精確、精致，不僅有力營造與烘托了時代環(huán)境與人物性格，也強勁支撐了戲劇品質。精彩的舞蹈場面，不只豐富了舞臺的表現性，也是人物內心外化的手段。幾位主要演員的表演值得稱贊，飾演聶耳的演員李彪高大帥氣、儒雅內斂，又頗接地氣，較好地完成了聶耳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其他演員也很出色，讓那個時代的人物在今天的舞臺仍如星辰般璀璨閃耀。

看完花燈戲《聶耳》，我產生了一種特別突出的感受，即每一次國歌的響起，仿佛都是對中華民族歷史遭遇的又一次痛切回顧，也是聶耳輝煌生命的又一次深情延續(xù)。

（作者系文藝評論家）

藝術化探索聶耳的精神成長路徑

□劉玉琴

聶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他在抗戰(zhàn)時期創(chuàng)作了許多振奮人心的音樂作品，對激發(fā)民眾踴躍參與抗日救亡運動起到重要作用。2025年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值此重要時機，玉溪市花燈劇院將聶耳的故事搬上舞臺，是向在時代洪流中勇毅向前的英雄兒女的真誠致敬。

花燈戲《聶耳》以1929年5月到1935年1月為背景，講述了聶耳在云南、上海等地的經歷，與時代的風雷激蕩緊密呼應。劇作聚焦聶耳創(chuàng)作電影《風云兒女》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過程，展現了聶耳從一個普通青年成長為革命者、從音樂愛好者成長為革命音樂家，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勇于為國放歌、為民吶喊的故事。

聶耳的故鄉(xiāng)云南玉溪被譽為“花燈之鄉(xiāng)”，這里的花燈戲藝術明快活潑，充滿節(jié)奏感和生命力。聶耳的母親是傣族，愛唱滇劇和花燈戲，聶耳自小在母親身邊耳濡目染，為他日后融合民間音樂、捕捉民族藝術特點奠定了基礎。花燈戲藝術曾是年輕的聶耳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的靈感源泉，以花燈戲生動講述聶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故事，體現了云南文藝工作者高度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在聶耳的許多作品中，我們可以追尋到花燈音樂歡快熱烈的民間氣息。劇作勾描出了花燈戲對聶耳音樂創(chuàng)作的重要影響，花燈戲也作為一個敘事要素貫穿整部戲劇。王人美能唱上幾段花燈小調，聶耳與好友俊豪在上海相遇也由花燈戲牽引。家鄉(xiāng)的影響、家鄉(xiāng)的旋律、家鄉(xiāng)的牽掛始終陪伴著聶耳。

《聶耳》鮮明體現了聶耳音樂的進步性、人民性和時代性，形象回答了人民需要什么樣的音樂家、進步音樂如何鼓舞更多人的命題，有著重要的現實觀照價值。

在舞臺的呈現上，《聶耳》也實現了開合有度，突破了花燈戲的傳統舞臺布局。交響樂隊的加入烘托了氣勢，花燈音樂與《義勇軍進行曲》旋律的結合，將整個時代背景映照得熠熠生輝。

《聶耳》真實展現了藝術家的精神成長路徑，戲劇表演與劇本創(chuàng)作上富有新意。聶耳從玉溪到了昆明，為什么又赴上海？劇作通過黨的地下工作者、聶耳的精神引領者高大叔做了巧妙連接。高大叔是花燈戲班班主，聶耳是花燈戲的忠實愛好者，這一設定讓藝術元素與革命元素形成呼應。作品一開場，聶耳便跟隨高大叔學唱花燈小調《玉娥郎》，高大叔也借機告訴他中國人民為何要奮起反抗，還告訴他年輕人該如何確立人生的方向。高大叔被捕前，特意叮囑聶耳前往上海尋找田漢，勉勵他“長夜盡頭是黎明，革命火種需要遍地播撒”。劇作以跌宕起伏的故事為聶耳離開家鄉(xiāng)做好了邏輯鋪墊，也讓人物精神走向的起始脈絡清晰可辨。

