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車經過汾河時，望見堤岸上翡翠般的稠密柳林，大腦中先是浮現出一首唐詩，然后便想到唐代蒲關道上極其重要的臨汾驛，接著想到唐代的旅行生活，以及途經臨汾的詩人們。

我想到的這首詩是岑參的《題平陽郡汾橋邊柳樹》，“平陽郡”是臨汾的古稱，唐初更名為“晉州”。詩曰：“此地曾居住，今來宛似歸。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

天寶三載，岑參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進士科，依照唐朝科舉的慣例，在此后長達3年的“守選期”內，他要辦兩件事，一是榮歸故里并向戶籍所在州府領取“應選解文”，二是壯游天下。于是，第二年柳芽初綻之時，岑參東出長安，踏上歸鄉之路，這年他30歲左右。

岑參的東行之路，第一站是距長安數十里的灞橋驛。岑氏家族此刻雖然已經衰落，但畢竟出過3位宰相、幾位刺史，多年前曾經親友滿朝堂，如今官場勢力弱了，但家族關系仍在，再加上岑參本人的魅力和新科高中的風頭，他家的親朋故舊必定是要前往灞橋驛，為他設帷帳、擺酒席送行的。岑參本人很擅長寫作送行詩，例如《送孟孺卿落第歸濟陽》：“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過灞陵樹，歸種汶陽田。客舍少鄉信，床頭無酒錢。圣朝徒側席，濟上獨遺賢。”詩中同情與勉勵并舉，用典貼切恰當，是有同情心的好朋友才能講出來的臨別話語。

這次在灞橋驛為岑參送行的詩歌沒能流傳下來，只留下岑參自己的首聯殘句：“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當時如果杜甫能夠到場，必定會有好詩。這里我們引用杜甫一首10多年后送別朋友時遙寄岑參的五言律詩，以為例證。“遲日深春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杜甫的詩，怎樣夸贊都不過分，太深情了。

岑參此番榮歸故里，送行詩沒有記錄下來，但他的馬鞍、車轅、行李上必定被親友插滿柳枝，這是唐朝最具美好內涵的“灞橋送別”意象。因為柳字有個諧音字是“留”，此乃挽留之意；因為柳條柔軟細長，這是別情綿綿之意；因為柳條插在土中便能成活，日后可以長成濃蔭大樹，這是隨處扎根、前程遠大的祝福。許多年后，李商隱在灞橋驛為朋友送行，作《雜曲歌辭·楊柳枝》：“暫憑樽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唯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李商隱這種感傷型詩人的離情別緒又與杜甫不同。順便說一句，李商隱應該到過臨汾，在他不得意的青年時代，曾在東都洛陽與并州之間往返，必定是要在臨汾歇馬住宿的。

岑參東出西京為什么要走武關道，而返回長安卻走蒲關道經過臨汾呢？745年出京時，岑參是新科進士，走武關道是回鄉之路，他可以沿途遍告親友科舉高中的喜訊，此乃“人情”。“關門鎖歸客，一夜夢還家。月落河上曉，遙聞秦樹鴉。長安二月歸正好，杜陵樹邊純是花。”（《宿蒲關東店，憶杜陵別業》）這是岑參夜宿蒲津關、等待渡過黃河時寫的一首詩，可謂鄉情切切。當然了，也有人認為這是岑參回京時寫的詩。在筆者看來，“長安二月歸正好，西陵樹邊純是花”中美好繁盛的意象，很可能是岑參含蓄地期待“冬集”考試二月放榜，他能順利授官，然后前往杜陵親友處拜別赴任。

一年后的秋天，岑參回長安參加“冬集”考試，隨身攜帶著州府官衙核發給他的“應選解文”，內容主要是他的姓名、籍貫、參加銓選的資格、對他品行才德和身體狀況的描述等，最后還要加蓋州府主官的大印。除此之外，他還要攜帶考牒（科考記錄）和“告身”（自書年貌籍貫和科考成績等）。岑參需要將這些文件投送西京長安的吏部（銓選司），面試通過后方能參加筆試。這次考試很關鍵。唐代科舉與明清科舉不同，筆試之前應試者可稱“進士”，但只有“冬集”筆試合格后才能授官，發榜和授官的時間大約是來年的二三月份。姚合的“為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春榜四散飛，數日遍八纮”，講的就是這件事。

