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日期間，來到杭州市西湖區孤山路25號，這里坐落著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館區西側，有一處古色古香的三進院落。假山、亭臺，而后豁然開朗，只見重檐歇山式的主體建筑，神似寧波天一閣。東邊為御碑亭，立一塊高大石碑，正面刻有光緒題字：文瀾閣，背面為乾隆諭旨，由光緒五年時任浙江巡撫譚鐘麟錄。

作為清代四大藏書閣之一，文瀾閣因《四庫全書》而興，也因書而遭遇離亂。館閣正式落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年后，《四庫全書》陸續運抵入館。太平軍入杭城，古籍流失在外。咸豐十一年（1861），杭州鄉賢丁申、丁丙“集膽壯數人”，半夜搜尋散落，追回八千余冊。同治年間，文瀾閣開啟回收、補抄的大工程，雇員百余人，耗資五萬余元，方至3396種，34769冊。光緒年間，文瀾閣重建，恢復舊面貌，同時增建門房、假山及亭臺。

一座藏書閣的浮沉，見證中國近代圖書歷史流變，亦讓人懷想，四庫全書收錄書冊之浩瀚，其保存所涉人力物力之巨。在清代，有這樣一群人，合力閱讀皇皇書冊，為每本典藏書籍，量身定制“導讀”文字，寫就《四庫全書總目》這一兩百卷的大型解題書目，為古籍的保存、研究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這些古籍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

一道圣旨 萬卷書緣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考慮到之前的類書“不能悉載全文”，又加之“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家……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頒布了一道匯錄古書的圣旨。隨后的圣諭依次說明了采擷的標準、匯錄的要求，直到三十八年二月，將之定名為《四庫全書》。皇帝的命令，臣子自然不得不從，何況這還是一件造福學術界的大事。

有此學術覺悟，可以說四庫的緣起在于乾隆皇帝。細讀圣旨，皇帝的目的并不盡在于惠澤文苑。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少數民族當政的時期。明末文人對待清朝的態度，正如南宋人之于金、明初人之于元。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提到：“前因匯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為采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例。”清代統治者惟愿穩固政權，自然不希望看到“詞意抵觸”圖書撼動民心。因此，在四庫版本的古書里，有關金、元、清的措辭會較大改動，是館閣文臣根據乾隆的態度作出的調整。

除了明面上的銷毀禁書，乾隆皇帝還有一招，那就是站在“公理”面前，收買人心。在一道圣旨里，乾隆大打感情牌，稱自己讀畢熊廷弼、王允成、葉向高等頗有名望的明代文人著作，為這些人潸然淚下、痛哭流涕，認為明代滅亡與當政者不采納忠言有關。帝王的心思，藏在圣旨的字里行間。也是編纂官們需要仔細加以揣摩的內容。

除了把控編纂的導向，乾隆事無巨細制定四庫編纂標準：“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對于進獻古籍的義舉，也要大力嘉獎。史載，浙江范懋柱進呈天一閣藏珍貴古籍六百四十一種。乾隆感“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

《古今圖書集成》是一部集大成的類書巨著，被譽為康熙時期的“百科全書”。一萬卷的體量足足要一間屋子才放得下，這也可見范懋柱那幾百冊書的意義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范懋柱來自藏書世家，是范欽的八世孫，也是天一閣的守護人之一。

在那個技術并不先進，藏書面臨著水、火等隱患的年代，正是一批又一批民間藏書家的努力，才讓如今的我們能從壁櫥中看到那些珍貴的刻本。除了皇家的“石渠”、“內府”，還有天一閣，還有傳是樓……薪火相傳，書脈不斷。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乾隆頒布了二十余道圣旨，見證了四庫從無到有，從裒集到編纂的全過程。無論乾隆的本意是如何，這一部四庫出現了，它將給后世帶來巨大的文化影響，以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情懷。

編纂分類 獨具匠心

《新唐書·藝文志》載：“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古籍浩瀚，自然需要將之分門別類。而常見的一種分類，便是經史子集。經，讓人聯想到十三經，屬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史，便是官修正史。子，收錄絕大多數哲學著作，比如諸子百家。集，相當于如今所說的“文學類”，如《蘇東坡文集》。

自《漢書·藝文志》問世以來，正史中有了目錄專編。公家的目錄專編還包括，《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而私家藏書目錄則有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這些專編相當于古籍的“花名冊”，對于研究者來說是極好的參考工具書。

到了清代，裒集古書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極強的學術本領。乾隆欽定紀昀來做“皇家編輯”。這位大學士曾因《鐵齒銅牙紀曉嵐》的熱播，以伶牙俐齒的形象，出現于大眾視野。然而，他是當時實打實的“進士及第”，歷任侍讀學士、學政。乾隆三十八年，他出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始終其事，十有余年”。

