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俊岐一直記得那株黃桷樹。

從溯流而上的小汽輪上下來，他順著窄窄的踏板走到岸邊，那里，有一片長約百把米，寬約十幾米的平壩。平壩上，一排干打壘的簡易房子一字排開，開了些商店、飯館和茶鋪。店鋪后面，一座山峰高高聳起，山上，樹木深綠幽暗，不時傳出一陣悠閑的鳥啼。平壩和山峰之間，一條小路斗折蛇行。路旁，就是那株足足生長了幾百年的黃桷樹。高大的黃桷樹枝繁葉茂，垂下無數條胡須一樣的氣根。

八十一年過去了，坐在我對面的朱俊岐已是一個須發皆白的百歲老人，而初見黃桷樹的那個遙遠的下午，他只有十九歲。那年夏秋之際，他徒步五天，從老家榮縣走到了重慶。穿過黃桷樹陰郁的濃蔭，爬到半山腰，轉過山嘴，他看到了藏在山坳里的一座座竹筋作墻，青瓦為頂的房子。

那就是他心儀已久的大學。如今，這所大學已經不復存在。不過，由它拆分出的十幾所高校，如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工業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等等，依舊在薪火相傳，滋蘭樹蕙。

二

風光旖旎的玄武湖，堪稱南京地標。如果說南京是一首詩的話，玄武湖就是詩眼。以玄武湖為中心，周邊點綴著不少歲月悠久的老建筑。玄武湖西南約一公里處，一個叫四牌樓的地方，是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

穿過牌坊式的校門，中軸線兩側粗大的梧桐樹以及民國風格的樓房，都呈現出一種時光流逝的無盡滄桑，卻又像一個遲暮而優雅的美人，依然讓人感受得到她綽約的風姿。

人說虎踞龍盤的南京有帝王之氣，其實，作為江南地區歷史最悠久、文化最發達的古城，南京也有文明之脈。這文明之脈，我以為，四牌樓即其一——早在明朝初年，當南京還是大明帝都時，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國子監就設在這里。

晚清時期，船堅炮利的洋人踏浪而來，一方面，古老中國被迫簽訂了若干平等或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西風東漸，中國開始主動或被動融入近代化的浪潮。一大征兆，就是教育方式由舊式書院的“四書五經”和“子曰詩云”，轉向新式學堂的“格物致知”與經世致用。

封疆大吏中，曾在多地任總督的張之洞素以開明、開放著稱。作為洋務運動后期的領軍人物，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影響深遠。1901年，時任湖廣總督的他聯合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朝廷提出，“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四年后，他又和直隸總督袁世凱聯名上奏，對實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提出強烈批評，希望廢科舉、辦學堂，聲稱“科舉夙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

張之洞之前，另外兩位兩江總督——魏光燾和劉坤一，都有過在南京創辦新式學堂的計劃，可惜均未成功。1902年，短暫署理兩江總督期間，在張之洞一手操持下，一所開設有理化、農學、博物、歷史、輿地、手工和圖畫諸科，與舊時書院完全不同的新式學?！瓗煼秾W堂，終于在南京掛牌成立。所謂三江，指長江中下游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其主要招生對象，也為三省青年。三年后，三江師范學堂更名為兩江師范學堂，蓋與兩江總督之謂相統一。1915年，兩江師范學堂改組為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六年后，江南知名人士張謇、蔡元培、蔣夢麟和黃炎培等人上書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在南京創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及后，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為基礎，組建成東南大學——其時，中國的大學仍以專門學校，如師范、農業、法政為主。至于綜合性大學，放眼全國，僅有兩所：一所是北京大學，一所就是東南大學。

中國的大學教育，究其實質，乃是一種自歐美移植而來的舶來品。第一所大學，是為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學；第二所大學，是為1898年成立的北京大學；第三所大學，是為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學。清朝末年，全中國僅這三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并且，除北大外，另兩所都不能算綜合性大學。入民國，國民政府計劃于北京大學之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四地，各辦一所綜合性大學。拙于經費，計劃落空。于是，1921年，當東南大學橫空出世，它便“與北京大學遙相對立，成為中國國立大學的基礎”。

東南大學的組建，有一個現在已鮮為人知的背景，即北洋當局一度打算關閉北京大學。五四運動期間，作為策源地的北京大學處于風口浪尖之中，北洋政府頗為忌恨，部分高官“主張將北京大學解散”，北大校長蔡元培不得不辭職離京。消息傳到南方，黃炎培、蔣夢麟等人即與胡適聯絡，建議將北大遷往南京或上海，或是在南方另建一所北大量級的綜合性國立大學。后來，由于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堅決反對，北大并未解散，但在南方再建一所大學的計劃卻緊鑼密鼓地實施起來。

東南大學甫一問世，立即以在當時而言的龐大規模及超豪華師資陣容，躍升為全國最重要的高校。以規模而言，1923年，東南大學即設有文理、教育、農學、商業和工科等五科，而此時的北大僅有文、理、法三科。以師資來說，一百多名教師中，有超過六成以上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柏林大學、里昂大學、伊利諾伊大學等世界名校。如今，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已成為他們所在專業的星斗般的大師，如：吳宓、竺可楨、陶行知、熊慶來、胡剛復、梅光迪、柳詒徵、湯用彤、錢崇澍、茅以升、胡先骕……

