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黎:山居秋暝
從《詩經》中“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的勞作吟唱,到山水畫里可居可游的心靈桃源,山居,早已內化為中國文人安頓生命的終極意象。在山居歲月的靜觀與獨處中,士人錘煉了自身的風骨與氣節,守護了文明中那些超越一時功利、關乎天地人心的永恒價值——對自然的敬畏,對自由的向往,對內在真實的忠誠,對精微之美的領悟。
思想者的姿態
晨霧尚未被陽光刺破,山徑上已有露水打濕的足跡。這足跡不屬于獵戶,也不屬于樵夫,而屬于另一類人——他們背向炊煙,面朝峰巒,在文明的邊緣地帶,尋找一種近乎失傳的與存在對話的方式。當大地的褶皺在腳下展開,當云海在眼前鋪成另一重平原,一種獨特的知覺也隨之蘇醒。
山居生活呈現出一種哲學嚴肅性,它同時是一種認識論的實踐,一種方法論的修行。當王維在輞川別業的薄暮中,看著最后一道余暉從南山脊線褪去,研墨寫下“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之際;當海德格爾提著他那只磨損的帆布背包,沿著覆雪的小徑走向托特瑙堡的小木屋時,他們的山居生活,有一種清晰、決絕乃至莊嚴的哲學姿態。那是主動將自身置于存在之思、懸崖之畔的抉擇,山是他們思想的燧石、存在的證人,是向真理敞開自身的祭壇。
古人登高必賦。并非只因風景殊異,更因這身體的位移,直接攪動了精神世界的沉積層。杜甫在《望岳》中開篇便言“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其視野的開闊,首先源于他離開了書齋與市井,將自己置于泰山腳下那個謙卑的起點,進而通過攀登,獲得“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的感官沖擊,以及“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心靈概觀。這“一覽”,便是對俯瞰權的奪回。
從山巔向下看,會發現我們正在凝視的“深淵”,既是腳下具象的幽谷,也是我們剛剛抽身而出的那個世界。正是這充滿張力的凝視,將自己主動置于邊緣和高處的姿態,孕育了飛升的力量。所以山居者奔赴山野,遠不止于休閑或避世,其本質上是對“平面人”宿命的無意識反抗,是對“垂直維度”的深切渴望。
從地質學的角度看,山脈本是板塊碰撞的產物。這種創造性的破壞,與思想的生成非常類似——舊有觀念的巖層斷裂、抬升,在精神的造山運動中形成新的認知地貌。山居者在攀登中親歷這個過程:每一步都是對舒適區的突破,每個新的高度都提供更廣闊的視野。這是身體的鍛煉,更是思維的訓練。
現代山居者還面臨著新的處境。氣候變暖正改變著山的容貌,雪線后退,植被帶遷移。這些變化不僅是生態議題,更是哲學命題——它們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當古老的登山路線因冰川消融而變得危險,當熟悉的景觀在眼前改變,山居生活必須發展出應對不確定性的智慧。
暮色中回望,整座山體呈現出青黛色的漸變。這色彩的層次,正是山居詩學的最佳隱喻:從山腳的青翠到峰頂的雪白,如同思想從具體到抽象的升華。但真正的圓滿不在任一高度,而在整座山的完整譜系里。低處的溫暖與高處的清寒,農耕的循環與雪線的永恒,入世的關懷與出世的超然——這些看似對立的品質,共同構成山居思想的豐富內涵。
感官的重置
山居,本身是個充滿意義的、表達性的領域。你開始相信,風有風的訴說,水有水的吟唱,巖石有巖石亙古的緘默——它們都在言說,只是用著不同于人類的語法。
時間久了,你會意識到山林聲音的“網絡性”。一聲尖銳的啼叫,會引發整片林地的短暫寂靜,隨后是位置移動的窸窣聲;某種昆蟲的集體鳴唱,會隨著溫度和濕度的變化而同步起落,仿佛它們共享著一個無形的指揮。
