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場圍繞魯迅故里景墻圖像的爭議，正在中文網絡上轟轟烈烈地展開。這一方面固然體現了魯迅作為一個現代文化名人在當前仍然擁有的巨大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表明魯迅故里作為一個著名文化景點，與魯迅這個文化符號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人們對于魯迅故里如何呈現魯迅這個文化符號有著異乎尋常的關切。雖然魯迅故里景墻只是魯迅故里入口處的一個極其簡化的視覺文化標志，并不能涵蓋魯迅故里豐富復雜的歷史文化內涵，但是，就像一本大書的封面，它所傳達的視覺信息和符號意涵卻是最為直接的。因而，人們對它加以關注甚至提出質疑都是理所當然的。它體現了公眾對于公共文化價值與傳播效應的關注，并不能簡單視為一種炒作。面對質疑，有關各方與其抱著自我防衛式的態度進行回應，不如將其作為提升公共文化服務品質的一種契機，展開更加深入的思考。

從目前的討論情況來看，人們對于魯迅故里景墻圖像的質疑主要聚焦在魯迅手里夾著的那根燃著的煙上。“景墻橫向延展，一側是魯迅故里整體形象的白描，另一側是‘魯迅夾煙’形象，煙霧恰恰能銜接這兩個畫面主體。”（王宏超：《魯迅故里景墻版畫，已經22歲了》，《紹興日報》）可見，香煙在這里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道具，而是一個串聯環節。而且，景墻中魯迅圖像所依據的李以泰版畫原本就有這個魯迅手夾香煙的畫面。魯迅吸煙成癮，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李以泰的版畫《魯迅》在眾多以魯迅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中，也是一幅流傳長久的經典之作。而在魯迅故鄉紹興的各類魯迅圖像作品中，魯迅故里景像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據《紹興日報》上述報道：“魯迅紀念館、名人廣場、紹興文理學院等地都有魯迅塑像，或站或坐，姿態各異。但這些都沒有魯迅故里東入口景墻上的魯迅形象深入人心。它不僅作為景墻而廣為人知，還曾被制作成各類廣告印刷品用于景區的宣傳推廣。”因此，紹興有關方面極力主張保留這幅圖像，并以“尊重魯迅、尊重歷史、尊重藝術，不輕易改變魯迅故里在廣大游客中的既有形象”作為其最重要的理由。這在輿論上也得到了許多媒體的廣泛支持。有的自媒體甚至還把問題歸結為“游客投訴魯迅抽煙”，指責提意見的游客是“抽風”，這就偏離了討論的主題，陷入了人身攻擊的泥淖。因此，在介入討論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明確這么一個基本事實：人們對于魯迅故里景墻吸煙畫面的質疑，并不是對魯迅抽煙的質疑，也不是對魯迅抽煙這個歷史事實的否定，不能以偷換概念的方式將問題轉移到魯迅身上，甚至拉魯迅下場進行情感勒索，這不但有礙于正常的公共文化討論，也違背了魯迅生前一貫反對辱罵與歪曲的文化立場，走向了魯迅精神的反面。

在我看來，當下我們討論魯迅故里景墻圖像爭議，應該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作為魯迅故里最突出的視覺文化符號，應該如何傳達魯迅故里的文化內涵及其主要特征，如何展現正確的公共文化價值導向？從這個層面來看，我認為目前的魯迅故里景墻畫作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有關各方和社會大眾的深思：

首先，是畫作與魯迅故里文化特性是否一致的問題。眾所周知，魯迅故里是魯迅早年生活的地方，魯迅與故里的關聯從生活層面可以分為兩個時段，即從1881年出生到1898年離開紹興到南京求學的成長歲月和1910-1911年兩個時段，在歷史上都屬于晚清時期，也是魯迅的少年和青年時期。而從文學層面上來看，魯迅書寫故鄉的作品也大多寫于新文化運動及其后一段時間。按理說，要反映魯迅與故里的關聯，可以從魯迅青年時期的圖像中取材，或者從魯迅書寫故鄉的作品中汲取靈感。但故里景墻當初設計的時候，卻沒有從這個方面考慮，而是襲用了以前廣泛流傳的李以泰版畫圖像，只是稍稍做了一點調整，把原圖中的書房場景換成了室外圖景，然后以煙霧作為右側魯迅圖像與左側紹興故里景象的勾連。這種設計單純從畫面來看，的確是比較有效的。但問題是，李以泰的魯迅版畫作于1974年，原本題為《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刻畫的是魯迅在書房中面對著一本攤開的書，手夾香煙、凝神思考的情態，也是作者對魯迅1928年寫給友人韋素園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表述（“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昧曖難明的問題，都可說明。”）的高度概括，畫作對魯迅形象的刻畫，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的文化烙印（《李以泰：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中國美術學院網站2021-03-30）。魯迅晚年研讀以歷史唯物論批判文藝的書，的確對其晚期思想發展有很大影響，但與其早年生活并無關聯，與魯迅故里展示中國傳統士紳家族生活與紹興鄉土文化的基調也并不一致，這就造成了一種時間上與主題上的錯位。把李以泰的魯迅畫像搬到魯迅故里景墻上，事實上只是對以往的魯迅政治文化形象的符號挪用，并不是一種合乎魯迅故里文化特性的選擇，也并不能體現其作為故里符號的生活化傾向。