不過，哪怕初衷是辦綜合性的全國性大學，但從東南大學最初的招生情況看，其生源主要還是來自東南地區。

真正讓東南大學化蛹為蝶，由綜合性地方大學升級為民國時期全國第一高校的，乃是北伐勝利后定都南京。

為了建設一個與首都匹配的學術中心，國民政府決定以東南大學為班底，將蘇滬地區的河海工程大學、南京工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江蘇醫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江蘇法政大學、上海商業專門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等八校一起合并進東南大學，組建一所新學校：國立第四中山大學。

孫中山去世后，全國先后建了五所大學，分別以國立第一至第五中山大學為名。第一中山大學在廣州，第二中山大學在武漢，第三中山大學在杭州，第四中山大學在南京，第五中山大學在開封。但這種命名方式既不便普通民眾區別，也不利于國際交流。是以第四中山大學組建幾個月后就兩度改名，先改為江蘇大學，再改為中央大學。

關于中央大學的定位，首任校長張乃燕稱：“國立中央大學位于首都，首都機關林立，大抵皆行政機關，惟中央大學為最高學府，是知的機關，根據總理知難行易之說，則本校對于中國精神上與物質上之建設，與夫世界文化之貢獻，皆負有極大之責任焉?！?/p>

時隔幾十年再讀這樣的文字，仍然能感受到中大那種舍我其誰而顧盼自雄的飛揚神采。作為彼時首屈一指的全國最高學府，中央大學的確有如此驕傲、如此自期的條件——一項數據表明，立校僅一年多后的1929年，中央大學已下轄八大學院，三十八個系科，開設了五百五十九個學程，教職員工六百七十人，在校生一千八百三十八人。中央大學以令人驚訝的速度，迅速發展為中國學科設置最齊全、規模最宏大的國立大學。

三

地處城鄉接合部的浙江紹興錢江街道江墅村，有一座整修過的老房子，淺黃色的墻上浮雕了清華園圖案。旁邊是一段文字：我們要共同努力，為國家民族樹立一個學術獨立的基礎，在這優美的水木清華環境里面，我們要造成一個新學風以建設新清華。

這段話，是1928年清華學校改名清華大學時，首任校長羅家倫在就職典禮上說的。江墅村那幾間老房子，就是羅家倫的祖居。

羅家倫，字志希，1897年生于南昌。一生中，他大概僅在十六歲時回過一次江墅。從北京大學畢業后，他先后留學于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在北大期間，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響亮口號，成為風靡一時的金句。

曾任武大校長和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對羅家倫有一個十分公允的評價，他認為羅家倫有兩件事最值得肯定。一是當清華校長時，把中美庚款的清華基金從外交部爭取過來，清華也由外交部改隸教育部，成為名副其實的國立大學；二是當中大校長時，“對日抗戰發生，他在極艱苦中把中央大學從南京遷到重慶沙坪壩”。

羅家倫剛接手時的中央大學，是一枚不折不扣的燙手山芋。

那時的大學，思想激進而又熱情單純的青年學子，不僅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甚至，包括新就職的校長，如果他們覺得不合適，就會鬧出驅趕乃至毆打校長的學潮。中央大學自張乃燕之后，1928年到1932年間，朱家驊、桂崇基、任鴻雋先后被任命為校長（任堅辭，未到任） 。校長走馬燈似的換，并且，還發生了一起蔣介石稱他聽說后“不勝駭異”的事件——1932年6月29日，新任校長段錫朋到校時，遭學生圍毆，段的衣服被扯成碎片，人被打得鼻青臉腫，汽車被砸毀。

羅家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接任中央大學校長的。

如果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爬上桅桿眺望遠方的水手，那么，羅家倫顯然比他所處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更具前瞻性眼光。羅家倫認為，中國的各種危機，“不僅是政治社會之窳敗”，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種“有機體的民族文化”。換言之，就是缺少足以振作整個國家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需要由國立大學，尤其是中央大學這樣的國家最高學府去擔當，“國立大學，必須擔負造成民族文化之使命，為民族求生存，使國家學術得以永久發展，使民族精神得充分振發。此種使命，中央大學當然須負擔起來”。

走馬上任后，羅家倫開始整頓中大。整頓的原則，是他提出的四字校訓：“誠樸雄偉”。

“誠”即尚真，即實事求是，“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做學問要有誠意，不要把它視作升官發財的途徑?！皹恪奔促|樸、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裝點門面。雄即大雄無畏，改變固有的柔弱萎靡之風。偉即偉大崇高，避免門戶之見。

那時候，由羅家倫作詞的中央大學校歌時時回蕩在校園里，而“誠樸雄偉”的四字校訓，也漸漸成為中大風氣：

國學堂堂，

多士蹌蹌。

勵學敦行，

斯副舉世所屬望。

誠樸雄偉見學風，

雍容肅穆在修養。

器識為先，

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復興大業，

增加人類知識總量，

進取，發揚，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

雄心勃勃的羅家倫，不僅要將中央大學辦成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高校，并且，還要進入世界名校之列，要與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一較高下。

自從北伐時親歷了濟南事變后，羅家倫即預感到中日大戰不可避免：“‘九一八’事變以后，我愈加強了這感覺，并且心中常懸一幅太平洋大戰的圖影。”在羅家倫看來，中國要抵抗日本入侵，機關槍、飛機、坦克固不可少，學術亦同樣是救國利器。這其實也是那一代遭逢巨變的知識分子的共識，就像鄭天挺說的那樣，“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斗，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謹嚴創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

