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往今來，歷史大潮卷起多少人物多少事，不勝枚舉。

故鄉安徽蕪湖的古邑小城繁昌，地形如甕之嘴朝向長江，從來就是水土肥沃、藏風聚氣之地。抗戰時期，繁昌是保衛皖南的重要屏障，留下過很多與侵略者頑強抗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為使后人不忘那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蕪湖繁昌博物館專辟一室，著重介紹了抗戰時期的杰出鄉賢，葛召棠就是其中的一個傳奇。

提及葛召棠這名字，在全國范圍內或許算不上廣為人知，但他的故事非僅在皖南傳誦，在南京水西門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北京豐臺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同樣陳列有先生留下的文字照片及遺墨。前不久在國內及歐美上映的《南京照相館》，引發海內外觀眾強烈觸動和廣泛共鳴。片尾穿插有幾處法庭審判以及將戰犯們押赴雨花門槍決的細節，場景雖為藝術還原，畫面卻逼真地再現了這一段史實。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隨后，同盟國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國際法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同一時期,國民政府開始籌備戰后審判，成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在沈陽、北平、廣州、濟南等地設立了專門審判日本戰犯軍事的法庭。1946年2月15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立，皖藉法官葛召棠奉調入寧，被委以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兼書記官，參與主持審理各地區上報的一些大案。其中，最受世人關注的便是審理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一案。葛召棠是5位主審法官之一。

谷壽夫為原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1937年12月日軍攻占南京后，命令所部在城內進行了40余天的大屠殺，是南京大屠殺主犯。法庭上，谷壽夫態度囂張，百般抵賴，拒不承認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葛召棠和同僚們深知，要將這種怙惡不悛的大惡之人嚴正法辦，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調查取證，找到有足夠說服力的犯罪實據。葛召棠和石美瑜、葉在增等5位法官走出法庭取證，馬不停蹄，不分晝夜，用了3個月時間，開了20多個調查庭，詢問了1000多名南京大屠殺目擊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到了400多名證人，取得了最直接的證據。“國族浩劫，斑斑可考。血淚交織，舉目滔滔”，當無以數計的人證、物證和照片被擺出來呈堂證供，谷壽夫再也無法抵賴，不得不低頭認罪伏法。也正是南京法庭那份厚重的判決書，無可辯駁地確定了日軍在南京殘忍屠殺30萬同胞這一血腥的數字。

耗時一年有余，經歷無數次激烈庭辯，審判長的法槌終于落下，宣判谷壽夫死刑。葛召棠兼任監刑法官，他將這個渾身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甲級戰犯，押赴至雨花臺刑場執行槍決。那一天是1947年4月26日，南京城萬人空巷，百姓奔走相告。素有六朝古都之稱的金陵是個城門極多的城市，大半主道都稱之為門，“門頭為之堵塞，人們雙手舉向蒼天，雙掌拍至紅腫”。

在如此重大的歷史轉捩期，能被國家委派，坐上審判席，代表最高司法部門行使法律權利，將日本侵略要犯和罪大惡極的漢奸進行公審，對每一個學法執法者而言，是國家和人民最大的信任與托付。葛召棠在公審戰犯谷壽夫前夕，寫就一封寄給親友的家書，字里行間無不蘊藏著壓抑多年的民族痛楚與洗刷雪恥的激情：“……兄今參與審判元兇，實乃平生大幸。倘得閑暇，可來寧一觀？”

二

葛召棠被抽調選入是偶然，也有其必然。當時，他在執法從業界已是一位佼佼者，陸續撰寫發表過多篇法律學術研究文章，與法學名家沈鈞儒、史良、李達、周新民等常有互動，還出版過專著《中國古代法家思想》。著名愛國人士于右任曾為這部專著題字簽名。葛召棠的才能不局限于專業本行，訟事之余，他還勤于硯耕，在書畫界也引發關注，被稱為書畫才子，“寫字用心甚殷，碑帖兼寫，四體皆擅，造詣深高”。葛召棠執筆能寫起訴狀，也能揮毫書法藝術。他的作品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壤，尊古而不泥古，形成了雋爽秀逸的風格。他的書法作品還曾與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張大千、齊白石、馬公愚、徐悲鴻諸賢聯袂展出。

