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詩歌身處一個高度媒介化、消費化的語境之中。社交媒體不斷刷新人們的情緒，以“爆點”取勝，語言被迅速使用、迅速丟棄。在這樣的背景下，詩歌寫作中的“抒情”時常被一些人認為是“軟弱、矯情、過時”，理應讓位給“各種復雜的觀念和繁復的技巧”。然而，只要稍微回望一下漢語詩歌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抒情并不是一種可以輕易摒棄的寫作方式，而是一條綿延數千年的深層暗線——它關乎我們如何在世界中安放靈魂。

我在即將出版的40年詩選《給世界的證詞》后記中寫道：“科技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也悄悄改變我們認識自己、彼此相處的方式。我盡量避免簡單的贊歌或者恐慌式的預言。我并不相信詩能阻止科技的洪流，但它可以在語言中保留一小塊不被數據化的空間，提醒人們：還有一些感受，一些猶豫與憐憫，是任何算法都無法替我們完成的?！闭蛉绱?，談論抒情傳統與當下寫作，并不是為了替一種“老派趣味”辯護，而是要重新思考：在今天的歷史情境中，抒情還能以何種方式成立？它如何在新的經驗、技術與美學壓力下更新自己？作為詩歌的在場者，我們每一個寫作者對這些議題都會有自己的思考。

抒情的傳統及其遭遇的困境

漢語詩歌從《詩經》的風雅頌，到《楚辭》的騷體之音，再到唐詩的古風律絕、宋詞的小令長調，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其核心都緊緊圍繞著“詩言志”——用節制而有韻律的語言，將內心的思考、感受與世界連接起來。這種抒情，是一種把個人經驗納入公共語境的方式。

傳統抒情的“我”不是孤立的，是與天地、歷史、族群發生關聯的存在?！氨扰d”就是通過景物、意象搭建橋梁，使個體情緒能夠獲得公共的可感性與象征性?！芭d觀群怨”的功能，則提示抒情并不排斥批判，也不排斥現實，而是用高度凝練的方式參與公共判斷。這些深層結構，并沒有因為新詩的出現而終結，而是以新的面貌繼續存在。

新詩創作以白話和自由體為主，當然也有一些格律詩的探索。在創作手段上，很長一段時間里仍是以抒情為主。青年知識分子借詩歌表達對個體尊嚴與民族命運的雙重關注，把自我的覺醒和時代的震蕩疊合在一起。

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城市化進程加快，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全面展開，傳統經驗被打碎，生活節奏驟然加快。詩人的日常景觀，從田園、鄉村和革命，轉變為高樓、商場、地鐵、寫字樓。許多人熟悉的那種牧歌式抒情路徑，被冷不丁地“截斷”：舊的意象系統難以承載新的生活世界，而新的景觀又顯得雜亂無章，難以進入詩歌語言。這種情境很容易造成一種“抒情危機”。一方面，宏大話語式的激情被很多寫作者質疑，人們對“高聲抒情”心存警惕，擔心它滑向空洞的口號；另一方面，個人感傷式的小情小愛，在時代劇烈變動面前顯得輕飄乃至失語。于是，一部分寫作者轉向極度冷峻、疏離的語言，以“反抒情”“反修辭”的姿態來抵抗過往的詩歌腔調；另一部分寫作者則沉迷于技巧和文本游戲，在觀念和語言實驗中尋找新出路。

需要警惕的是，把問題簡單地理解為“抒情已經過時”，就很容易把“陳舊的表達方式”和“抒情本身”混為一談。真正應該受到質疑的，其實是那些僵化的、套路化的抒情話語，是那些與真實經驗脫節、只剩下空洞口號的寫作，而不是抒情本身。換句話說，當代詩歌需要的不是“廢除抒情”，而是重新發明抒情，讓它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獲得可信度、穿透力與復雜性。

我個人的寫作立場是：既不退回到陳舊的抒情腔調，也不輕易宣布“抒情死亡”，而是在現實深處重新尋找抒情的可能。詩歌寫作是對日常經驗的高度凝縮和再創造，因此，這種抒情“感性”不是簡單的情緒堆砌，而是經過現實磨礪、歷史意識和倫理判斷過濾之后的情感，從個體的細微處入手，關注普通人的處境、身體、命運，通過一只手掌、一道皺紋、一段沉默，勾勒時代的深層紋理。

也就是說，我試圖堅持一種“具有現實感的抒情”。我的詩中常?？梢钥吹郊覈⑼恋氐纫庀?，但我致力于實現這樣的目標：這些意象不再是單向度的符號，而是與具體人的命運、與日常經驗密切纏繞。詩歌創作既要寫出生存感，也要寫出歷史感，寫出內心的震顫，寫出生命的尊嚴。

抒情的四種新范式

自1998年至2019年，我持續主編了《中國新詩年鑒》（以下簡稱《年鑒》）。我把它形容為“有詩為證”的工作：每一年的編選，不只是品評當年的佳作，更是在為時代留下情感和精神的剖面、切片，讓未來的人可以通過這些詩，觸摸這一時期的內心溫度和語詞表情。它是時代“見證的形式”之一，見證社會的劇烈變遷，也見證普通個體的悲喜與尊嚴?！赌觇b》因此既是美學意義上的選本，也是情感史、精神史的檔案。

