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現實底色并能對社會議題積極發聲的電影，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中，現實題材的電影似乎需要經過商業化的改造才能贏得觀眾青睞。這種改造有幾種常見的策略：強化現實沖突以增強戲劇性，通過多重反轉增加情節的曲折性，囊括社會各個階層以保證人物譜系的廣泛輻射面，通過制造煽情時刻調動觀眾的情緒反應。如前不久上映的電影《惡意》正是通過嫻熟的藝術操縱手段，對題材進行鍛造與加工，既保留社會話題的討論空間，又滿足商業電影的娛樂需求。當然，這種多方平衡背后，左支右絀，力不從心，破綻百出的現象必然如影相隨。

角色的工具化困境：當情節密度吞噬人物塑造

現實主義創作以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為載體，實現對現實生活的藝術概括與本質把握。商業電影則需通過提純現實矛盾、強化戲劇張力，以緊湊的敘事節奏和激烈的沖突設計，迅速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一些粗劣的商業電影，更是沒有耐心對事件進行徐徐醞釀與層層鋪墊，甚至沒有時間去勾勒人物的成長經歷、教育背景、家庭結構等信息，而是會單刀直入地進入情節的發展階段，并通過“爆點”“爽點”“淚點”“笑點”的精心編排，將觀眾牢牢地控制在創作者手中。

《惡意》的開場便很具吸引力：通過手持攝影的紀實風格，在不規則構圖中營造出令人不安的危險氣息。當兩個人影從天臺先后墜落，伴隨著角色撕心裂肺的哭喊與“護士殺人”的指控，觀眾瞬間被拋入一個充滿懸念的旋渦。這種處理方式堪稱現實題材商業電影的拿手好戲，它省略了必要的背景介紹，轉而通過縝密的“算法式”敘事，精準把控觀眾的好奇心與解謎欲望。之后，情節猶如一輛高速運轉的過山車，案件在觀眾眼前經歷了多重反轉。這種密集的反轉雖然“戲味十足”，但也表明影片只迷戀情節的跌宕起伏，卻無視人物塑造的基本要求。

為了使敘事如疾風驟雨般推進，《惡意》中的人物成為情節的提線木偶，只服務于情節發展，而不強求觀眾對人物產生感情。以資深媒體人葉攀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為例，他們完全淪為驅動劇情的工具人，沒有鮮明的性格特征。影片創作呈現出明顯的工業化特征，仿佛按照某種懸疑類型片的標準化模板組裝而成。創作者先確定了情節走向，再根據需要隨時安插功能性人物展開劇情。因此，影片雖然披著現實主義的外衣，實則充滿人工斧鑿的痕跡。

又如取材于真實事件的《八角籠中》（2023年），雖被視為現實主義電影的類型化突圍，但也在群像塑造上顯露出工具化的痕跡。為凸顯主角向騰輝的救贖主線，影片將孤兒們簡化為“需要被拯救的符號”，導致部分角色如同算法預設的“苦難符號”，僅服務于“底層逆襲”的情節公式，而失去了生命力。要知道，現實主義的核心在于對人性與社會肌理的深刻洞察，當人物被劇情所擺布，喪失自主性時，再真實的事件也會失去打動人心的力量。

說教式創作：人物被異化為傳聲筒

優秀的電影創作確實需要“主題先行”，即先確立主題思想，才能為情節鋪陳和人物塑造提供衡量標準，確保影片敘事的完整性與統一性。然而，高明的編劇都懂得一個藝術要訣：“傾向性”必須通過情節的自然發展和場景的生動呈現來流露，而非讓人物異化為生硬的說教工具。

2023年的《不止不休》中，報社實習記者韓東在一次調查報道中，接觸到龐大而沉默的乙肝病毒攜帶者人群，決定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幫助他們。但是，為了對應“反對歧視”的主題，影片常常將角色異化為主題的傳聲筒。同樣，《惡意》為保證主題表達的強度，不惜讓葉攀成為行走的主題宣講機。為向觀眾強調“網絡暴力如何扭曲真相，制造悲劇”這一主旨，影片為葉攀安排了兩場大學授課的戲份，進行直接的宣講。這種直白的切題方式以及學術化的表達，看似深化了主題探討，實則缺少藝術感染力，讓人物淪為傳播觀點的播放器。當現實思考無法從人物的生存困境中自然生長出來，影片的主題表達已經棋差一著。

事實上，說教式的創作正是當下算法時代的通病：編劇團隊先對主題進行拆分，然后像做填空題一樣，在不同情節節點插入一個分論點。這種流水線作業雖然能產出主題明確的“合格產品”，但整部電影就像是一堂說教課，失去了藝術作品應有的韻味和想象空間。