1934年，羅家倫和黃侃有過一次閑談。閑談中，黃侃問，要抵抗日本，我們中大學生能與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在學術上競爭嗎？中大的教授能與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相比嗎？整個中大能與東京帝國大學相抗嗎？

羅家倫說，聽了黃侃的話，“使我驚恐心悸，使我汗流浹背，更令我興奮，努力”。

從1932年到1941年，羅家倫執掌中大的十年，被稱為中大的黃金十年。這黃金十年，中大的發展，尤以前期，也就是全面抗戰前六年為最。1932年，中大整頓時，商學和醫學二院獨立，中大還有六個學院。1935年，中大重建醫學院，增設全國唯一的牙醫?？?，從此形成了七院五十六科的格局。

其時，中國航空工業極為落后，而迫在眉睫的對日戰事，需要大量航空人才。于是，中大于1934年開辦了中國第一個航空工業專業——這個航空工業專業，被命名為機械特別研究班。之所以如此命名，用羅家倫在該班的講話來說，是為了避免打草驚蛇，引起日本人的警覺乃至擾亂。它是一種“悲痛的隱蔽”，羅家倫說，“隱蔽的名稱不能隱蔽我們火一般的愛國和救國的情緒?！?/p>

1937年，中大圖書館的圖書已達四十余萬冊，是羅家倫接手時的十倍；閱覽室面積增至初期的四倍；先后建成或擴建了圖書館、生物館、體育館、牙醫院、音樂室、游泳池和學生宿舍。執教于中大的教授，大多為其所在專業的執牛耳人物——校園里，學生們不時和這些大師擦身而過，他們是：經濟學家馬寅初，美學家宗白華，藝術家徐悲鴻，農學家梁希，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地理學家胡煥庸，物理學家、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國學生施士元，地質學家朱庭祜，植物生理學家羅宗洛，生理學和藥理學家孫宗彭，數學家孫光遠……

今天的南京市雨花臺區鐵心橋街道一帶，曾因曠野上多石子而得名石子崗。這里既有漢代墓葬群，也有古浡泥國王墓。羅家倫看中了這塊地，他計劃以石子崗為中心，另建一座能容納五千到一萬學生的新校園。然而，新校園開工才兩個月，工地上才打下幾根基樁，千里之外的北平城外，盧溝橋的槍聲敲碎了寧靜的夜晚——以后長達八年時間里，每一個夜晚都不再寧靜……

四

抗戰時期的內遷高校，大多數都曾一遷再遷，比如浙大、同濟、中山等，莫不如此。多次遷徙的壞處，除了對人力、物力的浪費外，遭逢其間的師生也不得不在烽火中中止學業，顛沛流離于異地他鄉。眾多高校中，內遷一步到位的非常少，中央大學算是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中央大學能一步到位地從南京遷到重慶，很大程度上源自校長羅家倫的遠見卓識。

1937年“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召集各界人士到廬山座談，史稱廬山談話。羅家倫是與會者之一。7月14日，他因中大、武大和浙大三校聯考出題，臨時飛回南京。次日，從何應欽那里得知，前一天夜里，平漢路上有一千三百列火車開始大量運兵。他意識到，大規模的戰事一觸即發，“當天，我就開始作遷校的布置”。

早在一年多前，日本人策動華北五省自治的冀東事變發生后，羅家倫便下令制作了九百只大木箱。當時，除了他，沒人知道這些大木箱有什么用。結束廬山談話回到南京后，羅家倫立即吩咐取出大木箱，將學校的重要儀器、文件裝箱。羅家倫回憶說：“我即看定中日之間，是遲早不免一戰的……若是沒有這批箱子，當時軍事倥傯，是無法可以臨時做就的?！?/p>

羅家倫一面令人打包裝箱，一面派出三批人馬溯江而上，一批去重慶，一批去成都，一批去兩湖——他們的任務，是為即將搬遷的中央大學尋找一個合適的安身之處。負責探路的教授們“吃了許多辛苦”。負責兩湖一線的王書林，在湖南醴陵時，被縣長當作漢奸抓了起來。那位縣長，竟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中央大學的存在。

匯總各路調查報告后，羅家倫決定：中央大學遷往重慶。這一決定，立即在中大激起強烈反響。相當一部分人表示反對，“以為何必遷得這么遠”，“學校里許多教職員受了‘蜀道難’的影響，都不主張遠遷，有的主張至多遷至武漢，暫借武漢大學上課，說得頂遠的，也只是到宜昌為止。”

不僅校內人士這樣認為，校外不少朋友也向羅家倫提意見，有的建議遷至上海，有的建議遷至安徽九華山或是江西廬山，甚至還有主張就在南京城外挖出防空壕繼續上課。

這些反對的聲音，都沒能說服羅家倫。羅家倫的堅持，基于他的一個事后證明十分正確的認識：抗戰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文化機關與軍事機關不同，不便一遷再遷。新校址應當具備兩大條件：其一，水運可以抵達；其二，不必再遷。

兩年前，羅家倫從漢口飛往重慶時，“觀察過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勢，便感覺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的地點?！奔昂螅谥貞c停留了兩天半，“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在重慶觀察地點……我便存了一個心，為中央大學留意一塊可以建設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空襲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重慶山勢起伏，層巖疊嶂，易于防空，覺得這是一個戰時設校的理想地點，像沙坪壩、老鷹巖也是我游蹤所到地方，可以說我在這兩天半在重慶的游覽，賦給我對于重慶的形勢一種親切的認識。”就是從重慶返回南京后，他下令學校工廠制作九百個大木箱。

