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拜訪張柔武先生，是因為我對張謇飲食文化的研究執念——她是那時張家后代中唯一見過張謇的人。推開那扇門，102歲的老人正穿著自己織的毛衣，背挺得筆直，一如年輕時在國立音專練琴的模樣。聽見聲響，她抬起頭，眼角的紋路里盛滿了一個世紀的溫柔：“是來問爺爺家宴的事？坐下說。”

她的人生，本是一幅錦繡畫卷：1919年生于濠南別業，祖父是狀元張謇，父親是“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孝若，母親是曾掩護地下黨的名臣之女。小時候在博物苑識花木，“女兒樓”里聽祖父講“教育興邦”，父親說“唯有上進者可繼祖業”——這些教養如種子，在她生命里悄悄生根發芽。

命運卻給這株溫室里的花澆上了風雨。1935年她剛考入杭州國立音專，父親突遭不測；次年赴東京學鋼琴，盧溝橋的炮火擊碎了留學夢，濠南別業也被日軍占據。妹妹張聰武十六歲犧牲在抗日戰場，姐姐張非武棄學從軍，而她留在上海，用歌聲控訴暴行，編《婦女界》傳遞抗爭的星火，即便目睹負責人被暗殺，也未曾退卻。“那時不怕嗎？”我曾問她。她說：“怕，但不能退——這是張家的本分。”

往后的歲月也多風雨。1952年她回到南通任教音樂，將父母的“曼特林”鋼琴搬進教室；“文革”十年，她被批斗、掃廁所、勞改，親眼見證祖輩的墓園被毀。穿著舊旗袍清洗公廁，蹬著舊皮鞋在田間勞作，右手還傷殘了一指。“最難的時候怎么熬？”我握緊茶杯問。她抬眼，目光里沒有怨恨，只有溫潤的光：“勞動能強身，干活時記得把腰挺直。”這份從容，是她面對苦難的姿態——不說委屈，只把磨難當作生活的調味。她常說：“人這一生總會遇到難事，怕沒用，扛過去就好。”

我們的交往，多圍繞著“吃”展開。她的飲食之道，藏著樸素的長壽智慧。從不挑食，魚肉蔬果、粗糧細糧都嘗，但恪守“少食多餐，適可而止”。因牙齒不好，她用專用小剪刀把菜剪碎，慢慢咀嚼。想起祖父張謇的養生理念，她也偏愛清淡飲食，多用南通本地的新鮮食材。這份克制，讓她百歲之齡仍腸胃康健。她記得八歲時祖父家宴的每道工序：海門的蛋餃和羊肉要紅燒，做糯米圓子不能全用糯米粉，要加三分大米粉才有嚼勁。我按她的口述做菜送去，她會捻起一小塊細品，然后說：“料酒要用陳年的白蒲黃酒，三年以上的，你這瓶還新了些。”

她的生活從無“潦草”二字：看電視時手上總繞著毛線，自己的衣裳幾乎都是親手織的，邊織邊構思文章；即便臥病在床，也會在心里默記歌詞，舍不得讓光陰虛度。“腦子越用越靈，手腳越動越活”，這是她的信條。101歲時，她在大生碼頭彈奏鋼琴，指尖起落不見遲滯；103歲親臨張謇特展，條理清晰地講述家族往事；期頤之年寫下兩部近四十萬字的著作，一筆一畫工工整整。除了用腦，她也愛動：打長牌時起身走動，與牌友談笑；天好時在院里散步，脊背始終挺直。“腦不停、手不閑”，讓她的身心始終保持著活力。

她的養生里，還有一份“順應自然”的通透。我曾為失眠焦慮，她寬慰我說，自己從五十歲起就靠安眠藥入睡，“吃安眠藥不礙事，多用腦就好——我連八歲的脆餅香都記得”。但她從不賴床，作息極有規律：早睡早起，午間小憩，始終保持著節奏。她的房間里沒有保健品，只有常用的小剪刀、毛線團和書籍，卻靠著這份規律，養出了硬朗的身心。

相熟之后，她講了更多往事：1974年復教后，她奔走滬寧編寫音樂教材，成了“南通音樂教育拓荒者”；改革開放后為蘇臺交流奔波，百歲時發起愛心基金，三十多年春節捐款從未間斷。“為什么總想著做事？”我問。她說：“爺爺講‘實業救國’，爸爸說‘上進’，閑著，就是虧了時光。”這份心懷大愛、樂于奉獻的心境，讓她的生命始終豐盈。

2021年1月，她讓我安排好車，陪102歲的她回海門老家看看。那天她開心得像個孩子。中午在我家品嘗復原的謇公宴，一個多小時始終坐得筆直。飯后合影，我隨意地歪著肩，她卻始終脊背挺直，大笑時自然掩唇，端茶杯時指尖彎成恰到好處的蘭花——鏡頭里，102歲的她如一株歷經風雨依然舒展的蘭，每個角度都是刻進骨子里的優雅。

最后一面是在她摔跤前的深秋，她想讓我帶她去看嗇園和新的南通師范。又說：“你上次的菊糕，多加些糖就更像爺爺家的味道。”我點頭，看見她眼底的光，一如1935年西湖邊練琴的少女，清澈得不染塵埃。她的兒媳楊慧琳后來告訴我：老太太在ICU整整二十二個月，這樣的生命力實在罕見。

11月6日她走后，我翻開她簽名的《瀕濠歲華》。字跡依然工整如初。她用一百零六載人生詮釋，長壽從來不是靠名貴補品或特殊技法，而是心態平和、飲食有度、手腳勤快、心懷大愛。

南通的最后一位名媛走了，但她織過的毛線、講過的家宴、挺過的風雨，還有她踐行的生活之道，早已在我心里立起一座碑，上面寫著：好好過日子，挺直脊背，守著本分，也護著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