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記著張純如。

在美國圣何塞市，有一座以張純如名字命名的公園。在中國江蘇淮安，這座她祖輩生活過的蘇北小城，為她設立了紀念館。

很多人因為《南京大屠殺》知道她。1997年，29歲的她用英文揭露二戰期間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這本書被翻譯成17種語言全球發行。2004年，36歲那年，張純如因抑郁癥離世。

劉卉是張純如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從2017年開館就在這里工作。她坦言，開館的前幾年，每天來參觀的人掰著手指頭都能數過來。

2025年夏天，紀念館經歷了一段罕見的流量沖擊——暑假期間，平均每天涌進3000多人。對這個只有兩個人員編制的區縣級紀念館來說，意味著每一平方米擠著3個人。

劉卉猜測，這可能與電影《南京照相館》有關。該片導演申奧在長春電影節上致謝，“我想特別感謝一個人，就是書寫了《南京大屠殺》這本書的張純如女士，我們的很多靈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筆一畫的描繪。”

熱度散去，紀念館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附近熱門酒店的前臺、城市里跑網約車的司機，知道張純如紀念館的人依然寥寥。

時間終于慢了下來，紀念館里一張巨幅的彩色照片中，她穿著黑色襯衫、紅色碎花半身裙，黑色的長發垂下來，紫色的花瓣在空中飄落。

那個在歷史迷霧與生存壓力間心急如焚的寫作者，那個與時間賽跑的女性，再不用那么著急了。

三代人的“南京”記憶

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與南京隔著一整個太平洋。

她的父親張紹進出生在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那一年；母親張盈盈出生在1940年的重慶。20世紀60年代，張純如的父母從臺灣赴美國深造，在哈佛大學讀了博士，后來移民美國。

她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對南京的認知幾乎全部來自張純如外祖父的轉述。他們親身踏上南京土地的時間，甚至比女兒張純如還要晚上幾年。

但關于“南京”的講述，在這個家庭從未斷裂——它像一條隱秘的河流，從上代人外祖父僥幸逃過南京大屠殺的逃難記憶出發。

“在我們成長歲月里，我父母把從南京逃難的故事重復講述了無數遍，所以我們也反復對孩子講起這個故事。”張盈盈回憶。

張純如在美國的學校、市區的公共圖書館尋找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可什么都沒找到。她的世界歷史教材里，也沒有。她的老師們對這件事也一無所知。

因為找不到任何佐證，她一度無法確定：父母口中那場發生在南京的暴行，究竟是確鑿的歷史，還是遙遠的傳說？

成為職業作家的第二年，張純如和母親聊天時提到，自己有朝一日想寫出一部像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一樣的作品，以歷史戰爭為背景。

張盈盈建議她，既然擁有雙語能力和兩種文化背景，或許可以以中國為題材，用英語描寫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故事。后來，母女倆又談起了南京大屠殺。

她在寫作上野心勃勃。張純如始終備有一份新書選題的詳細構想清單。到2004年離世前，她的構想已達400個。

南京大屠殺再次闖入她的生活，是1994年12月。在美國加州庫比蒂諾，硅谷心臟地帶圣何塞的郊區，一場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會議正在召開。

下午5點左右，一位穿著白襯衫和黑褲子，“看起來像是高中生的女孩”張純如出現了。會議大廳，那些海報大小的南京大屠殺照片，讓她猝不及防，“被砍掉的頭顱，或被開膛破肚，赤裸的女人被強奸者強迫擺出各種色情姿勢，她們的臉扭曲變形，痛苦羞憤之情令人刻骨難忘”。

《圣何塞水晶報》拍攝的一張現場特寫照片里：26歲的張純如嘴唇緊閉，頭靠在照片展板上，緊挨著南京大屠殺經歷者痛苦的面龐。

在后來的書中，張純如這樣寫道：“盡管孩提時代我就聽到許多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事情，但卻從未做好準備看到這些照片。在這個極度痛苦的時刻，我醒悟到，不僅生命是脆弱的，人類的經驗本身也是脆弱的。”

