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文藝發展道路”經由習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命名，成為其標識性概念。這一概念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過程中，遵循“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根本要求確立，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思想結晶。“文藝發展道路”的提出與確立，以制度化建構牢牢掌握了黨的文化領導權，在黨的文藝思想史、文藝制度史和文藝事業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收獲，豐富和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原創性貢獻之一。

關鍵詞 習近平文化思想；“文藝發展道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文藝的人民性；黨的文化領導權

習近平文化思想以堅定的文化自覺、宏闊的歷史視野、深遠的戰略考量和強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對如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和擔當新時代文化使命、為什么要鞏固文化主體性以及怎樣在實踐中做到守正創新等重大問題，作了全方位、多視角、深層次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其中，“文藝發展道路”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個理論創新點，從根本上關乎文藝繁榮發展，是一個有待闡發的具有理論原創性的標識性概念，對于新時代文藝繁榮發展和擔當文化使命有重大意義。

一 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命名的重大意義

2023年10月黨中央正式提出并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舞臺上鮮明地亮出了黨的文化旗幟，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在規律，洞察了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既在世界文化激蕩中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和中華文化主體性，又經由“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在賡續歷史文脈中推進文化創造，在中華文明傳承演進中推動文化進步，在充分踐行全球文明倡議、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中高揚了中華文明的世界史意義與人類性價值，在傳播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啟示了人類文明躍升的正確方向，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由堅定文化自信邁向了文化自強，是中國文化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正式命名，這種合乎歷史機緣的出場，是對一百多年來黨領導文藝工作重大成就的一種價值提煉和理論總結，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藝術觀的集中表述，為在新起點上繼續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深刻理解“文藝發展道路”命名的重大意義，必須立足習近平文化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新方位，以及以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征程來闡釋。

文藝是堅定文化自信自強的時代擔當者和重要托舉力量。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以及經濟科技快速發展和社會格局深刻調整，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期待。發展什么樣的文藝、傳播什么樣的價值觀、展示什么樣的中國形象？對內如何有效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對外如何有效增強中國文藝的世界影響力和價值感召力？一系列問題對文藝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這使得“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性格外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這個問題，首先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我說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而實現這個目標，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繁榮發展創造的“兩個奇跡”及其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關鍵時期，加上21世紀以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全球性凸顯，把文藝發展推到了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和中華文明演進的歷史前臺。為了回應時代之問，總結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提出“文藝發展道路”是時代的必然，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必然，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藝術觀的集中表述之必然，是我們黨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由精神的主動逐漸掌握歷史的主動的積極作為，是在新時代語境下不斷建構中國文藝自主知識體系、培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藝形態、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進而彰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現實必然。由此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把“文藝發展道路”和堅定文化自信自強的精神獨立自主內在地關聯起來，不僅使文藝發展自覺服務于黨在新時代的中心任務即帶領中華民族強起來，為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發揮重要的托舉力量；還堅定地把中國文藝繁榮發展的力量落在自身基點上，不走歪路，不走邪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主選擇“文藝發展道路”，堅定沿著“文藝發展道路”闊步前進，以此開創新時代文藝繁榮新格局、彰顯大國崛起新氣象的歷史必然。

道路關乎事業成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依托，堅定文藝道路自信，推動中國文藝發展說中國話、講中國故事，“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寫中國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現新時代的精神氣象”，是新時代文藝講好中國人民的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自覺傳承中華文化根脈和訴求現代文明價值的關鍵所在，也是煥發出建設現代化文化強國和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強大精神力量之源。所謂文化軟實力，從來不是一定時空條件下各種文化文藝力量的相加，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主導文化藝術形態正向度主流價值觀的力量匯聚，是一個國家價值感召力的源泉所在。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自覺踐行初心使命，圍繞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擔當使命，在披荊斬棘中探索了一條“文藝發展道路”。在百年奮斗征程中，文藝發時代之先聲，點燃國民精神之燈火，煥發“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概，從根本上改寫了中華民族在近代一度羸弱的精神狀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從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到高度統一、民族團結，從積貧積弱、一窮二白到全面小康、繁榮富強，從被動挨打、飽受欺凌到獨立自主、堅定自信，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肇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國新文藝在深刻改變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歷史變遷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力量，其中的艱辛、智慧、歷史經驗和思想價值創新，無不凝結在提煉“文藝發展道路”的論斷上。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藝術觀，既有著對一百多年來黨領導文藝工作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有著立足當下現實對未來的展望，命名“文藝發展道路”旨在為當代文藝繁榮發展提供堅實的道路保障。新時代新征程是文藝繁榮發展的舞臺，“文藝發展道路”的命名在回應時代之問中守正創新，確保當代文藝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行，在世界舞臺上愈加渲染和厚植當代文藝的中國形態，立足中國文藝實踐和大眾審美經驗，總結中國文藝經驗，升華中國文藝理論，以實踐創新推動理論創新，扎扎實實地回應時代關切，確保新時代文藝發展自覺肩負以藝通心、溝通世界的使命，為中國和平崛起贏得良好的世界輿論，從而使新時代文藝發展的重心落在思想內容表達和弘揚中國價值上。當下，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既為文藝繁榮提供了條件，也為文藝沿著正確道路前行提出了挑戰。事實上，當代文藝只有回應技術應用帶來的挑戰，力戒技術狂歡和資本獨舞，創造更有內涵的哲思境界、典型形象，訴求人類普遍價值，才能創造出大批熔鑄古今的文藝成果，在匯通中西學術中建構自主知識的中國文藝理論話語，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啟示，創新和傳播現代文明理念，擔當文化使命，進而為中國和平崛起贏得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的廣泛認同。