有人認為，故里壁畫圖像富有生活氣息，但從畫面來看，圖中的中年魯迅其實仍然保留了李以泰原作中的那種凝神思考的形象，與魯迅故里的生活氣息并不吻合。為此，故里壁畫對原作中香煙升騰的軌跡作了改動，將其改為裊裊的煙霧，與紹興故里場景勾連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為畫面增添了生活氣息。但筆者卻認為，這個表現生活氣息的功能基本上是由香煙而不是由魯迅形象本身所承載的，它更加突出了香煙在構圖上的意義，也使得它與當下禁煙的公共衛生要求發生了直接的沖突。《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禁止在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戶外發布煙草廣告。禁止向未成年人發送任何形式的煙草廣告。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務的廣告、公益廣告，宣傳煙草制品名稱、商標、包裝、裝潢以及類似內容。”魯迅故里景墻雖然不能直接界定為廣告，但作為一個大型的戶外公共藝術作品，實質上具有景區廣告的性質，“還曾被制作成各類廣告印刷品用于景區的宣傳推廣”，因此不能違反廣告法的規定，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傳遞與禁煙要求相違背的內容，更不應以魯迅吸煙的圖像，向公眾傳遞不正確的信息，造成某種錯誤的名人示范效應。事實上，魯迅故里景墻前經常出現游客模仿圖像點煙的場景，就是這種效應的實證。這是不能以任何一廂情愿的說辭加以掩蓋的。

有人認為，魯迅一生抽煙成癮，這是歷史事實。魯迅故里有必要展示魯迅生活的豐富性，不要人為地將其簡化為某種高大上的形象，使其與公眾產生心理上的疏離。呈現一個有血有肉、立體多維的魯迅，比一個被剝離了所有時代印記和個人特征的“純凈”形象更有教育意義。這個想法在總體上的確是站得住腳的，也符合當下的大眾接受心態。但是，這與故里景墻是否可以呈現魯迅吸煙場景并不是一回事。因為，景墻作為故里最突出的文化標記，要呈現故里的文化特征及其與魯迅的關聯，并不可能把魯迅生活的各個維度都呈現出來，其間必然要有所選擇。這里，我們不妨引一段魯迅自己的話作為參考：“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魯迅：《“題未定”草（六至九）》）這就是說，以畫像展示一個人的精神風貌，應該表現其主要特征，而不是個人隱私和瑣碎生活細節。更何況，魯迅故里景墻還不是一般性的魯迅畫像，而是魯迅故里最突出的文化符號，它要呈現魯迅與故里最深刻的文化聯系。而現在的圖像，至少在筆者看來，未能很好地體現他的早年生活與后來文學書寫的勾連。況且，在戶外公眾場合，面對不特定公眾展示名人吸煙畫面，本身就是與《廣告法》禁煙要求相違背的不當行為，與公共文化傳播的價值理念并不相符。

或許有人會說，魯迅故里景墻畫作是一件藝術作品，對于藝術不能用法律條文來加以限制。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在景區門口戶外展示的藝術作品，與展館（包括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等等）內部展出的藝術作品及其他展品不同，是一種公共藝術，與后者相比有著更加廣泛的公共傳播效應，因而在體現公共價值上也有更加嚴格的尺度。從展示效果來看，展館中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布展者可以借助豐富的史料、文字說明和語境背景，全面、立體地介紹歷史人物，包括其優點與不足、高尚與平凡。吸煙作為魯迅生活習慣的一個側面，完全可以在館內的展陳中被呈現，并輔以必要的歷史解釋，讓人們理解歷史人物的復雜性。而在景區入口處這樣的開放場域，作為一種文化標志，魯迅故里景墻畫作所傳遞的視覺信息是直接的、單一的，對不特定公眾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即使配上一些輔助性的文字，在打卡點熱鬧的場景中也不可能產生多大效果。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更加注重公共藝術的傳播效應，對那些有明顯爭議甚至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的作品進行必要的修正，或者以更有意義的作品來取代。目前的魯迅故里景墻，雖然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成了紹興的一個文化地標，甚至積淀了不少人的文化記憶，但畫作本身早在2005年間就曾因知識產權問題引起法律糾紛，而其內容也存在著上述諸多問題，與公共藝術所承擔的公共文化傳播的價值尺度并不相符。當此之際，有關部門與其基于并不可靠的某些理由，執著于保留景墻畫作原貌，倒不如借此契機，展開更加深入的公共文化討論，在新的文化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升級換代，重塑文化地標，推出更能體現故里文化特色以及魯迅與故里文化關聯的公共藝術作品，以新的文化風貌體現新時代的公共文化價值導向，回應新時代的審美文化需求。

設想一下，如果魯迅故里景墻上能夠呈現出少年魯迅乘著航船去看社戲的畫面，或是他的《故鄉》中描述的1919年底最后一次回鄉的情景，如果還有其他具象或抽象畫面能夠以更加精妙的藝術手段，呈現魯迅與士紳家族和鄉土社會更深的連結，那么，我們也就可以從這場看似已有官方結論但其實仍有不少爭議的公共文化討論中獲得啟發，將其轉化為一次公共文化符號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典范案例，進而取得更多的富有建設性的公共文化成果。而這，也正是我作為一個長期從事浙江歷史文化研究（包括魯迅研究）的浙東學人的最深切的期待。

（作者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任浙江省文學學會副會長，曾任浙江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