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隨筆的寫作，竊以為作者的史觀和問題意識是兩個最為重要的選項，最后才可能是材料、結構和文筆。作家何大江的《成都風物詩記（中英文版）》從20件和成都相關的文物或古跡中抽取一些或公眾有思考或專家有深入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性和文學性的“答辯”，體現出的歷史觀值得稱道。

“問題意識”的“問題”設定

何大江在本書中體現出的問題意識，并不深奧、刁鉆、另類，或者為了標新而立異。而是于眾人司空見慣與習焉不察處，冷不丁地反問一句。這些問題的設定，主旨或者說核心，皆在為上古蜀地的神話傳說祛魅。比如，“五丁開山”的“五丁”，并非五個大力士，實際上是古蜀國工程兵部隊的隱喻，他們有可能被分編為五支部隊，然后由出任部隊的五位首領來代稱“五丁”。按現代工程學的理解，這個“五丁”也可能是“五個施工隊長”的代稱。這樣的解釋，一方面避免了繼續墮入上古神化歷史的坑，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今天繼續人云亦云。

又如第三卷中《成漢俑：氐人之眼高懸時間隧道》一文中，對“縱目”的解釋：縱目，其實是氐人“眼睛崇拜”習俗的曲折反映。考察與氐相關的文化、習俗、名人，都可以發現與眼睛崇拜的關聯。為此，他舉北魏名將楊大眼與兄弟楊小眼的故事來證明：楊大眼并非真的是眼大而得名，楊小眼也不是因為眼睛小而得名，而是和族人的大眼崇拜相關。

一些問題意識的形成，還和匡正與定誤相關，這就顯出研究性文史寫作的重要性。針對陸游《老學庵筆記》中提到“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的問題，何大江經過一番考證，認為：之所以有在宋代形成兩處草堂的說法，應該是源于兩首詩的誤導，加之人們對方位的理解不同所致。

又如，關于大慈寺的叫法，老成都人叫它太子寺，這究竟是訛讀還是跟太子有關？何大江認為，“太子寺”之“太子”，真跟一名“太子”相關，那就是新羅國國君圣德王金興光的三王子，也就是禪宗七祖無相禪師。為了回避可能發生的王室內部紛爭，他于開元十六年（728年）渡海來到大唐。“安史之亂”爆發時，他在蜀中訪道，玄宗幸蜀后，題匾賜地，敕令無相禪師規制大慈寺。此外，針對“李冰引岷江入成都，為什么會分成兩條河”這個問題，他分析，其中最為重要的理由，或許就緣于，李冰是希望將一條河的風險由兩條河分擔，而把一條河的益處由兩條河共享。這樣的答辯，使神化了的李冰自天空降落，而具備了真實可信的人格力量。

另有一些“問題”，則可能為我們洞開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如，他在第四卷中提出：圓寂于長安，玄奘靈骨怎么到了大慈寺？這就牽出了一段日軍侵華、占領南京報恩寺并將玄奘靈骨據為己有的歷史。日軍最后迫于壓力，不得不于1943年將玄奘靈骨移交，其中一份就留在了大慈寺。何大江注意到了主持靈骨分配的西充人白隆平，讓這個隱藏在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首次站在了歷史前臺，使得這樣的“問題”答辯妙趣橫生。但遺憾的是，他并沒能夠深挖“白隆平這個小人物何以能成就這段大功德”的復雜幕后，使歷史問題的文學答辯止步于事實和人物的深入解構之前。

文學答辯的大歷史觀

何大江在本書里對成都城市史的書寫，體現了學者型作家必須具備的大歷史觀。一些史觀，本身也是問題意識的一體兩面，都需要作者給出文學性的答辯，這種答辯，除了勇氣，也還需要智識。如，用怎樣的歷史觀評價王建？他摒棄正朔和所謂的傳承，尤其是重國祚而輕民生的史觀，提出王建的歷史功績，正在于他給予了蜀地生民嬉游歌舞、吟詩作賦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及同屬“五代十國”時期其他戰亂不止的正朔政權，王建的“偽僭”，又何足道哉。

大歷史觀的確立，還需要作者具備一定的中西視野。在第五卷中，何大江提出一個問題：馬可波羅是個大“忽悠”嗎？看上去是重復“馬可波羅究竟有沒有來過中國”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本質上是借此呈現作者的大歷史觀，即將特定的人物活動放在一個特定的中西交流的歷史時空里來合理地設定而不是想象。假如“故紙里的證據”尚不能說明馬可波羅真的來過中國，那么，“質疑派的學者們只要放下偏見，像普通人一樣讀一讀《東方見聞錄》，就會被其中可與現實印證的巨大信息量及細節所震撼，而不得不承認：那是不可能依據道聽途說編出來的”。

關于“夷夏大防”。他認為：“這是以中原文化為正統的視角，用輕蔑、挑剔的目光來審視其他歷史主體。其實，把眼光放平就會看到：黃河上空的神燈，并不是唯一的光源。在中國西南方的成都平原，同樣有一束光突破厚重云層，照徹遠古的蒙昧。”又如，如何理解成都的石筍、五塊石和支機石？它們和英國巨石陣一樣，“都代表著人類在剛剛進入青銅時代那一刻對石器時代的回望與留戀”。凡此種種，都體現出作者可貴的大歷史觀。

大歷史觀的確立，還建立在對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客觀評價上。這一點，何大江在本書里更有令人稱道的表現。對阻止張獻忠從水路南下的名將楊展的評價，便展示了何大江文學答辯的水平。他不否認楊展的大志大才，但疏于防身，則是他的大缺點。另外，縱容兒子楊璟在瀘州衛殺無辜普通軍民，有教子無方、束軍無能的責任。此外，楊展也未能避免南明文臣鉤心斗角、武將互相攻殺的毛病，認為他攻打同為明朝猛將的王祥實在讓人嘆息。這樣的客觀評價，避免了歷史人物的臉譜化，使歷史人物的時代性文學答辯，更真實、更全面和更準確，有助于我們回到歷史現場，重新整體性思考這一段歷史。

總體而言，本書選取20件和成都相關的文物或古跡，以文學性答辯的方式，展開對成都歷史的線性闡釋，除相當一部分陳陳相因、疊床架屋外，也貢獻了很多嶄新的人文思辨和哲學分析，其功不惟“彌合城墻磚縫里的時間斷層”，也不單純是以土腥氣和民科學術氣的考據與古人辯駁，而是以文學整合史學、史學兼及哲學思考的綜合修養，刷新了對一些習焉不察的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維度，更杜絕了未來的以訛傳訛。本書以中英雙語配合的方式，也試圖說明，這樣的文學答辯，不僅需要及時給中國的讀者看，也需要及時提供給英語世界的廣大讀者看。

（作者系作家、成都時代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