那些故事和照片，確鑿的口述歷史，與她童年從父母那兒聽到的碎片漸漸重合。

“與日本遭受原子彈襲擊和猶太人在歐洲所遭受的大屠殺不同，亞洲以外的人幾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恐怖。美國出版的大部分歷史文獻都忽略了這一歷史事件。”她決定把南京大屠殺作為下一本書的題目。

這種勇氣，早已深植于她的性格之中。被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錄取時，張純如選擇了鮮有女生問津的數學與計算機科學雙學位。她用3年時間修完了課程。然而，這個連續兩個學期被系里嘉獎的優等生最終發現，自己真正的熱情在于寫作。

新聞系的教授建議她轉專業前三思，告訴她計算機系的學生在找工作時更搶手。這無疑是一種“冒險”。

上大學時，張純如寫過一個關于癩蛤蟆的寓言故事：抓到后是放生還是關進玻璃缸？最終，故事的主人公選擇放生，因為哪怕“危險而短暫”，也遠勝于缸中“安全而漫長”卻永遠接觸不到真實世界的一生。

“她是一個傾聽自己內心、追隨激情、努力創造某種具有永恒價值之物的人。”母親張盈盈后來寫道。

1994年冬天，穿越三代人的“南京”記憶，在蓄積了30年的能量后，將從《南京大屠殺》這本具有勇氣的“河口”奔涌而出。

“我不關心能不能賺到錢，讓全世界知道1937年發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1995年，張純如手上同時有好幾件事要忙。

她愁錢和時間。張純如拿到6萬美元的預付稿費。盡管這是她第一本書的兩倍，但仍難以支撐她接下來兩年時間的日常生活和寫書的各種開銷。丈夫布雷特必須補貼她的費用。

布雷特多次向張純如的父母表達對她財務狀況的擔憂，認為她的寫作是“賠本生意”。他催促張純如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

她不得不工作得格外努力以證明自己。沒錢雇人幫忙整理錄音，張純如練就了打字飛快的本領。她“想盡一切辦法尋找兼職工作”——期刊的兼職編輯，制作教育錄像、速記員、基金申請寫手、郵購目錄寫手、技術文件寫手。有段時間，她送過外賣披薩，每晚做4個小時電話推銷員。

她四處查閱寫作南京大屠殺所需的一手資料。美國的傳教士、記者和軍官都曾以日記、電影和照片的形式記錄下他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軍方資料區，她填寫所需的各類報紙的存檔案索引卡片壘成厚厚一疊，幾十個大箱子放在小推車上推到她面前。

她在上千份檔案中翻揀。等到翻完，她才發現，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紙張邊緣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空氣中彌漫著灰塵和腐爛陳舊的紙張的味道讓她頭痛，她有時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張純如的勤奮十分“顯眼”。有一天她生病了，檔案館的雇員注意到，張純如沒有出現在辦公樓旁邊的公交車站，開始擔心起來，最后把電話打到她暫時寄居的朋友家里。

在耶魯大學神學院的圖書館約翰·莫特里廳，她常坐在兩堵墻之間的一張書桌前，被在一大堆敞開的檔案盒和復印文件包圍，一坐就是一天。

她將上萬頁材料一頁頁復印、打包，郵寄回家。除了魏特琳、牧師約翰·馬吉、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等人的故事，在收集整理資料過程中，張純如敏銳地捕捉到另一個名字——約翰·拉貝。

于是，她拽著這根微弱的線索，像一名頂級的調查記者一樣，多方打聽。最終，聯系到拉貝的一位外孫女萊因哈特。在溝通中，萊因哈特向張純如透露，她的外祖父拉貝不僅曾寫過一份關于日軍暴行的報告給希特勒，還留下了一本詳細記錄其在南京所見所聞的私人日記。

