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蘇里下河地區的興化人。1963年出生，1981年離開家鄉去南京讀書。我是喝里下河的水長大的，興化的水，是我血液的基本成分。

說興化是我的家鄉，我的故鄉，似乎都不錯，但其實也有微妙的區別，只有離開了，成了游子，家鄉才變成故鄉。它在遠方，在不期而至的夢里。

我還不到寫回憶錄的時候，寫過一個短篇小說系列，叫《回憶錄素材》，已經寫了五個，但那是戲作，也基本與故鄉無關。想起故鄉倒是經常的，一種食物，一段音樂，一條消息，一個家鄉來客，都會勾起故鄉的記憶。這種記憶常常不期而至，驟來遽去，如吉光片羽；也有的時候，腦海中突然亮起的一盞燈，會激發出一連串的燈火。

我在興化長到十八歲，有幾個地方與我密不可分，它們是大顧、徐揚、安豐和戴窯。如果要把十八歲前再細分，大顧和徐揚分別對應了我的兒時和小學、初中階段，高中是在安豐上的；戴窯有我家的老屋，我爺爺奶奶生活在那里，我的父母在那里出生，長大。

我是教師的兒子，我的父親教中學語文，母親教小學。父親調到哪里，我們一家就遷到哪里，但不管遷到哪里，我們還是經常去戴窯，我出生后一年，爺爺就去世了，奶奶一直在戴窯。我很懷念穿鎮而過的小河邊，那棟兩層的小樓。

大顧

大顧離戴窯只有幾公里，那是父親鎮江師專畢業后的第一個工作地。我出生在那里，可具體什么樣子，不怎么記得了。模糊的印象里，中學有一條東西向的磚頭路，路邊有冬青樹，路北邊就是教室或者老師辦公室。因為我和弟弟走路與父親很像，“一崴一崴”的，老師們會慫恿我們哥倆往前走，他們在后面笑。

還記得我家似乎住在幾間小屋子里，后來聽父母說，是跟人家租的，很黑，我很怕。也好像還記得學校的圍墻，很高，圍墻外是一片油菜。

大顧現在似乎是個鎮了，當時應該是個村吧？村中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之所以說“一條”橋，是因為太窄了，還長，是木頭搭建的，不直，透過腳下的縫隙，能看見悠悠的河水。我似乎看見，我“一崴一崴”地走過濕漉漉的小街，過橋，去一家臺階很高的醬園店打醬油。柜臺比我高得多，那掌勺的是個老頭，他灌滿瓶子，摸摸我的頭夸我“有本事”，還從玻璃罐子里摸出一塊水果糖給我。我立即就吃了，吮，用舌頭搓，沒剝干凈的糖紙有時會卡在牙縫里。

都是些片段，也許似是而非，并不確切真實，但有件事，卻有跡可循。我成年后才知道，我原來的名字叫朱天民，弟弟叫朱天石，難怪叔叔姑媽們至今還喊我天民?！疤烀瘛焙汀疤焓倍际怯谐龅涞模疤烀瘛背鲎浴睹献印とf章上》。不得不承認，我更喜歡“天民”這個名字。

另有一件事確鑿無疑：我在大顧出生。父母生我時，還住在中學的教工宿舍里，我的胞衣，就是胎盤，至今還埋在當時居住的房子里。母親告訴我，用一個罐子裝著。至于為什么我的記憶里，我的家是街上的民居，那是因為我出生不久，整夜哭鬧，父母怕影響隔壁老師的休息，這才搬走了。我至今沒有去大顧探訪過我的胞衣。

我六歲時，父親調到了徐揚中學。我在戴窯上過一陣子幼兒園，就去徐揚上小學了。

徐揚

徐揚莊很大，分南北莊，一條河，筑了個小壩，南邊是南莊，北面就是北莊。讀小學時，我家住在小學里；后來就讀初中了，我家也搬到了中學里。

小學似乎也很大，有兩個操場，一個叫大操場，一個叫小操場——其實那大操場也容不下一個標準跑道的周長，小操場大概只相當于一個大院子。大小操場中間，有一排房子，比較高大，房子還有走廊，是老師辦公室。老師辦公室有一些櫥柜，抽屜里有不少黑膠唱片，我很好奇，但從來沒有聽它們在喇叭里出過聲。

小學最北邊的最后一排房子，有宿舍，也有教室。我家是西邊最后一間，緊靠圍墻。圍墻上有個邊門，出去就是一條小路，通河。河邊有一棵柳樹，上面有知了。我老在那里玩，有一回，我折了一根柳枝插在河邊，天天去看，它真的長出了新芽，活了。

那時總開會。學生們開會就到大操場，席地而坐。校長在上面說什么，我們并不懂，現在也想不起來。

大操場西邊也住著不少教師，他們都門朝東。第一家是一對老師夫婦，男的瘦削臉，女的十分白凈，非常白凈，她這么白當然有原因，后來我也知道了，但現在依然不方便說。能說的是他們家有三個女兒，都跟我們哥倆差不多大，我經常去他們家玩，白凈的黃老師伸出她白凈的手，給我糖吃。

哪些人跟我同學，哪些老師教過我，我很難記全了。有一個同學我印象深刻。我們的教室也在小學最北邊，教室北邊就是村民的房子，有個男同學，很皮，力氣也特別大，我們都打不過他，據說原因是，他十歲了還要吃媽媽的奶。他媽媽就生了這么一個男孩，你說有多慣？教室的窗戶外，不遠就是他家，一下課，他抬腿爬過窗子，砰地跳下，嗖地不見了。開始我覺得奇怪，后來知道了，他是回家找媽媽喝奶去了。這是他的習慣，誰要是提這茬，他就會動手。

可是有一天，他掉到河里淹死了。等我知道時，他已被擔在牛脊背上，面朝天，有人拿著皮鞭抽牛，抽得牛跑得顛顛的。我立即就知道了，這是在控水，因為我看見他嘴里在往外冒水。這一招可以理解，但他們為什么在他身上涂滿黑墨，我就不懂了。至今也不懂。我從來沒有追問過，那是很恐怖的記憶。他擔在牛背上沿街走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死了。

里下河的不學會游泳是不行的，他不會水，大概是他媽媽太慣他了，舍不得讓他吃苦。他的學桌一直空著。這是個警示。就在那一兩年，我學會了游泳。關于游泳的事，太多了，后面還要說到。

還是在小學的時候，有一天，父親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了不少看不懂的零件，他自己在家里拼、連、焊。烙鐵形似一個袖珍的小錘子，要放在火爐上燒，燒紅了，還要在一個小鐵盒子里滋一下，父親告訴我，那是松香，就是拉二胡擦弓的那種東西。父親忙了好多天，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小盒子出現了，收音機，上面有兩個旋鈕，一個調臺，一個調音量。有兩個裝置是后來的收音機沒有的，一個是耳機，反特電影里見過的；另一個就是天線，父親在學校小操場兩頭的房墻上，豎起兩根竹子，兩根竹子間拉出一根電線，父親說，這叫天線。

我聽過這種礦石收音機。耐心一點，是能找到臺的。聽到過什么節目，完全沒有印象了。不知過了多久，收音機就壞了，天線被父親收回來，繞到一個木板上，丟到了墻角。天線是銅的，漆包線，我的一個同學，姓周，他爸是農機站站長，他得意地告訴我，你爸的漆包線是跟我爸要的！