當今時代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大歷史時期，要立足大歷史視野和宏闊的世界眼光，深刻理解中華民族所處的新方位、新定位，才能有效回應時代之問。當前，國際局勢波詭云譎、風云激蕩，世界歷史正處于徘徊的十字路口，崛起的中國要往哪里去？這不僅關乎中華文明當代演進，還深刻影響人類文明躍升方向的選擇，中國式現代化以超越既成世界大國“國強必霸”邏輯的文明型崛起，為世界發展注入了穩定性、確定性力量，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領導能力和戰略定力，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啟示。作為一種支撐性力量，新時代文藝繁榮發展和擔當使命自然把目光聚焦到“文藝發展道路”，這是當前從堅定文化自信邁向文化自強、建立中國自主文藝理論知識體系、以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必然要求。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的命名就是對時代文藝之問的有效回應，其對中國文藝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價值肯定，是“文藝發展道路”成熟的標志。對“文藝發展道路”的命名，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新時代文藝發展的指導與價值引領，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特征在文藝領域的體現，有利于引導新時代文藝自覺擔當文化使命。

二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發展道路”的初步確立

歷史地看，“文藝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與理論創新的結果，是艱辛探索的智慧結晶和思想升華的產物。究其始源性內涵，“文藝發展道路”肇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引發的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探索，以及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等所倡導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其中所蘊含的文藝的人民性傾向，不僅為中國新文藝發展指引著方向，也蘊含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探索“文藝發展道路”的思想萌芽。在領導革命運動中，瞿秋白非常注重“大眾”的力量,他在《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中斷言：“革命的文化運動的大眾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問題。”可以說，文藝走向大眾，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新文藝發展的主導趨勢，也是早期新文藝發展的邏輯起點。

1930 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左聯”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和魯迅的意見推進了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在《關于“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中，“左聯”提出必須把文藝大眾化置于首位，由此引發第二次大討論。魯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的革命文學具有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性質，這種文學是屬于革命的勞苦大眾的，與人民是生存相依、命運與共的血肉關系。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毛澤東。周揚在《關于文學大眾化》中指出文學大眾化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迫切的實踐問題：“文學大眾化的主要任務，自然是在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組織大眾，鼓動大眾。”可以說，文藝大眾化是當時社會革命的一種基本共識。“這次討論把文藝大眾化運動進一步引向深入，開始由關注大眾化及其表現形式向關注文藝的表現內容過渡，強調新人新道德新話語乃至開啟對國家的藝術想象，激發大眾為民族解放、建設新國家而奮斗。”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發動文藝家深入前線與大眾生活。1939 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時代大潮中新文藝發展頗有聲勢，孕育了“文藝發展道路”的雛形。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是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奠基之作，“延安道路”是“文藝發展道路”的早期形態。《延安講話》的發表是初步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標識，是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里程碑式奠基之作。《延安講話》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以“人民文藝”話語建構了“延安道路”，產生了趙樹理、李季、何其芳、冼星海等踐行“延安道路”的藝術家代表。《延安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此后成為黨領導文化藝術工作的指導思想。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文代會”，確立了以《延安講話》為代表的新中國文藝方針和文藝體制，使新中國文藝發展實現了黨的高度組織化與有效管理。《延安講話》的核心要義是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也就是時代需要什么樣文藝的問題，這是“人民文藝”在中國語境正式出場的機緣，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從“人的文學”邁向“人民文藝”的歷史邏輯轉變，體現了人的解放、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歷史邏輯契合。自此“人民”和“人民性”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本立場和批評尺度，是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標識之一，凸顯了文藝的“人民性”思想與“文藝發展道路”的同構性，彰顯了《延安講話》在“文藝發展道路”上的奠基性地位。就“文藝發展道路”的肇端而言，有學者指出：“‘人民性’文藝思想誕生于一個民族危機和階級對立尖銳的時刻，其發生發展是和中國的政治格局、社會發展實踐緊密相關的，它是一個邏輯自洽過程，也是中國政治實踐過程的一個必然結果。”換言之，“文藝發展道路”的確立，圍繞特定歷史時期黨的中心任務即以革命的武裝對抗反動的武裝、建立新政權實現民族解放的目標展開，必然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的大局意識，體現了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此后，《延安講話》在解放區和國統區都得到廣泛傳播，“文藝座談會以后，在解放區，文藝的面貌，文藝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變。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新的主題、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涌進了各種各樣的文藝創作中”，“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可以說，《延安講話》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尤其是各抗日根據地“人民文藝”走向大眾、走向兵士、走向民間，積極動員民眾投身抗戰，激勵民眾參與社會進程，很大程度上改變和提升了民眾的抗戰意志，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文藝的社會功能，彰顯了《延安講話》所確立的“延安道路”的正確性與強大的價值感召力，體現了黨的創新理論的問題導向和實踐效果導向的統一。此后，以工農文藝為基礎的“人民文藝”在中國大地上成為一種主導形態。