劇中的出場人物較多，但人物關系交代得自然流暢。高大叔和田漢等人猶如接力棒，合力將聶耳培養(yǎng)成一名共產主義戰(zhàn)士。在上海，聶耳受到田漢、夏衍等人的影響，加上高大叔的犧牲、好友俊豪的慘死等帶來的沖擊，聶耳深切意識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對光明的渴望和追尋淬煉著人物的精神，托舉著人物昂揚向上。從一個又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堅定和堅持中，聶耳看到了未來的光亮，他自己最后也變成一團火，照亮了中國。

（作者系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原主任、高級編輯）

塑造聶耳的“時代歌者”形象

□吳 戈

玉溪市花燈劇院創(chuàng)作演出的花燈戲《聶耳》，是一部視角獨特、具有創(chuàng)新意識與藝術追求的原創(chuàng)戲劇佳作。該劇巧妙融合花燈戲的地域特色與聶耳音樂的民族精神內核，在眾多同類題材作品中獨樹一幟，展現出鮮明的藝術特質。

作為云南乃至中國的一張文化名片，聶耳及其音樂作品早已深入中國人民的心中，相關紀念與藝術創(chuàng)作多姿多彩。因此，以聶耳及其經歷為題材創(chuàng)排戲劇，關鍵是如何跳出傳統敘事框架，展現審美新意。花燈戲《聶耳》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摒棄了全景式生平鋪陳，轉而聚焦人物精神成長的核心軌跡，精準選取了聶耳人生中的高光時刻，用簡明扼要的敘事塑造出了一個“時代歌者”的光輝形象。

《聶耳》將聶耳的個人命運深植于時代的洪流，所有重要信息壓縮在有限的敘述場面里，使其成為聶耳“放歌”的舞臺。簡明的情節(jié)設計與恰到好處的留白，加上花燈戲特有的靈動，使該劇舉重若輕地講述了聶耳這位音樂天才的不朽人生，速寫出民族魂旋律的誕生歷程，詩意地塑造了一群懷揣理想的進步藝術家群像。

《聶耳》采用“烘云托月”的塑造方式，將聶耳置于同田漢、夏衍、袁牧之、王人美等文化名人的交往場景中，通過藝術家之間的交流互動，彰顯出聶耳的文化理想、藝術個性與創(chuàng)作理念。這種群像映襯的手法，讓人物形象更具時代質感。

情節(jié)上，劇作有意選取了一系列富有代表性的場面：聶耳化名“黑天使”在報刊上與中國音樂劇之父黎錦暉“論戰(zhàn)”，凸顯了他熾熱的愛國情懷；田漢、夏衍引領聶耳進行“入黨宣誓”的場面與軍警追捕的危機場景交織，讓神圣理想與巨大危險相伴相生；《賣報歌》演繹出聶耳與底層民眾的深厚情感，《揚子江暴風雨》則呈現出聶耳與工人運動的密切關聯……尤其是碼頭工人以“數來寶”形式傳唱聶耳歌曲的場景，既印證了聶耳作品的社會影響力與民眾熟悉度，又豐富了劇情的觀賞性，實現了人物塑造與藝術表達的高度統一。

值得一提的是，花燈戲《聶耳》的藝術底色是花燈歌舞，在輕歌曼舞之外，演出還特別聯合了玉溪市花燈劇院自有的民樂團與昆明聶耳交響樂團，共同組成了龐大的交響樂隊，形成獨特的藝術氣場。現場演奏氣勢磅礴，既為劇情烘托出飽滿氛圍，讓觀眾獲得充沛的音樂享受，又與音樂家的傳奇人生形成完美呼應。民樂與交響樂的完美融合，也暗合聶耳“中西合璧”的音樂素養(yǎng)，成為理解人物精神和藝術世界的注腳。