到了高年級，另一個同學讓我忘不掉。其他同學現在還能不能記得他，我不知道，但他當時是班級明星般的存在卻是肯定的。人人都羨慕他，因為他太有錢了。

那時候，我們是談不上零花錢的，哪個口袋里能找出個鋼镚他就不是一般人了。可這個同學，他口袋里永遠有錢，不但有鋼镚，還有角票，甚至有紙幣，五角，一元，五元。他胖乎乎的，憨乎乎的，塊頭也大，肯定家里吃得好。他家吃得好是因為他家是賣青貨的，就是蔬菜。他時常去供銷社前面的攤子上幫家里賣菜，收錢找零，手頭就寬裕了。寬裕到什么程度，說起來嚇死人。按當時的規矩，學生們中午要在學校午睡，一個睡長凳，一個睡課桌，輪流，我這同學身量大，睡在桌上不舒服，老要翻身，他身子一動，口袋里就有鋼镚叮叮當當往下掉，四處亂滾。這下熱鬧了，同學們哈哈大笑，起哄聲盈天。這一幕是常規節目，不稀奇，令人敬畏的是他醒也醒了，卻不慌，慢騰騰坐起，揉揉眼睛，朝桌下看。如果一眼看不見錢，他都懶得動，繼續睡；如果看見了，他就下來，就便撿起鋼镚，都懶得再四處找一找。他口袋里的錢如流水，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時到底有多少。

這是我小時候見過的最大的富翁。他不喜歡讀書，我們也沒人覺得讀書有什么重要，他天天在課堂上打瞌睡我們也沒人覺得不對。老師也不怎么管，只有個教語文的，比較頂真，他上課不依靠教材，主要是講故事。他的故事主要來源于反特電影，不知為什么，他總比我們看得多些，至少看得早一點。他的故事如此精彩，居然還要打瞌睡，他不忍了，常常抬起手，嗖，一截粉筆直中靶心。所謂靶心，就是胖同學的腦袋。胖同學坐在最后排，有點距離，這一手也是磨煉的結果。我很喜歡這個老師，可是，他后來當兵去了。再后來，他退伍了，我上大學時才聽說，他回鄉后撐船為生，有一次與另一條船刮擦，打架，那船上的人一篙子就把他戳進水里，死了。篙子頭有個鐵釬，殺傷力遠超利刃，類似于張飛的丈八蛇矛。

現在想起來，他偶爾念課文，白字是有的。但他有一張單純的笑臉。

前面說過，徐揚莊分南莊北莊，小學在南莊，中學在北莊。不記得是幾年級，總之小學沒讀完，我家就搬到中學去了。這樣，我和弟弟就不得不每天去南莊上學。出了中學，要經過一排豬圈，然后穿過一個高墩子下的小路，再一拐，就到了連接南北莊的小壩了。小壩連邊都是水，東邊的水面出過一件奇事，某一天，水突然干了，有的地方都見了底，無數的魚，各種各樣的魚，露著脊梁在渾水里轉圈，這下子亂了，染布的，理發的，賣燒餅的，全跳到水里抓魚。最厲害的是賣燒餅的，他拿了個匾子，看準了，往水里一抄就是一條魚。我們要上學，看了眼饞也沒敢耽擱，倒是小壩的另一邊，西邊，某天有一只甲魚爬上了岸，懶洋洋地趴在老楊樹的根下曬太陽，又或者，它是要下蛋？為了觀察甲魚下蛋，我們看癡住了。最后，它就是不下蛋，伸頭看看我們，竟然也不走，我們卻遲到了。這是我記憶中唯一的一次上學遲到。

不遲到不容易，下雨天上學有點艱難。那個土墩子不算高，上面有一戶人家，下雨后土墩子下的路就滑得很。我和弟弟都有雨鞋，不過是矮幫的，也舊了，不抓地，走起來小心翼翼，生怕摔個屁股蹲。這就慢了，弄不好就會遲到。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一雙高幫的雨鞋啊，可這太奢侈了，人家農民雨天都是穿草鞋的。高幫雨鞋是個稀罕物，有錢也難買到，班上有個女生，姓鐘，她爸是供銷社的，她就有一雙，很漂亮，很神氣。這個女生個子高，很文靜，說話細聲細氣的，我第一次從她身上感到了女生的可愛。她后來也在供銷社工作，供銷社后來沒了，她在自己家里開了一個類似于農家樂的小飯店，只有兩張桌子。我去吃過，她做的菜也很好吃。

我們在中學的家位于徐揚中學的最南邊，前面是一條河，截斷了，成了個魚塘，似乎屬于“九隊”——第九生產隊。截斷這條河的是一個小壩，小壩外是大河，大河水面寬闊，呈南北向，往南不遠與另一條東西向的河相交。站在我家門口朝南面看去，可以看見一座水泥橋，橋南面就是輪船碼頭。

里下河，到處都是水。不知道誰寫的：水鄉的路，水云鋪，進莊出莊，一把櫓，這不算浮夸。徐揚中學在徐揚的東北邊，差不多就是個半島。學校有個操場，四百米跑道，還有個籃球場；有幾排教室，教室很整齊，幾條路橫平豎直。有兩排教室中間空地大，建了個排球場；教師宿舍與學生宿舍之間隔了一條路，也利用了，砌了個水泥乒乓球臺。

這比小學要闊綽多了。我最快樂自由的少年時光就是在這里度過的。有個小小的理化實驗室，老師從里面搬出一點東西，就可以在課堂上演示一些奇怪的實驗。老師辦公室的最后面，居然有一個詭異的教具：一架人體骨骼標本。我又好奇又害怕，有一天，也不知道為什么辦公室里沒有多少老師（平時都是很多的），我悄悄跑進去，壯著膽子靠近標本——它比我高很多，像個巨人，我實在忍不住，伸手抓住標本的手，握了一下。很古怪的感覺，稍一用力，居然吱嘎一聲。我嗖地躥出辦公室，跑了。

那具骨骼標本一直站在那里，我偶爾路過，忍不住偷瞥一眼。室內有風，那標本的手，還在輕輕搖晃。那時候有句話很流行，“我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很豪氣。老師們晚上都在辦公室集體辦公，工友把罩子燈擦得雪亮，他們果然真是唯物主義了，不怕。我悄悄默念過這句話，我還是怕。

前面說起過碼頭。那是泊輪船的，開興化。誰沒事去興化啊，我就沒坐過幾回輪船，能記得的一趟，還與我少年時代一樁重要的事情有關。

準確說吧，我坐輪船不是與一樁事有關，是兩樁事，一樁是游泳，一樁是學武術。

游泳是書面語，興化人叫“游水”“鳧水”，或者索性就叫“下河洗澡”——你家小二子呢？下河洗澡啰，這就是說去游水了。自從我有個小學同學淹死，學會游水就成了我們兄弟倆的迫切任務。具體什么時候學會的，那倒真說不清。父親帶著我們下河，雙手托著我的肚皮，讓我手劃腳蹬，眼見著有了點模樣，他手一抽，我立即手忙腳亂嗆了幾口水。再來。如是再三，我終于不沉了，能游出一篙子遠了。

這就算會游水了。但這種教學法有后遺癥：一是這樣學游泳，基本就是狗刨式，以后改起來很難；另一個就是游不遠，開始是一篙子遠，后來經常去河里折騰，雖說能游兩篙子三篙子，但游到河的對面也就氣喘吁吁，站都站不穩了。父親總鼓勵我再游遠一點，但母親心疼兒子，也想得開，她說：行啦，淹不死啦。