羅家倫與國民政府軍政高層關系密切，所以能夠對時局發展作出準確判斷。他知道中日大戰必然爆發，一旦爆發，南京必然陷落。然而，普通教職員工不知內情，根本不相信南京也將陷入烽火。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紛紛指責羅家倫，說他膽小怕死，動搖人心。

頂著輿論壓力，羅家倫一聲令下，中央大學開始了溯流而上的內遷之路。淞滬會戰次日，即1937年8月14日，與上海近在咫尺的南京就遭到日軍轟炸，中央大學的大禮堂、圖書館和實驗室都在炸彈下化為廢墟。羅家倫一邊鼓舞士氣，指著彈坑對師生說：“敵人能炸毀的是物質，敵人不能炸毀的是我們的意志”，一邊加緊了內遷工作。

雖然提前做了充分準備，但大量圖書、儀器、設備，以及四千余師生及家屬，在交通條件極為落后且又不得不冒著日機轟炸的困境下，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大轉移，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

看起來難以完成的任務，最終順利完成了。除了羅家倫的遠見卓識和中大師生的強大執行力外，輪船大王盧作孚的慷慨相助關系甚大。

盧作孚領導的民生公司，幾十條客船往來于重慶與南京之間。羅家倫登門拜訪盧作孚，希望他協助遷渝。盧作孚答應了，表示免費提供一批客船，為中大運送圖書儀器。中央大學的諸多設備中，有不少大型部件，比如航空工程上用來測驗飛機模型的風洞，價格高達二十多萬美金，即便在今天也是一筆巨款，而在當年的購買能力下，更堪稱天文數字。風洞重達七噸半，且無法分拆。為了運送這個值錢的大家伙，民生公司只好把輪船艙位鋸開，不惜破壞船只，以便順利裝載。

至于四千多人員，則由學校發給經費，自行從南京趕往漢口，并約定于10月10日集中，再由漢口乘坐民生公司的輪船溯江而上——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中央大學向地方借得了重慶大學后面一片約一百二十畝的土地，加上后來自購的八十畝，這相當于城里一個中等小區的兩百畝地，便是中央大學的全部地盤。一千七百名工人晝夜奮戰，用了四十二天時間，修建了可以容納一千余學生的校舍。這些趕出來的校舍非常簡陋，一排排竹筋泥墻的平房，上覆青瓦乃至茅草，錯落地分布在松林坡上，“因非永久之計，故房舍甚為簡陋，既無天花板，又無地板，且墻壁大都僅用篾片結成籬笆，然后涂以石灰而已”，“與京校相比，不啻天壤?！?/p>

1938年11月，落葉飄飛的深秋時節，羅家倫從學校到城里辦事。天已黃昏，車速突然慢了下來，司機轉過頭對羅家倫說：前面來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學的。

司機認出這些牛像中央大學的，是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羅家倫一聽，急忙叫司機停車，他探頭一看，果然——那些牛都是中央大學的。

趕牛的人有四個，每一個都須發蓬亂，面容憔悴，形同乞丐，“好像蘇武塞外歸來一般”。羅家倫見狀，激動萬分，“仿佛如亂后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四個趕牛的人，為首那個叫王酉亭，時任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技士。

農學院為中央大學七院之一，下屬的畜牧獸醫系養有眾多用于實驗的動物，包括牛、豬、羊、雞。這些動物大多都是名貴品種，價值不菲。中大遷渝時，羅家倫和民生公司商量后，對輪船的一層進行了改裝，作為運送動物的專艙。船艙不大，只能每個品種選一對——這讓羅家倫聯想到了《圣經》上關于諾亞方舟的故事。

羅家倫回憶說，他在離開南京前，“告訴一位留下管理牧場的同仁說，萬一敵人逼近首都，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遷則遷，不可遷則放棄了，我們也不能怪你?！边@個同仁，便是王酉亭。

南京淪陷前四天，即1937年12月9日，王酉亭帶著幾名員工，用木船將動物運到長江北岸，打算以游牧的方式向西遷至安徽六安一帶山區。抵達合肥后，校方讓他們趕往長江邊的武穴，以便從武穴坐船到重慶。然而，這支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天就要停歇三五天的動物大軍，當他們還在向武穴進發時，九江已經失守，動物大軍只能輾轉河南進入湖北，爾后抵達漢口。到漢口后，終于結束了游牧，坐上民生公司的輪船前往重慶。

1941年，羅家倫回顧中央大學歷史時，對動物西遷寫道：“這一段游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候。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它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他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線……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慶。領導這個牲畜長征的，是一位管牧場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時的月薪不過八十元?！?/p>

當王酉亭一行趕著一百多只動物走進松林坡時，整個中央大學都轟動了，師生們站在道路兩旁鼓掌歡呼，幾至熱淚盈眶——在這些輾轉千里的動物身上，他們看到的是人的力量，信仰和意志的力量。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評論說：“抗戰開始后，中央大學和南開大學都是雞犬不留?！薄祥_大學被日軍炸得雞犬不留，中央大學是全部搬遷，連雞犬都沒給敵人留下。

五

時間足以改變一切，足以抹掉一代人生存過的痕跡。

松林坡上，已經沒有多少松樹，更多的是南方常見的黃桷樹。高溫高濕的南方，黃桷樹生長迅速。就是說，我看到的一棵棵黃桷樹，它們大多數都不會太古老，都沒有見證過那個逝去的舊時代。

