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去世，享年88歲。湯姆·斯托帕德是英國當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多次獲得托尼獎。他還是《太陽帝國》《安娜·卡列尼娜》等電影的編劇，并憑借《戀愛中的莎士比亞》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獎。

本文作者喻榮軍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jiān)，本文刊發(fā)于《劇本》2025年第二期。

生活之中與有些人的相遇是那樣的猝不及防，與湯姆·斯托帕德的相遇就是如此。

2007年我知道在紐約的林肯藝術中心有個超長的三部曲話劇《烏托邦彼岸》的演出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雖然錯過了現(xiàn)場觀看演出，但是我一直對這個劇目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樣的話劇能從倫敦演到紐約，而且演出八九個多小時，一演就是大半年，而且不同部分排練和演出的時間也拉得很開，第一部在演出時，第二部在另外一個劇場同時演出，而第三部還在排練當中，這么長的話劇對于觀眾來說絕對是挑戰(zhàn)。

后來我知道這個戲的中文劇本出版了，于是便找來讀。劇本很長，共分《航行》《失事》和《獲救》三個部分，有近七十個人物，反映了19世紀中葉從1833年至1868年之間一大批俄國知識分子們的故事，從赫爾岑、馬枯寧到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從黑格爾到馬克思，許多知名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等都相繼出現(xiàn)在劇中，對于這些名字我很熟悉，但是對于那些事情我卻很陌生。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之中，他們從青年走到老年，生命在改變，歷史的進程也在改變，故事發(fā)生在歐洲的不同城市，它全景式地展現(xiàn)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思想運動，同時也展示了大時代背景下不同人物的命運，人物鮮明，仿佛一下就走近了他們。

湯姆·斯托帕德作品《烏托邦彼岸》（ 孫仲旭 譯）和《戲謔》（楊晉 等譯）中文版書封

劇作很有意思也很有深度，宗教、哲學和政治、歷史，無所不包，讓我很難一下消化掉，看完之后還處于一種懵懂的狀態(tài)，我打算以后有機會再找出來讀。雖然只是粗粗地讀過一遍，可作者開闊的視野和駕馭群像人物的能力卻讓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在想如果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同樣找出這樣的一個時代，也有那么多有趣的熟悉的歷史人物，除了諸子百家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估計就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了，此后，我也一直注意收集和閱讀這方面的資料，想著在未來我也可以寫一部這樣的劇作。

2015年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征報選題時，我報的選題就是這個，我想以這一部話劇來全景式反映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此來紀念五四運動百年，劇名就叫做《覺醒》，但是后來因為各種的原因自己也一直沒有動筆，沒想到幾年之后，同類題材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大火，我還有機會把它改編成了話劇，這好像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緣分。但當時我對湯姆·斯托帕德本人并不太了解，雖然也知道他是電影《戀愛中的莎士比亞》的編劇，這部電影我在很久之前就看過，但自己并不太喜歡。

一年之后，我在英國皇家宮廷劇院參加編劇駐場計劃，劇院早早地就發(fā)來了授課老師們的名字，湯姆·斯托帕德就在其中，但并沒有引起我的注意，當時有一個品特就足夠令我興奮的了。那天湯姆來講課，一起參加駐場的編劇們都很興奮，大家早早地就來到劇場里等著他，我卻不知來者是誰。

湯姆穿著很隨便，T恤衫加牛仔褲，留著半長的灰白的卷發(fā)，有些不修邊幅。他雙眼有神，體格健壯，充滿著活力。講課的時候，他也很隨意，侃侃而談，感覺上是在聊天，東拉西扯，沒有一個主題可以聚焦，從他的家庭背景一直講到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他出生在捷克，后來還去過亞洲，最后移民到了英國，作為一名猶太人，他好像更在意他的捷克身份，那時候，他創(chuàng)作的舞臺劇《搖滾樂》正在倫敦熱演，我本以為這是一個有關搖滾的音樂劇，卻不料是反映布拉格之春背景下的故事。從他的身上我能感覺到一種放蕩不羈的憤青氣質，他有著強烈的表達欲望，這種人適合做編劇。

課堂上，湯姆花了不少時間講述他的作品《《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吞死了》》的由來，他沒有上過大學，但是卻很早開始工作，剛開始是在報社做記者，后來開始寫評論，從而接觸到了戲劇，因為結識一些演員朋友，他對莎士比亞的作品很熟，在寫關于《哈姆雷特》評論的時候，他找到了一個不同視角去看待這部作品，從《哈姆雷特》劇中兩個小人物的視角去重新打量這部名著，同樣的故事因為不同的視角而別有深意，從小人物的角度來探討命運與自由意志，這個想法很有意思，就像《等待戈多》一樣充滿著荒誕的意味。

這部作品首演時并不成功，觀眾并不知道它要表達什么，只是后來英國國家劇院重新排演時才得到了觀眾與評論界的好評，從而成為湯姆早期的代表作品，隨后，他在紐約獲得了托尼獎與紐約劇評人獎，這也讓湯姆成為了著名的劇作家。

就在前一年，我曾邀請過一部英國的獨角戲《夏洛克》來上海演出，它就是從《威尼斯商人》一劇中那個只有幾句臺詞的小角色的視角來探討整個事件，熟知的故事因為不同的視角而別開生面，所以我一開始對這樣的想法也不以為意。殊不知其中差了幾十年，《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吞死了》是六十年代的作品。后來，這部話劇被拍成了電影，中文譯名叫《君臣人子小命嗚呼》，電影的名字很有意思，卻嚴重限制了原作的意義，這部電影還獲得了國際大獎，這也導致了湯姆之后在影視方面創(chuàng)作了更多的作品。