尋找拉貝的過程被列成單章，寫進《南京大屠殺》。

張純如畢業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在美聯社、《芝加哥論壇報》等媒體實習。相比于常規的跑城市新聞、參加各種會議，她更喜歡深度地挖掘和敘述。

在面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尋證時，她短暫的記者生涯成了歷史書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對張純如來說，最困難的事是閱讀一樁又一樁的日軍暴行記錄。1937-1938年，日本軍人在南京對許多無辜的男女老幼殘忍地加以奸淫、折磨和殺害。她讀了太多這樣的案例，幾乎要窒息，有時必須起身遠離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氣。

“我是在非常憤怒的狀態下寫出《南京大屠殺》的。我不關心能不能賺到錢，讓全世界知道1937年發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對我來說很重要。”張純如生前接受采訪時說。

在1995年的南京尋找“1937”

在張純如筆下，1937年，南京正處在新舊交替的變革時期。有著瀝青馬路、霓虹燈、城市自來水、公共汽車和小轎車的南京城恢復了煙火氣，面館里的店員、沿街行走的錫匠、捏著銅錢的小孩、推著嘎吱作響的獨輪車的男人們都“活”了過來。

那是未曾經歷大屠殺的南京，是普通人在歷史巨變前夜的日常生活與尊嚴。

那些細節來自她在南京的實地采訪。

1995年夏天，為寫作《南京大屠殺》搜集資料的張純如只身一人來到南京，看遍南京郊區的大小刑場和叢葬地。

她從小學習漢語拼音和繁體字，能聽懂中文普通話，但仍需要翻譯隨行。

挹江門、中山碼頭、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磯……每到一地，張純如都用攝像機拍下紀念碑的碑文和周圍的環境。她想盡量讓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環境中。

采訪幸存者時，張純如的問題很細，有的具體到幾點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樣的鞋、道路的模樣以及當時的天氣情況等。

見到張純如時，幸存者潘開明已經82歲。他在1937年是拉人力車的車夫，對地名記得比較牢，他講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從長江邊返回的經歷。張純如就按照這些地名，在1937年的南京市地圖上一一核對，并標出了他的返回線路，確認沒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她從美國帶來的照片全部有編號，在給翻譯和幸存者們看過這些照片后立刻按照編號歸檔。

每天采訪結束，他們將白天拍攝的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重播，同行的翻譯楊夏鳴口譯成英文，張純如錄入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中。為了忠實原文，他們常常就一個詞反復推敲。

“她的筆頭很勤，幾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文字記錄。她拍攝的大量照片全按時間順序排列，一絲不茍。”張純如嚴謹的治學態度給楊夏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采訪中，張純如對細節的苛求與對證據鏈條的嚴謹態度，并非憑空而來。

大學畢業后，她曾在《芝加哥論壇報》實習。一次，編輯要求她給一個剛剛不幸失去一位親人的家庭打電話。張純如告訴編輯，自己已經試了幾次，但對方拒絕采訪。編輯讓她再試。

于是，她當著其他同事的面，撥通電話后把電話遞給那位編輯說，你跟他們講吧。

在張純如看來，那個家庭有權不公開自己的傷痛，這要比獲取一兩句報道中可以引用的話重要得多。

她希望獲取真實、完整且富有尊嚴的真相，而非任何形式的片面材料。

張純如告訴楊夏鳴，幸存者的證詞同馬吉、威爾遜等傳教士與50多年前在他們各自日記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相互印證。這說明他們的日記和幸存者的證言是真實、可信的。

每個見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離世前講述南京大屠殺的事。每個采訪，都要花上幾個小時，全程錄像。每次采訪結束時，她都給幸存者一些錢。

“當她發現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時候，純如的心碎了。”張盈盈回憶，女兒深為這些受害者鳴不平，覺得寫這本書既重要又急迫。張純如告訴母親，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律師，幫這些貧苦的受害者在國際法庭上討公道。

