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暑期我回到老家遼南，見到年輕時熟悉的老郵局有點清冷，便生出不少感慨。我和郵局的關系，說起來有點意思。無論在哪個地方住，都會有郵局的朋友。主要原因是常常寄掛號信，有一點業務交往，再者就是取稿費，因為用的是筆名，有一點麻煩，只好找人幫忙。幾十年過來，舊歲里的光影有不少可念之處。

我幼時住的那個古鎮，方圓只有一公里，城東門邊有個小郵局，是間綠色的小房子，晚清的時候這里是天主教堂，我記事時，老建筑已被改造過了，看不到多少老的模樣。門口有個郵筒，顯得很亮眼。最初的印象是，那里只有一個中年女子忙著業務，來的顧客也不多。女工作人員長得很漂亮，男人們進城時，都喜歡往郵局望兩眼，這在城里算是一景。后來郵局多了一個小伙子，專門負責騎車送報、送信，業務也多了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們家訂有一張《旅大日報》，送報的人便和我們熟了。每天聽到窗外的自行車鈴聲，便知道報來了，院子里偶也飄出了笑聲。

我最初去那家小郵局，是給外地的親戚打電話。那時候全城就這一臺公用話機，它掛在墻上，用的時候摘下來。上世紀六十年代，交通不便，通訊設施也很少，郵局的作用就顯得特別重要了。記得鄰居趙大叔病重，趙大嬸不識字，找我幫助給當兵的兒子拍電報，我呼哧呼哧跑到郵局，寫了幾個字：“父病，望速歸。”郵局的阿姨問，病情重么？我回答說很危險啊。結果電報文改為，“父病危，速歸”。鄰居的兒子幾天后回來了，穿著軍裝，一臉大汗到了家。而趙大叔也奇跡般恢復了健康。后來這位大哥對我說，你的電報嚇壞了我。我忙解釋，“危”字是工作人員加上的。眾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我們那時候與遠方的親朋交流，主要靠寫信。城里的人還方便，鄉下就不行了。我到農村插隊的時候，村子里很簡陋，老鄉們寄信，往往托我們這些知青回城時替他們找郵筒。離我插隊處最近的小城有二十多里路，回家的時候，大家順便把老鄉的事給辦了。生產隊有個神奇的人物老谷，滿臉胡子，紅紅的臉膛，喜歡喝一點酒，是講一點義氣的人。他有個妹妹遠嫁黑龍江一個縣城，偶有信件往來。有時候是我替他寫點什么，彼此互通一些信息。記得黑龍江方面來過一次外調，老谷請我寫一點說明之類的文字，才知道他們家族復雜的歷史。他的父親參加過抗日活動，后來逝世。因為與組織單線聯系，重要人事關系中斷，沒有人能夠證明當年的經歷。我在幫助寫材料的時候，接觸了東北淪陷時期的一些舊事。郵局的信件往來中，所知所感，影響了我后來對于東北抗日史的認識。有一年冬天，老谷突然跑到青年點找我，說要寫一份證明信，對方要得急。我按照他的提示，把信匆匆寫了出來。為了不耽誤時間，老谷趕著馬車進城，我隨著他蹚過復州河，越過幾道山嶺，天黑前將信件投入郵筒里。

遼南的郵局大大小小，樣子不同，留下的印象也各異。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大連一所師范學校讀書，學校在郊區的海邊，那里交通不便，有點閉塞。離學校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小郵局，房子古色古香的樣子，風格很特別。郵局只有一個近六十歲的老人在工作，顯得格外忙碌。也許是因為學校的學生太多，郵件的數量大，有一次去買信封，排了很長的隊，到了我臨近窗口后，那個老人不耐煩地說：“下班了下班了，明天再來。”又接著說，“你們沒完沒了地來，我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我和幾個同學聽后有些不快，又不愿意再招惹他，便托家住市里的同學幫忙解決了難題，從此沒有再造訪過那間綠色小屋。

