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高中寫詩，大學開始小說創作。著有小說集《菜市場里的老虎》《熱帶》，長篇小說《上京》《身外之海》等。即將出版小說集《神的游戲》。

消逝

文｜李唐

我很困。又累又困，但還是不得不打起精神。畢竟在別人的新書發布會上睡著是一件沒禮貌的事。

其實誰都知道，并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我們這一小群人，甚至坐在下面的聽眾也不關心。他們大多是偶然走進這家書店，想要看看這群人聚在臺上究竟想干嗎；還有人純屬是為了坐在椅子上休息。當然，也不排除有一兩個真正的讀者，手里抱著書，目光炯炯，神情專注。但你永遠也搞不懂他們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們看向你的眼神總有幾分嘲諷。

“我的問題是……”

總算到了讀者提問環節，也就是最后二十分鐘。說話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穿著灰色羽絨服，雙手緊緊地攥著麥克風。

他的問題和這本書毫無關系，而是問臺上的四個嘉賓，如何能夠在上班的同時還寫小說。他說工作幾乎占用了所有時間，他一直想試著寫小說，但總是抽不出時間。

臺上另外三人都看向我。因為這里只有我還在上班。

“每天寫五百字，”我記得自己回答說，“如果你能每天堅持寫五百字，那么一年就是十八萬字，一部長篇都出來了。”

我不知道這個回答是否令對方滿意。活動結束后，那個男人走了過來，對我說：“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該寫些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我說，“寫你最熟悉的東西。”

“我感覺我沒有生活，”他說，“每天上班、下班、睡覺，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寫的。”

“那為什么非要寫？”我說。

“我想寫。”他直直地看著我，“我不知道寫什么，但我還是想寫。”

回到家，我和S做了晚飯，然后我去洗碗。天早就黑下去，按照平時的安排，我會看看書，試著寫點什么。S會去公園跑步。可是今天外面刮風，她懶得出門了。

“活動順利嗎？”她隨口問我。

“這種活動，也沒什么順不順的……”我說。我又想到了那個男人，他說不知道寫什么，只是想寫。不知為何，我覺得這里面有一些深刻的道理，或許觸及了寫作的本質。

我想起了一件事，大約發生于十年前，那個時候我才剛開始想寫小說。那時我也不知道要寫什么，只是有莫名訴說的欲望。如果面對的是真人，我恐怕會因為羞恥默默埋藏在心中；但面對一張空白的紙（我那時確實是用簽字筆寫在紙上的），我卻毫無負擔。那感覺有點像是對著樹洞訴說秘密。

我將一些不連貫的文字寫在一只筆記本上。那是一只橙黃色的筆記本，中間用水墨畫畫著剝開了一半的橘子，總體看起來很溫暖。我是在路邊的文具品商店買的。一眼就看中了。

那會兒我才開始工作，干的是門戶網站的編輯。每天的工作無非是更新一下頁面，起一些新聞標題，盡量能吸引眼球。寫作是秘密進行的，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就像是秘密，不愿輕易為外人知曉。

雖說平日工作不算忙，不用像新聞記者那樣整日四處奔波，但如果有突發新聞，網站編輯加班還是跑不了的。有一次，加班到了凌晨一點，我坐出租車回家時，看到附近的幾棟互聯網公司的大樓仍亮著燈，不少身影在窗戶中倏忽而過。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或許并不屬于這座城市。

一坐上車，說出住址，我就立刻睡著了。到了當時租住的地方，我半睡半醒地下了車，行尸走肉般上了樓。到第二天鬧鈴響起，我才意識到我的那只從大學起就開始用的背包落在了出租車上，包里有我的身份證和橘色筆記本。車是隨手攔的，沒要發票，更不可能記下車牌號，連哪個出租車公司都沒印象。看來我的身份證和筆記本就注定消失在這個世界的深處了。

身份證還可以補辦，筆記本上的內容卻再也回不來了。里面有我記下的靈光一閃的句子和小說片段，還有詩歌，其中不少是當時我的“得意之作”。我曾為自己的寫作之路規劃過許多美妙前景，卻想不到橫遭此禍。

總之，我沉浸在寫作之路“中道崩殂”的悲痛中，直到我的手機響了起來。是一個男人打來的，聽起來歲數并不大，語氣稍顯輕佻。剛一接通他就大喊我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