葛召棠的履歷并不復雜，生平一切都有跡可尋。他于1908年出生于繁昌城南的一個杏林之家，在當地也算望族。家境雖然優裕，但幼年的葛召棠處于世事動蕩而混沌的年代，國運連年衰敗，大清朝廷已近崩塌瓦解。他的啟蒙教育雖始自民國的新興學堂，但科舉廢除后的基礎教育，仍沿襲傳統的一套辦法施教，并無太大變化。那時白話文發展方興未艾，然而在鄉村，很多老私塾先生仍處于摸索階段，授課半文半白，佶屈聱牙，既繁且雜，不知所云。父母見葛召棠聰慧過人，穎悟絕倫，加之家中財力尚可承擔，中學時代便放他走出家門，前去滬上求學深造。葛召棠于1928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學附屬中學高三，次年即升入上海法政大學（后改名上海法政學院）法律系。在大學就讀期間，葛召棠擔任學生會秘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該校學生迅速成立抗日救國會，葛召棠被選為干事團成員并兼任《法政周刊·抗日特刊》總編輯。他滿懷激情，撰寫發刊詞，以自己的宿舍作為特刊收稿處。救國會組織赴京請愿團，葛召棠擔任總糾察并積極組織在滬皖籍學生投入到行動中來。

1932年，葛召棠從上海法政學院畢業，翌年獲取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律師資格證書。他一度回到家鄉擔任《繁昌導報》主筆，也在當地中心小學從事過教育管理工作。1935年，葛召棠受聘南京女子法政講習所講師，兼任重輝商業專科學校法律教授，1936年秋通過司法官考試。不久后，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因戰亂及局勢動蕩，葛召棠又回到安徽，在六安、霍邱等地擔任司法處下派法官。地方文史資料皆有披露：葛召棠在任職審判官期間，一身正氣，秉公執法，不徇私情，深得民眾尊敬，當地百姓多次向他敬獻“萬民傘”。

三

新中國成立后，葛召棠攜家眷定居蕪湖。那個時期的社會現狀猶如一件破舊不堪的百孔之衣，各行各業百廢待興。當時的地方政府人才匱乏，像葛召棠這樣具有完整高等教育學歷的人很稀少。葛召棠很快便進入皖南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任職，不久又被調任為皖南科學館館員。1953年4月，葛召棠參與安徽省博物館籌建工作。次年5月，他主動報名參加省博物館歷史文物調查組，趕赴皖南開展文物調研征集活動。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繁昌窯遺址——中國五代至北宋時期專燒青白瓷的龍骨古窯，即葛召棠在皖南調查期間，經現場勘查與試掘發現的。葛召棠懷以極大的工作熱情，積極投身于國家的文化建設事業，繁昌柯家沖、駱沖面積達百萬平方米的中心窯區舊址，峨山頭下、峨溪河岸的每一處溝嶗都留有他的足跡，將他稱之為發現、挖掘、研究繁昌窯遺址第一人，一點也不為過。大量精美的出土瓷器，證明繁昌窯早就掌握“二元配方”制瓷技術，為中國制瓷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令人惋惜的是葛召棠在53歲那年就因故病歿，家鄉后人們沒有忘記他，在與古窯址近在咫尺的一處幽林修竹中，專為他豎立了一座衣冠冢以作紀念。

遠在家鄉的80歲大哥告訴我，電影《南京照相館》在小城上映后，繁昌許多家庭老老小小都去看。雖知電影是藝術的再創作，但由于還原的歷史太逼真了，總認為電影里的那個審判執行官就是當年的葛召棠。故鄉的小城離南京并不遠，以現在的路況，車行不到一小時就可抵達中華門。家鄉人對南京遭受血腥屠城的傷痛記憶一直存留心中。自幼我就聽老人們多次提及，1938年一二月間，大批衣衫襤褸的軍人和逃難民眾如潮水般漫過小城，他們從馬鞍山當涂及廣德、寧國等多個方向涌來，再一路往青陽朝皖西南方向撤退。那是個特別寒冷而又多雪的冬天，官兵們攜帶的炒米和食鹽都吃沒了，很多男子攜妻挈子沿途乞討。有善心的地方鄉紳在峨溪南門橋支起賑粥鍋，把家中余糧吃得見底也在所不惜。

在我動筆寫這篇文章時，家鄉一位做了半輩子地方文史研究的老友與我通電話，不無感慨地說道：今年這個溽熱的夏天，前往蕪湖繁昌博物館和古窯遺址參觀的游客絡繹不絕，人流反而比過往更稠了，而且走進博物館的很多都是年輕人。現在全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參觀者大都為有文化的群體。他們對歷史是能讀懂的，所展示的每一件實物，哪怕是一塊殘片，都能領會背后咀嚼不盡的故事。聽完好友陳敘，我一晚上同樣思緒難平，無法安定下來——所有那些為了我們的國家，為了我們的民族而默默付出過奉獻過的先輩們，我們都應心存敬畏，永遠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