游不遠其實是體力不夠，本質原因還是狗刨式害得，不科學，不省力?？晌覀兡睦锕苣敲炊?，我和弟弟夏天幾乎天天下河，因為實在是太方便了，出門十幾米就是河。

轉眼間就到初中了。不記得是初幾了，總之“文革”結束，那年家里新貼的年歷畫跟往年不同，喜慶了，活潑了，對我來說意義非凡。年歷畫名叫《武術新花向陽開》，總共有四張，畫面上是一群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展示著他們的高超武藝。他們或單練或對打，眼神犀利，英姿颯爽，鮮艷的運動衣映在草坪和藍天上，那么好看！后來聽說年畫里有個小伙子就是李連杰，這個不知真假，但次年縣里就要辦一期武術培訓班，這卻是很明確的。為期兩個月，每個中學出一個學員。名額太少，機會難得，誰不想去呢？

這樣的好事，落到了我身上。

興化雖不算遠，也算是離家，那幾天，父母忙著幫我收拾行裝。父親拍著我的肩，讓我好好學；母親反復叮囑我，不能跟人打架，她雖沒有到輪船碼頭送我，但她的提醒顯然更切合實際。去縣城只能坐輪船，水路六十里，我和父親各拎一包行李，去輪船碼頭。

碼頭在鎮東南邊，家在鎮北邊?？雌饋聿贿h，卻必須從莊上繞。我和父親穿過莊子，父親一路和熟人打著招呼，從莊東南出了鎮，再走過那座水泥橋，就到碼頭了。我的視線越過水面，朝家的方向看。水面浩渺，我依稀看見母親站在河邊的細小身影。

輪船已泊在岸邊，父親提醒我，檢查一下行李，看看是不是齊全。我唔唔著，手腳很慢，還沒離家我已經想家了。最重要的東西放在上衣口袋里，糧票和錢，用別針別著——錢是在的，可是，怎么不見糧票？！

事后免不了抱怨，檢討，調笑，當時可真是慌了。那時候沒有糧票就沒飯吃。輪船正在上客，跳板一彎一彎的，吱嘎作響，一聲汽笛聲乍然響起，父親看看手表，臉色都變了。帶我的體育老師也來了，但他只帶了自己的糧票，我們只能回去取，可是走正常路，再從莊上走，斷斷來不及了。

其實也有辦法的：先用體育老師的糧票，算兩人各交一半，父親回家后立即把糧票寄到縣體校，可當時確實沒想到這一招。父親說，只能游水了。他看看我，三下五除二脫掉了外衣，只剩一條短褲。他跑到河邊，撩起水在胸口試一下，嘩啦撲到了水里。碼頭上好些人跑過來看熱鬧。

河面開闊，風很大，浪花拍在河岸上嘩嘩作響。我站在岸上，目送著父親劈波斬浪的身姿，直到他成為一個小黑點。慢慢地，小黑點靠近了我們日常洗衣淘米的水碼頭，父親上了岸飛快地朝家里跑，隱約的白身子在樹木間穿行。很快，他又出現了，后面跟著的肯定是我母親。他又下了水，再次變成了一個小黑點。父親的手表在我手上，我像是掐著馬表，心里急。好慢啊。輪船又在鳴笛，我急得跳腳。待他游近了，我才看清，他原來是踩水過來的，舉出水面的右手上，當然是糧票。

那時候還沒有塑料袋，否則父親一定能更快一些。但終究沒有誤點。父親把糧票遞給我，氣喘吁吁地拜托體育老師對我多加管教。體育老師笑呵呵地說，你們這父子倆有意思，一個去學武術，一個游水，這不是李逵和浪里白條嗎？我那時很皮，曬得黑乎乎的，說我是李逵也沒錯。圍觀的眾人哈哈大笑。

輪船的水手正在解纜繩，他朝這邊吆喝了一聲。父親抱著衣裳催我上船。我的臉上火辣辣的，想對父親說什么，沒等開口汽笛又響了，說什么也是白說。我看見越來越遠的父親在碼頭上穿衣裳。

去了縣城，兩個月。馬步，弓步，旋風腳，鯉魚打挺，烏龍絞柱；長拳，劍術，棍術，不說也罷。武術其實沒學到多少，但顯然壯實了。我記著母親的話，沒有打架，只跟別人斗過嘴。記得是住在興化的魯迅中學附近，吃得比家里好，但住宿條件不行，要到河里洗澡。我常常鼓起勇氣，努力向河中央多游一點距離。

培訓結束的那一天，輪船傍晚才靠碼頭。到輪船碼頭接我的父母親沒有接到我。體育老師拎拎我的行李抱怨說，這小子不聽話，船一靠邊就溜了。父母親滿頭大汗到家時，我已經在家門口等他們了。我不太會踩水，是仰泳回家的，衣裳舉在手上居然沒怎么濕，只是頭發還在往下滴水。父親是一個來回，我只是一個單程，怎么著也該可以的，我果然做到了。

母親奔過來抓著我的手，父親樂呵呵的。

一趟單程的輪船經歷。這件事過后，我的游泳可以說真正學會了。多年后我到華東水利學院讀書，因為讀的是水利，必須會游泳，也是一門課的。我申請免修，老師沒有答應，因為游的距離足夠，但姿勢不行。

1968年到1978年，我都在徐揚生活?？鞓飞倌?，不知愁滋味。我和弟弟釣魚，用彈弓打鳥，自己用竹片做夾子，晚上到稻田夾黃鱔，去食堂要個面團、洗成面筋，黏到竹竿上捉知了……鄉間少年的樂趣，我們都嘗過。這些事寫起來就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打鳥，彈弓是我自己做的，準技也練出來了，但這不夠高級。高級的是用槍打，但我哪來槍呢？我只在露天電影里見過，民兵在學校操場練劈刺我也遠遠看過，靠近了想去摸一摸，人家還不讓?？墒?，我同學他有槍。同學叫孫高山，他右手有六個指頭，這個我們早已習慣了，但他有槍，這簡直難以置信。他說槍在他舅舅家，是土槍，裝火藥和鐵砂；又說他舅舅家有點遠，十里路，這其實有點要難住我的意思了。可我不罷休，一定要他帶我去，拿槍，打鳥。他不得不答應。

那應該是個星期六，不上學。我們兩個走田埂，上河壩，走累了，還真的拿到了槍。在他舅舅家吃的面，他舅舅千叮嚀萬囑咐，還親手幫我們在槍管里裝好了火藥和鐵砂?，F在的目標就是找鳥了。鳥很多，都是麻雀，我們要找的是野鴿子，其實就是斑鳩，那得去打谷場。他拎著槍，我跟著，我們找遍了莊子，終于找到了一個打谷場，而且，有野鴿子在叫。我們躲在麥稈垛后面，眼看著幾只野鴿子飛了過來，先后落在打谷場上，腦袋一低一抬地啄食。我抓住槍，孫高山伸手把擊簧拉開了，我只要一扣扳機槍就會響。我手有點抖，哆哆嗦嗦的，這其實沒什么，鐵砂打出去是一個面，準不準問題不大，問題是，孫高山在吹他有槍的時候說過的，打槍最怕的是火藥和鐵砂裝得太多了，太實了，你一扣扳機，那鐵砂會從后面射出來！我不但手在抖，連腿都軟了。孫高山躲在后面催，野鴿子在前方丈把遠的地上蹦跳，它們絲毫沒有察覺危險，我可覺得危險了。我退到草垛后面，把槍往孫高山面前一舉說，還是你來。

孫高山一愣，突然哈哈大笑。野鴿子呼啦一聲全飛了。你，你，你，他一手接過槍，另一只手的六個指頭指著我。野鴿子早就沒影子了，孫高山拿著槍也不知道怎么辦。我催他，你來??！你打啊！

