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來，我幾乎每年都有五六個月時間，開著車和妻子一起旅行，領略祖國山河的無限壯美。但不知為什么，只要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我就迫不及待像候鳥一樣飛回了天山腳下。在目光與博格達峰碰觸的瞬間，心里頭激蕩起的某種情緒，實在難以用文字準確地形容。

我出生在山東榮成一個海草石屋里。在我兩歲時，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當兵的姨姨回老家探親，把我們一家人帶到了天山腳下的下野地。所以在我最初的記憶里，除了門前的瑪納斯河，就是屋后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了。

1961年，我家搬到了位于獨克（獨山子與克拉瑪依）公路33公里處的農七師的共青團農場（后改名為130團）的生產一隊。1963年，我成了連隊小學的第一批小學生。課桌是土塊壘起來的土臺子，背著書包去上學的同時還要帶上家里的木板凳。小學四年級時，我偶然從鄰居家得到了一本《水滸傳》，這本書不但是豎排版式，還全都是繁體字。我居然連蒙帶猜地從頭到尾讀了下來，從此迷上了全是字的書。身邊有一個小木箱子，我把看過的小畫書和字書裝在里邊當作了寶貝。

五年級時，我寫的一篇作文被語文老師、上海支邊青年陶玉生抄到了小黑板上，掛在操場上讓全校學生看。受到鼓勵的我從此在寫作文這件事上，格外用心。陶玉生老師送給我一個厚厚的塑料皮本子，讓我堅持天天寫日記。大約也是這個緣故，我在一群野小子中有了不同的一點特長。

19歲時，我被分配到了二連，成為新疆百萬農工中的一員，穿衣吃飯不用再靠父母。不過，不管白天有多么勞累，入夜以后還是會趴在煤油燈微弱的光亮里讀《理想之歌》，寫一種類似標語口號的詩。沒有想過當作家，只是想讓自己的黑夜不再凄冷漫長。

恢復高考那一年，心情激動的我走進考場，卻毫無懸念地落了榜。兩次名落孫山后，我不再做上大學的夢，只想著有朝一日能成為連隊小學的代課老師，并做好了在農場了此一生的打算。不想此時宿舍里住進了一位名叫王式文的室友，他是磚瓦廠年過半百的窯工。他是個上過大學的人，對我格外關心，目光里滿是慈悲，知道我放棄了高考后，反復勸說我別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他說他可以給我補課。沒有道理不接受他的好意，我買了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掛在床頭。自此以后，每天晚上他都會抽著煙對著地圖給我講歷史和地理。

1979年，我以多出錄取線28分的成績考入了新疆師范大學，這件事在我所在的農場引起了轟動。王式文也被調到了場部中學教書，一個人擔任了歷史、地理、政治三門課的老師。他上課時從不用講義，空著手站到講臺上就能滔滔不絕。當年，他就讓農場考上大學的人數突破了個位數。

從來沒有離開過農場的我，來到烏魯木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火車南站看火車。全市第一家牛肉面館開張時，我也排長隊花二角五分去吃了一碗。五四青年節，團支部在紅山頂上搞活動，我們圍著篝火又唱又跳。我們還曾上街慶祝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一直狂歡到了天亮。

同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我狂熱地愛上了詩歌并一心想成為一個詩人。可教寫作課的冉紅老師在看了我交上去的作業后，告訴我應該去寫小說。她把這篇作業送到了《新疆青年》雜志作為小說發表了。這讓我一下子有了小小的名氣，還拿到了24元的稿費。我給了宿舍同學5元讓他們拿去買了酒喝，剩下的錢全在南門新華書店買了書。其中的《沈從文文集》成了我每天都要讀一會兒的書，并且開始琢磨寫小說的事。琢磨的結果是在上大學期間發表了好幾篇小說，有一篇還被《小說選刊》轉載了。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克拉瑪依石油管理局，拿著剪貼了發表作品的大本子走進了宣傳部。宣傳部部長先是讓我去報社當記者，后來又把我調回部里當文化干事。作為石油人，我領到了豎條的藍棉衣和翻毛的大頭皮鞋，多次出入采油廠和鉆井臺采寫新聞和通訊。我的稿件因為多了點文學性，被總編多次表揚。那年莫言來到了油城，有幸陪他去了礦史陳列館和魔鬼城，還請他講了一堂文學課。

