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說起來，還頗有些宿命的意思。2007年春天的一個中午，桂林大瀑布飯店前面的杉湖邊，一位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中年婦女走到我跟前，問道：小伙子，你是來桂林找工作的吧？我不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接下來，她又問了我幾句——多大了、從哪里來之類的。見我仍然沒有要理她的意思，她最后決定轉身離開，同時又說了一句讓我當時無法理解，不過事后想起來又覺得像是充滿了神啟的話——你要爭取留下來，這里對你很重要！

當時我還在讀大四，剛從待了半年的廣州來到桂林，想以實習的方式投石問路，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謀一份差事。不過我的麻煩在于，既不滿足學歷上的要求——碩士或者博士，也不滿足專業上的要求——中文、新聞或者歷史；雪上加霜的是，出版社的某位領導在前一晚剛與我談過話，已經明確表達了對我野路子出身的質疑，言外之意是沒戲了。

所以，那位中年婦女沒頭沒尾的幾句話不但不能給我帶來任何安慰，反而還加重了我的一籌莫展。事實上，她那種江湖術士般的談吐、神秘兮兮的樣子以及那根及腰長的大辮子，一度還讓我懷疑她是個騙子——望著她的背影，當時我確實說出了那兩個字：騙子！

然而想不到的是，工作的事情很快又有了戲劇性的轉機——當天下午與我聊了一個多小時后，出版社時任社長肖啟明當即就表態歡迎我留下來。這么說，并非夸大那位中年婦女的作用，也不是把這層轉折歸結為神秘，而是她那句話確實為我和桂林的關系提前作了一番預言，至少是巧合——幾個月后，一列綠皮火車就把我送進了桂林，送進了那家聲名正如日中天的出版社，也送進了那段雖然只有兩年半卻對我構成了某種源頭性影響的日子。

驂鸞路、榕蔭路、北極閣、疊彩路、中山北路，這是我在那座南方小城租住過的幾個地方。但無論租住在哪里，它們都無一例外地指向那家出版社當時的所在地——中華路22號，就位于朱元璋的侄孫朱守謙建造的那座比故宮還要早的靖江王城的東北角。

在那兩年半時間里，從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刨掉午休的那段時間，我就屬于案頭上那一摞摞需要校對、編輯和宣傳的書稿，從語文、外語、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生物、政治的教輔資料，到中醫類、教育類、辭書類、歷史文化類等橫跨各個行業的人文社科圖書。而在伏案之外的其他時間，我則讓自己盡量屬于那座以山水而聞名天下的南方小城，屬于它那些值得深入盤桓的各類景觀和城市肌理，以及它不斷向我延展開來的歷史縱深。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一千多年前韓愈雖未親臨卻猶如親臨的這句想象之作，精準捕捉到了桂林山水的傳神之處。而一千多年后，那些碧玉簪般的山，那些青羅帶般的水，以及那些在山水之間展開的一切，再一次呈現在了我面前，以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方式填補著我此前對遠方的無盡想象。事實上，它們日日夜夜就在我的旁邊——至少是一望而見的范圍之內，如果有興致的話，走上幾步我就能置身于它們之間，成為它們的一部分。

與那些奔赴而來的游客不一樣，對我而言，旅行是我在那座南方小城里每天都在進行的一種日常。只要不上班，隨時我都可以走進它那些充滿了地方特色的大街小巷——疊彩路、鳳北路、濱江路、正陽街、蘭井巷、太平路、依仁路、芙蓉路、龍珠路、樂群路、翊武路，等等，走進漓江、桃花江、榕湖、桂湖、杉湖、木龍湖那片被稱為“兩江四湖”的水系景觀帶，走進獨秀峰、疊彩山、伏波山、象鼻山、七星公園、訾洲公園、西山公園等大大小小的景區和地標……最重要的是，它們時時刻刻都在以在場的方式參與著我的生活。

當然，還有那些遍布城內各地的遺址、故居和歷史人文地標，它們也讓我得以從當時的桂林出發，不斷走進那一座座時間意義上的桂林，走進那一段段以遺跡形式構筑起來的歷史層累——值得一提的是，作為與昆明、重慶齊名的三大抗戰文化城之一，桂林在1938年到1944年曾經云集過千余位知名文化人物，甚至一度開設過兩百多家書店和出版機構。

