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家訓文化的漫長發展歷程中，宋代無疑是一個成熟且璀璨的階段。這一時期涌現出眾多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家訓著作，南宋學者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堪稱繼《顏氏家訓》之后的又一里程碑。與出身世家大族的顏之推不同，袁采來自小門小戶，憑借科舉步入仕途，其家族后續發展也趨于平淡。這樣的出身背景，使得《袁氏世范》相較于充滿貴族趣味、引經據典的《顏氏家訓》，更具平民性與接地氣的特質。《袁氏世范》最初名為《俗訓》，是袁采在擔任浙江樂清縣縣令時所作，旨在為百姓提供生活規范。由于在推行過程中效果顯著，普通百姓既能看懂又能踐行，袁采便請好友作序以圖推廣。其好友慧眼識珠，認為這部家訓不僅適用于一縣，且能惠及全國百姓，更能世代發揮教化作用，遂建議更名為《袁氏世范》。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價，該書“于立身處世之道反復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為篤摯”，標志著中國傳統家訓從貴族化向平民化的重要轉變。

內睦者家道興

家庭和睦是家族存續與發展的基石，《袁氏世范》對家庭和睦的根源有著獨特且深刻的認知，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矛盾化解方法。人們通常認為家庭不和睦源于財產爭端或長輩對晚輩不切實際的期望，如父親強求子女做大官、當大學問家等。但袁采卻指出，這些并非根本原因。財產紛爭一生中難得遇到幾次，長輩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也會隨著時間調整。家庭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家庭成員間的“性情差異”。當不同性情的人相處時，若彼此不愿妥協，矛盾便隨之產生。針對這一根本問題，袁采提出“性不可強合”的理念，即不能強行要求他人的性情與自己一致。作為父兄，應體諒晚輩的實際情況，不苛求他們與自己想法相同；作為子弟，要尊重并接納長輩的教導，銘記他們的教誨。當然，這種包容并非無底線，在涉及惡習、道德等原則性問題時，父母必須進行干涉與管束，但在個人喜好、個性特點等非原則性問題上，應允許差異存在。袁采認為，做父親的應明白，如今自己成為父親，昔日也曾是他人之子，若能將過去侍奉父母的美好品行發揚光大，子女自然會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效仿；做子女的也要知曉，現在身為子女，未來也終將成為父母，應體諒父母當下的付出與苦心，思考未來自己能否像父母對待自己這般盡心盡責地對待子女。

此外，《袁氏世范》主張對人的評判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多想想別人的好處”也是促進家庭和睦的重要方法，袁采將家庭成員的不足比作人身上無法去除的“痣”，認為人要容忍這些“瑕疵”的存在。在家庭生活中，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并非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此時，若有人能先“下氣”，主動退讓一步，矛盾便不會激化。這種“下氣”是一種智慧，是從良好結果出發處理問題的理性選擇。同時，這種寬容不是單方面的要求，而是家庭成員雙方都應秉持的態度。

育后人以良德

教子有方、愛子有度，是每個家庭在教育子女過程中都需面對的重要課題。《袁氏世范》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極具價值的成長指引，為子女教育提供了全面且實用的思路。在教育子女的“度”的把握上，袁采提出“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的重要觀點。在孩子年幼時，就要嚴格要求，及時糾正他們的不良行為，讓他們樹立正確的是非觀念。不能因為孩子年紀小，就忽視是非問題。同時，在孩子成年后，也不能減少對他們的關愛，要在尊重他們獨立人格的基礎上，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引導。

