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言小說有兩部家喻戶曉的名作，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在清代，這兩部的作品地位和聲譽處于互相競爭、互相軒輊的態勢。然現代以來卻走向兩個極端，《聊齋志異》被奉為經典，《閱微草堂筆記》被貶低為不夠成熟的小說。這種評價很不公平，也缺乏闡釋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現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文學性的小說取代子部小說之名，子部小說這一個龐大的文類被打散，使得古代小說研究的一些概念混淆不清、評價標準單一。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學術問題主導性的加強，子部小說還原性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子部小說還原研究的必要性

中國古代有兩種“小說”，子部小說是從先秦諸子就有的小家珍說、瑣屑言論。自《漢書·藝文志》以來，就是目錄學分類中的一個文類，系于子部之中，屬于正統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類是從“小說家言”發展出的虛構的敘事文學，如唐人小說、明清章回體小說等。這兩類作品因為長時間地共用“小說”之名，引起很多觀念與類屬的混亂與糾纏。近代以來將小說與西方的“novel”對譯，“小說”就成為“虛構之敘事散文”的專有概念，傳統目錄學中的“小說”被取消了類屬，消弭在筆記史料、筆記等稱謂之中。

但失去了名字屬性和研究的專門性的子部小說，具有類屬穩定、數量龐大的特點，是不容忽視的學術遺產。

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為一種著述形式，子部小說在唐宋以后作者彌繁，書目日益龐大。《隋書·經籍志》小說類，有25部，共155卷；《舊唐書·經籍志》“子部”小說類列書13部，90余卷；《新唐書·藝文志》子部小說類則增為123種，19家，6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唐人記唐事；《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列書210種，359部，1866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類”收小說123部，有存目小說196部，共計319部。清初的劉廷璣在他的《在園雜志》就指出，明清章回小說和話本小說雖然和子部小說同稱小說，但這些排斥虛構、藻彩和主觀想象的“小說”和文學性小說相比，“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也就是在明清時期，子部小說和文學類的小說已經發生混淆，劉廷璣只得用“歷朝小說”與“稗官”加以區分。從《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到宋元明清的史書與私家著錄，小說都是作為傳統學術體系中“子部”或者“史部”中一類邊緣化的著述收錄的。

在現當代，子部小說失去了“小說”之名，而被稱為筆記小說、古小說、史料筆記等名目。這些名目對子部小說來說都不貼切。以“筆記”來說，它是古人普遍采用的著述方式，無論是筆記小說還是史料筆記都無法準確涵蓋“子部小說”；“古小說”則不是文體定義而是指某時段的小說，而事實上，到清末民初乃至當代都有從“識小”——也就是知識性的一面，進行考據、論述的子部小說作品問世，如王世襄先生的《錦灰堆》等。這種命名法的負面作用卻很明顯——子部“小說家類”失去了兩千年來都屬于自己的專名。這既意味著對歷史和文化的割斷，又因為失去了類屬，作為整體的“小說家類”在今人眼中就不復存在，又談何研究？

子部小說在現代語境中的消失，帶來了古代小說研究的混亂。名之不立，使它們與文學小說的交叉之處難以廓清，兩者夾纏在一起，使研究工作永遠徘徊在辨名析類的原點上。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小說家類及存目為例，目前研究者既欲肯定其選目內在的合理性，又難免將它們作為文學類小說的前文體，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上，先天地被歸入幼稚、低劣的一類。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總纂官紀昀為例，他按照子部小說文類標準創作的《閱微草堂筆記》，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本志怪小說集，而是一部集十年心血的個人著作。徐珂稱:“紀文達學究天人，胸羅萬象，所謂無書不窺，無技不絕。加以天性曠達，不靳靳然賴雕蟲小技見稱后世，其精義微言，皆隱見于《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但這部書在現代卻因筆墨平淡、缺乏文學想象而被視為未能進化成熟的小說，幾乎被趕出文學殿堂。

這一現象的出現，說明僅以文學小說的虛構和創作的自覺意識作為子部小說的特質，研究者是無法為其提供解釋框架、發掘其本身價值的。因此，審慎認真地對待傳統目錄學小說，給子部小說——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這樣一大文類，以充分的還原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還原研究的方法

對子部小說還原性研究，當從文獻整理和文類研究入手。子部小說是“玉屑滿篋”式的散漫的札記體，條目雜湊，缺乏內在的連貫和邏輯，歷來不受重視，易于散佚。很多都散見于各種叢書中，版本不夠好。還原性研究首先需要對“子部小說”原有的書目與文獻資料進行完整收集。這項工作應包括從各類筆記小說大觀、筆記小說集成、《全宋筆記》、全明筆記等的整理，到文言小說的斷代、分類等文獻考釋和理論研究，如李劍國的《唐前志怪小說集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孫順霖、陳協琹編著的《中國筆記小說縱覽》等，還包括小說理論研究如譚帆的《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等。

