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誕生后，由于其自身的價值及特點，在流傳過程中影響不斷擴大，逐漸形成對此書進行專門研究的學科，即“龍學”。龍學不僅有著千余年的歷史，而且是20世紀中國學術的一顆璀璨明珠，對中國現代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在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章黃學派開創的現代龍學起到了重要的排頭兵作用。作為清代學術史的壓陣大將，章太炎致力于對傳統學術的現代改造。在日本期間，章氏開辦“國學講習會”，其中就專門講授《文心雕龍》，由此拉開了現代龍學的序幕。近代以來，隨著外來文化的輸入，科學主義日盛，體系性備受重視。許多有識之士在開眼看世界的同時，主動嘗試以新眼光重新審視傳統學術，就像《國學講習會序》強調的：“真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契合者也。”于是，具有理性精神、重標準模式、有規模體系的《文心雕龍》備受青睞，成為國學聯結西學的紐帶。而章氏講授《文心雕龍·諸子》所謂“《論語》《孝經》，亦子書類也，后人尊孔過甚，乃妄入經類”，則充滿了對傳統經學的祛魅意識，昭示著現代龍學科學范式的萌芽。

章氏大弟子黃侃受其師影響，自1914年起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標志著現代龍學的誕生，其為授課撰寫的講義《文心雕龍札記》（以下簡稱《札記》）則成為現代龍學的奠基之作。在開創現代龍學的征程中，黃侃重在“破”，即破除傳統龍學的經學范式的壁壘。他繼清以來學者對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的批評，再次向“黃注”發難，指陳其粗疏錯漏、不合學術規范。黃侃本以小學名家，以文字音韻學見長，然其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及所撰《札記》時，不重文本校注，反以題旨闡釋、義理探尋為要，思想上標舉劉勰的自然觀，內容上突出彥和的創作論，不再以治經之術研究《文心雕龍》，遂使其書具有鮮明的現代性。

黃侃之后，現代龍學科學范式沿著校注、釋義兩條路向前拓進，前者以范文瀾、楊明照為代表，后者以劉永濟等為典范。眾多龍學愛好者在科學范式的指引下，展開了對《文心雕龍》的多方面研究。在現代龍學科學范式的建設中，黃侃重在“破”，范文瀾則重在“立”。范文瀾通過別撰新注為《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注》，以下簡稱《范注》）確立科學范式。一方面，《范注》開創了新式校注體例，原文全錄，校語以小字置于出校的原文之下，然后以數系注，于出注的原文下標注序號，而將注文放在原文之后，按序號集中排列，于有關原文，逐條列舉，廣征博引，考鏡源流，校注并施。另一方面，《范注》將乾嘉實證學風與“五四”科學精神對接，綜合利用前人及同時代的研究成果，不僅著成考訂詳贍的注本，而且在材料、方法和觀點上都超越了傳統龍學，具有鮮明的現代性。

隨著研究的深入，現代龍學科學范式也轉入常規建設，人們開始補不足、求精審。學術界在充分肯定《范注》地位和價值的同時，本著全面、準確、深刻、完善的學術理念，對其不足與疏漏的訂補舉證也層出不窮，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歷時之長為古文論學術史所罕見。這當中，對《范注》進行全面訂補舉正且影響甚大者當屬楊明照。楊氏早年有志于校注《文心雕龍》，當他見到文化學社版《范注》后，“嘆其已較詳贍，無須強為操觚，再事補綴。但念既多所用心，不忍中道而廢。于是棄同存異，另寫清本，繼續鉆研。此后凡有增補，必先檢范注然后載筆。不到三年，朱墨雜施，致眉端行間幾無空隙”（楊明照《我和〈文心雕龍〉》）。至其《文心雕龍校注》出版，已由當初區區幾十條舉正，發展為洋洋大觀的學術專著，而其修訂充實后再版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則成為譽滿中外，足與《范注》相媲美的龍學雙峰。

在范、楊建構并完善《文心雕龍》校注新范式之際，現代龍學科學范式同時又朝著釋義的方向邁進。20世紀三四十年代，劉永濟在武漢大學“漢魏六朝文”課上講授《文心雕龍》，講義經整理于1948年由正中書局出版，名曰《文心雕龍校釋》（以下簡稱《校釋》），中華書局1962年再版時，內容上有所增補，結構上也有所調整。劉氏《校釋》在《札記》的基礎上，沿著釋義的路子“接著講”。《校釋》和《札記》一樣并不滿足于文本校勘和典故討求，而是重釋義，致力于發明彥和論文之大旨，引申補充文本幽深之意蘊，從而進一步拓展了《文心雕龍》的義理闡釋空間。且《校釋》之命名，相較《札記》學術隨筆的性質，更彰顯出訓釋大旨的自覺意識。劉永濟曾對黃侃弟子程千帆說：“季剛的《札記》，《章句篇》寫得最詳；我的《校釋》，《論說篇》寫得最詳。”（程千帆《劉永濟傳略》）作者以精于小學推黃侃，以長于釋論許自己，既符合黃侃的身份，也暗示了自己的強項，頗有《校釋》不讓《札記》之意。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總之，受現代學術理念和文學思潮的影響，從黃侃《札記》到范文瀾《范注》再到劉永濟《校釋》，三者前后相繼，以闡釋《文心雕龍》的論文大旨和篇章意蘊為目的，漸次深入揭示出彥和之書的創作規律和特點，終于使《文心雕龍》的義理闡釋臻于成熟，同時也發揮了推進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型的排頭兵作用。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