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戶曉，卻鮮少有人知道，在新四軍隊伍里也有一位醫術高超的外國醫生，他就是曾被陳毅稱為“活著的白求恩”的奧地利友人羅生特。

從納粹集中營的猶太難民，到新四軍的戰士，從中共特別黨員，到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羅生特的足跡遍布江淮平原、齊魯大地與白山黑水。八年烽火歲月，他與戰友和老鄉們同吃同住，不僅救治了無數生命，還留下一本記錄在華“親睹親歷”的手稿。

可惜，貢獻不亞于白求恩的羅生特，名字卻長達40年湮沒無聞，就連那份珍貴手稿也一度被認為“業已丟失”。幸得老戰友與中奧學者的不懈追尋，這位曾被遺忘的老朋友終于重回歷史視野。今年，一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被轉交到他的后人手中，羅生特的故事終成中奧友誼的永恒見證。

到新四軍去

1941年3月11日，夜幕降臨，在上海外灘十六鋪碼頭，一位傳教士打扮的歐洲人混在人群中，悄悄登上了輪船。只見他身穿黑色長袍，胸前扣眼上別著一枚象征納粹的卐字徽章。單看這身裝扮，除了身旁提著箱子的仆人，恐怕誰都想不到，這位“傳教士”的最終目的地竟然是新四軍總部駐地——江蘇鹽城，他那只大得“活像個棺材”的箱子里，除了圣經，還裝著從奧地利帶來的醫療器械。

他不是傳教士，而是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奧地利醫生。他的原名雅各布·羅森菲爾德（Jakob Rosenfeld），對于中國人來說略顯冗長，時任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為他取了一個中文名——羅生特。而在上海，人們更熟悉的是醫術精湛的樂孫特醫生。

樂孫特醫生的診所開在法租界的一棟兩層公寓。因醫術精湛，他收入頗豐。每天只需看一兩個病人，掙的錢就足以供他在上海灘聽戲、看電影、定做西服。1940年，他還盤算著把富余的錢投入一家絲綢出口公司，與遠在美國的叔叔維克多合作做生意。

看起來，羅生特的生活“一切都很好”。然而，他卻萌生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想法，他想加入新四軍。沈其震最初完全不相信，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羅生特一時的激情。這個過慣了富裕生活的外國人，怎么可能丟棄漂亮的診所，像新四軍一樣住進中國農村的破茅屋？但羅生特的堅持打消了他的懷疑。

彼時，沈其震正以富商的身份，在上海秘密購置藥品和器械。經地下黨安排，他在上海南京路的光明咖啡館見到了羅生特。

落座不久，精通德語的沈其震就勸羅生特：“你受不了的。那兒的生活太艱苦！”

羅生特指著沈的時髦西服反駁：“你去得了，我也能去！”

沈其震說：“可是那兒的情況的確不適合外國人！那兒過的是一種最原始、最初級的生活！”

羅生特回答：“我關心的是正義，我能夠承受一切。連納粹集中營我都挺過來了！艱苦的工作嚇不倒我。”

聽到這里，沈其震不再反駁了，他意識到，這個歐洲朋友是認真的。

羅生特來到中國，原本是為了避難。1903年，他出生在奧地利的一個猶太家庭，母親是一個莊園主的女兒，父親是軍隊的一名文職官員。家境優渥，學業優異，羅生特順風順水地考入維也納大學，成為一名醫學博士。在妹妹施苔菲的印象中，羅生特從來不為掙錢而發愁，臉上永遠掛著似乎擁有百萬美元的笑容。

青年時期的羅生特不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那時他對中國的了解，僅限于象牙雕刻和明代花瓶，以及林語堂和賽珍珠的小說。然而，中國卻救了他的命。

1938年德國吞并奧地利后，羅生特被關進了集中營。將近一年的非人拘禁后，羅生特瘦得皮包骨頭，腎臟受傷，牙齒被敲掉幾顆，肋骨被打斷了兩根……1939年夏天，因找不到他參加共產黨的證據，加上集中營人滿為患，納粹將他釋放，條件是14天內必須離開德國（當時奧地利已經成為德國的一個省）。

短短14天，羅生特的選擇并不多：美國、英國、巴勒斯坦等都對猶太人實行入境限制，他只能像成千上萬的猶太難民一樣，買一張開往上海的船票，加入“遠東大逃亡”的行列。因為上海有國際租界，移民無需擔保和其他手續就能順利登岸。