兩人都很累了，可總不能把火藥鐵砂再帶回去吧？聽了我不敢開槍的原因孫高山也害怕了，也不敢開槍。只好回到他舅舅家，老實交代。他舅舅擠擠眼，走到院子當中，砰！朝天開了一槍。

這事我沒好意思跟父母說。后來他們還是知道了，孫高山說出去了，傳到了他們耳朵里。父母沒說什么，只說，你還真是有點野，跑那么遠。

這個孫高山，在我眼里就是個奇人。他比同班同學大幾歲，發育了，個子高，打架是個角色。我們都愿意跟他玩。那時，徐揚周圍突然來了石油勘探隊，整天在田野里打炮。他們轉移到哪里，哪個方向就炮聲隆隆?？词遣蛔尶吹?，戒嚴，炮聲響過，繩子才會撤掉，我們能看到的，就是地下多了個洞，深不可測。據說，興化地下有石油，可炸來炸去都沒有確切消息。不過有一天，孫高山悄悄告訴我，地底下真的有油。我不信。孫高山說，我只告訴你一個，你不能跟人說。我說好。孫高山說，我家的地窖里就冒油，柴油。我堅決不信。孫高山說，我家的油燈點的就是這個油，你可不能朝外說，油不多，一天也就接幾碗，剛夠我家用，你一說，全來要，那就完了。

我一聽來了勁，堅決要求他帶我去看，可他就是不肯。有一天放學，我跟到他家，指著他家地窖的頂板說，你必須給我看。我動手就去拉頂板。他攔不住，我們兩個就下了地窖。

哪有什么油？連油燈都沒有。碗也沒有，有個盆，里面是菜籽。孫高山尷尬了，他摸摸腦袋說原來真有油的，這個盆就接過油，我聞聞盆，有油的味道，但其實是菜籽味。但我當時哪能分辨石油和菜籽油？孫高山說，以前真是滴油，可能是他們打炮把地搞漏了。

他說得有道理，不能計較了。他家地窖里堆了不少山芋，是來年做種的。他很大方地削了個巨大的山芋，兩人分著吃了。

我確實比我弟弟野。弟弟一直很文靜，關于他的名字，朱煜，還有個事值得一記。他的語文老師，是個知青，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一板一眼的，很認真，有一回，弟弟回家跟父親說，爸爸，你讓唐老師別叫我“朱玉”，人家笑我。父親聽懂了，“煜”，就該念“yu”，第四聲，可是在興化，煜卻被念成保留了入聲的一個音，弟弟覺得老師念錯了，反正與別人念的不一樣。父親笑瞇瞇地去跟唐老師說了，唐老師一迭聲答應了，還學著興化話念出了“朱煜”。不過，他不是個一個善于隨機應變的人，不久，又變成了“zhu yu”了。于是，我弟弟就像是有了兩個名字，一個是唐老師普通話的“zhu yu”，另一個是興化發音的“朱煜”。興化話很強大，在我們那兒連皇帝詞人李煜也要隨我們喊的。

弟弟初中就表現出了非凡的天賦。有個數學老師，我不能明確說出他是誰，他雖然也讀過大學，但數學一般。有的幾何題，你去請教，他往往漲紅了臉，半晌才說，你讓我想想。想想就是去查資料。弟弟本來也不會，這才去請教的，可是，老師撓著腦袋的當兒，他卻突然會了，添兩條輔助線就行了。這樣的場面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一次我親眼目睹，還有的是父親回家說的。他悄悄說，不能聲張，怕損害同事形象。我并不能準確說出這種事發生的時間，但考慮到弟弟十四歲就考上了大學，做幾何題的時候，他大概十歲。

我的特長就是皮。各種體育項目，只要學校有，我一定玩。籃球場是三合土的，比泥地要好些，那時還有不少知青老師，他們一般比較擅長文藝和體育。三步上籃就是那會兒學會的。乒乓球更流行，莊則棟、容國團等人的故事激勵了我們。乒乓球臺是后來才有的，也不是買的，是學校的木匠打的，刷了油漆，看上去有模有樣，不過鎖在一間辦公室，學生們不能玩。最早先的是一張磚頭砌的、抹了水泥的球臺，下了課學生們就拼命往那邊跑，課間十分鐘，也可以過過癮。正規的比賽是21個球，這太久了，別人還玩不玩？于是11個球，6個球，最后縮短為3個一局，輪流轉。球技談不上，就是玩得熱鬧。

也有技術高的，有個劉姓同學大概有點天分，很快就沒人打得過他了。連體育老師都是他手下敗將。他不但會扣殺，還會旋轉，球拐彎，還會縮，發球更有奧妙，大部分同學連球都碰不到。慢慢地，他不肯跟一般人打，偶發興致，上了臺子就沒人能把他打下來。這可真是厲害了。據說他參加了縣里的比賽，還拿了名次，好像也不是第一名，這我們可不怎么信，我們難以想象，還有誰能比他厲害。

突然有一天，來了個修鋼筆的。他每學期都來個一兩回，我們的鋼筆分叉了，不下水了，自己怎么也弄不好，這時候，我們就想到他了。他背著個木箱，步行。到了學校就借一張凳子，在辦公室走廊下把木箱打開，一翻，就是個修筆的攤子。這是個中年人，胡子拉碴，衣著普通，對來修筆的學生笑臉相迎，老師他就不收錢，總而言之，就是個修筆的。那一次他結束得早，見沒生意了，他丟下攤子，走到乒乓球臺前看熱鬧。

那天，劉姓同學正在霸臺，大殺四方。修鋼筆的站在邊上看，笑瞇瞇的，眼睛盯著飛舞的球，好像還有點懂。忽然他說話了：我能不能打幾個？

能啊，這怎么不能？一個修鋼筆的，手癢了，要來現眼了。劉同學瞧不起他，抬腿就要走。修鋼筆的說，就你吧，我向你學習。

這是一場神奇的比賽。那修鋼筆的抬腳踢開了腳下的瓦瓷碎磚，手在水泥桌上拂拂，比賽就開始了。他打球真好看啊，比跳舞還好看，比什么都好看。他的球神出鬼沒，又絕不偷雞摸狗，鬼鬼祟祟。總之他揮灑自如，如閑庭信步，幾個球下來，劉同學就臉上流汗，吃不消了。

他們打了兩局，21個球一局，第一局劉同學得了5分，第二局只得了1分，這1分還是碰巧：球臺缺了一個小角，正是這個缺角幫忙，劉同學才得了1分。

觀眾是越來越多，打籃球打排球的，都停了手圍了過來，里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泄不通。花臺上也站著人，最外面的只能搬個凳子站在上面。

沒有人想到劉同學會輸得這么慘；沒有人知道這修鋼筆的怎么就打得這么好——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拿的是前一個學生的拍子。他把拍子丟在臺上，朝劉同學笑笑，沖大家揮揮手，就走了。劉同學拎著拍子，像丟了魂，有個成語跳進了我腦子：呆若木雞。修鋼筆的收拾好木箱，穿上了外衣，胸前掛著三支鋼筆。他走上校外的大路，拐上了田埂，消失在暮靄中，看不見了。

