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書院的起源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僧俗士子讀書山林、藏修游息的“精舍”或“書堂”。兩宋時期，因朝廷“右文”而民間講學之風大盛，書院因此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此后，隨著統(tǒng)治者對文教的重視，書院日益發(fā)展成為集聚徒講學、藏書校典、文獻編修為一體的文化教育場所。迄至明代，書院在曲折中繼續(xù)發(fā)展，尤其是晚明政荒民弊，士人以講學為“救世之方”，成為實學思潮的重要依托。白鹿洞書院的復興就是這一時期書院發(fā)展的典型代表。

白鹿洞書院坐落于江西廬山南麓，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是傳統(tǒng)書院教育的杰出代表。唐貞元年間，李涉、李渤兄弟隱居讀書于此并馴養(yǎng)白鹿，故得名“白鹿洞”。五代南唐在此設立“廬山國學”，北宋建立后，當?shù)厥咳嗽凇皬]山國學”舊址基礎上建立學館，形成白鹿洞書院的雛形，后毀于靖康之變戰(zhàn)火。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理學家朱熹任知南康軍時，不僅主持修繕書院房舍、籌措學田、聚書收徒，還手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五教之目，確立“為己之學”的教育宗旨，使書院一躍成為全國理學傳播的核心陣地，奠定“天下書院之首”的地位。元朝建立初期，得益于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與統(tǒng)治者對儒學的推崇，書院獲得了一定發(fā)展，但隨著元后期局勢動蕩，書院再度被毀。明正統(tǒng)三年（1438年），南康府知府翟溥福主持重修，書院基本恢復了宋元原貌，至正德、嘉靖年間，王陽明、湛若水到訪講學，反響熱烈。然而，萬歷初年，張居正下令廢毀私創(chuàng)書院，白鹿洞書院因而遭受重創(chuàng)。張居正去世后，經(jīng)地方官員重建，白鹿洞書院重煥生機。白鹿洞書院在晚明的復興離不開舒曰敬與李應升兩任洞主的不懈努力。

舒曰敬（1558——1636年），字元直，號碣石，江西南昌人，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官至江南泰興知縣。舒曰敬為官清廉、政績卓著，深得百姓愛戴，后因被造謠中傷，致仕歸鄉(xiāng)。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在南康府知府袁懋貞的延請下，舒曰敬出任白鹿洞書院洞主。舒曰敬將“會講”與“會文”引入書院教學體系。“會講”以知識講授為核心，形式靈活多元，書院主洞、教習、外部文人名士、地方官員乃至學生均可成為主講者，既能系統(tǒng)傳授知識，也能開展師生間的學問切磋與答疑解惑；“會文”則聚焦文章寫作，定期集中學生交流寫作技法，提升寫作能力。在實施層面，舒曰敬規(guī)定每月“會講”“會文”各六日：“會講”遵循“講則隨所懷來，送疑掃義，不徹不休”原則，鼓勵師生充分交流探討；“會文”要求“文須切題”，同時強調(diào)“隨性所近，以極思而拓其才，毋襲人所長，以學步而失故我”，注重保護學生的個性與創(chuàng)造力。舒曰敬為推動“會講”，曾“負笈裹糧，屨填戶外，數(shù)里間，仁祠道院，蹴居幾遍”，積極延請名家；還通過“遙示會題，俾按期傳送，約及清秋大會洞中”，提前規(guī)劃教學活動，讓書院復興之象初步顯現(xiàn)。

李應升（1593——1626年），字仲達，號次見，明南直隸江陰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李應升初任南康推官，為官公正廉潔，又經(jīng)考選授御史，多有建白，后參劾閹黨進而得罪權閹魏忠賢，被害于獄中。舒曰敬以丁憂離職后，李應升先以推官身份兼理書院事務，天啟二年（1622年）正式受任洞主，在繼承舒曰敬舉措的基礎上，從多方面深化書院建設。在教學傳承與優(yōu)化上，李應升延續(xù)“會講”“會文”制度，堅持“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于山齋，丹鉛盡磨其鐵硯”，當時書院學生“月以初二、十六課文兩篇”，李應升皆親自校閱評定。李應升也參與編纂《白鹿較藝集》《白鹿文茸》，將學子們的優(yōu)秀論文匯編刊刻，為學子提供學習范本，切實提升寫作水平。在制度規(guī)范上，李應升制定《白鹿洞書院會規(guī)》，對學子們的文章寫作、道德修養(yǎng)作出全面規(guī)定，尤其杜絕抄襲、賭博等不良風氣，營造風清氣正的育人環(huán)境。與此同時，他積極清理洞田，確保書院經(jīng)濟來源穩(wěn)定；在原有志書基礎上編修《白鹿書院志》，梳理書院歷史脈絡。更重要的是，李應升積極申請洞學科舉，成功將科舉名額增至八人，既大幅提高學生學習熱情，也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力。

在舒曰敬和李應升的接續(xù)努力下，晚明的白鹿洞書院“文教丕振，洞學復興”，學子“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書院“山間廢屋敝止，庀茸一新，人稠不能容，僦居道觀幾遍”，成為當時文人匯聚、學術繁榮的重要場所。

白鹿洞書院的復興，始終以傳承歷史經(jīng)驗為前提。從南唐時期的“廬山國學”，到朱熹主持下形成的“講會”制度和學規(guī)體系，再到王陽明、湛若水等人的講學實踐，前人的教學模式與文化積淀為明末書院復興提供了堅實基礎。舒曰敬、李應升一方面延續(xù)“講會”傳統(tǒng)，身體力行參與講學，同時邀請名家入院指點，為學生拓寬視野；另一方面，將“講會”活動進一步制度化，通過固定“會講”“會文”時間、明確活動規(guī)則，讓傳統(tǒng)教學形式更具操作性，確保書院教學沿著歷史驗證的正確路徑推進。

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舒曰敬和李應升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以學子文章定期評比為契機，通過洞主評選和學子們內(nèi)部互評，充分發(fā)揮書院學子們的主體作用。此外，舒曰敬還教導學子們“文須切題，竅妙處不在題中實字，在虛字”，強調(diào)文章寫作要在契合題目的基礎上自由抒發(fā)情感；李應升則主張“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要求學子不要拘泥于陳規(guī)陋習，應形成獨有的風格。舒曰敬、李應升尊重個性、鼓勵創(chuàng)新的教學理念，激發(fā)了學子們的創(chuàng)造性。李應升還通過規(guī)章制度規(guī)范書院學子的言行修養(yǎng)，鼓勵崇學向善，期望他們具有“利害惕之而不動，患難迫之而不搖”的品德與操守。

從學術傳承脈絡看，晚明白鹿洞書院的復興絕非孤立事件。萬歷中后期，伴隨思想控制松動，民間書院呈現(xiàn)“星火燎原”之勢，承載朱學正統(tǒng)的白鹿洞書院與無錫東林書院、陜西關中書院等相繼興起，形成講學議政的時代風氣。無錫東林書院更是秉持“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清議”介入政局，形成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士人公共輿論場。所以，晚明書院的制度與精神隨著時代嬗變而不斷自我更新，它們的復興既是對這一時代潮流的呼應，更是儒家學者“為往圣繼絕學”的自覺實踐。晚明書院以“山林”系廟堂之重，用“學術”濟時艱之危，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演進歷程中繪就了濃墨重彩的時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