當一頭掠食者悄然接近,帶來的是一片區域所有小動物活動的驟然停滯,這種“聲音的真空”本身就是最清晰的警報。這種聆聽的訓練,使山居者逐漸放棄人類語言作為意義唯一載體的霸權思維。
記得在山中的一次夜宿,深夜被某種寂靜驚醒——那寂靜如此飽滿,幾乎有了體積和溫度。然后是聲音逐漸浮現:遠處溪水在石頭上磕絆的細響,風經過不同樹種時變換的音色,一只不知名昆蟲試探性地鳴叫。這些聲音不構成旋律,它們只是存在著,像夜空里的寒星,各自明亮又彼此映照。
清晨,沿著被夜露浸濕的小徑行走,腳底傳來土地透過鞋底的微妙回饋。空氣的味道隨著海拔變化:先是竹林清冽的澀,接著是混合腐殖土與野花的甜腥,最后在風口處,只剩下天空本身的澄凈。
山中的氣味是復雜的交響,無法被簡化為“清新”二字。它由無數氣味分子構成:雨后巖石滲出的礦物質氣息,某種不知名野花在午后高溫下散發的甜膩芬芳,腐爛樹干上菌類繁殖的濃郁土腥,以及無處不在的、松針與冷杉樹脂混合的凜冽背景香。這些氣味沒有標簽,時間的層疊感以最原始的方式與你相遇。
山里的視覺經驗也是煥然一新。望向遠處的青色煙靄,它似乎存在;當走近想看清它時,它卻消散無形。經歷多了就會領悟:山的視覺真相不在一個固定的景物里,而在光影、氣象、季節與你自身位置共同構成的、永不停息的流變之中。
這種感官的蘇醒,接近一種哲學意味的洗滌。當我們暫時懸置了關于“自然”的概念與形容詞,山才真正開始說話——用它自己的語法,以它自己的節奏。
山居生活的意義,并非埋藏深處等待挖掘的寶藏,而是一個在日復一日的耕種、取水、漫步中,在與風雨蟲鳥、書卷記憶的無窮互動里,不斷被生成、被推遲、被重新定義的動態過程。這并非一種刻意的堅守,而是如呼吸般自然的內在化過程。山的氣息與律動,已滲入他生命的肌理,成為他觀看、傾聽、思考與存在的隱秘背景。
廢墟的慰藉
山中的廢墟,展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時間哲學:和解。在這里,時間并非一個冷酷的破壞者,而是一位耐心到近乎慈悲的編織者。它不急于摧毀,而是緩慢地、細致地將人工造物重新編織進自然的經緯。苔蘚爬上石階,并非侵蝕,而是一種溫柔的覆蓋,為冰冷的巖石穿上絲絨的綠衣;木結構的梁柱在潮濕中慢慢彎曲,并非倒塌的前奏,而是以一種順從地心引力的優雅姿態,完成從“建筑”到“景觀”的蝶變;野薔薇的枝條從殘破的窗欞間探出,春天開出花朵,那并非對居所的嘲弄,而是一種生命的接力,用絢爛接續了寂靜。
這種過程,在東方的美學傳統中被精妙地捕捉,稱之為“物哀”。它并非悲傷,而是對事物無常變遷的一種深沉體會與審美靜觀。王維的“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那縈繞在古木與深山之間似有若無的鐘聲,其魅力正在于它縈繞的場所是“無人之徑”,是時間的幽深之處。鐘聲因空間的荒寂而愈顯清越,荒寂因鐘聲的穿透而獲得靈性。廢墟,便是這“寂”的實體化。它讓你目睹一個曾經充滿人聲與體溫的空間,如何被非人的力量——風、雨、植物、微生物——緩慢地、不可抗拒地接管與轉化。這一過程消除了人類意志的傲慢,讓你目睹一種更為宏大、包容生死的宇宙秩序在從容運作。時間在此不是敵人,而是將一切存在帶向其最終歸宿的、恢宏而寧靜的河流。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寫道:“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這種“乘化歸盡”的坦然,正是面對時間之流時,所能達到的最高智慧。山居者對廢墟的親近,成為一種主動的精神選擇與美學抵抗。在這種選擇里,蘊含著一種對生命真實狀態的忠誠:生命本就是充滿磨損、修補、意外的歷程。拒絕完美的光潔,便是擁抱存在的真實。