首先，《延安講話》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的發展方向，推動了“人民文藝”的出場。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作為黨的領袖，毛澤東真正把人民高高舉起，在探索“延安道路”中，人民（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地位在毛澤東心目中重若千鈞，這是其一生的信念。確立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地位，強調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和宗旨。毛澤東十分關注文藝創作要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在《延安講話》中，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新文藝必須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基于當時人民大眾大多不識字的現狀，毛澤東強調革命文藝要發揮對大眾的啟蒙作用，既要深入聯系群眾，更要啟發教育群眾，在普及與提高的協調中偏重普及。“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藝術家只有與工農兵相結合，在普及中生成工農兵自己的文化——工農文藝即“人民文藝”的雛形，文藝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贏得工農大眾認可，才有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基礎。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在知識分子與工農兵大眾共同成長中成為時代“新人”，由以往文藝工作者對工農兵大眾的啟蒙、教化、改造，轉化為平等主動的雙向學習，共同提升，指向新人的涌現、新道德的形成、新社會的建構。不僅大眾需要在啟蒙中提升文化素養，知識分子也要在立場轉化中改變認知和提高境界，這是從文藝創作主體、表現對象及“人民文藝”角度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此后，在新中國的文化制度設計中,“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信仰”，“人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以制度化方式確立了“人民文藝”的主導和權威地位。

其次，毛澤東指出發展新文藝要對優秀傳統文化有所繼承，要廣泛汲取世界先進文明成果。可以說，《延安講話》有著明確的傳統文化傳承意識，以及對文藝的民族形式的重視。毛澤東強調：“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其實，早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對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倡導中，毛澤東非常重視新文化的民族性，“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此外，他還特別闡明了魯迅小說中的中國現代性意味。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中，毛澤東強調對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文化方面，各國人民應該根據本民族的特點，對人類有所貢獻。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澤東親筆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針對歷史學界的論爭提出“百家爭鳴”，針對處理文化建設中的“古今”“中外”關系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事實上，這些思想和方針政策都豐富了“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

最后，毛澤東在《延安講話》中強調革命文藝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毛澤東指出：“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在毛澤東的文化構想中，新文藝發展以及新人的培育要普遍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要格外強調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為此，毛澤東強調黨員作家要堅守黨性原則，“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黨性原則是馬列主義政黨的共同政治倫理，其根本是為人民群眾服務，這是毛澤東從一般政治邏輯的角度對政黨屬性和黨員意識的規約，既是一種思想原則，也是一種組織原則。《延安講話》強調新文藝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基于此，周揚在1944 年編輯《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以及毛澤東有關文藝的評論和意見。這是中國現代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論選集，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被視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核心。1949 年 7 月第一屆“文代會”，周揚在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周揚的報告明確了新中國的文藝將遵循《延安講話》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建設“新的人民的文藝”。

三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對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促進