這是一段傳奇。我寫了一個短篇《英雄牌鋼筆》，作為紀念。

在徐揚的日子很漫長，我差不多就是在那里長大的。那個時期，學校大概也不太平，但小孩子不懂。1976年鬧地震，傳說地下“鰲魚翻身”，學校還科普了，說這是迷信，震中、縱波、橫波，就是那時聽說的。學校搭了防震棚，大概有半年，我們在防震棚上課，也全部住在防震棚里。防震棚是不分家的，一個大棚子，住許多家，孩子們睡覺也類似于大通鋪。大人們其實不那么和睦，但這不妨礙孩子們在大通鋪上亂跑亂竄。大人們肯定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有什么樂趣，熬的時間又太長了，有個老師，黑胖子，是蘇南人，獨身，他就經常偷偷跑回他原來的宿舍里睡。他嗜酒，常常喝得爛醉。有一天，他嗷嗷叫著跑出了他的宿舍，帶著哭腔站在門前的路上大叫：不得了啦！我瞎掉啦！這時候天已大黑，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么了，只隱約看見個黑影子又蹦又跳地哭號：我瞎掉啦！完啦！

一道手電光射了過去。照住他，他愣住了，呆頭呆腦地朝手電筒看。突然笑了，說，??！我沒瞎。沒瞎呀。

原來是他傍晚時喝酒了，還喝醉了，倒頭就睡。半夜醒來，發現自己什么也看不見了，于是就急眼了。手電筒是防震的必備物資，我家的那個是塑料做的，據說能防水。我悄悄打開手電，扔到水盆里，確實能亮。

有一種說法，現在還在流傳，說是動物能預報地震。我們那時更是篤信不疑，于是整天留心雞飛狗跳。我看見一條魚浮在水碼頭前的水面上，半死不活的樣子，我撈上來，報告家人說要地震。事實是地震沒有發生，養在盆子里的魚第二天就死了。

在徐揚的日子什么都好，就是沒有好好讀書。好在我們的父母是教師，家里還有些書。那時沒有高考，讀過高中就要去插隊。身為一個讀書人，父親未必是出于什么遠見，他可能只是本能地認為，小孩子還是有些文化比較好。他教語文，但他沒有教過我們兄弟倆一節課。他給我們講故事。夏天乘涼，父親搖著扇子給故事，《三國演義》說了很久，《水滸傳》沒有說過，因為收音機里一直在播揚州評話《水滸》。他每天說一段，我們很迷戀。聽到緊要處，我們會催問，下面呢？后面呢？父親會說，不要急嘛，聽我慢慢講嘛。這其實是賣關子，是敘事節奏，可能是我最初的敘事訓練。母親這時候一般在邊上洗衣裳，用搓衣板，一下一下搓。衣裳洗好了，母親就到水碼頭汰。我家養了只黃貓，它會陪著母親去水碼頭。

晚上講故事，《聊齋志異》是不適宜的，父親怕嚇著兒子。但別人就不管這些了，后來我在戴窯的“中大橋”上，就聽過很多鬼故事。我被嚇得寒毛直豎，生怕有鬼從橋下的水和岸邊的樹叢里躥出來，或者，飄過來。后來父親告訴我，這人的故事都是《聊齋志異》里的，他的《聊齋志異》還是我父親的藏書。至于為什么到了別人手上，我父親不說。

家里的書不算多，去除父親的各種教學參考書，記得的還有《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儒林外史》《三俠五義》、“三言二拍”，魯迅的書也不少。有一本書我能看到很幸運，俄羅斯的巴烏斯托夫斯基寫的，《金薔薇》，是一些與寫作有關的故事，非常精彩，記得其中有一個窮困的金匠暗戀一個女郎，卻拿不出像樣的禮物，最后他掃起天長日久、脫落在地上的金屑打造了一朵花，送給了心上人……書很舊了，封面修補過，父親告訴我，這個故事說的作家如何搜集素材。

那時我還在上初中，并不能全看懂，但我記住了。

考慮到那時的物理化學曾被改為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我們可以接觸到科學，是多么美好的事。父親買來了《天體的來龍去脈》《物理世界奇遇記》《十萬個為什么》等等，還訂閱了《化石》，我上大學后他還訂了《飛碟探索》雜志。有一本書特別重要：《少年科技制作》。父親帶我們利用廢舊材料，動手制作了好幾種玩具：萬花筒；望遠鏡——伽利略望遠鏡和開普勒望遠鏡，開普勒望遠鏡因為沒找到三棱鏡，看到的景物是倒的；蜂鳴器——其實就是摩爾斯發報機的按鍵部分，并不能發射電波；還有一個，就是直升飛機。這所謂的直升飛機很簡陋，簡陋得沒人能看出飛機的樣子：用木片制作一個三角架，權做機身，三角架中間穿一根軸，軸上安著兩個竹片風葉，橡皮筋驅動它們旋轉。我們到操場上，小心擰緊橡皮筋，手往上一拋，真的飛起來了！

它飛不遠，而且有點丑。但這些書，這種動手過程，顯然結出了果實。我弟弟朱煜，14歲就考上大學，現在是清華大學長聘教授，芯片光刻機項目的領軍人物。我的數理化成績一直不如他，但也能靠寫作謀生了。

我父親1978年，就是我們哥倆上高中的時候，就向教育局申請，要調去戴窯中學，老母親歲數大了，需要照顧。但父親未能如愿。教育局把他調到了安豐中學，因為那是個縣重點中學，急需語文師資。父親是不是情愿我不知道，但顯然，我和弟弟得益了。那時高考已經恢復，對整個社會，觸動似乎還不那么大，但父母已經明確，我和弟弟都要爭取一下。這時候，去一個縣重點，無疑是對的。

1978年暑假的某一天，我們一家包了一條船，從徐揚搬去安豐。家當很少，所以船并不大。我記得的是一條長凳，父母在工友的幫助下，往船上搬東西，到安豐了，又往岸上搬東西，他們忙著，我就躺在長凳上昏睡。那天我發燒，頭暈。這個場景證明我那時身高有限，因為我記得長凳可以完全托住我的身體，腿稍微掛下來而已。

在徐揚的十年，我們無數次回戴窯，那里有奶奶，有老屋，我還可以爬樓，這是我喜歡的。徐揚出腳苦，出門二十五，說的是它離幾個稍大的地方，安豐、戴窯等，都是二十五華里。短路基本靠走，出遠門基本靠櫓。我們一家無數次從徐揚走到戴窯。要過一條河，沒有艄公，自己抓著纜繩往對岸拉。經過幾個村莊，走累了，終于看見了戴窯西頭高高的水塔，這就是快到了。

有時候運氣好，也能搭到便船。我的那個姓鐘的同學，區供銷社給周邊村鎮送貨的船舶信息，她爸全掌握。有一次我們就搭到了船。好大的木船。船被桐油漆得又紅又亮，船上就是家，什么都有，居然還養著一條黃狗。狗沖我們叫，嚇得我站在跳板上不敢再動。后來就不叫了，還沖著我們搖尾巴。船家是一對夫婦，還有個和我年歲相當的小女孩，聲音細細的，愛紅臉，她一點不怕船晃。到戴窯水路也是二十多里，因為是傍晚出發，我們還在船上吃了一頓晚飯。有青菜，有魚。夜里我們就宿在船艙里。有被子，沒有床，船底就是床。這顯然是船家自己的房間，不知道他們那一夜睡在哪里。我們一家并頭躺下時，船家夫婦還在夜色中搖櫓。船在微亮的水上航行，我躺在艙板上，左翻右滾睡不著。我側著睡，把枕頭推開，耳朵差不多就貼著水了。水聲呼呼的，叮叮咚咚，像很多人在彈琴，又似乎有魚兒在吃水。迷蒙中，我睡著了。醒來時，已是紅日滿艙。然后就看見那高聳的水塔了。