電影《君臣人子小命嗚呼》由蒂姆·羅斯和加里·奧德曼主演。

不經(jīng)意之間，湯姆突然提到了《烏托邦彼岸》，我也在一瞬之間就認出了他，噢，那個編劇原來長這樣。湯姆的知識面很廣，哲學、歷史、社會、政治等他都談到了，廣征博引，妙趣橫生，他講得很松弛，大家聽得也起勁，時間過得很快，兩個小時就這樣迅速地過去了。湯姆對宮廷劇院很敬佩，說這里出了一大批的劇作家，包括哈洛德·品特、薩拉·凱恩、貝克特、尤里斯庫等。他號召大家站在劇院門頭的陽臺上，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臨別時，他希望能看到大家更多的戲劇作品。

也就是因為那一次見面，我對湯姆的作品有了濃厚的興趣，讀了一些他的作品，他的語言很獨特，很荒誕而有喜劇效果，相比于品特，國內對他的作品關注不夠，上演的就更少。我一直很想把他的作品搬上舞臺，從《真情》到《阿卡迪亞》，從《戲謔》到《烏托邦彼岸》，每個劇本都認真討論過，最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在建院二十年的時候，選擇上演他的作品《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吞死了》，由蔣維國執(zhí)導，舞美團隊都來自于英國，這也是該劇第一次登上中國的戲劇舞臺。在選擇劇本的過程中，經(jīng)過他的劇本經(jīng)紀人的介紹，我和湯姆通過幾封信，他甚至嘗試著要參加這個戲在上海的首演，最終卻因為與其他的事情有沖突而作罷。

疫情期間，聽說他的最新作品《利奧波德城》在倫敦上演，但由于疫情的原因而停演，自己也一直沒有機會看到這部作品的演出，這是一部關于猶太人的史詩作品，人物眾多，跨了幾個時代，這一次湯姆回歸到他猶太人的身份上，把自己和家庭的故事放在了劇中，他以前一直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純正的英國人，雖然他也自嘲過是“假英國人”，但是他卻一直對于自己的猶太身份有些回避，直到他的母親過世之后，他才真正意義上試著去回溯和探尋自己的身世，每個作家的童年都是自己創(chuàng)作的源泉，湯姆用這樣一部作品去審視自己的內心很有意味。

疫情之后，因為要去倫敦談戲劇方面的合作，我通過郵件跟湯姆約了見面，我在倫敦只能待三天，行程安排得很滿，我在最后一天的中午去找湯姆，那時候，他正在倫敦郊區(qū)的一家劇院導演自己的作品《搖滾樂》。我換了好幾班地鐵，趕到了那家劇院，當我走進劇院的咖啡館時，我遠遠地就發(fā)現(xiàn)湯姆正坐在座位上等我，我徑直走過去，我們就像老朋友一樣握手、擁抱、就座。他老了許多，動作也有些遲緩，可是眼神還是那樣的清澈而犀利。他給我點了咖啡，我們就自然地聊了起來。

湯姆·斯托帕德和本文作者喻榮軍

我跟他說起我們上次見面時的情景，他盡力地回憶著，十五年過去了，顯然他并不記得我，直到我給他看了照片，我們才一起回憶起那次會面。他的經(jīng)紀人跟他介紹了我的情況，作為同行，他對我的創(chuàng)作以及中國的戲劇狀況很感興趣，我跟他聊了疫情對于演藝行業(yè)的影響，還有年輕的觀眾與新興的演藝市場，他一直聽得非常仔細，并且不停地問了許多問題。他的思路很清晰，一點都看不出已經(jīng)是八十六歲的老人了。

他問我創(chuàng)作的題材，我大概地介紹了我的一些原創(chuàng)作品的情況，他對我的《資本論》和《烏合之眾》很感興趣，也問我關于疫情我是否創(chuàng)作了新的作品，我說有，就是我剛剛導演完的作品《不可說》，他很開心劇作家可以嘗試著導演作品，說這對創(chuàng)作很有幫助，他正在導演自己的作品《搖滾樂》，其處理的方法就跟以前很不一樣。我跟他說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還想上演他的作品，《真情》和《阿卡迪亞》都還在我們的創(chuàng)作規(guī)劃當中，他很開心。

我邀請他來中國，他表示自己很想來上海，他很喜歡上海，因為三十多年前，他就曾經(jīng)來過上海，那時候是斯皮爾伯格在上海拍攝他所編劇的電影《太陽帝國》，他對上海外灘的印象很深，只是他現(xiàn)在一直住在郊區(qū)，也很少來倫敦市區(qū)，因為自己腿腳不好，已經(jīng)不太可能進行長途的飛行。談到他正在導演的作品，他覺得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作品，也許在中國也可能上演，然后他就找來劇院的經(jīng)理，給我拿來了一本打印的演出本。

我們談得很開心，他也希望能讀到我的作品，因為我的一些作品已經(jīng)翻譯成了英語，我也答應發(fā)給他。本來只打算見一面而已，沒想到我們竟然談了兩個多小時。臨別的時候，我們請酒吧的小哥給我們倆拍了幾張照片，即便是在拍照的時候，他還不忘跟小哥介紹我是一名來自中國的編劇，我們十五年前就曾見過。臨別，我們一同走出了咖啡廳，天空中正下著零星的雨滴，他從風衣口袋掏出一根煙，點著了，慢悠悠地抽著，我們揮手告別時，他的手指還正夾著那根點燃的香煙。

在回程的地鐵上，空空的車廂里沒幾個人，我坐在座位上，在轟隆作響的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聲中，我想起音樂劇《四兩青春》里的一句歌詞：相逢總是猝不及防，告別卻是蓄謀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