“特立獨行”的寫作者

從南京采訪回到美國，張純如曾在給母親的郵件里表達自己關于寫作《南京大屠殺》的一些安全顧慮。

張純如知道，對于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日本右翼極端分子會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身邊的朋友曾勸她取消中國之行，“根本就不該寫這本書”。

她對安全不無顧慮。在和丈夫搬家時，她找私家偵探，尋求辦法讓自己的新家“不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熱分子找到”。

這些困難都不能阻礙她。她要繼續“特立獨行”，去對抗偏見、威脅與遺忘。

這種特質在她讀中學時已經顯現。那時，班上的一個女孩被同學冠以“怪物”的綽號，經常成為全班嘲弄的對象。張純如為此憤憤不平。她告訴母親，與絕大多數跟從潮流時尚或保持“政治正確”的人不同，她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永遠都不要做隨大流的人。

有段時間，張純如為加入一個高手云集的計算機俱樂部而努力學習并通過考試，卻發現俱樂部改了規則，她不得不通過更多的考試才能有資格加入。后來，她發現原來這個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都是男性，當聽說有一個女孩想加入時，他們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不想接納女生，因此改了規則。張純如對這個俱樂部再也沒有興趣了，通知他們“這事兒算了”。

實習時，她也不喜歡“辦公室政治”。她不會在人背后說閑話，覺得這樣的事既無聊又浪費時間。

她看上去有種格格不入的冷漠。

可事實上，和她交往過的人都覺得她有“親如鄰家女孩的本性”。她喜歡講笑話，每次聽到一個笑話，她總比其他人笑得更大聲。

她常覺得自己時間不夠，連“買婚禮的禮服時都想速戰速決”。可面對陌生讀者的信件，她總是耐心回復。她大約花了兩年時間，才回復完《南京大屠殺》讀者的來信——她關心每一個具體的人，無法對歷史上的集體苦難保持沉默。

在《南京大屠殺》漫長而艱難的寫作過程中，張純如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終頑固地拒絕承認這段歷史”。在德國人不斷向大屠殺遇難者道歉的同時，日本人則將本國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有位太平洋戰爭中的美國受害者認為，該行徑的政治含義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最好的導師、知己和朋友”

《南京大屠殺》的寫作并不順利。她告訴母親，自己總是睡不著，經常做噩夢。洗澡的時候，頭發一掉就是一大團。

“我現在所承受的這些與大屠殺遇害者的遭遇完全無法比擬”，張純如告訴母親，自己要將這些受害者從遺忘中拯救出來，替那些喑啞無言者呼號。

張純如和丈夫居住的兩居室公寓幾乎每面墻都擺著書架，塞滿了書。寫作《南京大屠殺》時，她總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先做些家務才坐下來寫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飯后，他們一起外出散步，等丈夫睡覺后，她繼續寫作到早晨四五點。

丈夫的工作非常忙，“也聽煩了一個又一個關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張純如就在睡覺前，給有兩個小時時差的父母打電話，講述自己新的發現。她發現父母更能理解她的痛苦。

“我們一直期待純如的來電，愿意聽她說話，不管是幾點，”張盈盈寫道，“或許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發生的悲劇與我們息息相關。”

在張純如心中，父母始終是她寫作生涯里“最好的導師、知己和朋友”。

1996年年底，《南京大屠殺》的初稿完成后，連續幾周，這對科學家夫妻把晚上和周末的時間用于閱讀女兒寄來的140頁初稿，比該書的編輯更早地閱讀完。

他們坦率地表達失望之情，“故事講得缺乏激情”“一些地方寫得巨細靡遺，另一些地方則過于簡單。”他們一面給她鼓勁兒，一面在稿頁上寫下問題和評論。

兩個月后，趕上張紹進過60歲生日，夫妻倆到張純如家，和女兒一起翻譯、研讀南京大屠殺的資料。

見到父母，張純如一點兒都不想浪費時間，馬上把她想要父母幫忙翻譯的中文資料拿給他們。她從臺北收集到的資料中，有蔣介石和負責保衛南京的司令長官唐生智之間的電文，她迫切想知道這些電報的內容。這對她理解“為什么南京會在1937年12月13日這么快落入日軍之手”至關重要。

