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改編自我的小說《皮囊》的電影《浪浪人生》上映，我干脆在故事的發生地，我的家鄉福建晉江東石鎮住下了。

之所以說“干脆”，是因為這的確是個需要斟酌的決定——于我來說，如今返鄉居住和以前大不一樣了。6年前，我把自小居住、生長的老屋，改造成了一座面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

把自家改成公共圖書館這事，我后來認真追索過記憶，應該是讀初中便有的想法吧。自小家境困窘，買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東石鎮沒有國營的新華書店，只有一間小小的同樣困窘地計算著營收的小書店。這樣的書店確實沒辦法躲在哪兒蹭書看而不被發現，我只能鼓足勇氣、厚著臉皮，裝出一副要買書的樣子，“過于認真”地在書店一本一本、一頁一頁精心地“試讀”。每本書看過十來頁，便要做出一副猶豫再三的樣子，拿起另外一本，給人的感覺真是在挑書。

沒幾日，店家就發現了。一開始只是客氣地咳嗽幾聲，再后來便開始緊緊地貼著我，忍了幾日，又假裝驅趕蒼蠅，拿著蒼蠅拍圍著我轉。那時候我就想，如果以后有錢了，一定要建一座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對外免費開放，歡迎所有人坐著、躺著、趴著，想怎么看書就怎么看書。

七八年前開始著急一定要把老屋馬上改造成圖書館，卻是因為擔心母親。我讀高二時，父親中風偏癱了。母親為了讓這個家庭看上去健全并且康復起來，執著地要翻蓋當時的平房老屋。錢只夠翻建一半，甚至外墻也沒貼磚，房子就裸露著斑駁的軀干，倔強地立在那兒。父親并沒有在翻蓋的房子里住多久，就在一個冬天離開了我們。房子突然空出來了，而且那種空，是錐心的空。母親經常一個人在父親住過的房間、坐過的門檻、跌倒過的廳堂發呆。

如何陪母親走出這個房子保存的悲傷記憶？或許只有讓母親扎根的這個老屋生發出新的故事，她才可以安身，才會跟著新的故事活出新的生活來。于是，那天我特意回家，和母親宣布，我想把老屋改成圖書館。母親問，那我們住哪？我說，圖書館里啊。母親說：會不會很奇怪啊？我說，不會啊，這多浪漫。

我還說：或許父親會很高興，因為我們終于有能力幫助小鎮上的人了。

感謝東方衛視《夢想改造家》欄目組和設計師琚賓先生的幫助，我最終用《皮囊》的版稅把原來的老屋改造成了一個既公共又私人的空間。房子的一層是可以舉辦讀書活動的圍合式空間，二層是個可以容納1萬多冊書的圖書館，二層往上是我們一家的居住空間。圖書館名為“母親的房子”，因為這里曾經見證了一個母親為了一個家可以付出的全部，這里也是一個兒子希望能為母親創造出新的人生故事的地方。

從各個角度看，這都是個奇怪的圖書館：建在逼仄的、只能容納下兩輛摩托車錯身行駛的小巷子里，一樓總是鎮上的各種人、到處溜達的狗和飛檐走壁的貓好奇地來探頭，二樓則對著鄰居家的廚房和屋頂，鄰居可以邊炒菜邊看著圖書館里的人，圖書館里的人也可以邊看書邊聞鄰居的飯菜香。那次阿來老師來開講座，小鎮上的老人經過，駝著背好奇地探頭問：這人是誰啊，你們在講什么啊？阿來老師樂呵呵地回說：我們講文學。講文學啊，文學好啊，老人放下挑著的擔子，坐了下來。講了一會兒，鄰居的狗突然在圖書館門口吵起架來，聲音一度蓋過了阿來老師。再之后，輪到鄰居院子里的母雞激動地叫起來……

只讀到小學二年級的母親，對于家里突然成了小鎮的文學中心，一開始有些拘謹。開講座的時候，她窩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默默聽著。有人來圖書館看書，她猶豫著怎么招呼，最終結結巴巴地說：來看書啊？隨便看看啊，這些書可新可好了。

不過母親這樣的拘謹，只持續很短的時間。時隔3個月，我再次回去，進門就看到母親和許多鄰居聚在一樓熱火朝天地聊天，而二樓，則是鄰居帶來的孩子們安靜地做作業、看書。那晚母親夸我這圖書館做得好，“每天這些街坊們就帶著自己的孩子來讀書，大人們則可以聚在一樓，互相說說心里的事”。我由此知道了：這座圖書館正在成為家鄉的一個文化容器。

自如起來的不僅是母親，還有這小鎮上的人。圖書館開放沒多久，就有各個村的人來考察。埔頭村的村支書和我母親說，他們村子原來有個戲臺，現在唱戲少了，要不干脆也改成圖書館？肖下村的一個華僑剛好回老家祭祖，聽說有人把家里改成圖書館了，浩浩蕩蕩帶著一整個家族的人來考察，開心地說，終于知道家族里空置的那個祠堂怎么有人氣了——搞一個祠堂圖書館。

圖書館不斷展開、生發著新故事：有寫作愛好者，千里迢迢趕來，一定要在這里開啟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寫作；有人把讀過的書寫上密密麻麻的心得，放回到圖書館，希望這本書能陪更多人度過孤獨的日子；有七八歲的小姑娘申請在這里開了自己的首場詩歌朗誦會……

因為電影的上映，再加上國慶假期本來讀者也多，回老家這幾天，圖書館里總是滿滿的人，滿滿的讀書聲、笑聲。聲音往上飄，我住在樓上的房間，仿佛住在人群中。妻子擔心地問我：這么熱鬧的地方，你可怎么寫稿啊？我回答道：或許這篇文章，就得在這里寫出來。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