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5年6月29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正式搬離朝內大街166號，網上一片傷感。我這天正好路過朝內大街166號門口，本想進去看一眼，最后還是忍住了。從2000年到2012年，我在這里工作了十二年，先后搬過三個辦公室：從主樓到南樓，從三樓到二樓。惜別老樓，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新的希望的延伸。

從我到人文社報到那一天起，就聽說要搬家。這座老樓雖然歷史不是很悠久，但看上去很蒼老了，墻外的爬山虎像世紀老人的皺紋一樣滄桑，磚墻也斑斑駁駁，窗戶一副年代久遠的樣子。樓的設計師馬增新是個名家，他出身于明清兩代著名的營造世家“興隆馬家”，是第十三代傳人，畢業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后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并獲得碩士學位。其父馬輝堂是中國傳統建筑營造的權威，曾為梁思成的老師。

20世紀50年代由于資源匱乏，馬增新將中西建筑技術結合，采用鋼竹組合樓板，這在當時可謂是一項創新，既兼顧強度又節省材料。當然，樓的壽命自然就不會太長久了，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響，主樓被鑒定為危樓。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我辦公室隔斷的墻壁左右搖晃，好像隨時會倒塌下來，很是嚇人，我向社里匯報，社里說：“這是鋼竹結構，有彈性，應該不會倒下來，而且很快就要搬走了。”他們派人在墻的上方加了幾個楔子來加固墻壁，但風一大，墻壁還會搖晃，時間長了，也就習以為常。我們一直盼望趕快搬家。

有兩次社辦公室通知我們打包，隨時準備搬家，我認真地將圖書、稿件、樣刊、照片、信函等打好包，前后有十幾個紙箱。但后來一直沒有消息，箱子也懶得打開。2012年7月，我調到中國作協《小說選刊》工作，這些紙箱就隨著我來到了《小說選刊》；等我離開《小說選刊》的時候，這些印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字樣的紙箱還沒有打開。

現在，人文社終于搬走了，往事更是如煙，浮現眼前。

我清楚地記得，2000年12月24日晚9點，我悄悄地從南京坐上K66次綠皮車，25日早晨到了北京。中午，人文社社長、總編輯聶震寧，副社長劉玉山、副總編輯管士光，副社長劉國輝、副總編輯張福海在朝內南小街的一家四川小館子為我接風，讓我感到特別溫暖。因為離開南京的時候，我只是以借調的身份到人文社工作，沒有人為我送行。等我正式調入北京之后，時任江蘇作協領導的楊承志、王臻中、趙本夫為我補辦了餞行的聚會，時間已是四年之后。第二天上午，張福海帶我到《中華文學選刊》編輯部宣布我作為新的執行主編上任，我在北京的新生涯就此開啟。

如今我離開人文社十三年了，適逢老社遷徙，撰此文，祭奠去世多年的高賢均、劉玉山、聞樹國、陶良華。時間無情，我在網上搜索他們的資料時，發現非常少，聞樹國、陶良華連簡介都沒有，劉玉山和高賢均的介紹也極其有限。作為同事，我深知他們對文學和出版的貢獻，寫此文，是懷念也是存檔，向那些為文學和出版默默奉獻的無名者致敬。

二

高賢均2002年8月去世，他是在《中華文學選刊》主編位置上去世的，我作為他的繼任者一直想寫一篇懷念他的文章。記得在2006年的一個秋夜，我在人文社的三樓上寫過緬懷高賢均、聞樹國等人的文章，但奇怪的是，那篇未完稿在電腦里怎么也找不到，仿佛他們在天之靈已經迫不及待地把它收去閱讀了。

第一次見到高賢均是在腫瘤醫院，他已經身患癌癥。這也是我頭一回去看望一個身患癌癥的病人。2000年末，我剛到人文社不久，聶震寧社長讓我去醫院看下主編高賢均，說：“老高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非常支持你到《中華文學選刊》工作。”當初我一個人到《中華文學選刊》工作，得到了很多人文社同仁的幫助。去見高賢均之前，我想他一定是一副面容憔悴、心情沮喪的樣子，沒想到他一點也不像疾病纏身的人。他思維敏捷，說：“你來人文社太好了，我一直支持人文社引進新的人來，促進人文社的改革和發展，老聶來了以后人文社發展很大。現在你接手《中華文學選刊》，更是幫助人文社解決了難題，大膽去干。”我們還就一些文學問題交換了看法，聊得非常愉快。因為聊得時間太長，到中午了，他還留我吃了午飯（事后我才知道這本是他的午餐，不知道他是不是餓了半天肚子）。