“這個背包是你的不，嗯？”他說，“我在車里撿到的，里面有你的名片。你是在××網工作的是不，嗯？”

那個時候，人們工作中還流行交換名片，現在很難見到了。我忘了裝名片的小塑料盒也在背包里。如果不是這個現今已被淘汰的事物，我的本子恐怕再也找不回來。

“太感謝了，您什么時候有空呢？”我急忙問。

“呃……什么時候都行。”電話里的男人遲疑了一下，然后豪爽地說。

我們約定中午在公司大門口見。我已經等不到下班了。

中午，我見到了打電話的男人。他穿著墨綠色的帽衫，牛仔褲，身材瘦削，長相仿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的兩只眼睛閃閃發亮，配以窄狹的臉龐，讓人不自覺聯想到猴類。

天氣很冷，又刮著大風，不少人已經開始穿羽絨服了。帽衫男子背著我的背包，后背微駝，雙手插兜，站在風中。我走向他時心里想的是：別凍壞了吧？

寒冷使我們接近，省去了必要的客套。我們的臉都被寒風吹皺了。他卸下背包，我正要感謝，他打斷了我：“那些東西，是你寫的？”

我抬起頭，看到他猴類般機敏且戲謔的微笑。他的鼻頭紅紅的，鼻涕似乎隨時會淌下來。

不用說，他不光翻開了我的背包，還翻看了我的本子。這使我莫名難堪，轉而又有些慍怒。當然，我知道要是沒有這個好心人，我的本子就此遺失了，可想到自己的秘密被窺視，還是生出幾分不爽。

“謝謝。”我避開他的目光，匆匆地拿過包。

“里面有一句詩我很喜歡，”他繼續說，“我感覺要是畫出來，會很美。”

“你會畫畫？”

“我畫壁畫。”他依然沖我微笑著，那笑容并未因嚴寒變得堅硬，而是始終生動，盡管其中似乎總蘊含著些許嘲弄意味。

“你從哪邊過來？”我問。他說了一個地方，在我看來，幾乎是這座城市的近郊了。他一定是給我打完電話，便馬不停蹄地趕到這里來。見我驚訝，他連忙擺了擺手，笑得更燦爛：“反正我也沒啥事……要不你請我吃飯吧。”

我們去附近的地下美食廣場。我提出任他選擇（當然也沒有很貴的），他挑了一家自助小火鍋。他似乎真的凍壞了，一進到熱氣騰騰的火鍋店內，就開始舒服地連連呼氣，像浸入了溫泉里。

他叫潘寒，跟我同年，讀的是藝術學院的壁畫專業，也剛畢業不久。我對壁畫可說一無所知，腦中的印象唯有敦煌的壁畫。“我畫的不是這種……”他急不可耐地用筷子攪拌著剛下鍋的肥牛，“我的更抽象一點。”

他又想起了我的那句詩，放下筷子，忽然大聲誦讀起來，惹得鄰桌朝我們這邊看來。我羞愧萬分，急忙制止他。他笑嘻嘻地繼續往碗里夾肉。

潘寒說，之所以沒穿羽絨服，是因為衣服被偷了。我難以置信地望著他。“我住的地方門鎖壞了，經常丟東西。”他不以為意地說，“夏天我丟過兩床被子。好在偷東西的人對畫畫的東西沒興趣，我也就懶得搬家了。”

我問他的作品哪里可以看到。

他一邊剝蝦，一邊含糊地說，有一些，但都很遠。那意思好像是我不會感興趣的。但我確實很感興趣。必須要承認，那段日子我無所事事——在這個不屬于我的城市里，喜歡的女孩對我愛搭不理，沒有朋友，沒有娛樂，唯一能夠紓解心情的就只有寫東西。一支筆，一張紙，或許還有一杯咖啡，就夠了，不需要更多了。我將擁有一個完美的傾訴者。

“好吧。”他最后用紙巾擦了擦手，對我說如果有時間，可以去找他玩。但千萬不要帶任何貴重的東西。

于是那個周末，我按照潘寒給我的地址找了過去。不夸張地說，那是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公交車，一共要倒兩次車，坐了兩個半小時。等我終于在標注著“牧澤村”的站臺下車時，感到雙腿僵硬，屁股像被什么啃下來一塊。

