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長超:虛實、歷史與詩意的多維探索 ——論舒輝波兒童文學創作
當我們討論一個作家的時候,討論的究竟是什么?
當在電腦上敲下論文副標題《論舒輝波兒童文學創作》的時候,我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究竟想借由“作家論”這一載體,意欲表達什么?或者說,當讀者翻開雜志,他們期望從這類文章中讀到什么?
作家論的要義就在于要對作家進行全面且深入的整體性把握,在對其創作軌跡進行線性梳理的基礎上,揭示作家把生命經驗轉化為藝術符號的獨特審美經驗,剖析其創作范式在文學史坐標系中的革新價值。若一味執著于某位作家的單一作品、特定階段或某一類型創作,便難以洞悉其成長的脈絡與創作的思考精髓。我們在研究作家的創作生涯時期待可以及時發現并總結新的審美范式的生長,警惕的是不要陷入文學理論的“概念空轉”,用空洞的概念生搬硬套生龍活虎的寫作實際,導致文學研究的“失焦”。正如謝有順所言:“一個好作家就是一個廣闊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構成一部簡易的文學小史。”反言之,若要對文學史形成宏觀的認知,對重要作家的深入挖掘便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當下的兒童文學研究領域,普遍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更多的關注某一部作品的推薦性的圖書評論,而對作家個性價值的挖掘卻相對較少。我亦如此。我這次選擇研究舒輝波兒童文學創作的起因,一方面是有來自雜志約稿的契機,更重要的其實是我認為其創作歷程與當代兒童文學發展脈絡的同構性,他既是參與者、見證者,又是其中比較重要的案例和樣本。
他的兒童文學創作呈現出一種創作范式的破壁重生,他扎根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實地探訪等現實主義基礎,摒棄了天馬行空的虛浮想象,凸顯出非虛構的紀實性。在創作《逐光的孩子》時,他以一名大學生支教志愿者的視角,深入神農架山區小學,對支教教師和林區學生的生活狀態進行細致觀察與深入挖掘,真實地呈現了鄉村教育者和山區孩子共同成長、一起走向光亮的過程。
同時,他在虛構的抒情表達里秉持悲憫之心,展現出對生命的關懷,從而達成一種美學層面的融合與統一,既具備洞察現實的銳利目光,又有美學維度上的擴展與衍射。在《45度的憂傷》中他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孩子們的成長煩惱與純真情感,在現實與虛構的交織中,讓讀者感受到成長的酸甜苦辣等復雜滋味,作品既有直擊現實的穿透力,又有強烈的美學感染力。他非常擅長打造蘊含著中國哲學意蘊的意象體系,巧妙地搭建起“共時性成長”的對話場域。在這個獨特的場域中,作家與讀者一同沉浸在文本內,經歷一場精神上的成年禮,實現共同成長。
在“戰爭與成長”三部曲(《剪刀·石頭·布》《老狼老狼,幾點鐘》《躲貓貓》)中,他從歷史與現實相互交錯的維度切入,成功地引發讀者深入思考,讓讀者仿佛置身其中,和文中的人物共同經歷戰爭的嚴酷洗禮,在心靈層面收獲漸進式成長。他的創作風格呈現沉穩扎實的特點,文字充滿詩意且溫厚可親,也敢于直面生活的真相,不回避人性中的脆弱與蕪雜之處。這既充分體現了兒童文學在反映生活題材時應有的廣闊寬度,也從一定程度上深入抵達了少年心靈成長所蘊含的深層意涵。
他的文學創作仍在繼續,其創作的“未完成性”也可能帶來對小說藝術的更多探索與突破。我在閱讀和思考梳理的過程中,也重點關注他的創作發展歷程以及蘊含其中的兒童文學創作藝術的內在邏輯,以及作家的主體性在創作中發揮的自覺意識和現實情懷。
一、虛實相生之境