1939年8月5日，羅生特和他的三弟約瑟夫以及集中營的難友威廉·戴克，同乘“埃尼阿斯”號輪船，從漢堡出發，遠渡重洋，來到了上海。

他在法租界的診所很快揚名，但羅生特卻被無法排解的憂慮環繞。在這個東方第一大都會，南京路熙熙攘攘，霞飛路燈紅酒綠，大亨們一擲千金，但在租界之外，日本兵的刺刀肆無忌憚，難民們在鐵絲網前提心吊膽，馬路上時不時出現凍死餓死的尸體……眼前的一幕幕悲慘情景，總讓他想起集中營的恐怖，想起至今留在家鄉忐忑度日的母親，想起因納粹迫害不得不流落各國的兄弟姐妹。當然，還有辦理離境手續時蓋世太保的冷笑：“不管你走到哪兒，即便是到了世界的盡頭，我們照樣能收拾你！”

羅生特不愿再聽憑法西斯的任意擺布，不管是德國法西斯，還是日本法西斯。這時，在同是猶太人的好友漢斯·希伯家里，他聽到了新四軍的故事。

希伯的公開身份是亞細亞雜志和太平洋事務雜志記者，實際上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關系密切。1939年初，他曾在地下交通員的護送下，秘密抵達皖南新四軍駐地采訪，向世界報道了《長江三角洲的游擊戰》。

更早的時候，希伯在上海發起了一個外國人學習小組，專門研究馬列主義和中共文件，小組成員包括史沫特萊、馬海德、路易·艾黎、斯特朗等國際友人。正是在這個學習小組，羅生特知道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知道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敵后抗戰。他被希伯口中的中國共產黨深深吸引，強烈要求到新四軍去，參加戰地救護工作。

從“洋鬼子”到“羅大夫”

經過沈其震和新四軍軍醫處材料科科長吳之理的“考察”，羅生特如愿以償，這才出現了文章開頭那一幕。提著箱子的仆人，其實是新四軍上海辦事處的交通員榮健生。羅生特胸前的卐字徽章，是交通員特意為他準備的，以便應付日本人。為掩人耳目，出發前他特意告訴上海的熟人，自己準備去重慶。

1941年3月20日，羅生特順利抵達鹽城。從上海到蘇北，當他脫下偽裝神父的黑袍、換上新四軍的灰軍裝時，這位奧地利醫生的人生徹底轉向。

此時的新四軍正處在最艱難的時期。“皖南事變”后重建的軍部，醫護人員奇缺。第一次見到新四軍一師的“醫院”時，羅生特在手記中震驚地寫道：“在我們看來，這里就沒有醫院。傷病員們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戶農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藥品和器械，缺人手和專業人員……傷病護理人員都超負荷地工作……金屬器械幾乎只用于手術，換繃帶用竹子做的鑷子，或者更簡單，就用削尖的筷子。”

盡管如此，新四軍仍竭盡所能，盡可能把這位外賓的生活安排得舒適一些。鄉下人的蹲廁對羅生特來說太不可思議，沈其震請人特地為他做了一把小木凳；二師專門養了幾頭奶牛，只為讓他喝上喜歡的自制酸奶。

這種周到有時也會產生讓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有一次，衛生部（原軍醫處）副部長崔義田騰出一所好房子給羅生特住。他只注意到這所房子光線通風最好，卻沒想到房子靠近老鄉的牛棚，自己習以為常的牛叫，聽在初來乍到的外國人耳中，卻成了令人難眠的“噪音”。第二天一早，崔義田問羅生特夜里睡得可好，羅生特緊握雙拳，豎起大拇指，放在頭頂兩側，“哞哞”學牛叫。周圍的人先是一愣，等明白過來，賓主哄堂大笑，瞬間打破了尷尬。

除此之外，羅生特的適應能力超乎所有人的預料。初到新四軍，他立刻學會了打綁腿，還會像戰士們一樣，“從一幢半倒塌的小屋的門軸上卸下來一扇門，平放在兩個小板凳上”，然后拿出一塊油布，蓋在門板上隔絕臭蟲，裹緊被子沉沉睡去。鹽城沒有防空洞，一旦空襲警報響起，他就和戰友們一起，飛奔向郊外的墓地——數不清的墳丘密密麻麻，恰是天然的防空場所。躲避空襲時，羅生特甚至會淡定地靠著一座墳丘半躺，掏出隨身攜帶的莎士比亞，高聲朗誦。

在沈其震的回憶中，抵達鹽城的當天，羅生特就站上了手術臺。他常常從早晨八點到夜里一兩點，手術接連不斷。就連陳毅和劉少奇為他舉行的歡迎大會，他都因搶救重傷員而遲到了半小時。