在小說書目的整理方面，像袁行霈、侯忠義編的《中國文言小說書目》、王齊洲的“二十五史《藝文志》著錄小說資料集解”，都不以今人小說觀念為標準，而以歷代史著中的子部小說家類為依據，收集相關文獻資料完全依傳統目錄學的“小說家類”進行編輯，這些都是子部小說還原性研究的文獻基礎。

子部小說的文類還原研究，指更新研究模式，將其置于傳統子部分類的目錄學體系之內，根據其文類特點進行研究。概括說來，子部小說的文類特點是個人視角的札記體著述。通常以短札的方式書寫，一卷之中含有數十條，而內容相互間關聯性不大，屬于一條條雜湊成書。札記或者筆記都是指其短小、累積而成的著述方式。如清人章學誠所說“稗野說部”是“徵材之所余”，“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子部小說既具子書性質，又是“識小之學”——從微觀具體、價值不大的地方用功的一門學問。

在“小”與“雜”的面貌下，“子部小說家類”具有知識的屬性。“子部小說”的目錄學定位是邊緣化的知識而非文學創作。屬于被傳統目錄學勉強容納的“另類知識”，并非崇高、深奧、需要正襟危坐學習的知識，而是所謂“雜事”“異聞”“瑣語”那一類，故在價值和可靠性上都被大打折扣。“子部小說”始終是作為一類信息或者知識，反映并參與各個時代的文化生活。這是干寶搜神記異、洪邁記錄鬼怪雜談、紀昀以“著書者之筆”反對蒲松齡對私密場景進行文學性發揮和想象的立場所在。這些學者所注重者，乃“異聞”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識，而非故事的文學性價值。所謂“記一事而自發議論，書一人而旁及瑣細”的“子部小說”，是以“故事”為實事，保存聞見信息、探討另類知識、表達個人學術見解為目的。所以知識史是貫穿“子部小說”歷史的主線。

再有就是個人化的視角。小說在傳統目錄學中屬于子部，成一家之言的議論是子部著作的價值所在。這種子部特質表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是作者以個人見聞、親身經歷來強調內容的真實性。其次是以議論為宗，敘事是鋪墊，作者對事件的觀察、意見和評價是更具價值的所在。子部小說選材自由度高，事無巨細、真偽，都可以在有聞必錄的傳統之下，不辨而述之。子部小說作者大都抱有為正史存史料或為補正史之不足的寫作目的，各種無法被納入正史的宏大敘事或敘事立場的材料，都可筆之于小說。具有比正史更廣泛的敘事興味，因而保存的史料更加多樣。這在日常生活史興起的當代，更加顯示出其價值。

子部小說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這類研究體現“識小之學”的人文情懷。將子部小說放到古代文化和學術語境之中，從古人的“識小之學”中，可以感受體味士大夫樸實本真的著述動機與情懷。如對文化風物的興趣與熱愛。文人每歷山川風物、時代沿革，乃至日用細物、戲笑不急之事都認真地記錄保存下來，那種鄭重和珍視之情是士人的精神面目和內心情趣的流露。這種生命態度在與今人的比較中顯得彌足珍貴。比如我們喜歡汪曾祺、喜歡王世襄，說他們身上有士大夫氣，其實就是那種在小說作者身上普遍流露的悠閑從容的人格，鄭重地對待文化的細節和各類“細小事實”的人生態度。我們看小說家仔細地考證述說著一個個細微的物品、不足道的習俗或者消失的人事，在輕松愉悅之外為他們生命情懷感動。古人沖遠溫厚的風度和心境是附著在子部小說中的一筆精神財富。

其次，子部小說的史料價值在新的史學范式內，作為基層的、個人的視角史料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歷史學家漆俠在《關于宋史研究》中說“宋人的小說筆記記錄的事物范圍頗廣，保留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如洪邁的《夷堅志》，雖然有許多不經之談，但如果認真逐條檢抄，可能是記錄有宋一代諸色匠人、雇工、佃客、商賈、小販最多，材料價值極高的一部小說筆記。只要善加辨析，抹去上面的灰塵迷霧，就會顯露出它固有的社會生活的光輝。”《夷堅志》就是一部著名的子部小說。

近年來“小事件，大視野”的微觀史、日常生活史等的研究，使得子部小說的史料價值大大提升。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在正史之外，引用的史料多是《夢粱錄》《夷堅志》《后山談叢》一類子部小說。這些記錄著古代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感受的普通史材，為今天的人們建構出古代社會生動的質感。

（作者：王 昕，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