高賢均熱情善良，富有思想，且敞亮耿直，不存心計，他的一席話打消了我作為一個外來者的忐忑，堅定了我融入人文社的信心。在來人文社之前，我原來的同事黃蓓佳就說過，她的北大同學高賢均也在人文社，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初次一聊，果然是位才德俱佳的君子。作為北大高才生，高賢均自己就是一位優秀作家，寫過很多小說；到人文社工作以后，又成為杰出的編輯家，《白鹿原》《塵埃落定》《歷史的天空》《哈利·波特》等優秀出版物都傾注了他的心血。告別時，我祈愿他能早日恢復健康，帶領我們辦好刊物，搞好文學出版事業。

第二次見到高賢均，是他出院之后。他來編輯部看我，讓我感到很意外。他精神矍鑠，說過幾天就來上班。我當時很高興，老高終于戰勝了病魔，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好領導手下工作，心情一定非常愉快。可是，高賢均再也沒來編輯部，我素來不善噓寒問暖，也沒有打電話問候他。再后來，他病情惡化，再次住院了。我去醫院看望他，這一次老高有點力不從心了，盡管他依然樂觀，但病魔已深入他的內核，他在和病魔作最后的斗爭。

最后一次見到高賢均，他已經昏迷，渾身插滿了管子。那一天，我去看高賢均。看到他的時候，我心里非常難受，那么一個熱愛生活、熱愛鍛煉的男子漢現在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他的神態依舊安然，但面容消瘦、蒼白、枯槁。

高賢均去世后，陳忠實撰文稱他是“文學的圣徒”；阿來為他撰寫墓志銘：“在人間編好書，去天堂聽妙音”。《光明日報》評價他“為中國當代文學出版事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突出貢獻”。高賢均的編輯生涯不僅成就了多部文學經典，更以其專業精神和人格魅力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出版的發展方向。他的工作理念和貢獻至今仍被業界視為典范。

高賢均去世了，我們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他，單位支票上依然是他的印章。后來我接替了他，由執行主編變成了主編，單位法人（二級法人）也換成了我，我看著支票上的我的印章，我老覺得是錯的。我搬進了他的辦公室，用他的辦公桌，坐他的椅子，有時也翻閱他遺留下的書籍、字典。有一次甚至還和編輯部的人喝了他留下的一瓶葡萄酒。我還讀到了他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他在人文社工作的點點滴滴，后來我把這本筆記本交到社里，作為史料保存。我還睡在他原先的床上午休。后來我換辦公室，換了把椅子，但那椅子“始終不合屁股”。我又把老高坐過的那把椅子拿過來，一直坐到我離開人文社。離開人文社的時候，我甚至想把那把椅子帶到新的單位去，因為這椅子伴我十年有余，有老高的體溫，也有我的汗水。我想讓它成為我在人文社歲月流痕的紀念。

在我的記憶里，很少有一張椅子陪伴我這么多年。十二年，人生能有幾個十二年。那椅子上有個蒲墊，有一次，我從椅子上解開蒲墊：蒲墊完好，散落在椅子上的碎屑只有塵埃，沒有蒲草的殘葉。蒲墊如此經世，生命如草。

我有時覺得愧對高賢均，辜負了他的信任。雖然我盡心盡力，但由于堅持不夠，辦刊轉向。這本由他和何啟治、劉茵創辦的刊物中途居然一度停止運行了兩年，耽誤了很多事，后來復刊，已物是人非。

那幾年，人文社一些人英年早逝，劉玉山、陶良華等亡靈在我夢中多次出現，與我對話，而高賢均一次也沒有出現在我夢中。他忘記了我，忘記了我的辜負。

三

聞樹國的死，讓我有莫名的愧疚。

聞樹國煤氣中毒的那間房子，原本是準備分配給我的。我到人文社工作以后，為解決我的住房問題，聶震寧社長曾征求過我的意見，當時有兩種方案：一是住社里的集體宿舍，年輕同志是兩人一間，我可以一人一間；二是人文社在北新橋那邊有一個房子，十幾平方米，但沒有暖氣，要自己生爐子。我說：“我考慮一下，再選擇。”聶震寧社長建議我住社里宿舍，條件雖差一點，但方便。經過考慮，第二天，我選了社里的宿舍。