鄧小平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以下簡稱“《祝詞》”）是一篇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重要文獻，以其對“文藝發展道路”內涵的豐富和深化，成為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路標。遵循“文藝發展道路”的歷史邏輯，沿著“延安道路”前行，《祝詞》以其既有糾偏又有建構，成為推動道路發展的重要路標。《祝詞》在“延安道路”基礎上，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強調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文藝要為培育“四有”新人做貢獻，文藝工作者要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在《祝詞》中鄧小平重新闡釋了文藝的“人民性”，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對文藝的人民性的肯定和高揚，是《祝詞》對《延安講話》的傳承，“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高揚文藝的人民性，體現了《祝詞》對《延安講話》中黨性原則的傳承；同時，對文藝精品意識的強調又是《祝詞》對《延安講話》的創新發展。基于時代語境變化，鄧小平指出：“對人民負責的文藝工作者，要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群眾，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

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對文藝“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調整中，強調要尊重藝術自身規律進行文藝活動，鼓勵文藝家創作出無愧于人民和時代的作品。此前，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我們“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正是“二為”方向的提出解放了思想，推動了新時期文藝繁榮發展。在文藝創作中，作家藝術家立足一定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情感表達是必然的，這與對藝術的卓越性追求不矛盾。可見，鄧小平的《祝詞》同樣彰顯鮮明的問題意識，始終貫穿一條主線，那就是文藝要為時代主題——“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任務，正如《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所言，“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正是問題意識決定了文藝要在融入時代主潮中，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促進派”。

在中國社會歷史關鍵轉折階段，鄧小平的《祝詞》豐富了“文藝發展道路”內涵，繼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原則，推陳出新，敢于創新，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在糾偏中理順和貫通了“文藝發展道路”的歷史邏輯。可見，鄧小平立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中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邁入新階段。基于此，江澤民指出：“特別要認真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這兩篇講話，集中體現著我們黨的文藝思想、文藝路線、文藝方針，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獨特貢獻，將長期對我們的文藝事業發揮指導作用。”《祝詞》是繼《延安講話》后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又一篇經典文獻，是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路標。

四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里程碑之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標志著“文藝發展道路”內涵的完備，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提煉與命名呼之欲出。隨著時代發展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同推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邁向強起來的新時代，文藝發展在傳承《延安講話》和經由《祝詞》的政策糾偏，以及契合時代進步的豐富與趨于完備中已呈現道路確立的自覺，《講話》對文藝的重要論述全面深化了“文藝發展道路”的內涵與價值追求，回答了新時代繁榮發展的文藝何為的價值訴求，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和平崛起的中國發展什么樣的文藝、建構什么樣的文藝形象等根本問題，顯現出確立“文藝發展道路”的自覺，只待合乎歷史機緣的正式命名。“文藝發展道路”在新時代的出場，呈現出內涵的豐富與精神的飽滿，以其理論創新促進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化、體系化，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日益完備的支撐點和標識性概念。所謂新時代不單純是歷史的概念，更是一個政治的判斷和價值的判斷，賦予文藝發展更高的使命擔當和價值追求。新時代迎來了“文藝發展道路”的隆重登場與正式命名，在新的起點上確保了文藝繼續繁榮發展。

首先，《講話》立足新時代對文藝的人民性的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既有傳承，更有創新，推動了“人民文藝”再出場。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新時代文藝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人民性的高揚，豐富了人民性內涵。“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強調作家藝術家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要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人民不僅是“劇中人”，更是“劇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文藝發展要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在深入生活中發現美和創造美。習近平總書記還格外強調“人民是真實的、現實的、樸實的，不能用虛構的形象虛構人民，不能用調侃的態度調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筆觸丑化人民”，提出了“人民是文藝之母”的命題。人民是文藝作品的主角，不是時代的背景和道具。倡導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時代的創造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放。”新時代文藝對人民性的自覺追求，愈加堅定“文藝發展道路”自信。

究其根本，堅持“文藝發展道路”就是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胸懷人民，敬畏藝術，在專業上下真功夫，同人民一道感受時代的脈搏、生命的光彩，為時代和人民放歌。“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面對新時代文化素質和審美素養不斷提高的人民大眾，文藝精品和高品位的精神食糧才能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要通俗，但決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藝要生活，但決不能成為不良風氣的制造者、跟風者、鼓吹者。文藝要創新，但決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走板的東西。文藝要效益，但決不能沾染銅臭氣、當市場的奴隸。”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格外強調：“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廣大文藝工作者必須牢固樹立宗旨意識，自覺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統一于文化強國建設實踐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尊重人民的自主表達、鼓勵人民參與文化創新創造，在創作上倡導體裁、題材、形式、手段的多樣化，強調不同觀念、內容、風格、流派的切磋互鑒。