以靖江王城為中心，那片方圓兩三公里的核心城區，幾乎每天我都會走上一遍——很多時候還不止。時至今日，我難以想象自己當時何以會對那座南方小城產生如此持久而深入的熱情，因為它是我的棲身之地？是對我此前貧乏的地理經驗的彌補？還是出于一種年輕人的本能生命熱情？一個更合乎事實的解釋是，它是我近在咫尺的遠方，在我剛剛進入社會的時候，它正好以世界的面貌攤開在我的面前——更進一步說，它就是我的世界。

是的，盡管已經離開十六年之久，但一閉上眼睛我就可以置身于它的街頭。從刀鋒書店，從解放橋，從古南門，從八路軍辦事處舊址……無論從哪里開始，我都可以把那座南方小城再走上一遍，甚至可以把那些街巷的名字、沿途的地標建筑和一些店鋪的招牌準確無誤地報出來。一點也不夸張地說，在迄今所待過的諸多城市中，它也是唯一一座我以步行方式深度感受過的城市，它的一切已經內化在我的視網膜——不，心理地圖——深處。

后來，即使是離開之后，它甚至也一直和我在一起——除了記憶中的那些內容，它還以簽發給我的那本戶口簿的形式被我帶在身邊十二年之久。在那十二年里，我并不是沒有機會去做戶籍變更，但卻一直沒有那么做，這固然是因為距離遙遠和飄忽不定之故，不過也不乏某種潛意識里的私心所致——想以這樣的方式繼續和它保持著一種藕斷絲連的關系。

2

“桂林山水甲天下”，八百多年前王正功在宴請十一位桂林中舉學子時吟出來的這句詩，被一代代后世人傳誦成了一個響亮的地方標簽。然而，這句千古絕唱的反作用力也是巨大的，它讓那座南方小城里值得被看見的更多內容被遮蔽了，甚至被視而不見了。在那些值得被看見的諸多內容中，至少還包括了當地的日常生活——起碼在我看來是這樣的。

江南巷，還有它的那條岔巷——蘭井巷，就位于靖江王城的東南角。長滿青苔的青石板路面兩側，是一座座深宅大院，從那些敞開著或半虛掩著的院門望進去，可以看見里面的天井、花圃、盆栽、晾曬的衣物、廊檐下的藤椅，而那些雕花的門窗背后，偶爾也會飄出來幾句輕言細語或是一陣陣煎炒烹炸之聲，安靜而又熱烈，平淡而又繁華……第一次偶然闖入之后，我又去過那里無數次——事實上，我只需要下樓，沿著中華路一直走到底，就到了蘭井巷的入口——而對我來說，那也等于通往那座南方小城日常生活現場的入口。

那種具體、真實、鮮活、生動的日常生活，并不只是存在于那兩條明清時期留下來的歷史街巷和住在那里的人家之中，事實上，走在那座南方小城里你幾乎隨處都可以見到。

兩千多年前，從北方前來此地開鑿靈渠的那些兵士們不會想到，他們以稻米為原料發明的那種用以替代面條的食物——米粉，不但安慰了自己的鄉愁和味蕾，后來還會成為那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每天早上都在制造著街頭巷尾那最具生活氣息的一幕幕。崇善、又益軒、花橋榮記、老東江、劉伯娘、田源、石頭……毫無疑問，遍布在城內各個角落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米粉店，就是當地煙火生活和日常現場的最好證明，它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填補著山水之外的巨大空隙，也構筑起了那座南方小城更深層次的氣質和調性。

吸引我一次次前往的，還有太平路上的那家“海天腸粉”，三里店廣場邊的那家“文橋醋血鴨”，依仁路上兼賣涼茶的那家中藥店，中心廣場地下的“小香港”，中山路上綿延一兩公里長的夜市，樂群路上那家巨大的菜市場……甚至還有在這里那里自發形成的那一處處天然市集——一次又一次，我置身于小商小販挑來的一捆捆帶著露水的蔬菜、一籠籠鳴叫不止的雞鴨、一筐筐剛采摘下來的水果之中，也無異于置身于一種鄉土和自然的生活之中。

是的，那些在巷子深處埋首于一日三餐的居民，那些端著米粉邊走邊吃的上班族，那些挑擔擺攤、賣魚販蝦的白發蒼蒼的老太，那些早晚間來到漓江邊垂釣的老頭，那些在街頭榕樹下納涼小憩、走馬走車的退休工人，那些騎著電動車一閃而過甚至連面容也看不清的年輕人……是他們而不是與他們相反的那些人，建立起了屬于那座南方小城的另一重“風景”。我迷戀他們，迷戀他們的日常生活，迷戀他們和日常生活之間那種結實致密的結合，那比從紙頁間、屏幕上得來的更能讓我有一種踏實感——當然，我并不是說后者不重要。