唯一可能和幾十年前相似的，是站在松林坡的埡口或山巔，還能像從前一樣，望見山腳下的嘉陵江。早春三月，河床狹窄，河水枯瘦，緩得像不曾流動的死水。我從重慶大學東門的一條小路向松林坡山頂走去。拾級而上，山坡一側，辟有一方小小的園子，園子的青石墻上掛著一塊顯眼的紅字警示牌：“蛇蟲出沒，注意安全?！本九葡旅?，青石墻上刻著幾行字——大約是長年日曬雨淋，青石邊緣已經風化，有些字需仔細辨識才能認出：

抗日戰爭期間，中央大學曾借重大松林坡一帶堅持辦學。昔日的棚房瓦屋，見證了中大師生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

走進大概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園子，正中是一座圓形的亭子，懸有黑底黃字的匾：中央大學遷渝紀念亭。亭中立著一塊同樣黑底黃字的碑，是中央大學校友會于1995年所立。正面碑文題曰《中央大學遷渝記略》，背面記錄的是為建亭和碑捐款的校友——凡捐五十元以上者，就把名字刻進石頭。

看完亭和碑，我繼續沿著可能出沒蛇蟲的石徑往山上走。石徑右側的林子里，掩映著幾排兩層的小別墅，看上去十分洋氣，只是都因年代久遠而顯得破敗。

它們都不是中央大學的孑留，而是幾十年前重大所建，曾經充當過招待所和留學生公寓。依據親歷者回憶，中大的圖書館就在松林坡山頂。石徑左側的樹林深處，有兩棟看上去比小別墅年代更為久遠的老建筑，不知道它們是否就是曾經座無虛席的圖書館——由于有鐵絲網阻攔，我無從走近它們，只能在幾十米外的地方，向它們行一個注目禮。

真正屬于中央大學時代的建筑，似乎有且僅有一座，即一路之隔的重大校園里那棟米黃色的房子。那是中大時期修建的大禮堂，取名叫“七七抗戰大禮堂”。那時候，曾有無數知名人士在禮堂里為學生們演講，學校的各種活動也常在這里舉行。而今，它被修繕后，擠在眾多樓宇間，像一個歷經滄桑的長者，孤獨而又落寞地站在新世紀的陽光下。

所有大學中，作為國立第一號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原本從政府獲得的經費是最多的，但是抗戰軍興，財政捉襟見肘，加之物價暴漲，中央大學也頗感吃力。中央大學下屬各學院，師范學院和醫學院學生全部公費，其余各學院學生主要靠政府發放的貸學金和獎學金。依靠這些費用，即便學生家里不再給他們一分錢，學生也無吃穿之虞。當然，只能勉強糊口，維持最低生存需求。

松林坡上，曾有一間面積頗大的飯堂，可容納一千人就餐。每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絕大多數時候全為素菜。偶爾有一點肉，也只是點綴，即四川人所說的“俏葷”。當年的親歷者說：“平常中飯與晚飯的菜差不多，如果桌上已經有一碗冬瓜，一碗芋頭，一碗白菜，那么第四碗就準是豆腐，每碗偏偏都只有一半，八人只須來回幾次，碗就立即空空，只好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嚼白飯。”即便如此，包括中大在內的內遷至重慶的多所大學的學生，每人每月都有一天不吃飯，以便省出飯錢，捐給前線將士。

至于穿，中大學生用兩個詞來形容：“頂天立地、空前絕后?！薄绊斕臁?，指學生們下雨天沒有傘，冬天沒有帽子；“立地”，指學生們的鞋襪大多穿爛了也無錢置新，雙腳與大地肌膚相親；“空前絕后”，則指學生們的褲子前膝和屁股部位都磨破了。

物力維艱，生活清苦，但和其他內遷高校一樣，中大上下，始終彌漫著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1939年，一個叫景儒的中大人在文章里說：“沙坪壩，這帶有鄉村風味的市集，現在成了新文化的重鎮了。戰時的中央大學，不但是全國最高的學府，也是全國最平民化的學府，沒有高樓，沒有大廈，沒有上漆的課桌，沒有現代的設備，校舍好比營房，飯廳就是禮堂，全校居住在一座大山上，因此沒有平地，整天要爬坡。但物質的設備雖差，師生的精神卻很振奮，過著一種活潑緊張和嚴肅的生活?！?/p>

1941年，警報聲中，羅家倫寫下一篇長文：《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文中寫道：“我們在重慶四年了，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過的。我們的學校窮，同仁也窮，但是國家在抗戰的時候，誰說窮是不應該的？我們只能以大義相勸勉，以感情相維系?！?/p>

重慶的許多山上，巖壁間至今還能看到一個個人工開鑿的洞穴，這便是當年跑警報的防空洞。中央大學所在的松林坡，也有密如蟻穴的防空洞。

作為陪都，重慶遭到日軍的轟炸，是諸多城市里次數最多也最頻繁的。以中大來說，曾經一個月就遭受了二十八次空襲，創下了一天五鉆防空洞的記錄。朱希祖在日記里記載：“洞上雖有大石二丈余，泥土一丈余，且有樹木，洞內又有木架支持，然余仍有戒心……旋聞炸彈聲，則重慶市中又投燒夷彈矣。真武山前煙焰充天，又不知燒去多少房屋，死傷多少人命，心甚不怡?！背Ｈ蝹b在日記中則說：“昨今兩日，所見戰機，專炸文化區，肆其兇毒，令人發指?！睋晃挥H歷者回憶，“校區到處中彈，一次正中防空洞頂，地理系教室被毀，我們在洞內被震得彈了起來。一次炸彈正從防空洞口落下江邊，一股空氣巨流沖入洞中，洞內燈火全熄，每人胸前有如巨錘錘了一下?！笨找u后，羅家倫的校長室被炸得只余一堵墻。在新房子還沒修起來前，羅校長就站在廢墟里辦公，他笑稱這是“室徒一壁”。