關于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秋水河的秘密》,舒輝波在接受采訪時說:
最開始寫的是短篇,投稿到《兒童文學》《少年文藝》這樣的雜志。到了2010年左右,《兒童文學》希望作者們能夠寫一些長篇,我就也開始寫長篇。我還記得當時寫作那本書時的情景,那應該算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本書,寫得很投入,很忘我。整個人沉浸在一種難言的自我感動之中,既傷感,又迷人。
他還有一次談到:
秋水河是我在寫《秋水河的秘密》(原名《河底的秘密》)的時候第一次出現的一個地理名詞,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作長篇。
非常幸運的是,舒輝波在文學創作初期的躁動和激蕩中,第一時間便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學原鄉“秋水河”。舒輝波的“秋水河”作為其鄉土童年書寫的文學意象,承載著地理空間的標識,融合了精神氣質的生成,構成了一個虛實相生的文學世界。通過兒童與成人的雙重敘述視角,舒輝波展現了童年記憶的復雜性與成長的艱辛。舒輝波在秋水河里打撈了一網又一網生活養料、創作素材,創作出一系列以農村生活為背景,有濃郁的鄉土氣息的“秋水河”系列作品。其中既包括長篇小說《秋水河的秘密》,還有一些短篇小說收錄進了《秋水河》,還有一些鄉村題材的作品也有秋水河的光影。我想,這一系列作品,可以集中反映舒輝波在處理“真實與虛構”時的藝術特征。
作家在創作實踐中,無法回避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平衡生活真實與意象世界的建構關系。生活真實就是作家要書寫出真實世界、真實生活,充滿著毛茸茸的細節,表現出日常生活的流動性。這種真實可以通過其中的文學地理,以及地理之上附加的自然生態、人文民俗、情感等幾種要素層層疊疊壓鑄在一起,成為一個銅墻鐵壁一樣的虛擬世界。這既有營造真實感、在場感的邏輯需要,又處處滲透著一些抒情的主觀色彩,其內在的潛在要求是作家在寫作時必須以足夠真誠的態度,實現對過往人生經驗的還原和回望。小說的故事情節可能都是虛構的,但其中的細節全部都是真實可感的,與作家的過往記憶片段具有高度相似性。舒輝波曾說:
空間是真實的,對我來說,真實的空間很重要。當我能看到那個空間了,甚至能感受到空間里的氣息,聞到空間里的味道了,可感性就很強了,我就知道故事該如何在這樣的空間里發生了。
舒輝波的小說中,蕎麥花、紅蓼、松林、麥地等,這些自然元素,成為內涵繁復的意象,在《蕎麥花開》和《為我唱首歌吧》等短篇小說中反復出現。在秋水河系列作品中,類似于豫劇、酒釀、火鍋等一些日常生活印記隨處可見,日常對話中也有一些方言的痕跡,這些都發揮著風物在文本中的見證和旁觀價值。為了增加歷史的光暈,《秋水河的秘密》中有“張上將自忠殉國處”,這與湖北省宜城市板橋店鎮的張自忠將軍抗日紀念園相對應,歷史的厚重超越了日常生活范疇,法相莊嚴、鄭重其事,在文本內外重鑄和生發出更多的意義。
舒輝波的小說構筑起了一座復雜而深邃的意象空間寶庫,而這一突出特質在其秋水河系列作品里展現得尤為鮮明與淋漓盡致,集中體現為對鄉土童年那充滿詩意的懷舊情緒,以及愛的療愈力量的細膩呈現。這是一種獨特的審美復合體,其中既有具有多重意蘊的表象,又有具有多面向表征的意義,絕非僅僅是表面文字的機械堆砌、意象的生硬羅列疊加,亦不是抒情語言的大聲呼喊所能涵蓋。舒輝波在創作過程中運用了一系列復雜精妙的語言技術,并藉由這些技術手段,得以充分張揚自身的個人主體精神。在很多時候,他選取第一人稱敘事視角,讓故事從幼小童年的“我”的眼中展開,以兒童那純真無邪、敏感細膩又充滿好奇的視角,去審視周圍世界的種種物象,并在回憶與回味的過程中,將這些物象賦予了全新的生命與意義。正是在這獨特的審視與回味之下,一種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藝術境界得以自然生成,構成了一種極具感染力的獨特空間。寄寓其中作家的對故鄉的思念、對親情的眷戀、對生命的尊崇等思想與情感,如裊裊炊煙般縈繞不絕,絲絲縷縷地彌漫在每一個角落,彌漫著其獨特的浪漫主義氣息。