上回潘寒對我提到，他進城很少打車，因為價格過于昂貴。那次他因有事要遲到，才在半途打了車。那是他今年第一回打車，沒想到就正好撿到了我的本子，這讓他體會到了某種意外之喜。

此時，我的眼前是一條荒涼的土路。兩旁都是院落，豎起高高的紅磚圍墻，但缺少人氣，似乎都空著。沒有行人，只有一輛電動三輪車從我身后突突駛過，揚起一陣灰塵。往里走，道路更加艱難，到處是坑坑洼洼的泥濘。我的運動鞋周圍很快就糊上了一層泥。在一堵圍墻上，我看到有人畫了五六個人形，他們是用白色粉筆畫出來的，仿佛正圍繞著什么跳舞。他們既沒有五官也沒有任何標識。我的第一念頭是：這該不會就是潘寒的作品吧？

“沒錯，就是我畫的。”半個小時后，潘寒站在院子里對我說。

他住的是東側的一個小房間，除了一張木板床、放電腦的木桌和一只看起來很沉的木頭衣柜，再沒有像樣的家具。除了門，四面都是赤裸裸的白墻，地面則是洋灰地。時間仿佛在這間屋子里凝固了，陳舊又頑強，再過一百年也不會被改變。

潘寒和我站在院子里聊天，因為比起陰暗的屋子，灑滿陽光的院子還更為溫暖。他告訴我，房間租金很低，實際上整個院子只有他一人在住。他懷疑房東之所以租給他，只是為了替自己守院子。這里沒有暖氣，取暖要燒煤，但煤實在太貴了，所以到了冬天他基本上就是硬扛。好在他名字叫寒，從小也比較耐寒。

他帶著我到院子里參觀了一圈。（“那兒是茅房，但建議不要去，在附近草叢里解決即可。”“這兒是廚房。”“那兩間房我也不知道干嗎的，據說以前的租客在里面搞重金屬樂隊。”）院子不大，因此他只是稍稍朝幾個方向轉身，用手指給我，就好像我們要一起過日子了。他還告訴我說，這個村子曾經是畫家村，有不少畫家和樂隊蝸居于此，但最近整個村子要改造了，不少人已經陸續離開了這里，只有他還沒找到接下來的住處。而我不禁懷疑他只是不愿放棄租金這么便宜的地方。

介紹完，我們站在陽光熾熱的院子里抽煙，好像所有話都已經說完了，畢竟我們此前只是吃過一頓飯而已。顯然，他并不愿重回屋子，便對我說：“你最近又寫新的了嗎？”不知為何，這個問題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傻，就岔開了話題：“你的其他畫都在哪里？”

“附近還有一些。”他抽著煙屁股，一副似乎在忍受什么的神情，“但有的畫完我也找不到了，這村子像個迷宮，而我又路癡。”

“我以為你會在院子里畫。”我看著這質樸而荒涼的院子，估計沒人會以為這里住著一個壁畫畫家。

“不亂涂亂畫，是房東對我提的唯一要求。”

“哈哈。”我說，“這里不是快拆遷了嗎？”

“他是個陰謀論者，總覺得好事永遠輪不到自己頭上，說不定過些日子又不拆了。”潘寒終于極其細致地抽完了他的煙，扔到腳底下蹍了蹍，“挺有意思一人。”

接著，我們又開始沉默不語，欣賞起院子里的陽光。寒風陣陣呼嘯，刮得整個村子塵土飛揚。我不禁思考起自己置身何處，為何要來到這里。潘寒扭頭看了我一眼，說：“餓了吧，我去給你做飯。”

他熟練地鉆進同樣陰暗的廚房里，我想要去搭把手，被他拒絕了。“隨便坐坐，一會兒就成。”他喊道。能夠坐的地方只有他的屋子，可沒坐一會兒，我就覺得渾身發冷，寒氣仿佛順著洋灰地彌漫進身體。我想要躺在床上，緊緊地裹住那床看不出顏色的被子。但我還是再次來到院子曬太陽。

午飯是土豆炒青椒，還有熱湯面。沒有一塊肉，可神奇的是土豆居然有股紅燒肉的味。我以為味覺凍得失靈了。他呵呵一笑，說把土豆做出肉味是他的獨門絕技。

……

精彩全文請見《當代》202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