《年鑒》的視野并不局限于某一流派或風格，而是努力容納不同代際、地域、寫作取向的作品：從“第三代”的延續，到“70后”“80后”“90后”“00后”詩人，從實驗派、敘事派，到女性寫作、少數民族詩歌，再到網絡詩歌，都在《年鑒》的版圖上獲得位置。但在豐富多樣的背后，有一個大體一致的衡量標準：是否有真實而有力的情感，是否在新的經驗場域中探索出與之相匹配的語言與形式。換言之，《年鑒》所呈現的并不是“抒情的退場”，而是一幅正在變形、分化、互相滲透的當代抒情地圖。

可以大致辨認出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抒情走向。它們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共同構成了當下寫作的多元景觀。

其一是日常生活化的抒情。轉向城市邊緣、普通職業、人際關系的細縫，以看似輕描淡寫的筆觸，記錄瑣碎卻關鍵的瞬間：地鐵里的一個眼神、出租屋窗外的光、超市貨架上的價格標簽、手機屏幕上的最后一條消息?？此莆⒉蛔愕?，卻在耐心的書寫中，顯出“時代”的無處不在。這種抒情，是從細部生活經驗長出來的，不張揚，卻有一種暗暗蓄積的力量。這與我一直強調的“生活實感”形成了呼應。

其二是敘事化、報告式的抒情。面對劇烈而復雜的社會變遷，許多詩人發現，僅憑一瞬的感受已不足以承載現實，他們傾向于在詩中引入敘事結構，甚至采用近乎紀實的方式，寫工地，寫醫院，寫礦井，寫鄉村學校，寫異鄉打工者的來去。這類作品看似“講故事”，但故事背后仍有清晰的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即在敘述的節制之下，有憤怒、喜悅、悲憫、困惑等各種豐富情感滲透其中。抒情不再只是“我”的獨白，而是通過對他者命運的講述，完成一種更廣闊的情感聯結。

其三是觀念化、反諷式的抒情。一部分詩人轉向語言實驗、互文寫作，用冷靜甚至看似冷漠的語調，對日常話語進行拆解和重新組合，進行反諷。表面上像是在“去抒情”，實際上則是把情感沉入形式探索的深處——憤怒變成了對話語系統的拆穿，哀傷變成了對技術時代孤獨感的素描。這是當代抒情的另一種“變形”：不再直接喊出來，而是繞一個更大的彎路抵達心靈。

其四，是兒童詩與“天真抒情”的回歸。我擔任廣東小學生詩歌節（后來更名為粵港澳大灣區小學生詩歌季）評委會主任15年。這項活動已有上百萬小學生通過寫詩參與。我們提出“以詩育心，以美啟真”的理念，強調在兒童詩中，既要鼓勵奇妙的比喻和想象，也要珍惜孩子身上真摯、感恩的情感和對真實世界的敏感。有些孩子寫道，“燈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這些看似簡單的意象，卻重新喚起語言與世界之間最初的信任關系。對于深度疲憊的成年人寫作來說，這種天真的抒情，恰恰提醒我們：詩歌的根基仍在情感的真誠與想象的自由，而不是技巧的堆疊。

從這些不同的抒情姿態可以看出，當代寫作并沒有拋棄抒情，而是在不斷地對抒情進行重寫，重新理解“我”與世界之關系。詩人把抒情看作一種持續變形的能力，而不是一種靜止不變的腔調。抒情之所以難以被取代，是因為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總要處理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那片難以言說的地帶——在那里，有傷口，有景色，有偶然的喜悅，也有集體性的焦慮與命運感。

新語境下的抒情

在新的語境下，抒情面臨著諸多挑戰。每一個寫作者的探索，都是對這一課題的回應。對于新時代詩歌寫作中的抒情，我認為可以作以下概括：

第一，真正的抒情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姿態出發。抒情不是在紙上擺一個“深情”的姿勢，而是認真地去觀察、去聆聽、去參與現實，對別人習以為常的東西進行重新審視。只有當詩人真正被世界所觸動時，寫出來的句子才有體溫。

第二，讓語言承擔復雜，而不是讓情緒替代思考。好的抒情從來不是簡單地喊“我高興”“我難過”“我憤怒”，而是讓語言去呈現“高興”“難過”“憤怒”背后更復雜的原因和處境。修辭、結構、敘事、節奏，都是幫助情感變得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工具，而不是裝飾品。

第三，保持與傳統對話，而不是簡單地“告別”。對于傳統，我主張一種有意識的“繼承式更新”：既承認古典和五四以來的抒情傳統為我們當下的詩歌創作提供了重要支撐，也不斷反思其中不適應當代的部分，并通過新的經驗、新的形式去改寫它。對于今天的寫作者而言，與其匆忙宣布“傳統已經過去”，不如問自己：哪一部分傳統對我仍有意義？

（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