那是奇特的一夜，至今，彼時彼景偶爾還會掠過腦際。興化的水，已成為我的精神底色。

戴窯

戴窯是我老家。老屋位于鎮中心的中大橋下，北岸，東邊是廚房，西邊就是中大橋的石欄。家門外有個小院子，南面是個陡坡，下面就是那條被呼為“夾溝”的小河。

老屋是個連家店，兩層的小樓朝南，住人；朝街的是店面，面食店，早飯賣油墩子、油條、米餅、麻團、油圈餅，中午是面條、餃子（就是餛飩），晚上賣一點零嘴兒，就是芋頭羹、炒螺絲之類。這么多東西，現在我一看就知道累人?？勺疃鄷r我家是十一口人，不這么干可真不夠吃飯。我出生時，店已經公私合營了，我家保留了住人的小樓，店面變成了飲食合作社的一部分，我爺爺奶奶成了大集體的員工。

我記憶中的老家，以小樓為核心。小樓不大，下面是兩間，一間算堂屋兼飯堂，另一間是奶奶的臥室；有個木樓梯通二樓，二樓上是一個大通間，朝南有個窗戶，可以看見我家的廚房屋頂，還有個像現在所謂落地窗的大花窗，面對夾溝。

我們回戴窯，父母住在二樓，我和弟弟在樓下跟奶奶睡。記事的時候，爺爺不在了，叔叔一個去當兵，一個插隊，很遠，青海。我很喜歡跟奶奶睡，她的床下有個跟床差不多大小的踏板，床上也暖和?？墒俏页３１黄婀值穆曇舾阈?，是奶奶在哭，幾乎每次我們回戴窯跟她睡，她半夜都哭，慢慢我知道了，她是為青海的叔叔哭。那時我只覺得怕，被嚇著了，現在我理解了她對老巴子的牽掛。

我們在小樓更多的還是快活。我們很皮，也很小，身子小就無形中多了很多樂趣。我們喜歡爬樓梯，上上下下，不知疲倦；喜歡從二樓的窗戶看廚房上的貓，如果不是有一回我爬窗子踏上廚房頂被罵了，我會經常上去玩；落地窗就更有意思了，跟西邊的橋一般高，我們可以盯著夾溝，看魚吃水，看河里的船東來西去，撐篙子的、劃槳的、搖櫓的，全有。

大人們警告過：花窗前，你們不能一起站，更不能晃，太瘋了當心掉下去！掉下花窗這事沒有發生過，但我弟弟還是從二樓掉下了一樓。我們好幾個小孩在樓上玩，抽陀螺（我們叫“抽李逵”，打不死的李逵之意），抽陀螺需要大場子，不知是哪一個執鞭，反正弟弟在看，執鞭的一直說：你退退，往后退。我弟弟退著退著，腳下一空，撲通，在木梯上直滾，掉樓下去了。都嚇壞了，我弟弟大哭。幸虧沒事，后腦勺起了個包，但沒有影響智力，他后來高考一擊即中，還成了科學家，就是證明。

樓梯邊的墻上有個凹窗，窗臺上擺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東西，我認得的有皂角，洗衣裳的，還有一塊胰子，我以為是肥皂，有一回我在外面跟人家去學自行車，手上沾了機油，回來自己用胰子洗手，可是洗不干凈，越洗越怪異，黏糊糊的，還有一股羊騷味，我大叫：我有一個發現！肥皂跟機油反應，原來有羊騷味！可是大人告訴我，不是肥皂，那本來就是羊油。兜頭一盆水，澆滅了一個科學發現。

老屋里有很多奧秘。奶奶的床下我就鉆進去多次，我發現了墻洞里的一個雪花膏瓶子，里面的東西我也看到了。另一個奧秘是半公開的，家里人全知道，店里的同事也知道，我家的堂屋北墻，有個通飲食店的墻洞，家里來人了，要款待，奶奶就會朝墻洞喊：老蛆子，下一缸餃子。老蛆子是一個同事的外號，一缸子是一茶缸，搪瓷的。那邊應一聲，不一會兒，茶缸就遞過來了。茶缸里的餛飩，實事求是地說，比店里賣的肉餡大?？赡苓€臥了雞蛋。

我當然吃過茶缸里的餃子。有一回我從徐揚回戴窯，到了家天已經全黑了，奶奶從床上起來，去飲食店自己動手下了餃子，沖著墻洞喊我，讓我去接。那一回是唯一一次我沒跟家里人一起去，我帶了個同學，瞞了父母，奶奶當然也不知道，我們逃學，兩人悄悄去了戴窯。起因是一本書，《談蛇》，我父親買的。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種蛇，居然還有個蛇島，全是蛇！這本來也沒什么，看看我們當地的水蛇，想象想象也就罷了，可我們聽到了一個消息：有個蛇展，正在我們蘇北巡回展覽，而且，到了戴窯了！實在太想看看世界各地的蛇，我就拿主意，逃學了，還拐帶了那個同學。我們走啊走啊，腳酸了，餓得前胸貼后背，傍晚在元有，還被一只野狗追。到戴窯時，天已經黑過了頭，只有少數店家的燈，還照在青磚小街上。我打門，喊，奶奶！奶奶，是我?。?/p>

很快我們就吃到了從墻洞遞來的餛飩。我們狼吞虎咽，奶奶說，乖乖哎，在這兒開了好幾天啦，明天早上去看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去文化站。文化站很近，只隔一條街，可是沒有蛇展，只看到不少人在打康樂棋，他們笑嘻嘻地說，走啦，昨天是最后一天，你們來晚啦。最后，我們只在墻角看到了一根蛇蛻。

我的短篇小說《看蛇展去》，寫的就是這個故事。它是我早期的代表作，我很偏愛。

戴窯有三個大廠，棉花加工廠、制藥廠和窯廠。棉花加工廠在鎮東，制藥廠在鎮西，窯廠在鎮的南邊，比較偏。從歷史看，窯廠最久，那一座一座的磚窯，已經幾百年了；棉花加工廠也比較老，戴窯周邊產棉花，這個廠專門把收來的棉花軋出棉籽，做成粗棉；最新的是制藥廠，我很小的時候，那塊地方還是一座監獄，后來又成了“五七干?！?，大概“文革”后才變成了制藥廠。制藥廠的浴室對外開放，我有時會去那里洗澡，那浴室的池子很特別，房頂很高，燈也很高，窗戶是又高又小，這有點異常，但你要是知道這里原來是監舍，就明白了道理。

三個大廠吸納了鎮上多半的勞動力，但三個大廠似乎還有等次，制藥廠的人最神氣，因為他們干凈，有的人還把白大褂穿出廠，有炫耀的意思。窯廠的人最臟最累，好像也沒有自己的浴室，他們下班基本上蓬頭垢面，大汗淋漓，但也有個好處，就是他們的糧食供應比一般人高，因為要出大力。棉花加工廠也有點臟，他們的布帽子上總是掛著不少棉絮。

在鎮上人的心里，棉花加工廠的地位最高。鎮上居民的電燈，依賴這個廠的電力。掌握時間，也要靠棉花加工廠傳來的汽笛聲。所以，這個廠里的工人，常常有點自豪，哪怕他們的工資并不如窯廠的人高，哪怕他們看上去沒有制藥廠的人清爽。

戴窯鎮當年也位列“興化十大鎮”行列，其實并不很大，一條與夾溝平行的小街，東西向，不超過兩里。街也不寬，下大雨常常變成小河，孩子們找到最窄的地方，能從北面店家的臺階一下子就跳到南面。

鎮雖不大，但什么都有，各式飯店、百貨商場、醬園、劇場、學校、派出所……應有盡有。另有一些單位，散落在鎮的四邊，譬如，糧供所、雞鴨孵化站、種豬場、輪船碼頭……這些地方，是我們的樂園，棉花加工廠從前是駐軍所在，那炮樓一直還在，我的小叔叔，帶我們去挖過“銅炮兒”，就是彈殼；糧供所麻雀特別多，多到你會抱怨彈弓只能單發；種豬場的豬像小牛犢子；煤建站最多的其實是木頭，木排不知從哪里沿河放過來，工人們把它們解開，鋸下來賣。