那時候的電文中，一些文字被用以代表特定含義。幸運的是，張紹進小學時學過這種電報規則。夫妻倆坐在公寓的蒲團上，對張純如口述譯文。

稿件每修改一次，張純如都會寄給父母一份征求意見。在最終定稿前，她寄出了四五個不同的修改版本。

張純如在寫給母親的郵件中寫道，對自己而言，“文字是保存靈魂精華的唯一方式”。

張盈盈和丈夫把發現的錯誤列出一張表發給女兒。同時，面對張純如的經濟狀況，他們建議她，或許可以找一份教職，業余的時間繼續自己感興趣的寫作項目。

夫妻倆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每個人都要賺錢養家糊口，但對社會的貢獻并不能完全都以金錢衡量。盡管張純如的寫作生涯迄今為止還沒賺到錢，但她所做的一切對社會來說非常重要。他們由衷地為她自豪。

“我想起你和爸爸在過去30年里對我的栽培，在城里每個人似乎都在取笑我的時候，你們兩個依然愛我，相信我。”《南京大屠殺》的一次宣發演講后，她寄給父母的明信片里寫道。

“因為張純如的書，第二次南京大屠殺將不會發生”

《南京大屠殺》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關注。

時任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威廉·柯比教授為這本書寫了序言，稱“自1945年以來，從未有任何一個作者用英語向廣大讀者如此清晰有力地講述南京大屠殺的事情”，并將這本書用于哈佛大學的教學中。

在弗吉尼亞，她的書在幾分鐘內就銷售一空；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圖書巡回簽售中，書一直斷貨，很多人只能拿著藏書簽排隊等她簽名……張純如成為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最年輕的華裔作家，而且一上榜就是3個月。

她的照片和受訪報道登上各大報紙、電視臺。哈佛、斯坦福、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也留下了她演講的身影。

每到一個城市，被人群圍住已成家常便飯。在機場、餐館甚至警察局，張純如都被人認出來過。

她的郵件地址被公之于眾，很快郵箱便會爆滿。從美國和世界各地寄給她的來信裝滿了幾個大箱子。

在《南京大屠殺》的簽售過程中，很多亞洲老人都找到張純如，把自己在二戰時的痛苦遭遇傾訴給她，流著淚感謝她寫了這樣一本書。

也有人當場站起來說，“你認為日本人會不會懸賞要你的命？”她收到的遞過來的紙條上寫著，“我擔心你的生命安全。”這些評論困擾過她。張純如收到過一封裝有兩顆子彈的信。

在《南京大屠殺》中，她基于翔實的史料調查，明確提出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在“26萬到35萬之間”，遠高于日本方面“修正主義”數字的結論，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挑戰。

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想盡一切辦法詆毀她。日本學界和日本保守派持續不斷批評張純如的書。直到她去世，那些詆毀她的聲音仍未停止。

1998年4月，《南京大屠殺》出版半年后，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批評她的書“包含眾多極其不準確的描述和一面之辭”。

如今，在張純如紀念館墻上的小電子屏上，播放著1998年，張純如和齊藤邦彥在電視臺公開連線對話的片段。主持人問張純如，“你聽到道歉了嗎？”

“我不知道。你聽到道歉了嗎？”張純如反問道。“我沒有聽到‘道歉’這個詞。我認為，如果他真誠地說了‘我個人對日本軍隊在二戰期間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會認為那是一個道歉的，我會認為那是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大步。”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說過，對大屠殺的遺忘等于第二次殺戮。因為張純如的書，第二次南京大屠殺將不會發生。”美國專欄作家喬治·威爾在書評里寫道。