他的文字仿佛被情感的魔力所浸潤,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承載著深沉而真摯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仿佛能夠觸摸到作家那顆跳動著的、熱情而又敏感的心。比如《黑將軍》中書寫的是我與名為黑將軍的黑牛之間的情感故事,里面的情感基底是深沉的、悠遠的,也是憂傷的、蒼涼的。文本中夾雜著一個背影,那是父親的背影。就像“我”在遭遇困難時常常會想起的那幅畫面:
父親赤著身子,弓著腰,把一麻袋兩百斤重的小麥扛在肩上,晃晃悠悠地走過用兩塊窄木板搭就的接近五米高的浮橋……父親剃著光頭,腦門上都是汗,全身的汗水使他看起來仿佛是在陽光下鍍了金身的彌勒,只是他沒有彌勒的笑容,而是咬著牙,鼓著腮幫……
這就是屬于舒輝波的語言方式,在“我”與黑將軍的這場原始生命張力的碰撞之外,以一種更貼近大地、更貼近人性的敘事方式,探索了親情寫作的另一種可能。他曾在童話故事《魔法師的貓》的創作談中用童話的方式描寫父親:
父親是一棵樹,在那么多個消逝的漫長寒冬里,他會舉起斧子,劈開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投進命運的火塘。
父親讓我們圍著他取暖,烤烤小手,也烤烤后背。
這大概就是他講給他的孩子們唯一的童話。
他將父親比作“會劈開自己燃燒的樹”,這種自毀式奉獻的意象承載著犧牲精神的東方美學,又暗合農耕文明對生命力的原始崇拜。父親黑牛嚇退野狼,“我”學會如何面對恐懼。再到黑牛的死亡之后,“我”一邊嘔吐一邊流淚。黑牛被閹割之后,感染了,淅瀝著血水,閹割與血水的意象突破了傳統父權的威嚴敘事,轉而隱喻著鄉村父親在時代變遷中的被動性創傷,這何嘗不是對鄉村勞動者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迷失自己的反映。這些細節似乎都是對鄉村中父子關系的解構與重塑。沉默不語、流血的傷口、佝僂著的腰,都成為了父親形象的全新注解之一。不管是否心意相通,父子終有屬于自己的相互扶持、彼此傷害乃至和解之道。或者我們可以從舒輝波訪談中的這句話中,讀出來他與父親的微妙且復雜的情感聯系。
我想寫我的父親,但又不想正面去寫父親。寫一頭牛,它很大程度上是父親的隱喻。
黑牛的動態力量與樹的靜態堅韌是舒輝波關于父子親情寫作的兩種方式。在童話《魔法師的貓》中,小女孩的爸爸直到去世都未能寫出來和“后來”有關的故事。一棵樹,或者一頭牛,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沉默的父性,父親的角色在故事中“隱形”,“消音”,與其他角色幾乎沒有任何的言語交流。舒輝波有意識地用行動的抒情來突破生活真實的邊界,用行動而非語言去制造情感感知上的“共振”。
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著綿密的意識流式的抒情,在這種表達中,內心世界的表露成為秋水河這種外在場景的鏡像空間。小說的展示由內到外,由外到內,意識流在表面平靜的湖面形成了敘事的漩渦,吞噬著周圍的人與事,善與惡。在《秋水河的秘密》之中,開篇“我”的喋喋不休的囈語中,造成了一種晦暗不明的指向:
我會千百遍地問自己:我是誰?我來自哪里?我現在何方?想著,想著,我就想重拾舊夢,但卻輾轉反側,難以入眠。這時,我就會千百遍地對自己說,我要去看她,我要回到她的身邊……
這里面的“她”既像是對秋水河的依戀,又像是對奶奶的懺悔。這種“難得糊涂”的混沌狀態,也正是抒情的一種,文字是固化的、堅硬的,而表意卻是阡陌交錯的、氤氳流動的。在波濤洶涌的河流下隱藏著的軍火,與奶奶苦厄的人生災難,成為秘密的兩個謎底。到了小說結尾處:
也許,在那個冰冷的石碾子上,我還是如愿以償地夢見了奶奶,因為奶奶就是那條河……
至此,在雙線敘事互相纏繞之中的虛構的故事情節中,出現了幾個表義的岔路口,無疑會走向一種渾然多義的敘事效果。我們可以總結說,在舒輝波作品中所構建出的那片“意象世界”,實際上是由他內心澎湃洶涌的情感所主導的審美空間的生成。這種情感通過精心設計的意象群、巧妙的敘事結構以及獨特的語言風格,如春雨潤物般悄然滲透到作品的每一個細節之中,使得整個作品成為了一個有機的、充滿生命力的審美整體。
舒輝波應無意去試圖還原荊楚大地鄉村的真實,或者說這一草一木、家長里短、命運多戕都是他寫作的最堅實的地基。他只是借助于曾經的故鄉的韻味,去傳達一種形而上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虛構”的符號系統。這就構成了舒輝波作品的鏡像結構,一層是生活流的物象真實,另一層是意識流的意向流動。前者為后者賦形,讓抒情有了依托與倚仗,后者使前者升騰起空靈的氣韻,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渾然一體。
我們總結發現,舒輝波在寫作初期就形成了成熟的“虛實相生”的敘事模式。這種模式延續至今,最新出版的非虛構作品《聽見光》中,通過大量真實的生活細節,如哲源在幼兒園的不適應、在聾啞學校的經歷、學習音樂過程中的困難等,這些具體實在的人、事、物,來展現哲源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像孤獨、無助、對夢想的執著等抽象情感,以及他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讓讀者能切實感知到盲人內心的復雜世界。又用一位盲人音樂家的成長經歷,與困頓和疾病抗爭的鮮活生命故事,展示出充滿了不懈奮斗、堅韌不拔、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管窺了我國殘疾人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敏銳洞察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時代風貌和社會進步。這已然成為他的鮮明藝術風格的一種。
二、歷史輕重之思
舒輝波在創作“戰爭與成長”三部曲(《剪刀·石頭·布》《老狼老狼,幾點鐘》《躲貓貓》)時,將創作視域聚焦于戰爭與童年精神成長的深刻聯結,儼然希望以一種莊重的敘事姿態,讓孩子們真正感受到戰爭的殘酷,為兒童文學注入歷史的厚重質感與思想的深度。他以一種使命般的文化自覺,力圖突破對戰爭題材的簡化與娛樂化傾向,通過真實的歷史背景和細節描寫,讓讀者在閱讀中獲得對歷史的深刻認知。他在創作談《我為什么要寫戰爭?》中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如何在兒童文學中呈現歷史的本相?他主張從微觀生命體驗切入,重構戰爭中個體生命的生存圖景:
除了歷史書上對于戰爭的客觀記錄和宏大敘事之外,孩子們需要另外一種角度的敘事作品,讓他們能真切地感受和認知到那場戰爭——是一種基于歷史真實和田野調查的嚴肅敘事。
是的,歷史不應煙消云散。面對那些不能忘卻的崢嶸歲月,文學必須有所作為,兒童文學也必須始終在場。兒童文學中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有兩條成熟的創作路徑可供作家選擇:一條是從高處俯瞰的宏大敘事,站在歷史的巔峰,鳥瞰時代的洪流,濃墨重彩地描繪英雄人物在驚濤駭浪般的歷史場景中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指向的是具有神圣光環的英雄形象。另一條路徑是從低處平視的日常敘事,它將目光投向那些平凡而真實的生活片段,展示那些在庸常日月中、充滿煙火氣息的升斗小民的瑣細之事,塑造出的是具有世俗性的平民英雄,他們在平凡中彰顯偉大,在細微處見精神。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策略下,革命歷史敘事文本展現出的精神世界和審美體驗也大相徑庭。正如記載王侯將相光輝事跡的“正史”,與那些記錄平凡人物悲歡離合的“稗史”之間的鮮明對比。