各有各的樂趣，我最喜歡的是煤建站。其實“煤建站”是不是這三個字，我沒把握，它肯定賣煤，也賣木頭、竹子之類，這個“建”字有點費解。且不管這個了，總之煤建站因為有木排，產生了一種特別的釣魚方式：站在木排上，從木頭夾縫里下鉤，連魚竿都可以不要，但常常釣到大魚。

窯廠其實也好玩。我們在木排上釣魚，玩水，難免會把褲子搞濕，這時候，窯廠就有了特殊的作用。窯廠的主體是一座“輪窯”，不是圓的，是長的，有很多窯孔，所謂“輪窯”，就是許多窯孔輪流燒磚，如此，就總有些窯孔卸完了磚，空著，但它依然很熱，腳下比夏天的鐵板還要燙。我們兄弟和幾個伙伴，鉆到窯孔里，實在熱得吃不消，那天，我把褲子烘干了，卻又干過了頭，烘糊了。換季時母親拿去洗，手一搓，一個洞出現了。我沒敢老實交代。

戴窯的磚窯是很多的，除了窯廠，中學也有不少廢棄的磚窯。沒有山的平原，磚窯就是山，上面長滿了一種植物，這植物結的小果子有六個角，角上都有刺。要爬到窯頂玩沖鋒，必須留神腳下的刺，我們叫“地雷”。我沒有上過戴窯中學，也沒有想到，后來的某一天，我父母的家會搬進去。

在小鎮住久了，耳邊就會刮過許多故事，這一家，那一家，這個姓，那個姓，原來有那么多的陳年糾葛，愛恨情仇。戴窯人做的主要是周邊農村的生意，農民來趕集，帶來他們的農產品，買走他們需要的農藥、種子之類，他們離不開鎮子，鎮子其實也離不開他們。但鎮上人自有他們的等級觀念，鎮上人之間，和氣生財，表現得含蓄曖昧，但對農民有時就不那么客氣。有糾紛了，如果是鎮上人之間的，還好說，三姨六舅的，都是“窯上的”，若對方是農民，圍觀的人就會說，是“不是窯上的”，鑒定完畢，就會拉偏架。我小小年紀，慢慢也看懂了點人情世故。就連我，也曾被誤認為“不是窯上的”，弄得我有點自卑，直到我們家搬到了安豐，我才有了點底氣。

安豐比戴窯大多了。

安豐

我們家從徐揚搬到安豐，學校已把住房安排好了。教師宿舍在最南邊，成一字線，一條大路又把教師宿舍分了兩個區，我家在西區，最西邊的第二間，第一間是蔣老師家，東邊一墻之隔是孫老師。蔣老師家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如花似玉，二女兒尤其漂亮，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美，而且，她還跟我同年級。我到南京上學后，必須在興化轉車，有一次在街上偶然遇到，兩人都吃了一驚，不知道說什么才好。那時她已嫁到了興化。

安豐中學很正規，是個縣重點應該的樣子。父親的高中是在興化上的，初中在安豐，安豐中學也是他的母校。他帶著兩個兒子來他的母校讀書，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受——這個問題是我現在才想到了，當時可沒想這么多，第一是年齡小，第二是，有個問題當時可是明晃晃地擺在面前了：兩個兒子，不能都上重點班吧？名額太緊張了。

那時候都知道可以高考了，學生們半懂不懂，不少家長們可是重視起來了?？h里顯然也重視，把我父親調到安豐，本就有充實教學力量的意思。兩個兒子只有一個能進重點班，那當然是我弟弟，他功課從來就比我好。父親努力了，大家達成了共識；考一下，搞一個重點班篩選考試，畫個線，線上就進去。結果是，我也進去了。

父親還是沒有給我們兄弟上課，這是他的故意選擇，也是時勢使然。他教了文科班。我的語文老師是位老先生，父親說：這個老師教過我，這句話讓我心生敬畏，我算是徒孫了，實際上，我不能說他教得不好，但他的特色很明顯，他的古文不錯，講到古文就神采飛揚，可對現代文興趣不大，對高考也沒有研究，真到了高考，閱讀理解之類的題目一攤在面前，我傻了。

對我來說，最大的攔路虎是數學和物理。我運氣真好啊，我的數學老師叫何忍江，一個白凈的書生，無論多難的題目，在他面前都不是個事兒，堪稱一絕。事實上，一般的難題，我父親就能解決，他不行了，就說，我們去找何老師吧。就帶了我，去何老師的家。何老師說一聲老朱你坐，馬上就放下手里的家務，開始解題。偶爾他也會皺眉思考，但從來沒有被難倒過。他的課講得也非常好，條分縷析，舉一反三，一句廢話都沒有。只要你認真聽，聽進去，一定能有所長進。他顯然研究過往年的高考題，包括“文革”前的，有時題目擺到他面前，他就微笑道：這是某某年某某省的題目。隨手就解了。

何老師是一個純粹的數學老師，除了數學，我不記得他做過其他事，除了家務。他妻子也是學校的老師，不怎么會做家務，何老師很寵溺她。

教物理的是馮金官老師。他是揚州地區物理教學界的權威，他曾編寫過揚州地區的中學物理教材。這是個爽利明快的男人，個子不高，站在講壇上卻像個國王，物理世界的國王。從牛頓三大定律開始，到光學、電磁學，他步步為營，但幾個領域又在他心中融會貫通——他編過教材，有資格把教材丟開。雖然以前通過家里的書，了解了不少物理現象，還整天跟弟弟斗嘴，手舞足蹈地尖叫：我是麥克斯韋的妖精！但要熟練進行物理計算，還是感到艱難。馮老師循循善誘，他能極其熟練地抓住物理量之間的關系，啟發學生，撥開云霧。所有的公式盡在掌握，任何難題都迎刃而解。他不是個簡單的“小鎮算題家”，他懂前沿科學，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會給我們講解原子彈的構造，講光線的直線傳播和反射現象時，他問我們：國外有一種更先進的信號傳遞方式，叫光纖傳輸，你們知道怎么傳遞嗎？我腦子一轉，立即想起，可以射出一束光，在那個我沒有見過的、叫“光纖”的東西里傳遞，但馬上又意識到不對，因為光線只能走直線，那光纖不就不能彎了嗎？所有的電線可是都要曲里拐彎的啊。馮老師在黑板上畫出一根空線纜，又畫出一道帶箭頭的光，說對管口直射當然不行，可是我們可以利用光的反射現象，如果我們斜著射向管的內壁，光就會反射，在管壁內一直反射，無論管子怎么彎，只要不折疊，帶有信號的光就能傳輸下去。

最近，我在短視頻上，看到了光纖傳輸的原理。就是這樣。馮老師在四十多年前就給他的學生講過了。

我到南京上學后，還是有一門課，叫普通物理學，數學更深了，高等數學，這是個開頭。老實說，那個長得很像外國人的物理老師，和那個風度翩翩的女數學老師，就講課水平而言，比我的高中老師差了不少。我高考物理89.5分，在那年華東水利學院的新生中，排名第二，可是普通物理學還是讓我覺得困難。學期結束考試，一個班五十人，記得有二十幾個掛了紅燈，我雖沒掛燈，但只有六十多分，很受打擊。