上面所提的兩個郵局都有點簡易，大一點的城市就不一樣了。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遼南一個縣城工作了兩年多，偶然與縣郵局打點交道。縣郵局歷史很久，也頗有些故事的。記得它位于火車站旁，是一個日本式的老建筑，有點滄桑之色。那里不僅可以打電話、寄大件，還能夠看到櫥窗里展示的一些報紙雜志。當時我在縣文化館編一張文藝小報，每期僅印三百份，只發到各公社的文化站，能夠看到的讀者不多。不知道怎么認識了郵局一位送報刊的老郭，他是從遼陽調入這里的，小個子，胖胖的樣子，說一口北城話。我給了他幾張小報，他看后很感興趣。那小報上發過遼南幾個老作家的文章，還有本地幾個知識青年的詩作，呼應著朦朧詩的詩風，內容還是挺先鋒的。我問他可否幫助我們推廣一下這張小報，他痛快地答應了。不僅投放到各個大機關和大廠礦，還親自到火車站發放給旅客。不久，小報加印了不少，開始有點影響了。有一次沈陽《鴨綠江》編輯阿紅先生寫信來，說在一個小火車站看到了我們的報紙，很是興奮，并來要幾個作者的聯系方式。藝術品有時候如石擊水，總還是可以濺出一點漣漪的。

我年輕時候喜歡寫詩，說起來乏善可陳。一日不知為何，忽發靈感，寫了一首關于郵局的小詩，其中有一句形容它是“時間里的綠車”，當時略有點得意。其它的句子，現在已經忘記了。這依稀看出內覺的閃動，像我這樣夢想走出窄門的青年，多么希望搭著這“綠車”穿行在時間的隧道，去造訪那些陌生之所。

多年的走南闖北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沈陽太原街的那家郵局。我在省城上大學的時候，很喜歡到那里看看。畢竟是省城，在郵局里幾乎可以買到所有國內重要的讀物。第一次到那里去，有點眼花繚亂。記得張賢亮《綠化樹》發表的時候，我去那里買《十月》雜志，竟然脫銷了。我找到一個負責人，希望能夠從別的門市調來幾本。一個阿姨笑著和我說，真的沒有了。旁邊一位顧客看我很喜歡這本雜志，就說，“我有一本，剛看完，給你吧。”我千謝萬謝，像得了寶貝。回到學校，一口氣讀完了張賢亮的作品，還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發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當代文藝思潮》上。那是我第一次嘗試寫評論文章，沒有料到，后來竟然走上了文學批評的路。

太原街的郵局很顯眼，每次到那里，門口都聚集著一大批人，開始覺得奇怪，不知為何如此熱鬧，后來才知道這是球迷的聚集所。他們品評世界杯，臧否球員，十分投入。主講人站在窗戶前，旁邊還不時有插話者。有一位小伙子，高高的個子，風度翩翩，各國的球星情況都能說出一二。眾人圍繞著他，偶爾還有一點爭論。有的時候，不知道誰說了什么，傳來一片笑聲。現在想來，這是開放初期青年人的露天沙龍吧。郵局是閑人喜歡去的地方，談天說地間，許多人成了朋友。我的一位同學，家住在太原街，對于沈陽的球迷頗為熟悉。他說來此聚會的人，多能說出許多足球的門道，自然，這種修養也不是一兩天養成的。

其實球迷與我們這些文學迷，本質上有點像。有表演者在，就有品評者出來。品評者多為超功利之人，他們仿佛鑒賞者或裁判者，與被凝視者是沒有利害沖突的。也由此，談起心得沒有障礙。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中文系的師生，其實不也是評論者么？對比起來，文學評論者，一般很少有足球品評者那么激情萬丈，或即興發揮的才華。文人者也，以靜的方式審視存在，悄無聲中寫審美的感受，那是另一條路徑。不過，認真想來，許多文學的評論者，有時候是不及足球評論者的，他們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不溫溫吞吞。我自知沒有做到此點，有點慚愧。年輕時代經歷了不少聚會，太原街郵局旁所見所聞，竟引起不少聯想。那個自然無偽的對話場景，還有無數人亮亮的眼神，至今還讓我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