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和平性基因根植于廣袤的中華大地上的農耕文化，積淀為先賢圣哲的思想與觀念。作為全球文明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始終呈現和平特征。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是中華文明豐厚的文化積淀與歷史實錄。古代的經史子集無不蘊含著和平的價值取向，其中又因為歷史學懲惡揚善的敘事特點與儒家經學追求仁和善政的價值建構，使得中國古代的經史典籍成為和平敘事的主體。

《尚書》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記載了夏商周時期治國理政的典謨訓誥。《尚書》中的政治智慧與理念對中國德治仁政文化傳統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尚書》首篇《堯典》提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睦”，《說文》:“敬和也。”“協”，《說文》:“眾之同和也。”“雍”，《爾雅·釋訓》:“廱廱（雍雍），和也。”“協和萬邦”，天下大同，這種閃耀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智慧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至遠。無論是孔子講的“近者悅，遠者來”，還是《大學》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論是孟子的仁政王道的政治圖景，還是宋代君臣“共定國是”，其理論來源均可以追溯至《堯典》。

《春秋》本為魯國史書，經過孔子的“修”定，成為儒家的經書。《左傳》作為闡釋《春秋》的經學著作，又是一部歷史著作，書中記載諸侯霸政與國際交往，始終貫穿著仁愛友善的理念。《左傳·隱公六年》:“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之“七德”，是中國先民從和平的角度認識武力與戰爭的獨特方式。這種理念是把武力作為維護和平的力量，與對外侵犯的“窮兵黷武”截然不同。

春秋霸政以和平為目標的諸侯戰爭，從根本上說受到周代封建制度與天下一家觀念的影響。《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西周建立的以血緣為紐帶的封建制度，依照大宗小宗的親疏遠近，辨別政治貴賤。天子、諸侯、大夫、士的四個等級貴族，除了少數異姓貴族，大多數都是姬姓貴族。即使是異姓貴族，一國之中諸侯以下的貴族也與諸侯同姓。周代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也是家族制度。西周封建包含著兩個系統和兩種意味，“一個是‘家族系統’的政治意味，一個則是‘歷史系統’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統，屬于空間的拓展；后一系統，屬于時間的綿歷。此后中國文化的團結力，完全栽根在家族與歷史的兩大系統上。”“家族系統”作為空間結構不斷在“歷史系統”敘事中加以強化，天下一家的理念，深深地印記在中華民族的心里。

秦漢之后，郡縣取代了封建，自皇帝以下的官員不能世襲，血緣意義的家國同構成為歷史，但政治制度的改變并沒有打破文化傳統的延續。《史記·五帝本紀》塑造了中華民族人文初祖黃帝的信仰，這使先秦時期血緣意義的家國同構，在漢代時期轉變為“類血緣”文化意義上的家國情懷同構。這種家國情懷的歷史敘事在周代封建之后，綿延著“家族系統”與“歷史系統”相融合的結構，唯中華民族所獨有。

典籍中的和平敘事方式，除了體現“親仁睦鄰”，還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對禮讓、隱逸之士的表彰。伯夷不爭孤竹國君主之位，讓叔齊而走；泰伯奔吳，“三以天下讓”，孔子贊為“至德”（《論語·泰伯》），表彰伯夷“求仁得仁”（《論語·述而》）。在《史記》中，司馬遷分別把《吳太伯世家》《伯夷列傳》置于“世家”與“列傳”之首，具有特殊的用意。“《伯夷列傳》開創了歷代紀傳體正史立‘隱逸傳’的傳統，這是中國史學一個重要的精神傳統”“中國史書自《史記》以來卻給這樣的避世者和失敗者以崇高的歷史地位，且形成一個敘事和精神傳統，這些隱逸之士因其不沾染不介入，而益顯其志之皎潔；因其不成功不得志，而益顯其志之精誠。”《史記》以來的中國史學對“隱逸”之士的特別關注，是以退讓、不爭的士君子以風骨存道維護中華文明的特殊方式。“隱逸”不是軟弱，不是無原則的退讓，而是以“隱逸”智慧求社會和諧的特殊方式。從《尚書》到《春秋》，再到《史記》，無不傳承著和平與厚德的歷史傳統。中國汗牛充棟的歷史典籍，始終貫徹著和平主義的理想與書寫傳統。

（作者為孔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