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白馬姐妹》

紀錄電影《白馬姐妹》是一部融會人類學精神與詩學品質的影像民族志。該片以多線程敘事記錄了白馬四姐妹的成長歷程與生活變遷，講述了一個關于文化堅守、生命回歸與生活向往的中國故事。

重訪是不被遺忘的相遇。1999年，北京師范大學張同道教授前往四川省平武縣厄哩寨拍攝《中國文化之謎》，卻意外邂逅了改變其創作軌跡的“白馬四姐妹”。2020年，一場百年不遇的山洪沖毀白馬寨，二姐曉小女兒的一通電話，讓創作團隊再度啟程。正如導演張同道所言：“紀錄片不是拍完就結束的工作，他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這份超越創作的情感連接，讓重訪不再是簡單的續拍，而是對“家人”命運的深度關切。

影視人類學中的重訪是指基于某一田野點進行長期主義觀察拍攝，力求勾勒出該地發展變遷的全貌。如果說，張同道與白馬姐妹的第一次相遇是無心插柳，那這一次的相遇則是情感與理性的雙向奔赴。20年前，生于大山深處的白馬姐妹懷揣對遠方的向往，離開或者駐守在心頭交織。20年后，鏡頭并未停歇，持續記錄著村民廢墟上的重建家園：大姐夫小木帶領村民修路建房，大姐伍音早和二姐曉小返鄉參與重建，村民從最初猶豫觀望逐漸走向齊心共建。面對從斷壁殘垣中拔地而起的新村莊，四姐妹也各自面臨新階段的人生選擇。這或許是重訪式紀實影像的核心意義，即對人內心世界的敏銳捕捉與深切關懷，將拍攝者、被拍攝者與觀眾拉進同一個對話空間，共同見證人類群體情感、思想與命運在時間中如何被磨礪和塑造。

從1999年青澀少女的出走夢想，到2023年歷經滄桑后的回歸堅守；從原始村寨的伐木狩獵，到災后重建的浴火重生。重訪鏡頭見證被拍攝者的生命歷程，同時顯現主創團隊在24年里的代際傳承、光影傳遞。張同道、樊啟鵬、楊爾康等師生三代人在《白馬四姐妹》《白馬姐妹》拍攝過程中完成了二次接力，也詮釋了“重訪”是為了更好的“傳遞”，完成了跨越三千里的民族情感連接與文化共同體熔鑄。

儀式、展演是她們的生活日常。白馬藏族有語言無文字，文化記憶的交接大都依靠口傳心授。隨著拍攝的深入，導演漸漸感受到：這樣一個無文字族群實則是以歌舞為筆，在一場場民俗儀式中譜寫族群的詩。《白馬姐妹》見證了白馬人以“藝術即生活”為內核的樂觀態度，應對自然變遷與社會變革，詩意棲居于協力建構的美好生活里。

片頭寫道：“白馬藏族是東亞一個古老部落，被稱作‘人類活化石’，總人口約20000人，居住在中國四川、甘肅交接的大山里。”作為藏族支系的白馬人并不是一個龐大的族群，他們憑借“篝火燃亮夜空，男女老少手挽手跳起圓圓舞，唱起古老的白馬歌”的場面，吸引了第一次前往這片土地的張同道一行人的目光，體現出“小”族群也有“大”文化。

在藝術人類學視野里，藝術被分成“儀式中的”“為展演的”與“日常生活的”三種樣態，無分輕重。導演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有一首民歌我特別喜歡，用了4遍。‘人活一輩子又唱又跳一輩子，人生如旅人，不唱不跳干什么？’”當山洪沖毀家園，白馬人在廢墟上燃起篝火，跳起傳承千年的圓圓舞；當傳統祭祀在現代生活中無處安放，他們轉戰KTV繼續傳唱古老的歌謠。這，正是白馬人的生命哲學。無論是儀式還是展演，傳統民俗藝術已經成為白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這也是他們內心保持樂觀主義態度的根源，藝術成為他們追求內心平靜、向往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徑。

一曲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贊歌。如果說人物敘事是《白馬姐妹》的血肉，那么鄉村振興戰略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內核則構成影片的筋骨。該片以白馬寨為切口，體現出民族紀實影像共同體敘事的當代轉向，書寫的不僅是一個族群在經歷生產方式轉型和自然災害后的劫后重生，更是中國鄉村在時代浪潮中的奮斗發展故事。

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在白馬人那里，有困難則全寨支援，只要一起吃一頓熱氣騰騰的飯即可。在一聲聲整齊的“一二起”的口號中，在寨子重建后的載歌載舞中，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實施，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相較于外部力量的援助，鄉村振興更應該重視以返鄉青年等內生性力量為支撐。曾經的小英美發出“我想出去，走出大山”的呼喚，如今已為人母的她，夢想則是“以后還是回我們寨子上”。二姐曉小的女兒田冬梅考進了綿陽工作，因為終歸不想去離家太遠的地方。一代代白馬人戀家、守家，已成為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家鄉發展的主導者。他們在家門口的建設中得到資金、技術與政策的支持，讓情感守護與價值選擇得以兼顧。

白馬人的鄉村振興與文化延續不是孤立的民族標本，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注腳。影片中，白馬人重建家園時，既守護傳統音樂舞蹈的民族特色，也積極擁抱旅游開發的國家發展戰略。他們既延續安土重遷的鄉土傳統，也在與外部協作的過程中感受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與認同感。白馬人的鄉村振興在影片外仍然繼續，“白馬姐妹”的故事也將回響綿長。

（作者系南開大學信息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出版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