在“日子”前面經常加個“小”，也就反映了我們對待日常生活的真實態度——好像那樣的生活并不值得一過，只有那種遙遠的形而上的生活才更值得向往和奔赴，才更應該被賦予價值和意義。而我在桂林感受到的并非如此，他們對于日常生活沒有自卑，也沒有對“生活在別處”充滿不切實際的渴望，而是安心扎根于眼前的日子里，忙于其中，也樂于其中。

當然，在別的地方未必就沒有這樣的生活，未必就沒有這樣的人們，但在生活還沒有以一種切身的方式落在我肩膀上的時候，是桂林把這樣的一幕幕印刻在了我的感受之中。

這或許是因為，在21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桂林還一如既往地邁著從農業時代延續下來的步調。此外，盡管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普及，但微信、短視頻等虛擬感知世界的方式還沒有出現，德波的那句斷言——“直接經歷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了一種表現”——也還不是普遍感受，每個人都在過著那種不受算法和倍速控制的日子。幸運的是，在“景觀社會”即將到來的前夜，因為置身于那座南方小城，我經歷了那些“活生生的東西”。

而與那些一畢業即奔赴一二線城市的同齡人相比，這或許也是我更加幸運之處。在速度和壓力把他們裹挾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在內卷和焦慮降臨在他們頭頂上的時候，桂林為我抵擋了外面的一切，不必被什么追趕，也不必追趕什么，可以以一種完全松弛的身心仰躺在時間的河面上順流而下，而我也因此擁有了——至少從感受上擁有了——那種輕松、自由和愜意的生活，過上了——起碼是看見了——那種深入、結實、有力的日子。

那樣的“看見”，也讓我成了人群中的一個旁觀者——后來我對于攝影的偏愛，或許也就是那種旁觀延續下來的最好證明。我拍人、拍景、拍物、拍出現在眼前的一切，是的，它們與我無關，但在以旁觀的方式參與過它們之后，它們就成了我感受中的一部分。對一個寫作者——尤其小說寫作者——而言，它構成的不僅僅是素材，甚至還是寫作本身。

在一篇小說、一篇隨筆或一首詩里，你把曾經見到過的某個人從記憶的倉庫中釋放出來，讓他來到一片恰當的紙頁間，在那里過上一種屬于他的生活，再讓一些人讀到他，讓他們看到他清晰的面貌和表情，切身感受到他的狀態，進而在某個瞬間理解他——甚至成為他……如果那些讀到他的人中間有誰這樣告訴你，你會感激自己擁有的那些在當時看起來毫無用處的旁觀，你會明白自己為什么要寫下他——更會明白自己為什么要寫。

3

但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也許應該坦承的是，在置身于桂林的那兩年半時間里，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對我所產生的影響——尤其是那種文學意義上的影響，要等到后來，等到后來有了在上海、北京、武漢的那幾段經歷作為參照和對比，我才能確切地知道它對我到底意味著什么——套用一句時下流行的話來說，也即你不可能同時擁有它和對它的感受。

回過頭來看——盡管并不能完全刨除時光濾鏡的浪漫化效果，但我完全可以這么說，那座南方小城對我在文學意義上的影響至少有兩點：其一，在出版社的那份工作奠定了我的文字起點，形成了我時至今日還在賴以謀生的手藝——無論作為編輯還是寫作者，我都深深地受惠于此；其二，在那里度過的兩年半時光，見證并親身參與過的那種生活，則奠定了我的文學觀念和寫作上的經驗，甚至超越了文學和寫作的影響，形成了某種精神氣候。

一個例子在于，當時我作為《南方人物周刊》的特約記者，曾專訪過著名歷史學家鐘文典先生。整理長達三四個小時的對話錄音，是其中最為繁重的環節。那些日子，在與人合租的位于疊彩山下的那套房子里，我把和鐘文典先生的對話錄音通過兩臺巨大的音箱播放出來，趴在電腦前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聽，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打，前后用了差不多半個月才整理出那份文字稿——后來定名為《鐘文典憶北大：六十年前的先生與學生》刊發。

我的意思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并不覺得是在完成一項任務，而是完全沉浸在了那種平靜、專注、自在的狀態之中——說成享受也不為過。很多個晚上——我盼望著那樣的晚上，一摁下播放鍵，鐘文典先生低沉緩慢的聲音就流進了我的耳朵，又通過我的雙手流淌出來，形成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沒有什么在催促著我，那一切就像自然而然完成的。