羅生特在他的手記里，細致勾勒了戰地手術室的真實場景：“農舍中最大、相對最亮的那間被定為手術室。首先得遠離蜘蛛網，地面用來蘇水清洗，如果可能的話把窗戶開得大一些，再用透光的紙糊上。兩個桌子拼在一起權當手術臺。洗澡盆用酒精燒灼消毒，用熱水、升汞和酒精洗手……最大的困難是照明。許多夜間手術我都是在一兩只手電筒（手電筒是這個地區很大的一件寶貝）發出的微弱光照下進行的。”他還特別強調，器械、金屬網和手術服的消毒無可挑剔，“感染比人們預計的要少得多。”

當時，新四軍軍部和三師駐在蘇北鹽城，四師駐在淮北地區，二師駐在淮南地區，如果要從軍部到各師去，必須穿過敵人的據點和封鎖線。不分晝夜地越溝涉水，是羅生特的常態，他在一篇介紹新四軍醫療工作的文章中寫道：“在一周之內，我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醫療中心做手術。為了到達各地，我得騎馬，或者步行，或者沿著河流乘小船。”有一個醫院“分布在八英里長的地區里……從一頭到另一頭查訪所有的‘病區’，要花上整整一天。”

包括羅生特在內的五名正式醫生，要對五千名左右的傷員和一萬名左右的病人進行治療。一個又一個的手術和檢查中，羅生特身上開始長滿虱子，也學會了只言片語的江蘇方言，他戲稱自己成了一位“老人”。此時，大家對他的稱呼悄然變了，“最先我是洋鬼子，然后人們叫我大鼻子，現在在部隊和老百姓中我是以羅大夫聞名。”

與延安失之交臂

1943年6月，一個令羅生特振奮的消息傳來——陳毅決定送他去延安。去延安，這個愿望在羅生特心中醞釀許久了，他渴望像埃德加·斯諾那樣，寫一本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書。在新四軍的兩年多，他已收集了陳毅、劉少奇、賴傳珠等將領的資料，若能親赴延安采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一定會讓這部書稿更加精彩。

在此之前，他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那是1942年3月，劉少奇從新四軍返回延安時，原計劃帶沈其震、羅生特等醫療專家同行。一切準備就緒，羅生特領到了便裝、兩頭騾子、醫療器械和藥物，計劃與翻譯扮作游醫先到重慶，再乘飛機前往延安。可惜，最后關頭，因人數太多目標太大，計劃被取消了。

這一次，部隊做了更周密的安排。由手術室負責人李磊、化驗室負責人蔡和、病房負責人夏汀、翻譯方政和警衛員李光組成護送小組，隨羅生特北上。二師還特地從上海購置了一只手提醫療箱，上面刻著紅十字標志和“德國泌尿外科博士羅森菲爾德”的字樣，以備不時之需。

不想，羅生特“神醫”的名聲太響，當一行人途經新四軍四師駐地時，師長彭雪楓愛才心切，熱情邀請他幫助四師整頓衛生工作。盡管對延安向往已久，羅生特還是留了下來。他視察各部門，為預防瘟疫出謀劃策，關照野戰醫院的危重病人，還每天接待或乘船、或用小推車送來求診的老鄉。

北上行期漸近，中秋之夜，羅生特與戰士們品嘗月餅，唱歌跳舞，直到深夜。當他在滿月照耀下穿過洪澤湖銀波蕩漾的水面時，不禁感慨：“在新四軍，我找到了新故鄉啊。”

沒想到，就在整裝待發之際，一封緊急電報再次改變了他的行程：山東軍區來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榮桓病情加重。

在羅生特筆下，羅榮桓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物，“精力充沛的黑眼睛在鏡片后閃閃發光，一種在中國格外少見的活潑的面部表情使他微微發福的面孔很有生氣。”但他又是一個“最不聽話的病人”。幾個月前，羅榮桓專程從山東前來請羅生特為他診治。據其夫人林月琴回憶，當時羅榮桓尿血不止，日漸消瘦，軍中的幾位大夫都診斷不出是什么病，還是陳毅建議他到新四軍找羅生特。于是，1943年5月，羅生特為他做了全面的身體檢查。

為確定出血部位，羅生特拿出了自己最寶貝的“武器”——膀胱鏡。可是，看著眼前虛弱的病人，他又面露難色：膀胱鏡需從尿道插入，當時沒有麻藥，病人將會十分痛苦。羅榮桓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鼓勵他放手大膽地做。