中國人骨子里有一種其他民族罕見的韌性。這韌性，既表現為羅家倫這樣的知識分子面對苦難的樂觀——他曾指著彈坑對屬下說：寇能毀之，我能興之；也表現為更多無名的普羅大眾頑強如野草的生命力。曾在重慶親歷抗戰的猶太人沃爾夫崗·卡夫崗回憶說：“重慶雖然被炸成了一堆堆瓦礫，但是只要日本飛機一離開，大火一經撲滅，老百姓就開始在斷壁殘垣廢墟灰燼上建小商店，搭簡易棚子。只要有個吃飯睡覺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們重建家園，開始新生活?！笨ǚ驆彴讶毡救说目褶Z濫炸卻不能令中國屈服總結為：“他們完全低估了中國人民的驕傲與自尊。”

羅家倫說：“四年以內，我們不知道歷盡了幾多困難。我們只有一點可以勉強告慰于國人的，就是在這四年之中，中央大學沒有停頓，而且照常進行，還有一點小小的發展。”

其實，豈止一點小小的發展。單是從1939年中央大學的教授陣容來看，就足以證明，連綿的烽火沒有成為中大停滯的絆腳石，反而是前進的發動機。

這份教授名單包括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文學院：汪東、胡小石、沈兼士、汪辟疆、盧前、喬大壯、朱東潤、朱希祖、吳組緗、唐圭璋、呂叔湘、商承祖、金毓黻、沈剛伯、柳詒徵、郭廷以、宗白華、牟宗三、唐君毅、常任俠；理學院：孫光遠、曾遠榮、張鈺哲、施士元、吳有訓、張江樹、高濟宇、胡先骕、羅宗洛、胡煥庸、任美諤、黃汲清、翁文波、蕭孝嶸、艾偉；法學院：馬洗繁、王鐵崖、芮沐、童冠賢、吳干、程紹德、孫本文；農學院：鄒樹文、金善寶、劉伊農、梁希；師范學院：張士一、常導直、朱經農、徐悲鴻、傅抱石、黃君碧；工學院：盧恩緒、陳章、劉敦楨、沙玉清、顧毓瑔、時鈞、羅榮安、嚴愷、楊廷寶；醫學院：戚壽南、鄭集、盧錫榮……

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在全國大學選拔部聘教授。最初兩批，全國共入選四十五人，中央大學就有十二位之多。另據統計，中央大學師生中，后來有七十二人成為兩院院士。

抗戰期間，能源緊張，發電量遠低于用電量，重慶不得不經常停電，包括一大批國家機關，也經常一下子變得漆黑。不過，有一種說法是，有兩個地方的電是不會停的，一個是蔣介石官邸，另一個就是沙坪壩的大學——最主要的就是中央大學。無數個墨意沉沉的夜晚，當陪都重慶在一團團潮濕的云霧庇護下沉沉睡去，唯有沙坪壩上的那些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還散發出明亮而溫暖的燈光。人們把這稱為沙坪學燈。這燈光，似乎在暗示那些遠遠近近看到它的人：只要精神不死，意志不倒，再黑暗的長夜，也將被一點一滴的光芒照亮……

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華中師大校長的章開沅說他曾兩次親歷中國大學遭遇的大劫難。其中一次是日本侵華戰爭?！爸袊笃瑖翜S陷，絕大部分校舍被霸占甚至焚毀、炸毀，許多學校師生被迫流亡千里，輾轉內遷。”但是，章開沅說他感受更深的，還不是大學遭遇的這種災難，而是在面臨災難時，“大學生命力的旺盛與頑強”，“只要是稍具規模并略有特色的大學，一般都有相當堅韌的災難承受能力，大多能夠像鳳凰涅槃一樣浴火重生，并且孕育著新的發展?！?/p>

以中央大學來說，誠哉斯言。

六

從松林坡東南順著山路走下去，幾百米外是嘉陵江。春來江水綠如藍，夏日里波濤滾滾的大江，此時格外溫柔。江上，石門嘉陵江大橋飛空橫架。橋的左側，如果回溯到八十年前，那里是人來人往的中渡口碼頭。碼頭邊，十幾家茶館和小食店生意興隆。中大的學子們偶爾也會到這里改善生活，尤其是戀愛中的男女，常常從松林坡的林子里肩并肩地走下來，坐在小食店深處打牙祭——不過是一碗排骨面或牛肉面。

很多年后，朱俊岐對中渡口碼頭記憶猶新。他在回憶錄里說：“新生報到在沙坪壩中大本校，報到手續完成后，由學生自治會新同學接待組分批送到中渡口。”如今我行走的這條依然狹窄的山路，幾十年前，包括朱俊岐在內的一批前輩曾經無數次走過。走著走著，便走進了歷史，走進了回憶。