更進一步說，在那段日子之外的其他時間也一樣，那座南方小城的節奏、氣質和日常生活現場養成了我的文學心態與認知，盡管當時我還沒有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這種心態和認知要等到后來才一點點釋放出來，直接或間接地散入我的各種寫作之中。

在為1985年的哈佛大學諾頓講座撰寫的那五篇——原計劃是八篇——講稿中，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提出了文學創作的五種核心價值——輕逸、迅捷、確切、可視性、繁復。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當時我還沒有讀過他的作品，更沒有讀過他那本由這五篇講稿構成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然而幾年之后在讀到他的這五種價值時，我在某個瞬間又清晰地喚醒了自己在桂林那段日子里與此相關的感受和記憶，我驚詫于自己原來和他有著那么相近的看法——只是當時它們只是以一種朦朧而又散碎的光影狀態閃現于我所置身的日常現場之中。

而從那種朦朧而又散碎的光影狀態出發，也進一步形成了我后來的那種文學認知：文學——無論哪一種文體——還可以有著另一種面向，可以不用書寫沉重、苦難、疼痛，可以不用承載思想、價值、意義，可以不用貼近主義、流派和風格，而僅僅是它本身，僅僅是對那些被書寫內容的直接呈現……那是一種更純粹、更藝術也更回歸語言本體的文學。

無論在我的兩本詩集、三本小說集，還是在它們的前言、后記和各類采訪中，我都直言不諱地表達過這一點——相比于那種目的性和功能性的文學，我更傾向于那種不為了寫出來點兒什么、寫出來也不為了點兒什么的文學，它是去策略的，是去修辭的，甚至也是去文學的，只需要簡單、結實、準確、有力地寫出來，讓一個字接著一個字就像一天接著一天那樣地流淌，行于當行，止于當止，抵達一種“流水之于圓石”般的境地——如果說我本來就擁有這種認識的話，那也是因為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讓我再一次得到了強化和共振。

盡管沒辦法再經歷一遍，也沒辦法量化驗證，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桂林對我在文學認知上的影響，如果沒有置身過那座南方小城里的那段時光，沒有經歷過與之對應的那些內容，我可以確定自己幾乎不可能形成這樣的文學認知，更不可能寫下后面的那些文字。

在一篇名為《火》的隨筆中，卡佛談到了自己寫作所受的影響，不是書本，也不是作家，不是那種來自文學的影響，而是在一間自助洗衣店里意識到的事實——“除了還有好多年這種肩負責任、內心困惑的生活，別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更具體地說，他指的是孩子，“和我有兩個孩子這樣的事實相比，沒有什么——乖乖，我是說沒有——稍有可能相提并論，同樣重要，具有同樣的分量。”他所說的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就像月亮和潮汐的關系。

就像坐在車夫座上拉著韁繩、拿著鞭子的兩個孩子之于卡佛，就像那些已經消失卻又無處不在的戰場之于海明威，就像纏綿不起的病榻之于普魯斯特，就像屁股下面隨時可能被抽走的椅子之于亨利·米勒……桂林之于我，大概也是一種這樣的影響，它是背景，是底色，是空氣、土壤和雨水。不，我不是說我已經成為，或者將來有可能成為他們那個段位的作家，而是說那種影響的相似性和程度，隱秘而又強大，緩慢而又持久，以至于在我離開它之后的這些年里還在不斷地作用于我——至少到目前為止仍然是這樣的。

4

在離開桂林之后的這些年里，幾乎每年我都會回去一趟——至少一趟。是的，我之所以會用“回去”而不是“前往”，也就表明了它在我心里所占據的位置。而即使在我不能回去的時候，我也可以派筆下的那些人物替我回去，讓他們拖著我在那座南方小城里的影子，置身于我在那個時候的狀態——每寫出來一篇這樣的文字，也就等于我又回了桂林一趟。

一種愛屋及烏的情結還表現在，因為桂林，這些年我也一直在不斷地重返廣西——事實上它也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省區，重返廣西與桂林有著某種關聯性和相似性的地方，那些碧玉簪般的山、青羅帶般的水，那些明明一直在流淌著但又近乎停滯不前的時間，還有那些在其間平靜而又奮力地生活著的人們……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我在它并不在的地方和并不是它的地方尋找著它，尋找著它曾經給我帶來的那些感受、記憶和想象。