經過檢查，膀胱沒有問題，是腎臟出現病變。進一步診斷需要X光機，可整個根據地都找不出一臺，羅生特只能采取保守治療。待病情稍稍穩定，惦記山東戰事的羅榮桓，很快把多多休息的醫囑丟在腦后，返回了前線。

如今一聽他的病情加重，羅生特趕緊動身。9月下旬，醫療組到達山東軍區，檢查確認仍是腎臟病變。還是沒有X光機，羅生特也只能繼續保守治療。為了防止羅榮桓病情惡化，他和醫療組決定留下——延安之行，再次擱淺。

延安沒有去成，但羅生特始終沒有忘記寫書的愿望。醫療工作之外，他隨時隨地找人談天、收集素材。在他眼中，新四軍和八路軍的將領們各具魅力。

羅榮桓是“履行革命職責的楷模”，沉默寡言，即使說話，也言簡意賅，不管怎么動員，都很少談自己的事。羅生特無奈，只好采取迂回戰術，去采訪他的戰友和部屬。

陳毅曾留學法國，文武兼修，愛好文學音樂的羅生特與他一見如故。兩人經常結伴游泳，同唱《國際歌》，共吟《馬賽曲》。羅生特對這位朋友不吝贊美，認為抗戰勝利以后，陳毅可以擔任駐法大使，在外交上會有極大的成功。后來，陳毅果然成了新中國的外交部長。

劉少奇的生平被羅生特視為“對現代中國歷史的概括”。羅生特一直困惑封建經濟為何能在中國長期延續，在一次日軍進攻的間隙，伴著茅屋外的瓢潑大雨，劉少奇就此問題向他作了兩小時深入淺出的講解。羅生特覺得，劉少奇的解答“聽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

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是一位久經考驗的老戰士，也是一個堪稱典范的父親。羅生特經常看見他趴在寫字臺上，左手抱孩子，右手寫報告，同時準確指揮警衛員，把煉乳、糖和水混合到一起，制作嬰兒食物。

粟裕看起來特別年輕，和部隊里的年輕人一樣，“勤奮和興趣無與倫比”。羅生特第一次給傷員摘除膀胱結石時，所有不值班的醫生都來圍觀。粟裕還好奇追問，骨頭渣是怎么變成桃子大的結石的。

洪學智“長著一張長滿痘疤的大臉盤”，是讓敵人“聞風喪膽的一位人物”。他組建的8000人的民兵隊伍，僅在1942年10月就進行了40次戰斗。在一次戰役中，擊斃了50名日本人和150名偽軍士兵，俘虜了50人，還摧毀了三艘日本摩托艇。

羅炳輝是個體重260磅的巨人，“沒有一匹馬愿意讓他再騎第二回”，被戰友們戲稱為“活佛”。這位“活佛”還是種菜專家，他驕傲地向羅生特展示親手種植的巨大南瓜、黃瓜、紅薯等。每次拜訪他，羅生特總能看到一桿獵槍豎在院中桌旁。有一次，羅炳輝一邊講述軍旅生涯，一邊在朦朧暮色中以無可挑剔的槍法射下一只飛過的野鴨，這一幕令羅生特嘖嘖稱奇。幾天以后，羅生特參觀了二師一個連隊的訓練，看到戰士們舉槍瞄準時，槍筒上都系著兩塊磚，這才恍然大悟：“羅師長的槍法也是這么練出來的。”

新四軍的“證明人”

每采訪一位將領，羅生特都告訴他們，自己將來要寫一本書，向世界發行。他相信，自己在人民軍隊中的時間比白求恩、斯諾都長，這本書一定會受到歡迎。為了滿足他的采訪要求，陳毅還寫過一封長信，信中道：“新四軍的艱苦斗爭為你所親見，所身受。新四軍的一切，你永遠是一個證明人。”

世事難料，由于羅生特的早逝，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這些記載他在華“親睹親歷”的一手素材，不僅沒有出版發行，就連書稿下落都成了一個謎。奧中兩國的學者和知情人士一度以為，這部手稿怕是業已丟失，只能化為心頭永久的遺憾了。

直到2002年，失落50年的手稿，被羅生特的外甥女在其遺物中重新發現。丟失多年的珍寶失而復得，奧地利漢學家格爾德·卡明斯基激動不已，當年就將其整理出版。第二年，恰逢羅生特誕辰100周年，中文版的羅生特在華手記終于面世。

翻閱《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一書，果然如陳毅所說，敵后抗戰的生動側影比比皆是。