同時，該劇秉持學術自覺，探索花燈音樂、民間音樂與聶耳歌曲創(chuàng)作的內在關聯。這份實踐勇氣與藝術追求值得肯定，也為地方戲曲演繹紅色題材提供了寶貴經驗。

當然，《聶耳》在人物塑造和歷史細節(jié)的把握上還有提升的空間。但總體而言，這是一部有激情、有音樂感染力的花燈戲佳作。聶耳家鄉(xiāng)的文藝工作者，用他喜愛的民間歌舞致敬這位“時代歌者”，完成了一次豪放的藝術聯想——讓鄉(xiāng)音與《義勇軍進行曲》遙相呼應。這份聯想的深層邏輯，正是深沉的愛國情與激蕩的民族魂，這也正是作品能夠打動觀眾的核心力量。

（作者系云南藝術學院二級教授，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

歷史回響與時代新聲的藝術交融

□李忠福

聶耳文化是玉溪極具影響力和開發(fā)價值的文化品牌。2025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聶耳誕辰113周年之際，玉溪市花燈劇院傾力打造了大型原創(chuàng)現代花燈戲《聶耳》。該劇通過花燈戲這一深受群眾喜愛的藝術形式，講述聶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故事，不僅是對習近平總書記“要講好聶耳和國歌的故事”殷切囑托的藝術回應，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玉溪花燈戲與革命歷史題材的一次深情邂逅。

玉溪花燈戲是聶耳的音樂啟蒙，聶耳從小就在玉溪花燈的熏陶中成長。花燈戲《聶耳》的創(chuàng)作，實現了玉溪幾代文藝工作者的期望，體現了新一代文藝工作者的歷史擔當與文化自覺。故事聚焦聶耳1929年至1935年的青春歲月，以其成長中的心路歷程、人生信仰和音樂成就為主線，藝術地再現了一批以聶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英勇獻身的愛國情懷與革命精神。

在藝術表現上，花燈戲《聶耳》充分運用了花燈戲特有的“崴步”“扇花”等程式動作，將其與革命主題創(chuàng)造性結合，既保持了傳統戲曲的韻味，又賦予了革命歷史題材鮮活的藝術感染力。

花燈戲《聶耳》的舞美設計采用大寫意和精神意象的表現手法，摒棄了舞臺布置的堆砌，讓觀眾的注意力回歸演員本體。這種簡約卻不簡單的設計理念，與聶耳音樂中蘊含的民族氣魄和革命激情形成內在呼應，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恰如《義勇軍進行曲》那般，以最簡練而有力的藝術形式表達最深刻的精神內涵。

花燈戲《聶耳》的價值還體現在對紅色文化傳承模式的創(chuàng)新上。傳承紅色文化，不應停留在簡單地復述歷史事實的層面，而應當通過藝術創(chuàng)新，實現歷史精神的當代轉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應只將其保存在書本上和博物館中，而應當探索傳統藝術形式與現代審美需求的創(chuàng)造性結合。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往往容易陷入說教，花燈戲《聶耳》通過藝術的方式很好地規(guī)避了這一點。劇中的聶耳不是抽象、遙遠的歷史符號，而是有血肉、有情感、有困惑、有追求的青年藝術家，他的成長歷程與信仰抉擇，對當代青年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這種人格化的戲劇表達，讓紅色基因的傳承不再是單向的灌輸，而升華為心靈的對話與情感的共鳴。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們需要創(chuàng)作更多既扎根傳統文化土壤，又回應時代需求；既尊重歷史真實，又勇于藝術創(chuàng)新；既展現地方特色，又承載國家敘事的藝術作品。當非遺藝術遇見紅色敘事，當文化自信融入藝術創(chuàng)新，中國故事將煥發(fā)出更加動人的魅力，中國精神將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花燈戲《聶耳》的意義不僅在于它講述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它如何講述這個故事——這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新的勇氣，也是一種文化自信的體現，更是對《義勇軍進行曲》所代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當代詮釋和生動傳播。

（作者系玉溪市花燈劇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