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人們對詩歌持有何種看法，我想先表明：創作詩歌，本質上是在孤獨者之間建立一種隱秘的聯結。在當下這個時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流媒體電影、粗制濫造的電視節目，以及“網飛式文學”四處散播著麻木人心的喧囂。這讓我不禁思考：詩歌在多大程度上，仍能作為孤獨者的棲息地？

探討詩歌在社會中的角色并非易事，尤其在當下這個世界：讀者們愈發急切地追尋并追捧那些能帶來愉悅、給予確定答案的藝術。如今，我們的社會發展似乎正迫使我們像躲避瘟疫患者一樣回避孤獨者。正因如此，我想，我應當先將詩歌理解、定義并重新確立為：為那些感到孤獨與被邊緣化的人筑起的一道壁壘。

我所說的孤獨，是一個人主動選擇與沉默相伴的狀態。這種孤獨，也不應與“隔絕”混為一談，更絕非“逃避”。如今，沉默已然成了一種奢望。這個世界將“資本主義喧囂”變成了常態，化作了舒適區，仿佛為每個人都強制播放著一段背景音。在這樣的環境下，閱讀便成了一種具有顛覆性的行為。

我所說的閱讀，并非劃著屏幕、任由算法施展 “魔力” 時，對文字的匆匆掃過與對轉瞬即逝信息的被動接收。而是靜下心來，讓一本好書所帶來的沉默陪伴自己。而我認為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一本好書留給人的，從不是答案，而是疑問。但僅僅有疑問還不夠，因為并非所有疑問都擁有同等價值。比如，科學家的質疑是為了探尋真相；而詩人的質疑，卻是為了傳遞某種東西。

曾有一次，我與一位泰塔在厄瓜多爾的圣巴勃羅湖畔休憩時，他對我說，西方世界——此處并非指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思維模式——的問題在于“不會質疑：他們的質疑太過理性。他們質疑，是為了停滯不前、拖延行動，或是為無所作為找借口。質疑成了他們的托詞。”而詩歌所引發的質疑，則全然不同。它不求終極答案，而是在喧囂中不斷開辟道路，如同有人走進沙漠尋找水源一般。也正因如此，詩歌才具有危險性。“要學會更好地質疑，” 當我們重新啟程，三月的天空中太陽像一顆熟透的桃子時，泰塔接著說道，“……但不是為了獲取知識，而是為了學習。因為‘知道’和‘學習’并非一回事。”從那時起我便明白，不會質疑，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意味著未曾學會真正的閱讀。一首好詩，最重要的是能讓我們對自身、對所處的時代與歷史，產生更有價值的疑問。

在安第斯世界中——我指的不是某些出版社或社交平臺上所售賣的、經過商業化簡化的版本，而是植根于其自身思想與哲學的深層認知——閱讀絕非僅是對成行排列的任意符號進行解碼的過程。它是一種“智慧”行為，是與世界的記憶-知識建立聯結的方式。在這里，語言、人，乃至時空本身，都是承載著意義-靈魂的載體。閱讀不是被動的個人行為，而是參與到一種鮮活知識中的方式——這種知識超越了文字本身，融入了共享的體驗之中。

幾年前，我有幸在神圣峽谷與一位庫斯科詩人交談。我們分享并探討了諸多觀點，其中最讓我產生共鳴的是：與許多其他文化一樣，在安第斯世界中，其哲學與知識的構建并不依賴字母文字或亞里士多德邏輯，而是以一種“關系性認知體系”為基礎——在這一體系中，記憶、語言與行動密不可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安第斯文化未能發展出傳統書寫體系并非偶然：他們的知識通過結繩、織物、口頭相傳以及與環境的聯結來表達。這種“記憶-語言”并非單純的數據儲存庫，而是一種流動的存在，貫穿于日常生活的體驗之中，并以此維系著與世界各個部分的關系。而詩歌的真正價值維度，正蘊含在這一流動過程之中。

與安第斯知識體系相似，詩歌并非試圖“馴服”世界。相反，它是一種傾聽世界的方式——與世界的聲音、節奏及沉默保持共鳴。它將我們帶回最初的孤獨，這種孤獨不會將我們隔絕，反而會讓我們與其他孤獨相連；在這份聯結中，我們得以映照自我、看見彼此。詩歌由此成為一個“主動質疑的空間”，一個讓人“跳出固有視角”的場域，更是對“主流思維”的打破。或許在這個充斥喧囂的世界里，這正是我們僅存的少數抗爭方式之一。

毋庸置疑，世界的節奏已急劇加快，陷入了消費主義的漩渦——在這漩渦中，現實仿佛成了即將崩塌的虛構圖景。在這樣的背景下，詩歌絕不能只滿足于做一個“舒適愜意的空間”、一處“讓人忘卻窗外風暴的感傷避風港”。它應當回歸“壁壘”的本質。這是一個抗爭的場域——不僅要對抗吞噬一切的喧囂與犬儒主義，更要直面那些 “讓我們逐漸失卻人性的空洞敘事”：它們不斷要求我們 “為拍照而微笑”，卻無視真實的處境。

奧爾多·佩萊格里尼（Aldo Pellegrini）認為，詩歌與愛一樣，都是“本源能量”——它們為我們在浩瀚宇宙中的存在賦予意義，而這份意義，等同于不再畏懼生活所蘊含的風險。然而，日復一日，詩歌正被那些掌控經濟、文化與符號權力的人“馴服”。一些詩人選擇屈從，渴望權力與不朽，他們游走于世，卻對本可震撼時代的真相緘口不言，忘卻了同胞的苦難，一心尋求與“權力喧囂”為伍。

另一方面，羅克·達爾頓（Roque Dalton）、奧托·雷內·卡斯蒂略（Otto René Castillo）、阿瑪達·利伯塔德（Amada Libertad）以及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都是“生命詩歌”“壁壘詩歌”的典范。這些詩人毫不畏懼深陷時代的泥沼，他們的作品成為反抗壓迫的象征。他們讓我們明白：要想不讓敏銳的感知被商業化的犬儒主義所取代，就必須在面對不公與人類苦難時，保持一顆純粹的心。他們的生命與作品證明，詩歌遠不止是文字——它已成為觸動人心、直面現實的工具，是對抗掠奪與流亡的主動抗爭，是困境時代里捍衛尊嚴的壁壘。

我再次想起安第斯山脈——那是我的壁壘。我憶起那些與我同行的無名詩人（我也如他們一般）：他們是安第斯之夜的后裔，孕育著新的混血朝陽；他們在漠不關心的人群中保持警覺，在沉默中熱切求索；他們踏過無數遷徙飛鳥的血跡前行，在每一塊我們雕刻、啃咬的石頭中，尋覓先祖的印記。我的心，有一部分正屬于他們。我認為 “安第斯未來主義” 是對被動消極的主動挑戰；它是一條道路，和其他所有可能且必須出現的道路一樣，讓詩歌得以繼續戰斗。我想到這些詩人如何成為一聲原始而古老的吶喊——他們是“肉體詩歌”，啃噬著資本主義的喧囂，唾棄僵化的美學，點燃屬于我們“被遺忘未來”的吞噬之火，以此延續先祖們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