從奢華舒適的大上海到閉塞貧窮的蘇北農村，巨大的生活落差并未消減這位奧地利醫生的熱情。恰恰相反，在與農民和戰士們同吃同住的過程中，他漸漸解開了心中的謎團：為什么這支裝備如此落后的隊伍，竟能抗衡高度機械化、兵力明顯占優的日本侵略軍？

問題的答案，在他從上海秘密前往蘇北的路上已初現端倪。羅生特敏銳地察覺到，日本所謂的“占領區其實從未被真正占領過”。當那艘“臟得無法形容”的小海輪在張黃港靠岸時，他注意到岸上有幾個日本士兵在晃來晃去。然而，當日本兵看見他胸前那枚原本不情愿佩戴的卐字徽章后，不僅沒有檢查行李護照，反而恭敬地向他敬禮致意。

穿越哨卡進入村莊后，敵后抗戰的真實圖景徐徐展開。一位長髯飄飄、外表威嚴的村長接待了他們，他對外是“傀儡政府的官吏”，暗中卻為上海運來的藥品和書籍放行，甚至把偽軍的彈藥賣給新四軍。隨后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大地主，他擁有漂亮的莊園，卻是一位“仇視日本人的愛國人士”。一路有驚無險，羅生特由衷感嘆：“日本人只能占據大的交通要道、大的市場和城市，而它們之間的鄉村，那無數的村莊都是屬于我們的。”

在新四軍各部隊奔波行醫的日子里，羅生特對這支人民軍隊的認識越發真切。他詳細記錄了一戶農家的故事：

這戶人家原本有四個兒子，前一年剛失去了12歲的老二和10歲的老三，現在8歲的小兒子又病得奄奄一息。當羅生特救活這個孩子后，農民和這位救命恩人一起躺在稻草堆上，開始閑聊：“去年日本人到這里，見什么拿什么，所有的雞、玉米、豆子還有油都不放過。之后國民黨又來了，我趕緊把大兒子給藏起來，否則的話，他們就會像對鄰居們那樣把他從我身邊抓走了……”

起初，農民弄不懂新四軍給家里帶來的變化。他覺得妻子“簡直完全發瘋了”——那么大年紀還跑去開各種會，甚至想跟戰士學寫字；大兒子“瘋得更厲害”，居然要自愿參軍。但隨著與新四軍的接觸，他的想法變了，“沒人拿我的任何東西，捐稅也比原先少了好多”，部隊居然還拿出少得可憐的珍貴藥物，給小兒子治病。農民最終告訴羅生特：“你們是完全不同的一種人”，他決定把大兒子送進新四軍。

游擊戰是新四軍的另一個“秘密武器”。羅生特觀察到了新四軍作戰的“慣例”，“幾乎每天都有小規模的戰斗。太陽下山后撤退，黎明前突然襲擊，這些使敵人一直無法得到安寧，不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他還用富有文學色彩的筆觸，記錄了一次夜間突襲的完整過程：

在紫紅色的霞光中太陽徐徐落下去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在稻田間狹窄的小徑上，三個連向嚴密防衛的日本人陣地漸漸逼近……天開始下起了毛毛雨。我們穿著棉布鞋的戰士們貓著腰，悄無聲息地急急行進著，黑暗中，他們的手有時會觸摸到稻子……隊伍離開了掩身的稻田，在墳墓間尋找隱蔽處……配備有云梯的第二連稍稍落后，他們從西邊過來……第一連……在東邊瞭望塔附近布下陣地，帶有炸藥的第三連在半個小時前就已經出現在北城門的附近。他們在多處都緊緊地靠著城墻，開始了挖掘坑道的工作。

突然，在一聲簡短的命令下，東望塔附近響起了噠噠的機關槍聲。吃驚的敵人也用炮火回擊。但是這時人們已經聽到了從北面傳來的爆炸聲。政治指導員下令進攻南城門……在黑暗中，我們的隊伍更占優勢，老百姓也幫助我們確定方位。不久，一切都結束了。

最讓羅生特吃驚的，是戰俘們的轉變。在一次次戰斗中，上千名偽軍士兵被俘，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兩種選擇：要么領到一筆路費回家，要么自愿加入新四軍，“90%以上的人選擇了第二種可能性。”這些新成員經過短暫的政治教育，很快就能與老兵融為一體，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的戰士”。

新四軍的教育怎么會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小鬼”李光向羅生特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他只有16歲，卻是一名老兵。5年前，在福建北部的一個貧窮村莊里，紅軍收留了他。個頭還沒步槍高的李光，從此跟著紅軍一邊南征北戰，一邊學習讀書寫字。