“有些人的一生便是專門為別人而度過的”

因為《南京大屠殺》成為暢銷書作家后，張純如為自己的下一本書爭取到了巨額的預付稿酬。這意味著，她可以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里，安心寫作，不必再為生計而奔波。

然而，一切即將戛然而止。那個“看上去非常年輕、充滿活力，像一顆冉冉上升的明星”的張純如，在一條孤獨的路的盡頭消失了。

在《南京大屠殺》出版后，張純如又花了4年時間，完成了《美國華人》的寫作。兩本書之間，她成了母親，努力保持之前的工作效率的同時，更多地陪伴兒子。

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作家張純如”忙著《美國華人》的巡回宣傳和簽售。最長一次行程，從3月31日持續到5月6日，35場簽售讓她在美國來來回回穿行了4次。

同時，她也在為第三本書，關于菲律賓戰俘的選題作準備。這似乎是《南京大屠殺》留給她的使命的延續——關注二戰亞洲戰場上被西方主流敘事遮蔽與遺忘的受害者。

她要記錄那些“恐怖得無可言喻，連她雇傭的打字員在整理采訪錄音時都忍不住落淚”卻即將隨幸存者一起消失的證言。

家人曾建議她，不要再寫這類殘酷的題材。“她說她無法拒絕那些老兵，無法容忍他們的故事被人遺忘。”

那次漫長的簽售旅途中，她遭遇了近距離的威脅。“這對她的精神產生極大的刺激。”布雷特回憶道。

與此同時，“母親張純如”觀察到孩子可能患有孤獨癥。

“我認為純如長久以來對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恐懼和憂慮、頻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緊張的圖書巡回簽售等因素，最終導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維爾的精神崩潰。”布雷特說。

2004年8月，張純如在采訪菲律賓戰俘的出差中精神崩潰，被送到當地醫院精神科病房。

此后的3個月，她看過心理醫生，接受過藥物治療，都沒有見效。她感到“每一次呼吸都變得更加困難，就好像即將溺斃于汪洋大海之中”。

張盈盈不停地回憶女兒在生命最后幾個月的種種細節。這位生物學家查閱大量的醫學文獻后認為，造成悲劇的主要原因，是治療張純如抑郁癥的藥物可能產生使人有自殺傾向的致幻副作用，且劑量的標準不適用亞裔人群，但醫生臨床使用時并未說明。

由于社會上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他們尊重張純如的意見，曾將她患上抑郁癥的事嚴格保密。女兒去世后，她和丈夫決定接受美國亞裔心理健康網絡的邀請，代表精神疾病患者公開發表演講。

“對精神疾患問題的公開討論，以及來自親友和社會的支持，對于精神疾病的恢復至關重要，”張盈盈寫道，“這是我們的教訓。”

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癥困擾數月后，張純如在自己的白色轎車內開槍自殺。

世界失去了張純如。

世界上有數不清的方式在緬懷著她。

她去世后第三年，在腰封上標注著“完全翻譯”的《南京大屠殺》日文版出版。

第八年，英國作家莫·海德寫了《南京的惡魔》，扉頁寫著，“獻給張純如，她的勇敢與學術研究成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為世人所知。”

第十年，中國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每年的12月13日，凌厲的警報聲響徹南京上空，張純如的雕像在紀念館前靜靜立著。

第二十一年，一家企業向張純如紀念館捐贈了90臺導覽器。他們原本希望捐贈180臺，但由于紀念館空間有限，無法全部容納。這家企業沒有提出任何宣傳要求。

2025年，張紹進去世，墓碑緊挨著女兒的那塊。這里總有一兩束鮮花。

在張盈盈看來，她從收音機里聽到的一句話可以代表張純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專門為別人而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