岑參的父親岑植，曾任晉州刺史。我推測，岑參選擇途經蒲關道回京，主要原因是晉州（臨汾）有他父親的舊部屬和故人，這些人一是能夠對他沿途加以照拂，二是以“過來人”身份指點他冬集考試的細節，避免差錯，三是這些故舊還可以為岑參書寫幾封推薦信，等到他入京后，便可投信拜訪各處，以為其考試之事提供便利。岑參作為數百年官宦之家的子弟，對于仕途的見識遠非貧寒士子可以比擬，人情世故理應通透，為此，他在臨汾必定會多做盤桓。

既然繞了這么一個大圈子，終于將岑參拉回到臨汾，我們就須得像模像樣地談談唐代的晉州，也就是今天的臨汾。唐代晉州屬于河東道，乃極為重要的咽喉之地。從長安東行的蒲關道，到了晉州折而向北，直達唐朝的北部要塞并州（太原），再向前便能前往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襲的3座受降城。話說到此處，我們須得提及李益那首著名的《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曾兩次接受派遣，長期任職于北方邊塞，在西京長安與受降城之間曾多次往返，以官員身份住宿臨汾驛乃是常理。

《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二》記載：“臨汾驛，南臨汾水，北接州衙。”此地位于蒲關道中段，又是汾河水運的重要轉運碼頭，算得上是上州大驛，來往的官員多，轉運的貨物也多，驛站的人員、馬匹和驛田的配置自然也高。《新唐書·地理志》曰：“晉州，上州，驛馬二十五匹。”

岑參此時只是一名進士，尚未授官，沒有使用驛站的資格。但新進士的身份在唐代也很尊貴，不論是他出京還鄉，還是回京“冬集”，沿途多半會有親朋故舊接待或介紹住宿；即使是原本并不相識，對于新進士，地方上的富裕人家也非常樂意招待；就算到了投靠無門之地，岑參并不寒貧，自費住店也是負擔得起的。真相或許是，岑參途經晉州，他父親的舊僚屬和本地士紳，必定是要搶著將這位新進士迎到家中，豐盛款待之余，送行時還會致送川資和晉州著名的貢品——蜂蠟制成的蠟燭，以及著名土產“焦干棗”，這便是他那“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所表達的感動之情。

還是回來說臨汾。筆者入住的酒店，下臨汾水，西望姑射山。《莊子·逍遙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這應該是描述姑射山最為著名的文字吧，其實此山最早見于《山海經》，只是后人更喜歡莊子的恣肆想象和華麗描繪。

隋末唐初的詩人王績有一首四言詩《郊園》：“汾川勝地，姑射名辰。月照山客，風吹俗人。琴聲送冷，酒氣迎春。閉門常樂，何須四鄰。”王績一生都在入仕與歸隱之間往返，這首詩應該是他回鄉歸隱時所作。開篇兩句，汾河是故鄉的河，姑射山是故鄉的山。中間四句乃詩人自況，算是俗世神仙的姿態。最關鍵的是最后兩句用典，此處的“四鄰”不是鄉鄰街坊，而是“堯訪四賢”典故的轉喻，指的是帝王身邊的股肱之臣。其時大唐初創，廣泛招攬賢能，此詩應該是王績心中生起了重返朝堂之意，果然，皇帝召王績入京任太樂丞，是個從八品下的小官。

筆者這次來到臨汾，主要目的其實是拜訪堯帝廟。堯帝廟在臨汾市郊，規制非凡，大有可觀，真乃游賞佳處。《尚書》曰：“堯都平陽。”《漢書·地理志》也記載：“河東郡平陽，堯都也。”兩書認定堯帝定都臨汾，想必是有道理的。到了唐朝，臨汾屬于河東道，由平陽郡改稱晉州，但在漢語系統中，當“平陽”這個典故用于地名時，指的依舊是臨汾。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在給友人前往河東道公干的送行詩中有四句：“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耕馀草木，禹鑿舊山川。”此處的“平陽”，便是指代堯帝定都臨汾的功業吧。杜甫自己有兩句極為著名的詩句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謂道出了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

（作者：龍一，系天津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