在距離武夷山大王峰3公里處,有個嵐境溪谷。山谷邊有一條梅溪,溪畔有座金錢山,往里走是一片開闊地,叫金盆崗,再往上走不到2公里,有個村落,舊名“高堂”村。這名號如今聽來,有一種引人遐思的詩意與寂寥。它所指代的,曾經是一個在滿目綠意中守望茶山的小小村落。現在它已完全隱入黑暗,成為群山厚重呼吸的一部分。它曾承載的家族悲歡、晨炊夜話,早已蒸騰為山嵐的一部分。它是鄉土志里飄落的幾頁殘章,卻在自然的懷抱中獲得了哲學性的永生。眼前的嵐境溪谷,顯然已經被精心規劃,是從這層記憶的土壤上,生長出的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
踏入嵐境溪谷,首先感到的是一種克制的秩序。它沒有粗暴地征服地形,而是讓建筑如從山體中生長出來一般,錯落有致地嵌入溪澗與坡地之間。而且,它隱約勾勒出一種全新的“山居范式”。這里既提供了茶田之上、溪水之畔的恬淡氛圍,足以療愈被都市節奏損耗的身心;又通過隱秘的路徑,連接著山下古老的下梅村,連接著萬里茶路的悠遠傳說。自然回收一切,真正的永恒恰在于生生不息的循環;新生與衰朽,也在此刻達成了和解。
像山一樣思考
在真正的山居生活中,人不是唯一的敘事者。野豬的蹄印、松鼠儲藏的松果、蜂群建筑的幾何學、菌絲擴張的地下網絡——無數微小的生命都在緊張地集結,都在書寫自己的文本。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同時運行著無數套意義系統,人類的邏輯只是其中之一。
在山林深處,一場未經編排的相遇,會帶來全然不同的震撼。那可能是在黃昏的溪邊,你與一只前來飲水的麂子猝不及防地四目相對。從它濕潤、深邃的眸子里,看不到任何你所熟悉的情緒,只有一種純粹的陌生。你們之間橫亙著的,是數百萬年分道揚鑣的進化史,是截然不同的感知世界、理解存在的模式。這種相遇會讓你被迫承認,在這個藍色星球上,存在著廣闊、自主、其內在邏輯讓你無法完全通曉的非人類世界。這個世界的存在,無須你的認可,亦非為你而設。
這種認識催生視角的謙遜。當你試圖理解為什么某種苔蘚只生長在溪流的北岸,為什么象群總在某一類樹木前轉向,你其實就是在學習用另一種時間尺度與空間感知來理解生命。就像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呼吁的“像山一樣思考”。
這種訓練在今天尤為重要。當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非人類行動日益深刻地參與塑造我們的命運,固守人類中心視角無異于認知自殺。山居生活提供的多物種想象力,或許是我們應對復雜未來的必要心智準備。
人類慣于閱讀文字,而山居者必須學會閱讀痕跡。雪地上梅花形的爪印,不僅告訴你這是一只狐貍經過,更以其步幅的寬窄、深淺,透露它當時的步伐是悠閑漫步,還是急促奔逃。樹干上被磨去一塊樹皮、露出光滑木質的地方,是鹿長期蹭癢的“鹿擦痕”,標記著它日常活動的路徑與領地。巖石上風干的、含有特定果籽的糞便,則是熊的“簽名”與“食譜公告”。
這種持續的痕跡閱讀,培養的是一種深刻的山居共情力。山居者開始將其他生物視為擁有自身目的、策略與情感的生命主體,而非風景中的點綴或資源清單上的條目。山居者與它們的關系,從“我與它”逐漸向“我與你”邁進——盡管這個“你”始終與山居者保持著刻意的神秘、戒備與疏離。
交融
在山林之中,山居者精心照料的菜園,可能一夜之間被野豬翻尋;儲備的糧食,可能引來鼠族的光顧。起初他可能會感到惱怒,視之為“侵害”。但慢慢地,他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加高圍欄,妥善收納,種植一些它們不喜歡的作物作為緩沖。山居者禮貌而委婉地說了一個“不”字,但畢竟已是一種好話好說的平等協商。他意識到,自己并非這片土地唯一的主人,而且還是個后來者,其他生物則擁有它們自古以來的“通行權”與“覓食權”。他的“山居”,必須包含與這些原有居民的共存之道。
