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將國內的當代社會史研究比喻為一座絢麗多彩的百花園，除了想說明這個領域雖然總體規(guī)模不大但是門派較多各有特色以外，還隱含著另一層意思，那就是這個領域堪稱中國“新史學”的縮影，不但繼承了近代以來史學革命的傳統(tǒng)，而且從這個領域可以洞察中國的歷史學界從不同方向、不同路徑做出的創(chuàng)新努力。其中就要特別提到行龍教授領銜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卓越成就。行龍教授著述甚多，新近出版的《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當代史》（商務印書館2025年1月版）是他在這一領域的專題文集，向我們全面展示了由他領銜的學術團隊二十年來的獨特探索。

“走向田野與社會”

本書作者師承于喬志強和戴逸兩位著名歷史學家。喬志強先生是國內率先倡導社會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就提出要注重對于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并開始招收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當中就有本書作者。作者畢業(yè)后留校與喬先生一起工作，致力于整體的和區(qū)域的近代社會史研究。喬志強先生高度重視社會調查的學術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傳承，經過本書作者的積極倡導和實踐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形成了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極富特色的“走向田野與社會”的學術傳統(tǒng)。

作者倡導的“走向田野與社會”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貫穿全過程的研究路徑和方法論體系，歸納起來有三：一是“資料革命”。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史學界興起研究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潮流，關注普通人的歷史，這種“自下而上”的學術視野契合社會史的研究旨趣。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復興以來，秉承近代以來“史學革命”的新史學傳統(tǒng)，同時也借鑒了國外新社會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視角。“史學就是史料學”，既然關注普通人的歷史，就自然要拓寬視野，去發(fā)掘那些與普通人的歷史相關的史料，而這樣的史料通常是在官方檔案中很難查到的，于是就有了“走向田野與社會”的需要。這些年伴隨當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面向民間的資料搜集、資料庫建設（包括口述材料）得到了迅速發(fā)展。本書作者是這種“資料革命”的自覺者，也是實踐者。在他的帶領下，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自200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發(fā)現(xiàn)并收集到第一批基層農村檔案資料，便一發(fā)難收，開始讓學生或研究人員從自己的家鄉(xiāng)著手進行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當調查中發(fā)現(xiàn)這類資料因保管不佳或者面目全非或者散佚嚴重，而“個體搶救的力量仍然有限，而且困難較大”，便將個體行為轉變?yōu)榧w行動，有組織地展開大規(guī)模的“地毯式”搜集。近些年，這個團隊在已搜集到250多個村莊檔案資料的基礎上，繼續(xù)擴大資料搜集范圍，除了鄉(xiāng)村外，還廣泛搜集鄉(xiāng)鎮(zhèn)、工廠、學校、醫(yī)療、水利、林場等方面的各類資料，以實現(xiàn)資料的豐富多樣性。書中附錄的田野考察報告，生動記錄了研究團隊深入村落的實踐歷程，為學界提供了可復制的操作范本。

二是資料整理。本書作者指出：“資料的搜集僅僅是工作的第一步，收藏并非目的，如何利用這些檔案資料進行學術研究、如何使這些珍貴的檔案資料為學界所利用是我們從事此項工作一開始便有的追求。”為此，該中心首先對搜集到的總量達數(shù)千萬件的村級賬冊、階級成分登記表、政策文件、個人日記、契約文書等進行系統(tǒng)性整理，按地域、主題分類，建立專題數(shù)據(jù)庫。目前該中心所藏檔案資料分為八大類，分別為支部群團文件、行政文件、上級文件、科技檔案、個人檔案、財務檔案、歷史檔案、內部資料以及其他類型的檔案資料。建成“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綜合展，展示實物、檔案、圖片等。不僅如此，該中心還利用國家社科基金資助，與國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出版了一批檔案資料選編或匯編，開發(fā)了數(shù)字化管理系統(tǒng)，推動檔案的國際化保存和研究。

三是農村社會史研究走向深入。除了資料的搜集、收藏、整理和資源共享，作者帶領的團隊利用搜集到的資料開展了大量的農村社會史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開創(chuàng)了檔案收集、整理、研究一體化的學術推進新模式，彰顯出團隊作戰(zhàn)的學術優(yōu)勢。作者2007年出版的《走向田野與社會》被學界稱為社會史研究“新整體史”的代表作和社會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標志性成果之一。2011年出版《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同樣受到學界好評。這些年來，該中心堅持開展有組織的研究，2012年開始出版“田野·社會叢書”，支持和帶動青年人才的成長，迄今已出版學術著作40余種，發(fā)表各類學術論文600余篇，承擔并完成各類項目50余項。

“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當代史”

本書是作者主編的“田野·社會叢書”第四輯中的扛鼎之作。作者在叢書總序中指出：“走向田野與社會，既驅動我們走向田野將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又激發(fā)我們關注現(xiàn)實將歷史與現(xiàn)實粘連起來，這樣的工作可以使我們發(fā)現(xiàn)新材料和新問題，以此新材料用以研究新問題，催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在這里，作者對“集體化時代”概念的內涵作了解釋：“我們認為，集體化時代即指從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jù)地推行互助組，到20世紀80年代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結束的時代，此間約40年時間（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農業(yè)學大寨前后相繼，一路走來。這是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億萬農民走向集體化、實踐集體化的時代，也是中國農村經歷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代。”可見，“集體化時代”概念的提出是對傳統(tǒng)史學分期的一個創(chuàng)新和突破，其大半個觸角已經由近代延伸到了現(xiàn)當代，于是在這里，社會史研究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入了現(xiàn)當代史。“將社會史的視角延伸至中國現(xiàn)當代史之中，不僅是社會史研究‘長時段’特性的體現(xiàn)，而且必將促進‘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進而促進整體社會史的研究。”