戰爭敘事,涉及到的炮火、死亡、逼迫、妥協等苦難與壓抑,似乎與當下的寧靜生活有著與生俱來的疏離感,然而,正是這種獨特的距離,為年少的讀者構建起了一道無形的保護層。它讓孩子們能夠接觸到戰爭的殘酷,卻不會被深深的恐懼所吞噬。許多早期戰爭題材小說,選擇了家國情懷的視角,集中塑造了那些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甘愿奉獻自己的孩子形象。這些孩子或許懵懂,但他們的心中有著對家國的堅守與擔當。
在舒輝波的《躲貓貓》中,他并沒有刻意去突破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秩序。相反,他巧妙地運用那些與我們生活緊密相連的元素,營造出一種令人熟悉的氛圍。通過小女孩心安與小狗“躲貓貓”的故事,展現了一個在戰爭陰影下,依然努力維持著一絲溫暖與童趣的村莊生活。在心安的眼中,戰爭被簡化成了“躲貓貓”的游戲,“飛機變成烏鴉”的奇幻畫面,還有“小狗救主人”的溫馨故事。這些童真視角中的故事,最終演變為戰爭中真正的躲藏與失去,將戰爭的悲劇性以最溫柔的方式包裹起來。在看似輕巧的描寫之下,戰爭的殘酷真相隱藏其中。作品通過兒童的人際生態圈層,由“家庭”到“鄉村”再擴大到“社會”,如同層層遞進的漣漪,展現戰爭對日常生活的侵蝕,呈現戰爭陰影下普通人的生存狀態。
戰爭敘事,無法逃避暴力的書寫。戰爭書寫對于兒童文學作家來說是艱難的,因為他們要解決創作邊界的難題,也就是怎樣把復雜的、黑暗的、殘酷的歷史,通過兒童文學特有的想象與隱喻,轉化為直觀的、明亮的、溫暖的,兒童讀者可理解的意象。兒童文學的倫理決定了,暴力因子會在寫作中得到極大的禁錮與限制,被壓制在一個適度的范圍,既保護著孩子們的純真心靈,又引導他們以漸進的方式理解世界的復雜。這種精妙的平衡,一方面,旨在向孩子們傳遞一個深刻而清醒的真相:在這個世界上,暴力是何等的猙獰可怕,它如同暗夜中的幽靈,迫使人們在無奈之時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光輝和溫情的愛為筆觸,為暴力的陰霾勾勒出脆弱的輪廓,讓孩子明白,暴力并非不可戰勝,在愛與人性的力量面前,它終究是蒼白無力的,也必將節節敗退。這就要求兒童文學作家要時刻保持一種冷靜的、審慎的態度,用文字雕琢出適度的苦難與災難,讓他們成為孩子心靈成長的磨刀石,又要避免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傷害。《躲貓貓》中,對村民死亡的描寫就顯示出作者的冷靜與克制:
我抱緊濕濕暖暖的躲貓貓,發現身邊的草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好幾個人,都是剛才和我們一起鉆山洞避雨的人。
在具體的寫作手法上,則使用一些短鏡頭,快速切換鏡頭,對死亡、傷害和屈辱的內容進行有限度地呈現。這樣的筆法,既保證了災難和苦難的濃度適中,又確保了它們的烈度適宜,不會讓孩子們在閱讀中感到窒息。沒有華麗的辭藻,卻讓讀者的心靈為之震顫:
鬼子見水缸里竟然蹲著個這樣俊俏的姑娘,揮舞著槍刺哈哈大笑,隨即“嘰里呱啦”地說了一大堆話,還仰天開了一陣槍。
就在所有的人都望著水缸里的芹香時,被搡倒在地的九香嬸手里已經抓起了一只沉重的木頭水瓢,高高地舉起,狠狠地向著“蝌蚪”的后腦勺砸了過去。
“蝌蚪”歪倒在地,伸手在后腦勺摸了一把血。
廚房太逼仄,那個鬼子退后了好幾步,才把長槍調向九香嬸,“撲哧”一聲,刺刀整個扎進了九香嬸的胸膛。
九香嬸死死地抓住鬼子的槍管,喊道:“快跑!”