對待子女，“權衡”與“平均”是教育中必須重視的原則，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待不同子女的情感與資源分配要力求平均。袁采深知，在多子女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往往更受寵愛。但父母要平等對待每個孩子，避免因偏愛引發子女間的矛盾。《紅樓夢》中，賈母偏愛小兒子賈政，導致大兒子賈赦不滿；賈政偏愛嫡子賈寶玉，忽視庶子賈環，最終賈環因嫉妒推倒蠟燈燒傷賈寶玉，這些案例都深刻地揭示了偏愛對家庭和諧的破壞。在當代社會，二孩家庭中也常出現類似問題。因此，父母要在情感表達與資源分配上應盡量做到公平，讓每個孩子都能感受到平等的愛。另一方面，要摒棄“重男輕女”的觀念。在古代社會，“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但袁采在當時卻有著超前的思想，他指出，很多父母最終依靠女兒生活，甚至養老送終都由女兒和女婿承擔，所以不能輕視女兒。雖然袁采的觀點仍帶有一定功利性，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疑是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在當代社會，雖然“重男輕女”思想有所淡化，但尚未完全杜絕。因而，結合袁采的教子理念，可將其核心方法總結為“均一”“嚴謹”“分別”三種方式。“均一”不僅指父母對子女的愛與資源分配要平均，還包括培養子女平等的觀念。“嚴謹”主要強調“長幼有序”的家規，讓子女明確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懂得尊重長輩。“分別”則是要培養子女的是非觀念，讓他們從小就能辨別善惡對錯。不能因為孩子年幼，就對他們的小過錯、小惡念視而不見，這正是“子幼必待以嚴”的具體體現。

“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袁氏世范》強調的重要教育理念。父母的言行舉止會對子女產生深遠的影響，子女也會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覺地模仿父母的行為與態度。當子女達到入學年齡，教育重心會發生一定轉移，但這并不意味著家庭只關注子女的文化課學習。在宋代科舉的背景下，袁采提出了理性教育的觀點。他認為，“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每個孩子的天賦與資質不同，不能強求他們在學業上都達到相同的高度。但即便如此，也必須讓孩子讀書。一方面，孩子將時間用于讀書，就沒有閑暇去做壞事，書中傳遞的知識與向善的理念，能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讀書能讓孩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與其他讀書人交流學習，能避免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同時，袁采也強調，讀書不能脫離社會，要讓孩子與外界保持必要的聯系。如果一味死讀書，會導致孩子“無所見聞，樸野蠢鄙，不近人情”，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識與判斷力，甚至容易被欺騙、裹挾。在當前快速發展的社會中，讓孩子在讀書的同時關注世事，培養綜合能力，顯得更為重要。

當子女長大成人，步入社會，選擇職業是他們面臨的重要抉擇。袁采認為，“人之有子，須使有業”，擁有職業對個人與家庭都至關重要。對于富裕人家的子女，有職業能避免他們無所事事、為非作歹；對于清貧人家的子女，有職業能讓他們免于饑寒，承擔起家庭責任。在職業選擇上，袁采認為通過讀書考試步入仕途固然是正途，但并非人人都適合。只要職業能夠維持生計，且不“辱先”，即不從事乞丐、竊賊等違法或有辱家族聲譽的職業，其他職業如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等都可以選擇。袁采對“辱先”的理解更為深刻，他認為，巴結權貴、從他人那里撈取資源的行為與乞丐無異；做官貪污、濫用公款等違法亂紀的行為，與盜竊沒有本質區別。

一世良言受益長

《袁氏世范》雖然誕生于宋代，但其中蘊含的智慧跨越時空，對當代社會的家庭關系調適、教育焦慮緩解以及家風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啟示與應用價值。在家庭關系調適方面，當代社會的家庭矛盾多源于代際觀念沖突。例如，青年“恐婚”現象，本質上是年輕人獨立的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觀念之間的碰撞。通過借鑒袁采“性情差異論”的智慧，父母應摒棄強制要求子女遵循傳統觀念的做法，以包容的心態接納子女的不同選擇；子女也應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理解父母的擔憂與期望，以溝通代替對立。此外，在“雞娃”現象盛行的當下，許多家長過度關注子女的學業成績，對子女的職業選擇也有著嚴格的限制，認為只有從事高薪、體面的工作才是成功。袁采將職業選擇從道德評判轉向功能考量。這種務實的職業觀，能幫助家長緩解對子女非傳統職業路徑的焦慮，尊重子女的興趣與天賦，讓子女在適合自己的領域實現價值。

《袁氏世范》的價值，在于它將儒家倫理巧妙地轉化為普通人可操作的日常生活指南。其平民視角、務實精神和人性化智慧，為當代家庭文明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