山居者進一步發現,它們的存亡,直接關系到自己的生存質量。傳粉昆蟲的減少,意味著果樹的歉收;猛禽與蛇類的消失,可能導致鼠患成災;森林生態的完整,是水源潔凈、空氣清新的根本保障。
這種認識,催生的不再是浪漫化的“熱愛自然”,而是一種基于深刻相互依存關系的棲居倫理。這種倫理的核心是“限度”與“敬畏”。從此他砍取木材,但只取枯枝與間伐之木,保持森林的生機;他導引溪水,但一定會預留足夠的生態流量,不斷絕下游的生命之需;他行走小路,盡量不去驚擾林間草木中育雛的鳥獸。這并不是出于田園牧歌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種清醒、堅實、與萬物共命運的生態智慧,他在不自知中學習著如何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成員,“嵌入”并“維護”一個更大的山居共同體。
時間的迷宮
有些時刻,時間仿佛凝固了。山居生活建構了一種“詩意的時間性”。它不像城市時間那樣線性、急促、面向未來,而是循環的、緩慢的、沉浸于當下。四季更替、草木枯榮、潮汐漲落,時間不再是鐘表上均勻流逝的刻度,而是一種與生命節律共鳴的韻律。人得以從現代性的時間焦慮中解脫,與自然同步呼吸。
山居者在正午的林中空地躺下,陽光透過層層疊疊的葉隙,在地上投下無數晃動的光斑。他盯著其中一片光斑,看它隨著微風在苔蘚上緩緩移動,自己的意識也跟著飄浮。這時,秒、分、小時這些概念徹底失效,時間不再是度量,而是一種彌漫的狀態。他進入一種接近于冥想的存在,過去與未來的拉扯暫時停止,他完全沉浸在“此刻”的飽滿之中。這種體驗,接近柏格森所說的“綿延”。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這種時間感,一方面是與塵世急促的“線性時間”決裂,進入循環的、近乎永恒的“自然時間”;另一方面,山本身就是一個積累了大量歷史痕跡的“時間倉庫”。讀陶淵明的《飲酒》、王維的《山居秋暝》時,山居者并非在試圖“還原”千年前的絕對真實。恰恰相反,是古人的視域與他的視域發生了交融。古典文本照亮他觸手可及的清冷現實。這場跨越千年的對話,讓他的孤獨與王維的孤獨共鳴,他的寧靜與陶淵明的寧靜交織。山,因此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回音壁。在這里,過去與現在持續共振,不斷生成著關于“棲居”的當代意義。
所謂“回到自然本身”,在山居者的視野下,恰恰是進入了一個更為復雜、交織著無數文化蹤跡的時間網絡。這網絡早已預先結構了他的感知。自然,并非沉默的客體,而是一本被反復書寫、注釋的“自然之書”。他聆聽的松濤,回蕩著無數前人的聆聽;他凝視的明月,倒映著千年以來的詩魂。
“存在性孤獨”
孤獨,是山居者最恒久的伴侶。這種孤獨,不同于市井中的寂寞,它是一種被浩瀚自然所包圍的、無比宏闊的孤獨。
當一個人長時間面對無盡的山巒、奔流的云海與亙古的星空時,社會賦予他的所有身份標簽——地位、名聲、關系——都開始剝落,只剩下一個赤裸的、本質的“我”與一個巨大的、非人的“世界”對峙。這種對峙初時令人恐懼,如同華茲華斯在《序曲》中回憶童年偷船游湖,感到巨大的山巒仿佛活物般在暮色中追逼而來。
但正是在這恐懼的深淵里,孕育著精神覺醒的契機。尼采在阿爾卑斯山的孤獨漫步中,孕育了查拉圖斯特拉的箴言;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獨居時光里,厘清了生活的必要與虛妄。孤獨成為一面擦得雪亮的鏡子,讓人無可逃避地直視自我的核心,在靜寂中傾聽內心最真實的聲音。
而與孤獨相伴的,常是絕境的考驗。風雪阻斷歸途,饑寒侵蝕軀體,在某個瞬間,山居者會清晰地觸碰到死亡的寒意。杰克·倫敦筆下那個在冰原上因疏忽而凍僵的旅人,其悲劇正在于他未能真正敬畏山的法則。然而,絕境在摧毀軟弱的同時,也鍛造著非凡的勇氣與清醒。