這間宿舍在社招待所二樓的西北角，正對著鍋爐房。經過粉刷后，我就搬進去住了。住進去以后，就有些后悔：一是宿舍很破舊，老式筒子樓，墻面斑駁，門窗銹跡斑斑；二是一層樓只有一個衛生間，早晨起來刷牙、上衛生間都要排隊；三是晚上太吵，都是剛分配來的大學生，精力旺盛，經常吵到半夜。有一次，我忍不住制止了他們的喧鬧，但后來又后悔，我年輕時不也是這么過來的嗎？

我到人文社工作，是出版社人才引進計劃的一部分。人文社底蘊深厚，但對先鋒派等新銳潮流作品的出版慢半拍，莫言、余華、蘇童等人的作品被其他出版社搶了先。聶震寧社長上任后想做些調整，我也有意到北京工作，于是一拍即合。聶震寧社長當時還瞄準了李敬澤這位重磅“引援”，計劃安排李敬澤擔任《當代》主編、社長助理，我則擔任《中華文學選刊》的執行主編。李敬澤都準備辦手續了，卻因中國作協的領導叫停，調動未果。李敬澤后來出色的表現，說明聶震寧的眼光高遠。

聞樹國當時在《天津文學》工作，后來聽說人文社招兵買馬，就請趙本夫向聶震寧推薦他，聶震寧就安排聞樹國到《文學故事報》工作。我比聞樹國早到人文社半年，他來了我感到很親切，因為之前就認識，也有合作。聞樹國是個編癡，記得1994年的一天上午，他坐火車從天津到南京來，約我和蘇童、葉兆言下午做對話。他說：“快發稿了，發現這一期沒有什么亮點文章，希望我們的對話有點新鮮內容。”對話結束后，他沒吃晚飯就坐火車連夜趕回天津，然后將這次的對話整理出來，發在刊物上。這次對話有沒有亮點不好說，但聞樹國的敬業精神，很是讓我們幾位欽佩。

《文學故事報》是一個文摘類的報紙，編輯起來很辛苦，聞樹國也是認認真真地當好主編，沒想到居然英年早逝。記得有一次他還頗為高興地跟我說：”分給你的房子你不要，我撿了個漏，馬上要拆遷了，我要成拆遷戶了。”我一臉懊惱，說：“我又不會生爐子取暖。”聞樹國說：“這個太簡單了，我從小就會生爐子。”

沒想到“淹死的常常是會游泳的人”，2002年1月上旬，他煤氣中毒離世。他平常來得早，那一天直到中午還不見他的身影，電話也沒人接，我就去他的住處找，沒人開門，我把門砸開后，發現他赤身裸體保持著向門口爬的姿勢，但已沒了生命跡象。

那天下午，外地一位女作家打電話給我，說：“昨天還見過他，怎么人就沒了呢？是不是誤傳？”我說：“社里正在忙著張羅喪事。”她在電話那頭哽咽，我不知怎么安慰是好，就說：“大家都很難過，你也別太傷心。”

聞樹國出殯那天，我本想早點去送行，但沒想到凌晨三點，我的腹部劇痛，吃止痛片也不管用，我叫了救護車去朝陽醫院看急診，等輸完液已經快中午了。

聞樹國出身于一個工人家庭，家境不是很好。他去世后，人文社內外發起捐款行動，我正好有筆大稿費兩千元，毫不猶豫地委托人文社的工會捐給了他的家屬。后來他的家人打電話來表示感謝，說我是捐得最多的。

都說兔死狐悲，聞樹國的死讓我悲痛不已。我們倆先后到人文社工作，當時我們的工作關系還沒有正式轉入人文社，辦公室又門對門，他去世以后我每天看著對面辦公室空著的桌子，心里總希望他出現，但再也不可能了。

聞樹國去世半年后，我忽然想起北新橋的那間房子，就到房管處去申請，沒想到房管處的同志說：“你晚來一步，美編室的小馮剛把鑰匙領走。”小馮年輕，資歷不如我，但既然已經分給她了，我也就不會再說什么。