就這樣,保慶一把從水缸里拉出了芹香,撞倒那個戴眼鏡的翻譯,向著蘆葦蕩跑去。
這一部分文字以極簡的筆觸,剔盡浮華修辭,沖淡和對沖縈繞其上的恐懼和不安。同時,這種快速甩動的鏡頭感,符合極度緊張狀態下的人物認知狀態,也會帶來一種壓迫感之后的眩暈。這重現了戰爭的緊張與混亂,深刻展現了個體在戰爭中的渺小與無助,鮮活的生命在苦難時代的漂泊和抗爭。作者通過這種技巧,將讀者的注意力從戰爭的宏大敘事轉向個體的生命體驗,讓每一個生命都在文字中鮮活起來,實現對歷史真相的尊重和對個體生命的體恤,在文字的縫隙中為讀者留下了一線逃逸的空間。
戰火肆虐的年代,每一個生命都面臨著生死考驗。探尋戰爭中人的生存乃是戰爭文學的重要旨歸之一。《躲貓貓》這部小說,展現了一個戰爭陰霾下,依然努力掙扎求生的世界。就像小說的題目所錨定的,既是一只名為“躲貓貓”的小狗,串聯起故事的情感線索,又是一種兒童的游戲視野,對應的是兒童在理想生活狀態下的無憂無慮,如同心安與小狗“躲貓貓”時的快樂時光。其實更重要的指向是,戰爭中弱者必須借隱匿求生的殘酷現實,就像村民要不停地躲避鬼子掃蕩的情節一樣,將戰爭邏輯轉化為兒童可理解的“規則系統”,在輕盈的游戲性表層下暗涌沉重的歷史暗流。正是對平民視角的堅守,通過觀察細微的日常生活與平凡的普通人的書寫,凸顯個體命運的渺小,管窺時代圖景的宏大與蒼涼。這種“舉重若輕”的敘事智慧,使《躲貓貓》重新聚焦和凝視普通人在戰爭中的掙扎與抉擇。小說通過對無數普通人在戰爭中求生的描寫,展現了他們強大的生命力和民族精神。這些普通人在戰爭中或許顯得微不足道,但正是他們的堅韌與不屈,匯聚成了強大的民族力量。
三、詩意光芒之喻
不管是虛實相生的寫作,還是“以輕擊重”的敘事策略,其抵達的目的地都是展現歷史與現實的內在意蘊。也就是用輕盈、詩意的表達形式,將現實的艱辛轉化為浪漫的隱喻,這就像是以螢火之輕承載星辰之重,難度可想而知。兒童文學更是有一種如同花兒綻放一般舒緩的抒情節奏,控制著情感的流動。與之對應的,抒情的張力是會在特殊的詩性語言的韻致籠罩下,獲得“模糊的精確,開闊的精微,飛動的靜穆,斑斕的單純”的緊張感。他曾在《在寫作中遇見自己》中自我剖析:
我覺得語言本身就是神奇的藝術,那些不同詞匯的不同組合,本身就充滿了神秘的不可思議。所謂“清淺”或者說寫給孩子的“淺語”,其實是很難的。因為這是基于準確、簡潔和優美的基礎之上的。……我特別喜歡讀詩,我喜歡那些意象所呈現的詩意,也喜歡詩句里那些陌生化的詞匯和想象。
是的,詩意抒情的根源,在于充沛的想象力。故事僅有情節是不夠的,更依靠充沛想象力所填充起來的細部描寫,營造充滿詩意美感的文本空間。如果不能懂得想象力的價值,我們將無法理解任何藝術。想象與現實總是在文學作品中糾纏不休,無法完全區隔開來。舒輝波的關鍵創作策略就是,用帶有更闊廣意義延展的意象系統來替代平鋪直敘,實現米蘭·昆德拉所言說的“一種輕浮的形式,和一種嚴肅的主題,兩者的結合立刻使我們的戲劇……和它們可怕的無意義露出真相”那種境界。意象是閱讀接受過程中某一個瞬間的復雜感受,里面是理性與感性的復雜糾纏。獨特的意象選擇是其詩性語言的關鍵。舒輝波的作品中存在著一個多元的意象系統,既有自然意象,也有人文意象,是承載情感、傳遞哲思、結構文本的核心抒情裝置。舒輝波通過語言韻律和感官描寫,讓沉重主題在詩意中自然浮現。例如,在舒輝波的作品清單中,“光”這個字眼反復跳躍,光的意象在其作品中呈現出多維度的變體,實現對意象的詩意再造。我曾在《聽見光:一闋命運“交響樂”》集中回答了“《聽見光》中的光是什么?”,闡釋“光”的意象在文本意義升華中的統攝作用:
“聽見光”的第一層意蘊,就是對現實生活的感知、對人生的體察。其中,既有對哲源敏感內心世界的生動描摹,又有現實困境中的各種傷痛和無助,更包含了他無懼艱難、仍然熱愛和迎接生活的樸素愿景。