在上林——那也是徐霞客漫游的一生中在外面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我在三里洋渡的山水中尋找著桂林山水的倒影，在縣城的里弄間尋找著桂林街頭的煙火，在鎮子上的人群里尋找著在桂林時的我自己。陸續待在上林的那幾個月，我和朋友還拍攝了一部名為《鄉關此處》的紀錄片，寫了一本名為《線城》的隨筆集和一本名為《時間的風景》的攝影隨筆集，然而與其說那是在呈現上林，不如說是在回憶桂林，它總是會從它的背后冒出來。

而在興安——那也是溝通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那座靈渠的所在地，我在縣城那條穿城而過的水渠中找到的是漓江，在熙來攘往的那條水街上找到的是濱江路，在氣勢雄渾的那座秦城里找到的是靖江王城。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我在那里一次又一次找到的那些對應之景，都指向我記憶中那座實在的南方小城，指向我腦海中那座虛幻的南方小城。

這或許也是因為，后來的桂林已經不再是我曾經熟悉的那個它。2016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在從正陽路步行街走到解放東路的路口時，我發現對面曾經無數次置身的江南巷和蘭井巷一帶，換成了一座看上去古色古香但是又非常現代的文旅地標——東西巷。走進去，站在原來無數次站過的地方，被那些熙來攘往的游客裹卷著，望著那一間間人頭攢動的店鋪，我的感受是，此前一直在桂林城外面徘徊的時間，這一次終于破城而入了。

這一次，時間來到了它的內部，讓它呈現出另一種樣貌——在那些與時間并肩的一二線城市里，隨處都是這樣的樣貌。甚至，周圍的高樓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個盆地——有著建筑限高要求的市中心就是谷底。不，市中心的說法并不準確，剛才，就在我在手機地圖上輸入“桂林”搜索時，它顯示出來的是一片讓我十分陌生的區域，市中心已經遷到了他處。

是的，它變大了，變快了，也變新了——如果跟我一樣，也在當年的桂林停留過，相信你也會感受到它這些可能并不算大的變化。不，我并不是在反對它的變化——那對于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公平，而是說，它那些更為讓我熟悉和習慣的部分才構成了對我的影響。

當然，即使桂林已經不是當年的它，也一點兒都不影響我對它的情感。事實上，即使是在離開那么多年之后，我仍然還是會把它當作故鄉——甚至是精神意義上的第一故鄉。相比之下，無論我待過半年多的廣州、待過半年多的上海、待過五六年之久的北京，還是已經待了十年之久的武漢，甚至待過二十年之久的河南老家，都沒有像它一樣讓我產生過那種強烈的“故鄉感”——是的，故鄉感，這個詞語比故鄉或許更能說明問題的本質所在。

不，我不是說其他城市對我沒有影響，那也與事實不符。對比來看，如果說其他城市讓我向外打開了自己——無論經驗上的、視野上的，還是認知上的，那么桂林則讓我向內打開了自己——讓我在剛一畢業之際就置身于它的針尖之“小”和流水之“慢”，并習慣于待在那樣的“小”和“慢”里，以此對抗后來在其他城市所經歷的那些不斷裹挾著我的“大”和“快”。

正式和桂林告別那種“藕斷絲連的關系”，是在2021年底，因為準備買房，我把在那里存放了十五年之久的戶口遷到了武漢。沒有懷念，沒有感慨，沒有唏噓，甚至連一絲波瀾也沒有，在把舊戶口簿換成新戶口簿的那個下午，我的真實感受就是這樣的。不過吊詭之處在于，作為我記憶倉庫之中深層部分的它，卻開始越來越清晰——這種鏡頭對焦般的清晰，既遠勝離開它之后這些年的任何時候，甚至也遠勝很多年前我置身其中的任何時候。

是的，它是一座離我越來越遠的城市，然而它給我帶來的那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卻越來越近，明亮、鮮活、生動，永存于我的回憶之中——也會以回憶的方式永存于我的將來。

在桂林停留過后來又離開的那些人中間，會不會有人對它與我有著同樣的感受？或又像我一樣，在它不在的地方和不是它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達它？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僅僅是，在我和那座南方小城之間，并不是只有我在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達它，事實上它也在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和抵達我——它在自己的居留之客里所選中的“騎手”之一，以一種無時不在和無處不在的方式——就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候，它從這里那里冒了出來，出現在我眼前偶然的幻象之中，出現在我敲打出來的文字里——甚至是那些沒有文字的地方。

【作者簡介】 林東林，詩人，小說家，《芳草》雜志常務副主編。著有《唯見長江》《火腿》《出門》《燈光球場》《迎面而來》《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著詩人回家》等詩歌、小說、隨筆作品多部。現居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