我在人文社的分房夢就此破滅。調離人文社時，我去宿舍收拾舊物，發現當年喧鬧的二樓，一片寂靜，塵埃不動。

四

劉玉山還沒有去世時，我就見到了他的“亡靈”。

2007年夏天，我作為刊物主編參加了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在鐘磬山莊舉辦的主編培訓班。當時我和《中國化工年鑒》的主編劉宇住同一間房。一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劉宇肚子餓了，約我一起吃夜宵。我說：“太困了，也沒有吃夜宵的習慣，你去吧。”

劉宇走后，我就睡著了。電閃雷鳴，暴雨傾盆，我被驚醒，發現劉宇的床上有動靜。我抬頭一看，居然是劉玉山躺在劉宇的床上，他臉上罩著一張三角白塑料，身體瘦骨嶙峋，和傳說中的鬼極為相似。他說：“我想吃西瓜。”說著抓起我的手就要啃，我極為恐懼，趕緊縮手，一邊去開床頭燈，一邊對“鬼魂”說：“老劉，我們打開燈再聊天。”

我以為是幻覺，或是夢境，可床頭燈打不開。我清楚地記得劉宇出門時沒拔取電卡，我從床頭拿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卻發現劉宇的床上空無一人，老劉也不知去向。

不一會兒，劉宇回來了，他見我一個人傻傻地坐在床上發愣，問：“出什么事？”

我說：“剛才遇見鬼了。”

他很激動，大聲地說：“在哪里？在哪里？”

我說：“走了，剛剛走了。”

過了兩天，我聽到噩耗，劉玉山同志去世了。據陪伴他的人說，兩天前，他大白天曾驚呼：“鬼來了！鬼來了！”

陪伴的人便知道，老劉的時間不多了。

老劉化療結束之后，曾參加過社里的年會。我向他表示慰問，他關切地問我：“還好吧？”我說：“還好還好，謝謝您，等您康復了請您喝酒。”這么說，是因為我“欠”他一頓酒。當時我的調動陷入死結，是老劉幫了我。我在人文社第一次辦調動本來比較順利，正好有進京名額。但那一批四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的學歷存在嫌疑，我們就一起被耽擱了，材料被人社部退回。本來第二年可以順利調動，但2002年人文社從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脫離，擬加入即將組建的“中國出版集團”，人事凍結。我也沒有太在意，沒想到一年過去了，中國出版集團雖然掛牌了，但還沒有正式進入國資委的體系，進京的人事指標沒有了。折騰了兩年，我看調動無望，就找到了當時的社長劉玉山，說：“如果沒有希望，我就準備回南京了，快三年了，如果調動不成功，我也沒法向江蘇作協交代。”老劉沉思了一會兒，說：“王干，你別急，你的工作很出色，我們希望你留下。明天我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找領導，看看有什么辦法。”

我很感動，但心里還是有些打鼓，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為我之前也找了一些朋友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了解情況，署里回答說：“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歸我們管，我們怎么調他呢？”

老劉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找了分管人事的領導，他陳述了我調動被耽擱的具體情況，說：“王干是個人才，我們很想引進，希望能以署里的名義發布調令。”老劉的誠意打動了領導，署領導破例同意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走程序，解決了我懸置已久的困境。

我的調動順利完成，我想請老劉和幾位領導吃頓便飯，表示感謝，但老劉始終不答應，他說：“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不用謝。”

老劉是人文社的第八任社長，也是歷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間去世的社長。他在任期間，實施精品圖書戰略，推出了一系列優秀圖書，如《笨花》《藏獒》《空山》《魯迅全集》（2005年版）等。他力主出版了《往事并不如煙》等書，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爭議。

老劉其實可以有另外一種人生，他原本或許可以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大學者、大教授。他1945年1月27日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964年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是著名學者唐弢的研究生，和汪暉是同門。1981年獲碩士學位，在當時可謂鳳毛麟角，天之驕子。而劉玉山作為年輕人才被分配到中宣部文藝局，之后到人文社工作。

依我對劉玉山的了解，他其實更適合做一位學者。他做事嚴謹認真，為人厚道誠實。記得我剛到人文社工作時，《中華文學選刊》刊物發行量不行，經營虧損。他曾經頗為心疼地對我說：“你這么一個書生，還要負責刊物的經營，不容易啊!”

如果當初老劉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或者到高校工作，能不能成為汪暉那樣的知名學者不好說，但至少不會那么早去世。去世時他才62歲，他是累的，心累。

（文章節選自《清明》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