從分類之初，紀昀不曾偷懶。在四庫的二十則凡例之中，他寫明了自己的分類標準：擇善而從。

舉幾個例子。詔令、奏議皆關國政，但被《文獻通考》列入集部。紀昀考之《唐志》《漢志》，決意把這兩類歸入史部。舊志并未對《香譜》《鷹譜》這類檢索性質的書專門分類，僅將之放入農家。紀昀參考了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之例，別立“譜錄”。

既參考正史中的目錄，又不全仰仗之，而能博采多家，這樣客觀理辨的態度值得學習。

志書存在一種現象，循名失實，即“名不副實”。宋代官修書目《崇文總目》將《樹萱錄》編入“種植”。單從題目來看，樹萱定與農業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然而考其內容，《樹萱錄》實乃神話志怪小說。此處謬判，早為宋代史學家鄭樵所譏，而后紀昀在四庫中加以修訂。

除了校正前志的錯誤，紀曉嵐等還親自為大量的書判定類屬，使之名實相副。《筆陣圖》是一部傳授書法要領的著作，書中還列舉了基本筆畫的寫法。從前的志書將之列入“小學類”。對此，紀昀作了新的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

不撿現成的標準判定，而非要一一鑒別。不因人廢書的選書標準，不帶門戶之見、寬厚兼容的精神，精核考證、敦茲實學的學術態度，著實須一番苦功，也奠定四庫的“辨章”之基，令后世贊頌。

學術橋梁 跨越時空

四庫共有二十則凡例，每則皆是言簡意豐，蘊含著編撰者的拳拳用心。而四部及四十四類之首的序篇，更是一部簡明的中國學術史。

作為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著有《中國文獻學》。對四庫提要情有獨鐘的他，在敘講疏中主要運用三種證明方法：一是用提要本身文字來內證，即本證法；二是用其他學者觀點來印證；三是自抒己見，發表個人看法。敘講疏的考證有理有據，是研究提要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看似評書，實則論學。

四篇總敘中，經部總敘猶如一份學術通考，值得細細推敲。古時經學地位極高，這一點從科舉處即可知。紀昀以為，像經書這般“如日中天”，已經“無所容其贊述”，于是他所選錄、評價的是沽經之說。這涉及漢代以來的經學傳統。紀昀將兩千余年的經學沿波，分出六變。漢代五經博士流于拘泥，而魏晉至唐宋時期，治經風氣流于泛雜。“洛閩繼起”，落于悍弊；心學始立，以狂禪解經。

分論流變之后，紀昀便為其定了歸宿。自漢以降，“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據張舜徽先生的說法，“漢學、宋學之名，發自清儒”。漢學有根柢，宋學則有精微的特質。兩家囿于門戶之見，“彼此攻詰，勢同水火”。對此，紀昀講出兩句公道話：“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正如我們回望歷史一樣，紀昀梳理經學流派時，不免也扮演著事后諸葛亮的角色。而且，據張舜徽先生考證，紀昀于提要中多揚漢抑宋之辭。然而讀到兩句話時，依舊會為他試圖超越學派之爭、直抵“公理”的學術熱忱所折服。這樣的熱忱，源自國盛期的文化自信，也蘊含著對學術真理的追求。

作為一部官方編纂的工具書，提要的學術影響力超越時代，惠及近代、當代學界。歷史學者陳垣曾說：“我感到從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學校中任何一位老師還多。”研究古籍的學者，均能循階而上，借了提要這一把高梯，探訪浩瀚的故紙堆，更上一層樓。

看山有三境界，推至四庫的研究也可。初讀四庫總目，以為“目錄而已，不如讀其中提及的一部完整的書”；略窺其中的精妙，方才明白，這哪里是目錄，而是足資學人登堂入室的寶典。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序錄》中曾說過：“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如今，從這篇經部總敘看來，此言可謂切意矣。

如今，人們來到文瀾閣，于三進三落的院內，緩緩徐行，早已不見書籍的影子。數字人文時代，古籍入庫，或是錄入線上古籍資料庫，古老的藏書閣漸漸成為歷史符號。然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精神卻未褪色。從手抄本到古籍庫，從藏書樓到線上平臺，變的是載體，不變的是投身學術、碰撞思想的追求。而《四庫全書總目》正如一座橋梁，連接著乾嘉學者與當代學人。它時刻提醒著我們，真正的學術公理，終須穿越門戶之見，在時代的長河中反復淬煉方能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