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于北大中文系的陸千一，曾在西北地區一所職業院校擔任語文教師，她的新作《我是職校生》穿透偏見，讓占同階段教育總數近40%的人群發出自己的聲音；天津的民間入殮師韓云的新作《花落了》通過數個親歷的故事，呈現了中國社會四十年來生死觀念的演變，是一場關乎記憶與告別的生命教育；生于新疆、長于新疆的烏圖禾在四十歲時出版了首部小說集《大馬戲》，把烏魯木齊舊時的日常和傳奇，講述給今天的人們聽……他們是煙火人間的觀察者，也是燦爛生命的記錄者，在敞開自己的同時也打開了世界，讓讀者看到“場景里的中國”。 ——編者

六年級是我孟母三遷式的求學道路上最快樂的一年。我轉入名牌小學后的兩年，我爸經歷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祛魅，他發現學校好不好和孩子高不高興是兩回事兒，請不請老師吃飯和孩子自不自在更是兩回事兒。第二次轉學，我爸痛定思痛，讓我在家門口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匆匆入學了。

學校像極了黑柳徹子作品《窗邊的小豆豆》中的“破學校”巴學園，只有一棟孤單的、墻皮斑駁的教學樓——要知道名牌小學甚至有一棟單獨的廁所——和對面的中學共用坑洼不平的土操場。整個校園隱于一個臟亂的菜市場內，上課時常能聽到樓下的叫賣聲，學生便探頭探腦，和樓下的小販打招呼。我關于這一年的記憶，也漂浮著菜葉被踩碎、流出汁水的清涼味道。然而就是這一年奠定了我性格甚至生命追求的底色，我想這也正是小學教育的意義所在吧。

很多年后，當我嘗試用后來讀過的書、學過的知識，重新理解這段經歷的存在時，我仍不得不把一切歸因于我們的老師，以及她給予我們的、樸素的平等。

我的兩次轉學都與老師有關。在第一所小學，那時還不到三年級吧，老師讓當班長的我掌摑遲到的同學。直到現在，我仍記得我和那個高大的男生面面相覷的尷尬，老師在身后威逼，最后我不得不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臉便落荒而逃。這件事的心理陰影讓我第一次隱約產生了所謂教育就是管理的意識，也成了我第一次轉學的導火索——當然，我想這件事對那位同學的陰影應該遠超于我，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向他道歉。

新學校是本地排得上號的名牌小學，學生家長多是公務員、教師、醫生，老師毫不掩飾，她曾在課堂上直言，一個對我很友善、熱情開朗的男生是“山上來的”——大概就在這個階段，我心里有了一個后來讀到的“反學校文化”的影子，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班里所謂的差學生大多是“被認為”家庭條件不好的同學。

——關于這位老師，能講的故事實在太多。有一次，她詢問我們幾個班干部，要不要懲罰一個做錯事的同學。此時我長大幾歲，當場說不，結果全班被她留下，聽她痛罵我。家里知道后表示忍無可忍，第二天我就沒去上學了。

小學高年級，隨著心智逐漸成熟，我已經開始對學校的正式領域產生懷疑。然而轉入“巴學園”后，我卻再也沒遇到過這種“分而治之”的事。當然，那時候還不懂得什么權力理論，只感到班里的氛圍出奇地好。無論什么類型的學生，在班上都能交到朋友；同理，和什么類型的學生交朋友，都不會受限。成績好且聽話、成績好但不聽話、成績差但聽話、成績差且不聽話，學校文化與反學校文化奇妙地融為一體。至于因長相、成績或性格被霸凌，更是沒有的事。

我們的老師姓彭，是個快退休的女老師，我們是她的最后一屆學生。她一個人租住在學校附近，丈夫和女兒都在外地工作。放學后時間空余，她便把家長無暇接送的學生留在教室寫作業，偶爾甚至帶回家里吃飯。到了六年級，班上總有些和校外聯系緊密、視我們如小屁孩的“班霸”，他們說起她，仍尊稱一聲“老師”。