像李光一樣，新四軍中的大多數戰士入伍時都是文盲，但部隊要求他們在兩年內必須學會一兩千個字，能夠閱讀報刊甚至毛澤東、劉少奇的著作。這些年輕人的學習熱情和勤奮讓羅生特印象深刻，“每天清晨，軍號響過之后，大家就開始做體操或軍操，然后是一個半小時的政治、文化教育，這些都做完后才開早飯。”

這一切深深感染著羅生特。1941年，他托人轉告上海的朋友，說自己找到了“一份如意的工作”，甚至試圖說服學醫的妹妹施苔菲也來中國加入新四軍。

1942年春天，他鄭重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他本是社會民主黨人，對斯大林和蘇共印象不佳，但新四軍親密的官兵關系和軍民魚水情徹底征服了他。不久，經陳毅和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錢俊瑞介紹，中共華中局批準，他成為一名中共特別黨員。

高級的“萬金油”大夫

1945年8月，得知日本投降后，羅榮桓對妻子林月琴感慨道：“我的‘五年計劃’提前完成了！”這個特殊的“五年計劃”，是從1943年羅生特抵達山東算起的。那時，深知病情嚴重的羅榮桓，給自己定下了堅持工作五年、打敗日本侵略者的目標。在山東戰場，乃至后來的東北解放戰爭，羅榮桓能夠堅持戰斗到勝利之日，羅生特功不可沒。

他本來是泌尿科醫生，羅榮桓的病恰好是他專業所長。但他的工作遠不止于此，因根據地嚴重缺乏醫務人員，羅生特迅速讓自己變成了一名高級的“萬金油”大夫。從血吸蟲病到化膿性中耳炎，從斑疹傷寒到瘧疾，從外科創傷到回歸熱，他什么病都看，任何病人都來者不拒。

20世紀80年代后期，羅生特的名字已經許久未被提起，然而，當解放軍后勤學院學術部原研究員馮彩章和李葆定來到山東省莒南縣調研時，當地老人還清楚地記得藍眼睛、黃頭發的“羅大鼻子”。抗戰時，莒南縣是八路軍山東軍區機關駐地，羅生特住過這個小縣城的26個村莊。在質樸的山東老鄉口中，這位菩薩一樣的神醫治病救人的故事，數不勝數。

曾炳華是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兵，在1942年的甲子山戰役中，左腿被敵人擊中。因傷勢過重，此后一年多，腿傷始終不見好轉。戰友們都在沖鋒打仗，自己卻在醫院一躺就是一年多，連大小便都要人照顧，他幾乎絕望了。就是這時，羅生特來到了山東。兩次手術后，他的腿傷痊愈，一直活到了1993年。“羅大夫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是曾炳華生前掛在嘴邊的話。

1944年，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彭葆仁患乳腺癌，需要做切除手術。這樣的大手術，當時連濟南、青島的大醫院也未必能做。但羅生特和山東軍區衛生部長黃農搭檔，在根據地簡陋的手術室，成功實施了手術。

同年秋天，軍區召開慶功大會，羅生特被邀請在主席臺就座。會議正在進行，一位駐地附近的村長急匆匆地跑進會場，說有一位產婦難產。羅生特聽了二話沒說，趕到產婦家中，此時產婦已經休克，聽不到胎音，而且家里找不到任何干凈的東西來助產，羅生特干脆把大會發給他的獎品——一條白毛巾墊在產婦臀下。最終，產婦保住了一條命。

西辛莊的張月芹那年才9歲，不知為何渾身發燙，幾個小時便不省人事。家人都開始準備后事了，恰好羅生特出診回來，便給張月芹檢查、打針。1992年，為紀念羅生特，山東省莒南縣人民醫院更名為羅生特醫院。兒孫滿堂的張月芹趕來，帶著一面送給羅生特后人的錦旗，上面寫道，“沒有羅生特醫生就沒有俺一家人”。

因為治好了太多老鄉的病，羅生特在山東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幾乎人人都知道“大鼻子神醫”，有時他去出診，兒童團的團員站在村口查路條，他便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呶，路條！”兒童團團員便笑嘻嘻地放行了。

在莒南縣兩年多，羅生特不僅救治了數不清的病人，還培養了一大批衛生戰線的醫學骨干。山東軍區衛生學校第一期學員王丁一記得，當時衛校駐在莒南縣陳家老窩村，羅生特則隨衛生部經常移動。但不管離衛校多遠，不管刮風下雨還是烈日嚴寒，只要有課，他都按時甚至提前趕來授課。由于語言不通，雖然有翻譯，但他還是“一面講，一面觀察我們的面部表情”，“當看到我們疑惑不解的神態時，他就畫圖、用手比劃著反復講，直到我們明白為止。”