后來，我被調去烏魯木齊文聯辦的《天山》文學雜志，當了文學編輯。位于山西巷子的一間28平方米的平房，成了我的家。屋子里不管是做飯還是取暖，都要燒煤，還沒有獨立的廁所。不過，出門就是二道橋“巴扎”，親朋好友來了，我就帶他們去吃烤羊肉，一毛錢一串真的很便宜。別看居所簡陋，倒是文人常聚之地，包括周濤在內的許多文人都在我家吃過火鍋、飲過燒酒。

那會兒的鄰居是維吾爾族。他家里只要來了客人，吃飯時就會來借桌子和凳子，有時還會借二三十塊錢買菜。借了的錢沒有不還的，到了過節時，還會送一些很有民族特色的食品來。所以為鄰數年，我們從來沒有紅過臉，沒有發生過一點不愉快。在烏魯木齊工作時，一直都有少數民族的同事。幾個關系好的，過春節和古爾邦節時不但相互拜年，還會在一起吃肉喝酒，唱《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和《達坂城的姑娘》。

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們住進了南湖一期安居小區。再后來，又住進了高層的32樓，憑窗遠眺，不但可以看到邊城不斷擴伸的樓群，還能看到天山之巔處終年都不會消失的積雪。因工作關系，數十年間，我幾乎走遍了天山南北的角角落落，包括樓蘭廢墟和小河墓地。走進疏勒城和伊犁將軍府的舊址時，我仿佛聽到了耿恭、左宗棠及眾多將士的廝殺吶喊，更加明白了護衛腳下這塊土地的不易。

不管是在兒時的農場，還是在工作的都市，只要抬頭舉目，都能看到李白詩中寫到的那輪明月。父母在戈壁灘上干到了白發蒼蒼，軍墾二代的兒時伙伴成了農場的頂梁柱。無數次重回生養之地，并非只為了探親訪友。銘刻在骨子里難以忘懷的往事，給了我源源不斷的素材和靈感。我把大部分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都放在下野地，我的文學想象與虛構之樹有了枝繁葉茂的沃土。自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白豆》在《當代》發表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后，我至今已經寫了20多部新疆題材的長篇小說。

我2003年調入新疆作家協會主持工作，直到十五年后退休。這段與各民族作家一道創造新疆文學輝煌的歷程，總讓我激動不已。坐在那間15平方米的辦公室里，透過窗子可以看到紅山上的鎮妖塔和明凈的天空。每每這時候，我都似乎看到一個瘦弱的少年，從戈壁灘上跑過來。只是不等跑到我的面前，他就由弱小變得強壯，再由強壯變得衰老。好像就在瞬間，一個人就走完了他一輩子的路。

我知道，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趁我還沒有老到糊涂時，把我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前年，養育我長大的130團給我建了個工作室，讓我在故鄉又有了一個家。而130團同時也是新成立的胡楊河市的一個鎮。有意思的是，這個鎮的名字在我1981年寫的小說中就使用了。小說的名字是《共青鎮風情》，130團現在就叫共青鎮。親眼看到自己成長的地方從一片荒原變成了一座城市，沒有人不會因此而激動難眠。

面對漸漸遠去的往事，我不由得想，如果兩歲時沒來新疆，如果沒有在人生的路途中遇到陶玉生老師、王式文老師、冉紅老師以及幫助扶持過我的許多人，自己這一輩子會活成什么樣子？也許不可能找到明確的答案，倒是另一種想法在這詢問中變得越發堅定而明確。那就是，能活在天山腳下，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