事實上我和這位彭老師的關系并不親密。一方面畢竟相處時間不長，另一方面我情感內斂，不善表達。然而在這個班里，我不需與她親密就能感到安全。因為她公正地對待所有學生，這是一種比受到偏袒更持久的安心。難以避免地，她往往和性格活絡的同學接觸最多。但從事實上看，無人受偏袒，無人被冷落。于是時間久了，老師和同學的接觸，就變成了一種無涉權力的正常相處。即便像我，這個和她話都沒說過幾句的插班生，一次突然肚子疼，也是由她，一個體弱多病的、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親自背到醫院。

很多年過去了，我從沒想到自己有機會寫作一部與教育相關的作品，并為之撰寫創作談。思考良久，我決定用自己的這段經歷作為這部作品，或者說我某個人生時期的總結。我當時關系最好的幾個朋友，大多像我一樣個性分明。即便興趣千差萬別，成績有好有壞，也不影響我們成為朋友。我們一同上補習班，也一同去電玩城或美食街。好學生、壞學生、書呆子、班霸，沒有一張標簽能概括我，沒有一張標簽能概括我們。后來我們當然被“分流”到城市的不同角落，按照既定標準，被輸送到社會的不同位置。學校教育似乎是一場漫長的異化，個體的生命經驗仿佛是最不重要的事。正因如此，那一年始終是在時刻提醒身份與壁壘的學校教育中，給我短暫的自由喘息。

如今，我告別學生身份將近五年，離開教師崗位也一年有余。在這個主題下，最適合我的表達身份不再是參與者，而是一個隨時可能與教育發生交集的普通個體。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經歷或個人化思考也代表了部分親歷者的真實感受。學校教育看似只占據了人生的小小片斷，然而這一強大的集體儀式，卻用潛移默化的社會常識框定了我們的未來。這部職校生口述史完成于一年前，之所以選擇口述史寫作，我在序言里這樣寫道：“我試圖對于一群人進行文學創作而非理論研究，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目標下，我沒有資格用主體的單一視角詮釋她或他所屬于某一群體。在我工整的文字之下，他們只會成為一個人物符號，然而他們的人生遠比一篇故事、一個結論中的符號更豐富、更具體。”事實上，在寫下這句話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一個現實：“具體的人”并不孤立存在，而是躋身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議題下。他們是我的小學同學和彭老師，也是我在職校任教時的學生們。他們的存在比我想象中更真實，也比我想象中更艱難。

當然，相比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暗藏著更大的神傷。一個出身農村、在職校求學、個性鮮明、對未來抱有憧憬的普通孩子的生命經驗也值得我們珍視。制度提供的是規則、框架和目標，但真正讓一個孩子發生改變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具體的人或關系。如果這部作品能夠傳達出哪怕一丁點兒抽象概念、理性語言之外的力量，我想它存在的價值就實現了。不過對我來說，這部作品能夠收獲同學們的喜歡已經是最大的價值。他們為自己的故事變成鉛字而興奮，紛紛發抖音、發朋友圈，有一個甚至揚言要去放炮——雖然后來連媒體采訪也沒敢嘗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需要外界的評論來實現自我認可。

前段時間，我在上海見到了兩個工作了的學生。一個跑車，一個做電話銷售。做銷售的那個晚上十點下班，我們在一幢昏暗的寫字樓下等到十點半，才看到大廳亮燈，一群年輕人魚貫而出。據他說，因為這個月業績不好，公司大會小會不斷，他也常常被點名批評。說著象征性地喪氣了幾秒，便恢復了活躍。將近12點，我們在幾十公里外找到了一條還在營業的美食街。城市的邊角沒有漂亮招牌，然而街上同樣熱鬧，店鋪多半打烊，人卻來往不止，好像白日看不見的光影。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工作、生活、新聞、娛樂八卦。在上海的數日甚至當天下午，我都疲于應付不同的約會，但只有在這頓飯上，我感受到了強烈地被尊重。相比上學時，我們似乎有了更多話題，然而我們仍是如此不同。一個學生講起正在組織的租車生意，我聽得一頭霧水；我說起和作者溝通的寫作細節，他們似乎懵懵懂懂。有時候我把他們當小孩，有時候他們又覺得我幼稚——像“溫室里的花朵”，如他們所言。但這不妨礙我們對這一點心照不宣，接著求同存異地交流并成為朋友。人可以作為一個人，而不是某個觀念、身份或行為的碎片，受到理解和尊重。這是在這段口述寫作，或者說共同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教會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