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詩集》是顧炎武一生抵抗清廷的寫照。《亭林詩集》的主要版本，首先有原抄本，其次有隱語本，再次有初刻本，然后又有剜剔本，最后有翻刻本和填字本。限于版本條件，原抄本、隱語本、初刻本以往學者如朱記榮、徐嘉、孫詒讓、孫毓修、王國維、潘重規、王蘧常等多未看到。因此《亭林詩集》有必要重新加以整理。

一 亭林詩集的五種主要版本

亭林詩集的主要版本有五種。

首先有原抄本，是顧炎武的直言不諱的版本，譬如“胡騎”“先皇帝”之類詞語，都直接照寫。這一系統的版本最著名的是宣統元年東京幽光閣校印的鉛活字排印本《足本亭林詩稿》六卷，標明“潘次耕手鈔原本”“戴子高先生藏本”“珠湖?廠、大寅鑠鏤同校”。此本校字頗精，系出劉師培之手，可以信賴。劉師培在《亭林先生佚詩二首》的附記中說：“潘次耕刻顧集時，將此篇刪去。德清戴子高假淞南沈岱瞻所藏元本校一通，故將此詩錄下。今此本藏于培處，故直錄之。”可知原本先歸戴望，后歸劉師培，來歷清楚（參見康濤《劉師培與幽光閣本〈亭林詩稿〉之關系》）。

其次有隱語本，是顧炎武的隱語代字的版本。為了避禍，將敏感的詞語改為暗號的形式改寫，以韻目代字，譬如“隆”在上平一東韻，故“隆武”代稱“東武”；“虜”在上聲七麌韻，故“滅虜”代稱“滅麌”，“夷”在上平四支韻，故“東夷”代稱“東支”；同理，“云南舉兵”就代稱“文覃舉庚”（參見潘重規《亭林詩考索》）。甚至顧炎武自己的本名也使用了隱語“蔣山傭”。這一系統的版本最著名的是天一閣所藏清抄本《蔣山傭詩集》六卷，并附《同志贈言》。此本有墨筆、朱筆核校，首尾完好，系出沈岱瞻之手，可以信賴。抄本中有沈岱瞻（嵩士、啟東、魯山）六處題記，稱“此稿借鈔始于乾隆二十九年秋”，其后經過顧恩來（竹賢）、蔣國榜（蘇庵）遞藏，又經戴望（子高）過眼，題記“丁卯仲冬，從竹賢先生假此本校潘刻《遺書》本一過”。

再次有初刻本，是潘耒遂初堂的刊刻本，在《亭林集》十種內。全書牌記標明“亭林集”，首頁為“亭林遺書目錄”，包括《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詩集》五卷等，共計十種，大概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刊刻《日知錄》之后不久。初刻本將抄本中的隱語再次修改，成為可以供人閱讀的順暢文本，譬如原抄本“胡兵”，隱語本改為“虞兵”，初刻本再改為“牧騎”，修改共計八十余處。同時初刻本也直接刪除了一些詩如《聞詔》《羌胡引》等，共計十八篇。初刻本是顧炎武詩集最早的公開出版本，全書詞語完整，無一字殘缺。作為顧炎武的弟子，潘耒不可能擅自對詩集做如此大規模的修改，所以初刻本應當仍出顧炎武本人之手，是他生前預留的第三種文本。不過這一系統的版本印數不多，清人極少看到，迄今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存世的僅有四部，其中湖北圖書館所藏、孝感秦氏舊藏的一部，直到2002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出版。

然后又有剜剔本，是潘耒遂初堂在初刻本同版上剜剔刷印，版面上體現出缺字的狀態，同時偶有剜剔未盡的殘痕可見。剜剔字多數為敏感字，但也有普通詞語，并且剜剔的板片也不均衡，似乎剜剔的做法只在表達一種遵命服從，但操作并不認真。王國維有《亭林詩集》批校本，現藏國家圖書館，著錄稱“王國維校注并跋”，是這一系統的版本，其中缺字處都已由王國維墨筆填寫。上海圖書館所藏吳以辰批校本《亭林詩集》，潘承厚（博山）舊藏，潘承弼寓目，其中版面有缺字，多數未經填寫，系與王國維校注本同版。《亭林集》牌記也曾有剜剔。湖北圖書館所藏《亭林集》有牌記，共三行：“顧寧人先生著/亭林集/遂初堂藏板”。次頁為“亭林遺書總目”，含《左傳杜解補正》等共計十種。王國維校注本僅為《亭林文集》《亭林詩集》，故無牌記。曹大鐵舊藏《亭林集》中《亭林文集》《亭林詩集》與王國維校注本同版，有封面牌記，但剜去“遂初堂藏板”一行，可知亦為剜剔本。