大多數學員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羅生特講課盡量用最通俗的語言。比如講解破傷風的癥狀時，他特別強調病人會緊緊地咬著牙躺在那里。說得多了，學生們都記住了“咬緊牙關”這個詞。有一次羅生特向學生打聽一個會議的內容，學生告訴他：“簡單地說，還有兩年的破傷風！”羅生特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原來，會議講的是國際形勢，說的是我們還要咬緊牙關，再戰斗兩年。

其實，早在蘇北時，羅生特就建議過，創辦衛生學校培訓專業人才。1941年7月，新四軍華中衛生學校在鹽城成立，羅生特為學校制定了嚴格的培訓制度，并親自編寫教材、制作教具，定期給學員上課。學員鄧文秀回憶當年的教室，“夏天我們就在樹林子里，冬天就找一塊避風的空地，或在老百姓的打麥場上上課學習。沒有桌椅，雙膝作課桌，背包當凳子；沒有黑板，把老百姓的門板借來當作黑板，或者就在地上寫。有人民群眾的地方我們都可以機動靈活地上課，遇到情況，隨時都可以轉移。”

就是在這樣的“游擊教室”，一批批學員成長起來。多年后，他們還記得羅生特對一名好醫生的生動比喻：“一個醫生，他必須有音樂家的耳朵，鷹一樣敏銳的眼睛，一雙萬能的手，戲劇家的嘴巴。”

耳朵和眼睛用來觀察病情，萬能的手用來做手術，戲劇家的嘴巴有什么用？時任山東軍區濱海軍區副司令員的萬毅對此深有體會。1944年10月，在與日寇作戰時，子彈從他的兩腮穿過，打穿了舌頭和七顆半牙齒。羅生特檢查后風趣地安慰他：“你被打掉的七顆半牙的牙根要一一拔掉，再裝上假牙，不會妨礙你吃飯，也不會影響你的容貌。相反，你會變得更漂亮，因為你的臉上會多一對小酒窩。”一席話把在場的同志都逗樂了，萬毅負傷后的心情頓時輕松了許多。

相比南方的新四軍，山東軍區的衛生工作條件更簡陋。難得的是，這位擁有博士學位的洋顧問，卻從種種土辦法中看到了當地醫務人員的聰明才智：沒有凡士林，他們就用牛油、羊油，隨著不同季節而改變比例調配成“凡士林”；沒有膠布，他們便用牛皮紙涂一層膠來代替。

受到他們的啟發，羅生特也學會了就地取材、因陋就簡。一位左心衰竭的病人急需毛地黃注射液，他巧妙地使用繳獲的日本紅葡萄酒作為替代療法，囑咐護士每日三次、每次15毫升給病人服用。當部隊爆發痢疾卻缺少磺胺時，他提出沒有磺胺就吃大蒜和馬齒莧，同時指導大家以預防為主，每班都挖臨時廁所，便后用土掩埋。就連培訓醫務人員時，他也強調要從實際出發：固定傷肢不一定要用木板，樹枝、槍把、傘把乃至高粱稈都能應急，“如果這些都沒有，鞋底也行。”

遲到的紀念

抗日戰爭勝利后，隨著羅榮桓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生特也離開他的第二故鄉山東，踏上了東北的黑土地。在那里，他出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繼續投身于解放戰爭的洪流。自1941年加入新四軍，至1948年底平津戰役結束，這位特殊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戰火最熾烈的前線堅守了將近8年。

1949年1月，北平迎來和平解放，羅生特得以暫別硝煙，在古城中度過了幾周寧靜時光。他游覽了紫禁城、頤和園與北海公園，同時建議即將南下的部隊開設短期培訓班，讓在東北歷練成熟的外科醫療干部們，提前熟悉南方常見的內科與熱帶疾病。

他本來計劃隨軍南下，然而，醫生向他下了禁令——在北平，一直替別人看病的羅大夫到協和醫院檢查了身體，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壓、冠心病、主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和陳舊性心肌梗塞。他不得不留在北平休養，病中多思，回到奧地利與家人團聚的想法日漸強烈。最終，中央批準了他的請求。

同在休養的羅榮桓試圖挽留他：你在中國軍隊干了8年，已經熟悉了中國的環境，結交了許多中國的朋友，好比是把根扎到了中國的大地上。你回國去，一切都不熟悉，還是留在中國比較好。羅生特似乎被說服了，他答應回去看看再說，如果在那里不合適就再回來。