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當代史也是深化國史研究的現(xiàn)實需要。作者認為，國史應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的歷史”，缺乏社會史的國史不是完整的國史。作者還強調了歷史發(fā)展的貫通性，認為“只有通過社會史的研究，重視歷史過程的延續(xù)性、聯(lián)系性和貫通性，將國史縱向放置于近代以至數(shù)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橫向放置于20世紀的中國、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進行分析和比較，才能把握國史發(fā)展的內在脈絡，科學客觀地認識國史”。這些都可謂真知灼見。

在我國學術界，地方高校和科研機構從事的當代社會史研究大都是基于地方檔案和民間文獻開展的區(qū)域社會史研究，尤其是為數(shù)眾多的學生論文，由此產生的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xiàn)象引起史學界許多人的詬病。本書作者結合自身的研究實踐對此提出了許多極富啟發(fā)性的意見。作者指出，就目前的研究實踐來看，“碎片化”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學者雖以區(qū)域性研究為個案，但更多的只是將宏觀的歷史敘事分解為區(qū)域性表述，微觀趨向的研究成為大歷史的注腳，區(qū)域性研究之價值無從凸顯，遑論對大歷史的反思與修正；二是隨著集體化研究主題的不斷擴展，普通民眾的初級生活圈漸次進入研究視野，舉凡婚姻、家庭、人口、醫(yī)療、教育等問題皆成為研究的著眼點，卻也帶來了碎而不通、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如何避免“碎片化”？可以將作者的意見歸納為幾點：（1）辯證地看待“碎化”。“碎化”不等于“碎片化”。（2）注意微觀與宏觀的綜合與平衡。（3）堅持總體史目標。（4）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作者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構建區(qū)域社會史乃至整體社會史的理論體系具有重要價值。

通過構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重視角，作者在書中呈現(xiàn)出獨特的時空對話：既關注國家政策在基層社會的實踐形態(tài)，又捕捉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軌跡。這種研究路徑有效彌合了宏大敘事與微觀經驗之間的裂隙。

成功的微觀研究還有助于我們發(fā)現(xiàn)事物的復雜性。如作者通過對晉中地區(qū)婚姻檔案的量化分析，發(fā)現(xiàn)盡管階級成分成為顯性擇偶標準，但傳統(tǒng)“門當戶對”觀念仍以教育水平為中介持續(xù)發(fā)揮作用。這種發(fā)現(xiàn)挑戰(zhàn)了“集體化徹底重構社會關系”的既定認知，揭示出社會變遷的復雜性與延續(xù)性。本書“個案研究”部分收錄的5篇文章都是極富啟發(fā)的生動案例。

關于理論創(chuàng)新的進一步思考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張力加劇的學術語境下，《將社會史研究引入當代史》的出版具有標志性意義。行龍教授以其深耕田野的學術定力證明：真正的理論創(chuàng)新必須根植于本土經驗。

筆者以為，循著行龍教授在本書向我們提示的路徑深入下去，還有一些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完善。

首先是理論建構方面的一些未竟之境。如作者在書中提出了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命題，這一點很重要，關系到如何構建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但何為“本土化”？ 究竟是方法論的本土調適（如田野調查技術的在地化），還是理論范式的原創(chuàng)性建構（如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史解釋模型），書中未作清晰辨析。

其次是方法實踐的潛在局限。以山西為中心的個案研究雖具典型性，但中國地域差異的復雜性可能被低估。檔案（例如會議記錄）使用時對其原初的形成機制也要多加注意，如果不做系統(tǒng)的“話語分析”加以過濾，就有可能出現(xiàn)檔案解讀的主觀風險，即將檔案內容直接等同于歷史真實。

再次在學術對話方面也還有不小的空間。例如黃宗智“內卷化”理論對集體化效率的批判，與作者對山西農業(yè)合作化成效的肯定形成張力，但書中未就此展開學術對話。再如在分析政治工作干部的實踐時，若引入作者提及的“新革命史”慣常采用的“情感勞動”理論框架（可以參閱周錫瑞、李放春等人的作品），或可更深刻揭示基層治理的微觀機制。

以上這些不能視為本書的缺點和不足，因為這本書只是一個文集，其所展示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所展示的只是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是僅就這本書而言，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至少可以說明作者倡導的研究路徑還存在不小的張力，還有極大的發(fā)展空間。后繼者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通過納入比較研究的視野（如引入華北與江南的跨區(qū)域比較檢驗山西經驗的特殊性），豐富理論分析工具（如社會學的布迪厄慣習理論、數(shù)字人文學科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等），在深耕田野的同時，加強理論自覺、擴展比較視野、深化跨學科研究，在本土經驗與全球學術的對話中構建真正具有解釋力的當代中國史研究范式。

（作者為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