當創作者對算法數據過度依賴，還會導致角色塑造陷入一種“精準迎合”的困境。為了匹配觀眾群體所謂的“主流偏好”，人物會被刻意賦予特定年齡段、學歷、地域或消費習慣等標簽。當觀眾為這些角色動容時，殊不知這些形象本身就是根據他們的喜好反向定制的產物。

這樣的創作方式，使得銀幕人物雖然披著現實的外衣，卻始終被困在創作者精心劃定的安全區內，難以觸及真實世界中更廣闊、更復雜的生存圖景。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些人物的觀點和立場，很可能只是觀眾自身階層和生活圈子的投射，而非對現實社會多元聲音的真實呈現。電影作為反映時代的鏡子，若只照見觀眾想看到的部分，其現實意義難免大打折扣。

話題為王：社會議題的快餐化處理

在AI技術的輔助下，劇本開發變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人們只需提供一個簡單構思，人工智能就能生成完整的大綱，再結合算法分析，可以精準測算觀眾喜好，為影片添加恰到好處的笑料、淚點和情節轉折。只是，當藝術創作變成一門可計算、可預測的科學，必然面臨著失去個性和靈魂的風險。

2012年，陳凱歌導演的《搜索》敏銳地捕捉了“人肉搜索”這一新興社會熱點。盡管，影片后半段陷入了愛情敘事的窠臼，但其對網絡暴力的批判仍展現出難能可貴的現實力度。十年后，《保你平安》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控訴了“造黃謠”的社會危害，在嬉笑怒罵間完成了嚴肅的社會叩問。2023年的《熱搜》則陷入了“議程設置”的創作陷阱，為了突出主題而簡化現實邏輯，讓情節發展有想當然的輕浮。這些作品的藝術水準雖然參差不齊，但都折射出現實題材創作面臨的困境：如何在保證戲劇性的同時，不失對現實真實性與人物復雜性的尊重。

在算法主導的快餐文化時代，《惡意》試圖通過一樁抗癌女網紅自殺事件，對當代社會進行全景式掃描：從普通百姓到醫療系統，從執法機構到自媒體生態，各類社會角色輪番登場，進行各異的人性表演。影片試圖通過增加角色數量來拓寬社會觀察的視野，堆砌更多的職業身份來拼湊完整的社會現實。然而，走馬燈式的人物輪轉不僅稀釋了敘事焦點，更讓每個角色都淪為浮光掠影的社會符號。這就導致影片雖有良好的初衷，試圖控訴網絡媒體和網民如何因信息偏差、個人偏好、情緒宣泄、流量變現等因素，歪曲真相，制造對立，甚至不負責任地對個體施加語言暴力和精神攻擊，但是，影片給人一種感覺，它其實迷戀于那個制造網絡狂歡和現實悲劇的過程，甚至知道觀眾也陶醉于這種情緒大起大落的巔峰體驗，只是在游戲快結束時，才匆忙奉上正能量的主題快餐。

當然，《惡意》對于某類社會現象畢竟進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理論分析和人性剖析，這是不容忽視的成就。相比之下，2023年的《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擲》更熱衷于追求“表面刺激”。這兩部影片讓觀眾看到了某些社會病癥：網絡詐騙和家庭矛盾，以及由這種病癥所帶來的奇觀性場面。但這兩部影片最后只提供理想化或者想象中的得救之道，并不鼓勵觀眾對現實進行嚴肅深入的社會思考。換言之，它們缺少反映現實的真誠感和責任心，而是帶有明顯的投機意味，將社會熱點話題作為賣點，對“現實”進行包裝、改造和虛化，將恐懼、焦慮、好奇作為撩撥觀眾觀影沖動的興奮點。尤其是《消失的她》，雖然共情于女性對于婚姻的焦慮，但影片解決性別對立的方式過于“傳奇”，甚至到了“神奇”的地步。

在算法的強勢主導下，電影創作正面臨一種隱形的自我審查：小眾題材被邊緣化，復雜議題被刻意回避，銀幕上呈現的“現實”越來越像經過精心過濾的舒適區。那些真正刺痛人心的社會話題，那些無法簡單歸類的生命體驗，都在數據的篩選中悄然消失。而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恰恰需要直面生活的荒誕與矛盾，敢于將鏡頭對準主流視野之外的角落。它不僅要呈現世界的復雜性，更要承擔起揭示被遮蔽真相的責任，這正是現實主義最珍貴的鋒芒。

借助算法技術，打造出緊繃的高密度敘事，通過快速反轉和真相的層層揭露，給觀眾帶來持續的情緒震蕩。這種創作模式在商業上或許能獲得成功，但其付出的藝術代價不容忽視。當創作者不再深入生活調查、不再精心塑造人物、不再講究情節鋪墊，而是執迷于算法推測“觀眾可能會喜歡什么”，電影就淪為精準的情緒投喂機器。這樣的作品表面看起來工整規范，實際上缺失了藝術創作最寶貴的獨特性和真誠感。

（作者系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