以上原抄本、隱語本、初刻本，文本不同，均當出于顧炎武一人之手，茍非其本人，他人莫能為之。同一詩集而分化出三種文本，可謂是特殊時期顧炎武的一大創例。剜剔本則出于潘耒之手，茍非潘耒本人，他人不能得其板片，莫能為之。剜剔本似為臨時變通之舉，但剜剔本的存世數量，較初刻本稍多。

最后有翻刻本，是嘉慶間翻刻遂初堂剜剔本的坊本。行格、字體都仿照遂初堂，但偶有誤字；缺字改為空圍，缺字處與空圍處大致相同，偶有小異。最明顯的特征是避諱字，初刻本避“玄”“胤”，翻刻本避“弘”“歷”“颙”“琰”“丘”。此本在民國間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出版，題名《亭林詩文集》，單頁本標明“上海涵芬樓景印康熙刊本”，縮印本標明“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初刻本”，給學界帶來很大誤會。翻刻本流傳最廣，1959年華忱之先生整理、中華書局出版的《顧亭林詩文集》，《編例》中說“《亭林詩集》用康熙原刻初印本為底本”，其實只是《四部叢刊》影印的嘉慶翻刻本，再用孫毓修的《校補》來填補缺字。王蘧常先生于1963年起筆、1983年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亭林詩集匯注》，以潘耒初刻本為第一校本，簡稱“潘刻本”，其實仍是嘉慶翻刻本，所以《匯校》上留有大片的空圍（參見《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王蘧常》“王蘧常行草編注顧亭林詩集集注經過節選”、戎默《〈顧亭林詩集匯注〉出版始末考》）。1998年王冀民先生撰、中華書局出版的《顧亭林詩箋釋》，再延用華忱之先生為底本。

以《京口即事》為例，原抄本“匈奴出塞時”一句，隱語本改為“東虞出塞時”，初刻本再改為“中原望捷時”，剜剔本“中”字空缺，翻刻本作“□原望捷時”。五次變化的軌跡是十分明顯的。

此后又有蓬瀛閣翻刻的《顧亭林先生遺書十種》、朱記榮翻刻的《亭林遺書匯輯》，也都仿照遂初堂的行格、字體，極易蒙混，其實并無文本校勘的價值。

二 亭林詩集的五家填字

在多數學者未能購藏初刻本、只能購藏剜剔本或翻刻本的情況下，一個不約而同的辦法就是借來原抄本或隱語本或初刻本加以補抄，清及民國間給亭林詩集作“填空題”的做法因此一度很流行。（同時也為初刻本刪去的十八首詩作輯佚。）以筆者陋見，即有如下五家。

第一，朱記榮刊刻《亭林軼詩》十八首，時間在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這十八首正是原抄本、隱語本所存而初刻本所刪的，但朱記榮的《軼詩》有缺字、無隱語，所以其依據并不是東京幽光閣本。

第二，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書中偶有缺字，但多數已經填寫，書后有《亭林集外詩補》，共計三首。據《凡例》，其書“歷丙申、丁酉，凡十有九月蕆事”，書首有光緒戊戌路岯序、光緒庚子興化李詳序，可知是光緒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刊刻，光緒二十六年（1900）成書。刊刻前徐嘉已見朱記榮《軼詩》，但已不及補版。

第三，孫詒讓有《亭林詩集校文》和《亭林先生集外詩》，以原抄本和潘刻本互校，輯佚詩十八首。溫州市圖書館藏其稿本，又藏永嘉黃氏敬鄉樓借玉海樓所藏稿本錄副的抄本，及民國楊紹廉抄本。又有民國二十三年（1934）甌風社鉛排本，及同年瑞安林慶云惜硯樓鉛印《惜硯樓叢刊》本，改題《顧亭林詩校記》，陳謐附注云“此《記》作于清光緒戊戌、庚子之間”，大致與徐嘉《箋注》同時。《校記》又載孫詒讓《籀顧遺文》，又刊國粹學報社《古學匯刊》民國三年八月第十二編。

第四，孫毓修于民國十一年壬戌（1922）八月，寫了《亭林詩集》的校補和補遺，用鈔本《蔣山傭詩集》校勘刊本《亭林詩集》，補出初刻本刪去的十三首，鉛排附于《四部叢刊》影印本《亭林詩集》之后。