詩性語言,含蓄是其中的一個側面,恣意張揚也是抒情的另一個側面。所謂的含蓄,就是話不說滿,通過“以少總多”的意象營造,構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效果。它似水墨氤氳,以留白藝術構建多重闡釋迷宮。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含蓄的詩性語言,其魅力恰恰在于言語的未完成性和開放性——如同閱讀審美過程中的“薛定諤的貓”,在未被觀測前處于無限可能的疊加態。詩性語言在未被言說前,存在著多重的意蘊。而一旦我們打開了箱子,就文字之外的“重旨”發表更多評論,那審美意境便如同被定格的電影畫面,固化下來,失去了那份令人陶醉的不確定性和無限的想象空間。也就是說,含蓄的本質,是一種“看破不說破”的、恰到好處的抒情張力。文學創作中把握和平衡“取舍藏露”的尺度,是至關重要的一種技巧。然而,吊詭之處在于,這種捕捉解讀縈繞文字之上的意境的審美能力,需要在不斷反復的解釋、普及、言說中鍛煉提升。在缺乏足夠闡釋的情況下,高深的審美就像無根浮萍,難以在讀者心中扎根生長。例如,在《夢想是生命力的光》的第一篇《媽媽至今仍是我的淚點》中,寫吳懿唯一一次與沒有養育自己的爸爸相見時的場景:
其實,我對他什么感覺都沒有,沒有恨也沒有愛,他和任何一個陌生人沒有兩樣。就連他騎自行車時迎面吹過來的風帶給我他身上的氣息,對于我來說都是陌生的。
吳懿用平靜的話語描述與生父相遇的瞬間,沒有直接宣泄強烈的情緒,而以一種含蓄而富有張力的筆觸,細膩地描繪了這種情感空白,勾勒出一種深沉的疏離感。這近乎刻骨的平靜,這種“無感”——沒有愛恨交織的激烈沖突,本身就是一種“有感”、一種強烈的情感表達,分明是命運烙下的最痛的印記,一種無法跨越的血緣的斷裂。同時,這種“無感”更像是她自己制作的一副“甲胄”,用以抵御命運的痛擊。吳懿從小就一直與罹患癌癥的母親相依為命,舒輝波在采訪結束時,才知道她從小有一只眼睛已經失明,僅有一點光感,她從未告訴別人。
“雖然看不清楚,但是,能感覺到光,”吳懿調皮地笑著,歪著腦袋說,“怎么說呢,就像我的夢想和希望,雖然不是很具體,但是,就在我眼前,那是我生命里的光……”
多年來,吳懿直面無人傾訴的孤獨感,笑言“雖然看不清楚,但是,能感覺到光”時,頑強的生命瞬間被賦予了奇特的形狀。微弱的光感,與曾經給予她幫助的人,都是照亮內心幽暗的角落的“夢想和希望”,是靈魂在暗夜中泅渡的舟楫。那微弱卻固執的“生命里的光”,更是對生命本身最堅韌的禮贊——它莊嚴宣告,縱使世界投以最深的陰影,心靈仍能點燃屬于自己的微光,在暗處找到前行的方向。
而所謂恣意張揚,與含蓄的幽微形成鮮明對比,就是要激情澎湃,注重對個體內在情緒的狂歡式抒發,是一種詩學的暴烈表達方式。兒童文學的一個非常顯著特點,就是要有足夠的鋪墊與情感的表達。兒童文學有著一道無形的藝術標尺,它摒棄淺薄的情感宣泄、單薄的敘事架構與空洞的救贖口號,轉而追求層次豐富、情感飽滿、如春風化雨般細膩的治愈詩學。在此過程中,有時候需要運用類似重章疊句的反復敘述,讓一些意象成為情感的錨點。這些意象如同湖中的石子,投入后激起層層漣漪,生活的波紋,一圈一圈蕩漾起伏開來,最終匯聚成為一面復雜的、斑斕的立體鏡像。米勒在《小說與重復》中強調:“對一部小說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要通過注意諸如此類重復出現的現象來完成。”通過意象的重復和變奏,細節的疊加,情緒的累積,意象的重影,在不同章節和場景之間建立了聯系,通過詩意轉化調整達到某種程度的審美提升。在《天使之翼》中,描寫天翼與父親相見的場景:
爸爸?我坐在自行車后座上,嘴里反復地咀嚼著這個熟悉到陌生的詞,就像咀嚼著一顆生澀的梅子,心里又酸又苦,我幾度都想跳下車去。
一路上,他都沒有跟我說話,只是默默地蹬著自行車。這樣最好。風吹起他的衣角時,我會聞見一種陳腐的帶著煙草焦油的酸臭味,嗯,還有一股若有若無的樟腦丸味,是那種衣柜里慣有的味道。每當這種味道傳來的時候,我都扭過頭去,看著路兩旁高大的法國梧桐緩緩地向我身后退去。
漸漸地,我就不再想下車了,即便是他弓起腰站立起來踩腳踏板,自行車歪歪扭扭地蛇行上坡的時候,我也不想跳下自行車了。我說不清楚為什么,就像當初我毫不懷疑地跳上他的自行車一樣,無法解釋。
……
我沒有應答,忽然覺得委屈極了。我那么冷的時候,他怎么不問?我那么艱難地行走,那么慘痛地跌倒的時候,他又在哪里?
舒輝波用恣意張揚的抒情手法,勾勒出人物復雜的情感世界,讓人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熱烈與沉重。或許不妨認為,這是一場情感與想象的火山爆發。“爸爸”這個詞,本應充滿親情與溫暖的詞匯,此刻卻成了生澀的梅子,反映的是天翼多年來被忽視、被遺忘的痛苦,那是一種被命運撥弄的無奈與掙扎。她幾度想跳下車,逃離這個陌生又熟悉的人,逃離這個讓她不知所措的場景,這是她內心本能的吶喊,是對未知親情的恐懼,是對被傷害的自我保護。聞著父親身上的陌生氣味,她無法忽視,卻又無從接受,只能扭頭看向路旁后退的梧桐樹,這注定是一場孤獨之旅,一個遇見父親卻仍在內心世界與父親漸行漸遠的旅行。最后,天翼的委屈如洶涌的潮水般傾瀉而出,她在最艱難的時候,從未感受過來自父親的安慰與關懷。天翼的情感,包括愛恨、痛苦、渴望、委屈,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熾熱而濃烈。父親與女兒之間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以及那道鴻溝下暗涌的親情暗流,都在文字里被無限放大,讓我們在震撼中感受生命的張力。
這就是抒情的詩意。舒輝波的作品,永遠都充滿著詩性語言和精心調制過的抒情美學精神。
縱觀舒輝波的整個創作歷程,《逐光的孩子》《媽媽不說話》《天使之翼》《天使的國》等作品聚焦于弱勢兒童群體的困境敘事,《剪刀·石頭·布》《老狼老狼,幾點鐘》《躲貓貓》《秋水河的秘密》《城市之光》則是展現重大歷史事件背景下的童年敘事,《彼岸的邀請》《45度的憂傷》等則是記取未成年人的情感敘事,其創作之路豐富多彩又立意高遠,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次勇敢的探索,是對文學邊界的不斷拓展。從中不難發現,舒輝波的童年敘事中,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關系的思索無處不在,也在試圖深入探索兒童成長過程中多元化的精神訴求,喚醒孩子們自我認知與自我覺醒的潛能。他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精神取向,與當下、歷史和時代保持著持續的對話性。他的作品具有獨特的童年敘事美學追求,在營造虛實相生之境、追尋歷史輕重之思、擦亮詩意光芒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現。舒輝波的文學探索,呈現出穩定的、均衡的審美特征,我也相信,他會持續更新、拓展自己的創作理念和藝術風格,必將走向更為廣闊、宏大的文學理想境界,為我們帶來更多有文學熱度和人文情懷的優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