因此,山居歲月中的孤獨與絕境,并非為了歌頌苦難,而是為了揭示:人的精神維度,往往需要在與巨大阻力的碰撞中才能得到拓展與深化。山林以其冰冷與險峻,充當了這種精神的熔爐與砧板。山居者之所以目光沉靜,步履沉穩,正是因為他內心的某個部分,已被山鍛造得如同經過冰與火洗禮的巖石。
我們談論山居,總習慣向外張望:嶙峋的巨石,浩瀚的林海,變幻的云霞。但最終,這是一場向內的旅程。然而山居不僅僅是一種地理事實,更是一種靈魂的空間——一座由記憶、思考、物象與夢想構成的“內心之山”。
群山被暮色再一次鍍上金邊,然后迅速褪為青黛,最終沉入星空下的墨藍。山居者窗內的燈亮了,一點暖黃,在無垠的冷色調宇宙中,微弱卻堅定。這盞燈,仿佛一個隱喻:山居生活從未許諾一個永恒的烏托邦;它只是在這巨大的、時而仁慈時而冷酷的自然面前,堅定地點燃并守護著一簇獨有的精神火焰。這火焰,由古老的垂直召喚所點燃,在棲居的技藝中被小心護持,歷經孤獨熔爐的淬煉,在觀想的澄明時刻綻放光華,最終,它必須有能力照亮現代生活的迷惘與困境。
遙遠的回響
在中華文明浩渺的精神星圖中,山居傳統是一顆恒定而溫暖的星辰,是無數心靈永恒的歸鄉之路。這并非一種地理的回歸,而是一種文化基因與精神原型的喚醒。從《詩經》中“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的勞作吟唱,到山水畫里可居可游的心靈桃源,山居,早已內化為中國文人乃至整個民族安頓生命的終極意象。
山居傳統,既有儒家“仁者樂山”的敦厚與堅毅,將山的穩固喻為道德的操守與社稷的基石;更有道家“返璞歸真”的超越追求,視山林為掙脫禮教束縛、回歸自然本性的道場。當我們游歷這條璀璨的歲月星河,從謝靈運的幽峻、陶淵明的淡遠、王維的空靈、蘇軾的曠達,直至倪瓚的孤絕、徐霞客的壯游,我們看到的,絕非一連串關于“逃避”或“失意”的個體敘事。恰恰相反,這里更是文化得以澄明、藝術得以升華的精神故地。
那些選擇與青山白云為伴的孤獨靈魂,他們的“隱”,實則是另一種更具創造力的“顯”。在朝堂的喧囂與世路的坎坷之外,他們開辟并守護了一個獨立自足的價值王國。這個以山為基座的精神王國,具有無可估量的文明功能:它是政治的減壓閥,吸納了體制無法安頓的才華與不平之氣,將其轉化為文化的創造力;它是美學的發生器,中國最偉大的詩歌、繪畫、書法、園林藝術,其靈感與境界莫不深深得益于山居時空的滋養;它更是人格的鍛造場與價值的儲存庫。在山居歲月的靜觀與獨處中,士人錘煉了自身的風骨與氣節,守護了文明中那些超越一時功利、關乎天地人心的永恒價值——對自然的敬畏,對自由的向往,對內在真實的忠誠,對精微之美的領悟。
因此,“山居”絕非意味著退回到原始或封閉。它是精神的溯源與重啟,是回到那個文化的溫暖母腹中去汲取最初的養分與最終的安慰。這個母腹以山林的外在形態存在,她沉靜、包容、生生不息,教會我們這個文明如何在“進”與“退”、“仕”與“隱”、“社會人格”與“自然人格”之間保持一種富于智慧的動態平衡。而一個文明的強韌,也不僅在于其開拓疆土、建構秩序的雄心,同樣在于它能為個體生命提供多么深邃、豐美、可供退守與涵養的精神空間。
當我們談論山居的詩學、文化與傳統,在中華文化的語境里接近終章,它便自然而然地流淌為一種文化的還鄉。這歸鄉,是回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韻律里,是重溫那種與萬物共情、與山水對話的審美人生,是再次確認:文明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城池的宏偉與典籍的浩瀚,也同樣深藏于那些選擇與青山白云為伴的純潔靈魂之中。他們的選擇,不是逃離,而是一種更深沉的堅守與創造。他們以山居者的精神姿態維系了整個文明精神海拔的刻度,使其在歷史的風雨飄搖中,始終有一片可以仰望、可以退守、可以汲取力量的青色天際線。
(作者:劉東黎,系中國林業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