其次，《講話》格外強調對中華文脈的賡續與中華美學精神的弘揚，自覺以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滋養文藝創作。今日的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走來的，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有著突出的連續性，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和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培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藝形態要不斷增強歷史自覺。“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新時代文藝的創新創造是文脈的賡續與現代文明價值的交融，扎根中華文化沃土有效增強了新時代文藝創作的歷史主動，厚植了“文藝發展道路”的傳統文化底蘊，在創作理念上使傳統底蘊和現代價值相貫通。我們必須明白，“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時，還要廣泛開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繁榮發展起來，必須認真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只有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我國文藝才能更好發展繁榮起來。”習近平文化思想使“文藝發展道路”的內涵愈加厚重，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筑牢了“文藝發展道路”的文化根基。

最后，《講話》依然強調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高度重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牢牢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新時代文藝發展不僅要有根，更要有魂，正是馬克思主義為文藝發展注入了靈魂，站穩了人民性立場，始終明白文藝發展依靠誰、為了誰，才能把好文藝評論的方向盤。在推動文藝繁榮發展實踐上，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既是宏觀的又是具體的，體現為方針政策和道路保障。“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把握了這個立足點，黨和文藝的關系就能得到正確處理，就能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說到底，文化主體性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性，真正踐行社會主義文藝“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的根本立場，充分保證廣大人民的文化權益。基于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造就文藝大師，需要文藝高峰、鑄就文藝高峰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文藝工作者“加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增強朝氣銳氣，發揮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建設山清水秀的文藝生態。

五 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論述的原創性貢獻

習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視文藝工作，蘊含了一系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強調黨對文藝工作的全面領導。立足新時代新方位，如何引領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離不開對道路的確立與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我們黨在新時代的中心任務。“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一旦明確了發展方向，道路選擇至關重要。習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命名和確立“文藝發展道路”，使《講話》中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新時代文藝工作總遵循落地生根，使“人民”這一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價值重心與如何實現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的文化需求結合起來。這一命名，對于中國文藝繁榮發展，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效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的重大價值，如何言說都不為過，實實在在地踐行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初心和使命追求。堅持“文藝發展道路”，就是在推動新時代文藝繁榮發展和文化興盛中，高揚文藝的人民性，以文藝精品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堅定文化自信。可見，“文藝發展道路”不僅是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中的標識性概念，是其理論創新的重要支撐點與核心要義的有機構成部分，還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理論原創性貢獻之一。

首先，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正式命名，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雙重視野中實現了“術語的革命”，以“術語的革命”實現了文藝觀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恩格斯深刻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可以說，立足“兩個大局”和時代新方位，在國家戰略和文化軟實力基礎上的命名本身，就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創新，彰顯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原創性貢獻，為新時代文藝發展和文藝美學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就其理論原創性而言，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的命名，鞏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和文藝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強大的生命力和闡釋效力，極大地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實現了歷史性飛躍。

其次，習近平文化思想還創新性地提出和闡釋了諸多重要范疇，創造性提出一系列重大命題，在“話語的革命”中筑牢了“文藝發展道路”的思想價值根基，是中國文藝自主知識話語體系建構的典范。關于“文藝發展道路”的論述，格外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因應時代變遷與人民文化訴求，在遵循文藝規律中以文藝的方式牢牢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的論述，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文藝的人民性”的認識，豐富了人民性的內涵，強化了人民性的價值指向，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根本遵循中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行進在新時代的“文藝發展道路”上，“人民文藝”正展現出盎然蓬勃的氣象。實踐表明，提出、確立和堅持“文藝發展道路”，推動文藝領域發生了深刻變革，營造了山清水秀的文藝生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人心，網絡文藝空間日益清朗，文藝批評敢于亮劍，現實主義文藝煥發光芒，文化“兩創”對當代文藝創作的滋養更加凸顯，文藝新業態蓬勃發展，各種現象級文藝作品不斷“破圈”“出圈”，文藝全方位全景式展現了新時代的精神氣象，呈現出藝術的群峰并峙盛景。

最后，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藝發展道路”的重要論述，不僅對中國文藝繁榮發展在道路命名上有開創之功，明確提出“文藝發展道路”，在筑牢“文藝發展道路”的文化根基中，以制度化建構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而且在黨的文藝思想史、文藝制度史和文藝事業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收獲，豐富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有思想奠基意義，是文藝繁榮發展的壓艙石，彰顯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