第五，王國維批校《亭林詩集》，用初刻本在缺字處填字，再用《蔣山傭詩集》標出韻目替代字，加圓圈旁注。王國維云“癸亥六月用鈔本《蔣山傭詩集》校補闕字”，此癸亥是民國十二年（1923），大致與孫毓修同時。

三 徐嘉、梁清標、陳仲英、彭紹升、張修府的異文別本

在眾多的填字本中，比較特殊的是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據其書《凡例》，徐嘉首先找到的第一個本子是“潘氏初刊是詩中多闕文，他刻因之，未窺原槁，慮難補輯”的版本，這個“多闕文”的潘刻本其實是有空圍的嘉慶翻刻本。徐嘉找到的第二個是本子是“光緒甲申，鎮江書賈出視舊本，朱書補完，每卷下方鈐梁清標印，知為蕉林相國什藏，喜亟購歸照錄靡闕”的版本。梁清標字玉立，號棠村，一號蕉林，曾任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顧炎武《蔣山傭殘稿》卷二有《與梁大司農書》。這個“朱書補完”的本子是梁清標的填字本，其填寫的方法與王國維類似。由此可知，徐嘉作出這部皇皇十七卷的《箋注》，也并沒有看到原抄本或隱語本或初刻本。徐嘉沒有見到遂初堂初刻本，完全不知有《蔣山傭詩集》抄本，完全不知韻目隱語代字之事。

不過徐嘉找到了第三個本子，“后于陳太守仲英家睹京師新刊本”（陳仲英即陳文騄，光緒中任金華、杭州知府），并舉出《哭顧推官咸正》《哭陳太仆子龍》《吳興行》《贈路舍人澤溥》《金山》五首詩的十三處詞語，與其他版本不同。譬如《金山》詩“故侯張子房”一句，徐嘉錄作“故侯張車騎”，然后又有小字注“一本作‘故侯褒鄂姿’”。經比對，凡是徐嘉標明“一本作”云云，大抵出自彭紹升所傳的《亭林全集》。

《亭林全集》含《亭林詩集》《亭林文集》《亭林余集》，內有乾隆三十八年彭紹升《亭林先生余集序》、光緒四年戊寅張修府跋于湖南永州官舍的《亭林詩集跋》，似為彭紹升初刻，張修府重刻。彭紹升序云：“予年十六時應童子試至昆山，仲兄自家省余，一日偕出，游于市，見抄本《亭林集》一帙，兄得而售之，以授予。予閱其文，中多點竄，意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之，其所佚者十余篇，蓋編集時為門人所削者也。”彭紹升購于昆山的這部抄本，偶有缺字，但多數已補，所補卻又是不同于其他各本的異文，所以是比較可疑的，或許這個抄本的填字是出于書賈的臆測，并無版本依據。全集本還與嘉慶翻刻本有關聯，譬如《酬李子德二十四韻》“已衰耽學問”，“耽”，嘉慶翻刻本誤作“睌”，彭紹升全集本誤作“晚”。

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集部“聚珍仿宋版”據此排印，封面題“顧炎武詩文集”，扉頁題“亭林全集”，注明“據原刊本校刊”，實非康熙刊本。

張修府重刻本《亭林詩集》跋于光緒戊寅，即光緒四年，牌記則云“光緒貳年湖南書局刊行”。

張修府歷官永順、永州、長沙知府，在湖南著《湘上詩緣錄》《小瑯環園詩錄》，其赴任湖南，吳以辰作《送行序》。與彭紹升俱推重顧炎武，彭紹升稱“謹案顧亭林先生志行、學業實五百年來一人”，張修府稱“竊謂先生學問、經濟實五百年來一人”。張修府不僅重刊《亭林全集》，而且手抄《亭林詩集》。據《張修府日記》，同治三年九月四日：“予四十三歲生辰，概屏賀客。是日始手抄顧亭林先生詩。”（參見李青枝《〈張修府日記〉與晚清湖湘詩壇》）這部張修府手鈔本的《亭林詩集》今藏臺灣圖書館，鈐印“張伯子信印大貴長壽”“終老溪蠻”。但檢視張修府抄本，實與彭紹升《亭林全集》同源，所以其文本亦使人置疑。

四 詩帖和輯佚

亭林詩集的輯佚，先后有朱記榮、徐嘉、孫詒讓、孫毓修、王國維等人。

朱記榮刊刻《亭林軼詩》十八首。朱記榮沒有交代輯佚來源，但這十八首恰是原抄本比初刻本多出的十八首，亦即被初刻本刪去的部分，所以其輯佚來源必是原抄本的系統無疑，但其輯佚中包含不少空圍，表明朱記榮所見的原抄本與幽光閣本不是同版。

