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我在成都屋頂上的櫻園（一間文藝餐廳）開設的寫作工坊，學習寫作。授課老師是何大草先生。每個同學必須在學期內交一篇小說，主題是故鄉。

我一連交了兩個短篇。何老師點評說：地方和人物的異質感、陌生感不夠。

我心里在嘀咕，烏魯木齊有啥陌生感啊，和成都也差不多嘛。都是城市。

對于烏魯木齊，我只熟悉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

我家在北門。大西門、小西門，有幾條街的服裝批發市場。小時候，母親一直帶我在那兒買衣服。南門有一個很大的新華書店。大十字、小十字的商場多，逢年過節會和家人一起去逛逛。二道橋的巴扎，家里來了外地客人，父親都會帶去轉一圈，買點干果、維吾爾族人打的手工小刀。平時和家人、朋友游玩的地方很有限，西公園、紅山。

有一次，我和父母閑聊，聽父親說起以前他和我的爺爺一起去看大馬戲的事兒。父親說，兩個人走了一夜，從他出生的地方，一個叫長山子的村子，一直走到烏魯木齊。

我問他，最后看到啥了？馬戲好看不？

父親說，哎，哪兒記得那些，應該就是些猴子啊、馬啊，都記不得了，可那條路真是夠遠的呢，現在想起來腳還覺著疼呢。

七十多歲的父親說著，嘿嘿地笑起來，像個孩子。

《大馬戲》是我父親的故事，也是我的。

它叫我想起了18歲離開故鄉的第一晚。那時候，從烏魯木齊到成都，坐火車要三天四夜。我白天一直坐在窗邊，盯著外面看。戈壁灘一眼望不到頭，火車像是永遠都開不出去了。晚上，我聽著過山洞的聲音，怎么也睡不著，仿佛有一列車正從我的身體里呼嘯穿過。

二

2021年，我四十歲，才寫出第二個故事，然后有了第三個，第四個，一直到第七個。

一本書，七個故事，花了三年多時間。久嗎？我沒覺得。寫的時候，什么都顧不上，只是想寫，埋著頭寫。

想象中的故鄉與記憶重疊起來，我在筆下重塑了一個新的故鄉。

我能看到那片土地上的黃沙、破廟、舊城墻、護城河。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馬和駱駝。他們是很渺小的人，是我們父輩那樣的人，普普通通地活著，吃飯，喧荒（聊天），相聚，離別，然后默默死去。

當我放下筆，心里又生出疑惑：這年頭，有誰還來看這樣的小說呢？

2022年12月，在一次寫作課后的聚會，我忍不住問何老師，這個時候，還有誰關心一匹馬的老故事嗎？我們寫這些的意義在哪兒呢？

大草老師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說：日本復興，川端康成作出的貢獻，不亞于任何一個大企業。他在穿越廢墟的火車上看《源氏物語》，更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要盡可能地寫出純粹的語言，繼續傾向于傳統主義和古典主義。川端康成的小說給了一代人心理上的慰藉。人們從文學里汲取到的力量是很大的，足以讓他們從任何一片廢墟上重新站起來。

當時聽著很受感動。可下來仍然覺著沮喪。畢竟，我不是川端康成啊！

三

2023年夏天，我帶著兩個孩子回到烏魯木齊。

書里寫過的地方，我又走了一遍，邊走邊拍照。路上的維吾爾族小女孩，賣哈密瓜的哈薩克小伙兒，打馕的大叔。我一直拍。

我們去了二道橋。小女兒在巴扎里穿著維吾爾族人的花裙子，蝴蝶似的飛來飛去，小聲尖叫：“媽媽，快拍這個碗！你看多漂亮！”她手里拿著維吾爾族人手工做的一個銅碗，上面刻著細密的花紋。

我在近四十歲的時候，才回頭看，那個被我拋在身后的故鄉。對我來說，那些過去，從沒有如此鮮活，就像這個銅碗一樣，閃閃發光。

何大草先生說：小說不是沼澤，不是池塘，而是一條流動的河。

那條河流，就是時間，是我們無法挽回的過去。

這過去，是我的，也是你的。

快離開烏魯木齊的時候，我一個人去了西大橋，也就是書里的西河壩。那條母親河已早就看不見了。在我小時候，那兒就建了一座很大的立交橋。

我站在橋上，底下車水馬龍，如同一條喧鬧的河，奔騰著，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