1944年，抗戰即將勝利的前夜，朱俊岐年十九歲。為了進入心儀的大學攻讀心儀的專業，已在東北大學中文系讀了一年的朱俊岐選擇了退學并重新報考中大。

其時，東北大學內遷至四川三臺。朱俊岐和同學鄒國模一起，花了三天時間，經中江、金堂等地，走到成都，參加了中大招生考試?？荚囃戤?，又花了幾天時間，步行回到老家榮縣——榮縣與我老家富順一樣，都屬自貢。所以，我能聽得出，盡管幾十年走南闖北，但朱俊岐的言談間，有一些詞，仍然是獨特的榮縣口音。

得知被中央大學錄取后，開學前幾天，川南暑熱難當的日子，朱俊岐帶著干糧和被子，告別了父母。在塵土飛揚的毛坯公路上步行六天后，他終于遠遠地望見了聳立在嘉陵江畔的松林坡。

朱俊岐心儀的大學是中大，心儀的專業則是中大首先開辦的邊政學系。今天的大學已經沒有這個專業了，但在八十多年前，邊政學卻是一門顯學。所謂邊政學，要言之，是一門研究邊疆地區治理、發展以及邊疆與內地關系等相關問題的學科，涉及到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方面。清末以來，中國面臨豆剖瓜分的嚴峻現實，邊疆地區屢遭侵占，為此，邊政學興起。全面抗戰開始后，政府遷都重慶，以往很少受人矚目的西南和西北邊疆，被視作抗戰建國的大后方和民族復興基地，邊疆開發與建設便成為國家的迫切需要。于是，不少學者投身邊疆研究，還組建了中國邊政學會和新亞細亞學會這樣的學術團體，而中央大學和西北聯大，先后開辦了邊政學系。

朱俊岐和眾多報到的新生一起，在學長們引導下，沿著山路走下松林坡，來到中渡口。在那里，他們搭乘了一條小汽輪。小汽輪溯江而上，行駛一個多小時后，到達了嘉陵江畔的另一座碼頭——幾十年后，實地調查時，我已完全看不出絲毫碼頭的跡象，甚至也沒有找到朱俊岐記憶中那株巨大的黃桷樹。我看到的是嘉陵江邊的一座小山，半山腰有一片斜斜的草坪，不少年輕人在草坪上玩耍：放風箏，遛狗，聊天，打撲克。山的另一邊，隔著一條清澈的溪流，一座雄偉的大橋正在緊張施工，打樁機和攪拌機發出“轟隆隆”的巨響。

朱俊岐向我提到了那條小溪。那條寬不過十米的小溪，從山的那一邊流過來，拐個彎，注入嘉陵江。就在小溪拐彎處，立著一座十分典型的穿斗結構的四川民居。我想走近一些，但民居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雜草和灌木——我想起了松林坡上“蛇蟲出沒”的紅色警示牌。猶豫再三，我只得在二三十米開外的地方停下來，掏出手機，拍下幾張照片和一段視頻。

這座近年修建的民居，據說是根據老人們的回憶復建的中央大學校舍。那時，這座校舍是學校的傳達室，傳達室隔壁是郵局。

由于學生眾多而松林坡房舍有限，中央大學在這個叫柏溪的地方建了分校，所有一年級學生都集中在柏溪。關于柏溪的校園環境，在朱俊岐到校前三年，一個中大柏溪分校的學生有過這樣的描述：

“沒有巍峨的高樓大廈，沒有寬廣的柏油馬路。假如是在深夜里來參觀柏溪的話，簡陋而質樸的幾列瓦房，后面還有著幾排草屋，在星光下留著模糊的輪廓，暗淡的幾點燈火，從少數窗孔中透露出來，看起來與一個小小的村落又有什么兩樣呢？”

柏溪分校距松林坡本部有數十里之遙，不通公路，嘉陵江航運最為便捷。中大除了自備幾條木船來往外，還請民生公司開通了兩地間的班輪。柏溪周邊，原本只有幾個小小的自然村。因為中央大學入駐，很快就以碼頭為原點，依山就勢，在山谷里形成了一條百十米長的小街。街上開了十幾家店子，分別是百貨店、服裝店、面店、小飯館和茶館。這些店鋪都用楠竹綁成屋架，用竹條編成墻再抹上泥巴和石灰，門、窗及屋頂也都是竹制的。為了防雨，屋頂鋪上了油氈。這種簡易房屋冬冷夏熱，避雨不遮風，人稱抗戰房。

小街背后的山谷里，溯柏溪而上，正面的小山上是禮堂、圖書館、實驗室和辦公樓，谷地里是體育場；左邊的小山上是教室和女生宿舍；右邊的小山上是男生宿舍和餐廳。除了辦公樓為一樓一底外，其余均為平房。在朱峻岐印象中，整個柏溪校區，“善于利用地形地勢，布局合理，錯落有致。墻面微黃，屋面一色青瓦，石砌臺階、擋墻，戶外路旁花木扶疏，莊嚴寧靜，不失為一個讀書的好地方?！睅资旰?，柏溪分校址上，除了那座復建的四川民居外，還有一個污水處理廠。其余地方，全都建成了濕地公園。即便朱俊岐先生前來，恐怕也難以尋出昔時的屐痕了。畢竟，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朱俊岐記得，他所在的邊政學系，首屆招了二十六個人，只有一名女生，叫王慧君，內江人?！鞍嗌贤瑢W唯恐她孤獨寂寞，事事關心照顧，而她卻不以為然；除上課可以見面外，經常獨來獨往。”