孫詒讓《亭林先生集外詩》十八首。孫詒讓有后記云：“《亭林詩集》六卷，傳校元鈔稿本（潘稼堂刻本并為五卷），以潘刻本勘之，得佚詩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異者又逾百字。（潘刻亦有初印及重修之異，修版本缺字殊伙。初印本注與元鈔本同，今不備校。）謹校寫為一卷。”孫詒讓認為《亭林詩集》原本六卷，被潘耒合并成了五卷。王國維認為《亭林詩集》《亭林文集》原本各五卷，《亭林文集》被潘耒增加成了六卷。《亭林文集》卷六末王國維校注：“先生《文集》《詩集》皆手自編定，《文集》與《詩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則次耕先生所增輯，故與全集體例不符，其編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謝山謂詩文集皆次耕編輯者誤也。此事至微，惟明眼人能辨之。”二說不同，可以互參。孫詒讓也是第一個注意到潘刻本有初印本與重修本兩種不同版本的人。

王國維批校《亭林詩集》在卷中和卷末補抄十四首，除了用《蔣山傭詩集》之外，也參用了徐嘉《箋注》，因此也間接參用了彭紹升《全集》本。

孫毓修《亭林詩集補遺》，據抄本《蔣山傭詩集》補抄十三首。

以上四家輯佚，無論十三首、十四首、十八首，都是出自原抄本。換言之，如果不以潘刻本為底本，而是換作原抄本為底本，那么四家輯佚便完全失去意義。

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雖然沒有收錄朱記榮的《軼詩》十八首（其《凡例》誤言十三首），但其書后《亭林集外詩補》則是真正的顧詩輯佚，輯出了原抄本和潘刻本之外的三首（徐嘉自言四首，實際上是三首，徐嘉的算法和張修府類似，《古俠士歌二首》即算作兩首，故全集有三百九十九首之多），即《和若士兄賦孔昭元奉諸子游黃歇山大風雨之作》《古俠士歌》和《哭張爾岐》。

此外，華忱之先生《亭林集外詩補》在徐嘉三首之上又補出《圍城》，王蘧常《集外詩存》在徐嘉三首之上又補出《姬人怨》。劉永翔先生《顧炎武全集·亭林詩集·亭林集外詩補》同上，劉永翔先生另點校《儒藏》精華編《亭林詩文集》，以潘刻本為底本，故附《亭林先生佚詩》及《亭林集外詩補》。王冀民先生《集外詩補》在徐嘉三首之上又新增《自題六十像》。總計在原抄本之外輯佚六首。

余論

在備足版本，明了原抄本、隱語本、初刻本之后，對于亭林詩集的認識便可以從版本校勘轉移到版本流變上來。這三個系統的版本變化都出于顧炎武本人之手，是他夷夏觀的寄托和對滿清治國策略的預防，所以對亭林詩集的異文也無需再責備于清廷，或責備于潘耒，討論諸如《亭林詩集》潘刻本的改竄問題（參見維三《〈亭林詩集〉潘刻本改竄校議》）。

顧炎武《鈔書自序》有言：“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與周籀書書》有言：“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顧炎武十四歲入縣學，為諸生，學詩，入復社，而詩集起筆于崇禎甲申三十二歲作《大行皇帝哀詩》，此前習作一概棄去。傳世的顧炎武詩集完全與他的抗清活動為始終，這些詩作就是他一生抵抗清廷的寫照，也是他想方設法躲避禍患的實錄。

亭林詩集的箋注可以說存在兩種傾向，其一如黃節《顧亭林詩講錄》、吳宓《評注顧亭林詩集》、潘重規《亭林詩考索》揭示“今典”的傾向，其二如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發掘“古典”的傾向。古語稱“詩言志”，此言對于顧炎武最為切當。顧炎武固然精熟古典，詩中往往自注典故，看似詠史。但在亭林詩集的原抄本、隱語本和詩帖中，有些帶自注，有些省略了，自注最詳盡的是公開出版的潘刻本，所以看起來這些自注更像一種“包裝”，是以詠史的面目掩護他的抗清言志。顧炎武平生以抗清為主線，必有言而不能言者，盡皆寄托于詩。其詩多詠史，乃是以“古典”掩護“今典”。后之讀者如不能知其心意，而徒震其博學，則與亭林本志愈行愈遠。譬如徐嘉《顧亭林先生詩箋注》以注解典故為主，不以校勘版本為主，走上韻書、類書、典故學一途。以顧炎武當年的身世境遇而言，其肯埋首默默于詠史、典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