何老師馮老師都成了我父親的好朋友，何老師寡言少語，馮老師跟我父親更談得來些，他們一起去釣魚，他們弄了一副理發工具，兩家的孩子都是一起理發。我自認為在數學物理上，比我弟弟要差得多，但馮老師總鼓勵我，跟我父親說，老大也很聰明的。有一回，他正在講課，教室門口來了個農民，是來學校清廁所糞池的，他站了一會兒，開口問：請問老師幾點啦？他還做了指指手表的手勢。那時很少人戴手表，老師則一定戴表。馮老師告訴他?？刹恢趺吹模€沒下課，那個憨憨的農民又來了，還是問，幾點了。馮老師不答了，嘴里什么也沒說，揮揮手，意思是你走吧。

這件往事，還明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在興化時，離農村很近，近得農民可以直接跟上課的老師對話。但很可惜，雖然身處農村，但我一直生活在校園里，到田野去，不是去勞作，而是撒野，這造成了一個遺憾：我對農事幾乎一竅不通。多年后，我寫小說，常常會遇到難題，我不知道越冬后的農田里長著什么，不知道小麥和稻子具體什么時候收割。好在我可以問長輩、問朋友。

我最喜歡的是何老師和馮老師，其他的老師也各有特點，一言難盡。有個老師，教過一陣子數學，他也是教過我父親的，他的特點是膽小，謹小慎微，他解放前當過“書記官”，其實只是個秘書，但這官名很怕人，于是就膽小了。那一陣子提倡“五講四美三熱愛”，其中一條就是不隨地吐痰，老師是必須在課堂上宣講一下的，可他大概是擔心得罪學生，很不好意思地說，隨地吐痰不好，真要吐了，你們不要吐到教室，就吐到路上，讓太陽曬一曬，消毒。學生們不怕他，一個個清起了嗓子，咳嗽聲一片，繼而哈哈大笑。

畢業實習路過上海魯迅公園，與同學合影，1984年

安豐中學成立60周年，我回到了母校。馮老師已經快80歲了，走不動，沒去參加聚會，我到他家看望了他。滿頭白發，人也佝僂了。何老師退休后回到了常州老家，我們有聯系，我曾在他侄孫考研的事情上幫過一個小忙，我們偶爾通電話，他總要提起這件事。他還是以前清洌的聲音，思路也還清晰，但他老伴性子急，常常會搶過電話跟我說話，片刻過后，何老師會在邊上提醒她：人家朱輝還有事……意思是，別拉家常了。他總是那么體貼細心。

何老師和馮老師，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燈。

他們盡了力，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弟弟考上了，我高考失利，只差了3分。原本我是想考文科的，但父母親相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這才考了理工科。當時年齡小，抗議無效，不過沒考上也不是那么難過，當時的錄取率還不到5%，考不上實屬正常。但弟弟考上了，做哥哥的卻要到紡織廠當工人，面子上有點掛不住。父親鼓勵我再考，廠里工作的辛苦也著實給我上了另一課。老實說，比較辛苦，悶熱、噪音，都吃不消。師傅們對我很好，他們視我為文化人。但有一回工間閑聊，我們的意見不一致了，不知怎么說起了林彪的三叉戟飛機，報紙上說，這飛機的一小時油耗，要好幾噸。可師傅們說怎么可能，我們田里的東風12型拖拉機，開半天才要一臉盆的柴油！報紙吹牛！我們爭起來了，他們不信，可我信。我說我們沒見過拖拉機前，家里只有油燈，哪個會相信還有個機器半天就要燒一臉盆的油呢？！

這次的爭論沒有結果，因為誰也拿不出證據。但另有一個結果很明確了：我決定，我還要考大學。紡織廠很大、很正規，是個國營廠，它有個特點，就是女工多，她們年輕，都戴著白色工作帽，比醫院的護士也不差，就便找個老婆，是順理成章的道路，可我就是要考大學，而且考上了?？忌虾螅瑐鞒鲆粋€流言，說我站在通往工廠的大橋上，對某個女工說，我一定要考大學，一定能考上。而且說，你也應該考。這就有點玫瑰色了。其實這事是沒有的。

高考有了點變化，考場設在縣城，要到興化考了。

興化

我的舅爺是興化人，他家的房子古色古香，天井幽深，我小時候到興化，就住在他家里。后來長大了些，全縣文藝匯演，學武術等等，也到縣城去過很多次。縣城的布局我是熟悉的，但都是過客。高考是在7月，最熱的日子，那年還有臺風，縣城里要涉水。考場在哪個學校，忘記了，只記得悶熱，頭上濕漉漉地往下滴水，手臂不時要挪一下，要不就把卷子洇爛了。

到南京讀書，在南京工作，寒暑假，我無數次途經興化。長途汽車，五個小時。

從江都開始，公路就緊挨著大運河，依河而行。陽光照射在河面上，金光閃爍，一列列船隊在運河中緩慢地前行，或向南，或朝北，它們比汽車慢。我從車窗探出頭，總是能看見有一條船上站著一只小狗，它仰著脖子朝我們叫，機聲隆隆，我聽不見它的叫聲。汽車再行片刻，我們就能看見運河的水中央，有一座寶塔。七層，青磚的，寶塔顯然已經有了年月，塔頂有一些殘破，長滿了蒿草，肯定有不少鳥窩。黑色的、白色的鳥，它們騰空飛起，繞著塔頂飛翔。陽光漫溢，飛鳥回旋，寶塔像一張貼在碧空的剪紙。

在高郵的一個臨時停車點稍作停留，再上車時，公路就偏離了大運河，沿著一條不大不小的河向東，向興化駛去。這條河與興化的河道相接，幾乎已有了興化的模樣。一路上要經過好些小村鎮，一溝二溝三溝，似乎還有一垛二垛三垛，因為年代久遠，現在已不能確記了。但總之，大概到了三垛，汽車往北一拐，興化城就已歷歷在望了。

興化美景多。水上森林和垛田，近年來更是名聲大噪。這些景點我當然去過，但也沒有反復流連。興化對我來說是一座城，它的北邊散落著我少年的樂園，徐揚、安豐和戴窯，戴窯更是我的故鄉。

很多次，有人問我，家鄉對你的寫作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類似的話。我從前沒怎么思考過這種問題，怎么寫出更好的作品才是我的問題。現在我得說，興化的水土、風物、習俗，深刻地影響了我作品的氣質。天性和家庭氛圍無疑是決定性的，但是興化有個特別的風氣，那就是，那里的人，無論農民、手藝人還是單位職員，對斷文識字的人，總是比較尊重，甚至會高看一眼，這就是所謂文脈傳承。家鄉的人，對我寫家鄉，似乎有一種固執的期待，這可以理解。我其實也寫了不少，長篇小說《白駒》，寫的就是我的家族故事，當然也是興化的故事。據說有人不滿意：為什么叫“白駒”，“白駒”不是鹽城市的地方嗎？為啥書名要給鹽城？對不起，是我考慮不周，白駒與施耐庵有關，在小說故事發生的年代，白駒還屬于興化，我忽視了現在的歸屬問題，“白駒過隙”這個詞又把我帶偏了。我固執地堅持，寫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寫好，話雖如此，我的新長篇《萬川歸》，其主要場景還是準確地安排在興化了。興化在這本小說里叫“楚水”，小鎮“萬窯”可以看作戴窯，也可以看成安豐。萬窯磚窯上的八角?。ㄒ环N植物種子）戳破了主人公萬風和頑皮的腳，輪窯里雄渾的熱浪幫他烤干了落水的褲腳……一個寫作的人，能做的，也就是在作品里復活它們了。

我是在對逝去的時光表達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