與朱俊岐一同在柏溪讀一年級的，幾十年后，他還記得其中幾位特殊人物：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聶華苓，是公認的校花；張治中的女兒張淑央——畢業后，通過張淑央，朱俊岐和幾個同學拜訪了張治中，在他的安排下到新疆任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的女兒吳馴叔；棉紗大王潘仰三的女兒潘其德。這些名副其實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都非常低調，和普通學生一樣，住八人間的宿舍，吃八人桌的校餐。

松林坡所在的沙坪壩已是偏僻小鄉場，與之相比，柏溪更是閉塞的小山村。中大學生的到來，打破了嘉陵江畔山巒間的寧靜。盡管生活清苦甚至枯燥，但朱俊岐們“回想到跨進中大之門以前的艱難，就會預想到走出中大之門以后的重大的責任”，“所以，在這短短的幾年中，需要把握著每一分鐘，以不間斷的努力，來磨亮自己的鎧甲，準備將來走上社會，才能做一個有力的斗士，為著祖國的生存，貢獻出整個的力量”。為此，朱俊岐和同學們聞雞起舞，“朝陽還沒有露出她整個的面龐，正是四點半鐘，號聲震動了靜止的空氣，于是整個的柏溪從睡夢中清醒過來。生命的力，從狹籠似的小屋中散布開來，這里不再是一個寂寞的古老的村落了?！背松虾妹恳惶谜n外，“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圖書館開放，閱覽室總是滿滿的，很少發現空余的座位”。專業課之外，學生們關心時局，以天下安危為已任。柏溪學生不到一千，卻組建了一百多個社會團體，辦了幾十份壁報和油印報刊。

曾在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都讀過書的楊苡認為，兩校最明顯的差別，“在不同的氛圍”。具體來說，“聯大寬松自由，教師各說各的，沒什么禁忌，學生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想怎樣就怎樣”；而中大一則因為它地處首都，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當局認定的最高學府，甚至一度由蔣介石兼任校長，當局管理相對較嚴。盡管如此，中大仍然彌漫著自由的氣息。比如，當朱俊岐還在柏溪上一年級時，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倡議競選學生自治會。海報一出，全校響應，很快成立了六個競選團。雖然朱俊岐競選團最終未能勝出，卻打破了長期以來學生自治會由學校安排、系科推薦甚至黨團包辦的慣例。

山河破碎，戰火紛飛，如同杜詩所云，“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而在西南，在重慶，在嘉陵江畔的山坳上，中央大學自成一方小小天地，“春到嘉陵岸，江邊樹樹花。微風香十里，曲水綠千家?！痹谶@方小小天地里，探索求是、讀書育人被視作與上前線同樣重要的時代使命。清貧而又生機勃勃的日子里，山坳下的嘉陵江是朱俊岐和同學們經常去的地方——不論是在柏溪還是在松林坡。他們有時沿著江邊散步，有時下河游泳。直到一百歲的今天，朱俊岐還能一次游上四五百米，他保持終身對游泳的熱愛，就來自早年的中大生活。當他在嘉陵江上中流擊水，常有一種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時候，他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會如此曲折——以后，無論是在勞改隊的工地還是在礦區的工場，他都樂觀而坦然地面對命運的一次次重擊，追根溯源，和他中大時養成的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不無關系。

七

采訪朱俊岐先生，是在距他家不遠的一家茶樓。我們坐在茶樓門前的小院里，春風和暖，空氣中混雜著淡淡的草木香。百歲高齡的老人，如今被四所大學尊為老學長，這四所大學是：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說起八十年前的往事，他如數家珍。當我告訴他我剛尋訪了松林坡和柏溪時，他說，他時常夢見松林坡，夢見柏溪，夢見嘉陵江，夢見他們班已經全部辭世的二十多位同學……

公正的時間必將收割一切。所有的過去、現在、未來都將成為歷史。對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中央大學來說，它早已被大多數人遺忘。當朱俊岐這樣的親歷者也越來越少，那些烽火中的往事也終將成為絕響。面對沉浸在回憶中的朱俊岐先生，我不由想起在資料中讀過的一段話。那段話，是朱俊岐沒見過的中大校長羅家倫說的——朱俊岐進入中大前三年，羅家倫因派系之爭和身體原因被迫辭職。在告別中大師生的演講中，他說：

沙坪壩，這個三千國士的培育之地，這個度過我們黃金年華之地。是在這里，我們接受了完整的現代教育，培養了我們完整的人格，奠定了我們為國家社會服務的基礎。是在這里，我們緣結終身，共同消磨了多少個可愛的日子，共看了多少晨曦晚霞。是在這里，我們結識了多少才俊之士，一同讀書，一同歡笑，分享彼此的憂傷。是在這里，我們得到了多少教師們的教誨與愛心，得以平安地度過那段艱苦的歲月，羽翼豐滿地邁向人生大道。

1941年春天，離開中央大學前，羅家倫在松林坡種下了一株松樹并作詩一首。如今，他種的松樹已然無從尋覓?；蛟S，它被風雨摧折了，或許，它被人砍伐了，或許，它仍在生長，與眾多樹木一起，構成了我看到的那一片茂密的林子。他的詩留了下來，像要為那個業已不存在的時代作證：

龍孫手植感凄然，

待爾參云我白顛。

終不羨人種桃李，

花開花落是明年。

作者簡介：聶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順，現居成都。已出版著作40余部。主要有長篇小說《自由落體》《長大不成人》《青山夕陽》《化蛹為蝶》、隨筆集《1644：帝國的疼痛》《歷史的B面》《歷史的恥部》等、詩集《靈魂的鑰匙》等。主編有《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