10月，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羅生特在上海乘上了回國的輪船，行李中還放著他的新四軍軍服。臨行前，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設宴為其餞行，在宴會上，他高度評價羅生特的貢獻，稱贊他是“活著的白求恩”。

當時，羅生特的新四軍老戰友吳之理正好在上海。老朋友久別重逢，相談甚歡。多年后，擔任了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的吳之理還清楚地記得，羅生特告訴他，“將來我還要回中國來，要帶著未來的妻子一同來。”戰爭年代，吳之理與羅生特曾多次分別又重逢。他以為，這一次離別亦是尋常事，萬沒想到，竟成永別。

1949年11月末，羅生特回到了奧地利。那些過去熟悉的道路，如今堆滿瓦礫。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們仍散落在異國，唯一回到奧地利的哥哥，正要接受一次胃切除的大手術，而母親幾年前已慘死于集中營。

備受打擊的羅生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書稿出版的事情上，然而二戰后的奧地利，并沒有他想象得那般“革命”，出版一事亦不順利。

他想重返中國。他先去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但那里沒有人知道他。許多年后，羅榮桓之子羅東進滿懷遺憾地懷念這位“大鼻子叔叔”：“他當時如果到駐東德大使館就好了。因為駐東德大使是姬鵬飛，參贊是王雨田，都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在戰爭年代，姬鵬飛叫吉洛，王雨田叫黃農。他只知道后者而不知道前者。因此即使從報紙上看到他們的名字，仍然不知道他們是誰。”

1951年，羅生特又去了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再次提出回中國的申請，大使館答應向國內報告。1952年，羅生特終于接到了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回復，請他去大使館面談。

這次見面的詳情，已難以確知。我們只知道，這年3月11日，他給住在英國的妹妹寫信道：“應我的老公司(指代中國的暗語)的邀請，我在歐洲待了四個星期。會面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不過我還是充滿信心。”他還在信中請妹妹幫忙，設法在英國為他弄到一些醫療器械。奧地利漢學家卡明斯基認為，這是羅生特在為重返中國做準備。

同一年，王雨田也接到了羅生特妹妹的來信，大意是羅生特想回中國。據王雨田的夫人張惠新回憶，那時正好王雨田回國休假，就此事請示了陳毅，得到同意。但等他回到東德進一步聯絡時，卻聽說羅生特在以色列因心臟病驟然去世——他本來只把客居以色列看作是返回中國前的過境停留。

羅生特去世的消息傳回國內，當年的戰友們無不唏噓。此后幾十年的歷史風雨中，羅生特的名字一度湮沒無聞，但為他立傳的愿望不曾在老戰友們心中消失。1977年11月底，肺癌晚期的王雨田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大口喘著氣叮囑張惠新等親友：“羅生特大夫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羅大夫與白求恩一樣，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的身體不允許我辦理這件事了，只能寄希望于你們操辦了。”

20世紀80年代，劉少奇、陳毅、羅榮桓等熟悉羅生特的老戰友都已逝世，所幸，還有林月琴、張惠新等人四處奔走。張惠新的兒子王民偉曾撰文講述母親那些年的奔波，“她從收集一篇文章、一張照片開始做起，一個又一個電話、一次又一次地登門拜訪，東跑西奔地進行收集整理工作……聚會成為母親做宣傳鼓動的好機會……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為羅生特樹碑立傳的活動中來。”

1992年10月5日，在山東省莒南縣人民醫院，召開了一場隆重的紀念活動。莒南縣人民醫院被山東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為羅生特醫院，4米高的羅生特塑像豎立在醫院前。隨后，一批關于羅生特的傳記、紀錄片、展覽陸續進入大眾視野。2003年，羅生特失而復得的手稿在中國翻譯出版，中奧兩國領導人分別為該書寫了賀函，稱贊他為“中奧人民友誼的象征”。

1952年4月22日，羅生特在以色列一家醫院，猝然行至生命的終點。許多年后，這家醫院的一名醫生遇見了二戰時流亡上海的奧地利人庫爾·邁曼，他好奇地問邁曼：“您是否認識一位名叫羅森費爾德的醫生？他曾經是我們醫院里的一名病人。他總是說，他在中國人那里當過將軍，可是沒有一個人相信他說的話。”

今年8月，一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章，由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轉交給了羅生特的后人。這枚跨越國界的紀念章，當是對那位以色列醫生最好的回答。

參考書目：卡明斯基主編、杜文棠等校譯《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卡明斯基著、李傳松等譯《羅生特傳》；中共臨沂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莒南縣委員會編《羅生特在中國》；黃瑤、張惠新編著《一個大寫的人——羅生特在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