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往往在最不經意的角落，沉淀最耐人尋味的回響。一個特定年份，南宋的臺州府衙，有位名叫嚴蕊的歌伎卷入了驚濤駭浪的中心。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記載，朱熹彈劾唐仲友時，列舉的罪狀牽涉到嚴蕊，以致“一再受杖，委頓幾死”。

“一再受杖”四字，背后是何等痛苦，史書未曾細述，今人或可通過想象補全畫面。獄吏的勸誘，想必帶著市儈的“現實”：“招了吧，何必受這皮肉之苦？”然而，嚴蕊的回答卻如金石擲地：“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這句話，分量極重。它超越了個人的榮辱，觸及兩個階層微妙的倫理關系。在理學昌盛的南宋，士大夫標榜道德的潔癖與人格的完整。而嚴蕊，身份低微，她深知自己的言辭一旦被采信，便是對“士大夫”群體的指證；這不僅是誣陷，更是對整個階層的名譽“污染”。所以，她寧愿承受肉體的摧殘，也不愿玷污她所理解的“士”的尊嚴。這里面，有種奇特的、近乎悲壯的守護——她守護的或許不是唐仲友，而是理想人格的樸素信念。這份信念讓她在卑微的生命中，爆發出令人敬畏的、近乎固執的堅持。

她的堅持，最終換來了轉機。當接手此案的岳霖面對這位“病瘁”的女子時，展現出一絲難得的仁慈，他沒有繼續追問那些糾纏不清的黨爭，轉而給了嚴蕊一個更體面的方式——命之作詞自陳——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慈悲的釋放。于是，嚴蕊口占《卜算子》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這首詞如同一泓清泉，沒有怨怒、沒有控訴，只流露出歷經苦難后的通透與淡然。“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開篇即為自己的人生定位，將個人的不幸歸因于冥冥之中的“前緣”，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自我的開解。嚴蕊將自己比作一朵花，“花落花開自有時”，生命的榮枯自有其時序，然而主宰這一切的，是高高在上的“東君主”。這里的“東君主”，可以理解為命運，即將她推入風塵的宿命；也可以理解為權力，即決定她去留的官員。

這首詞的下闋，更將通透與淡然推向極致。“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無論是離開還是留下，都不是她能自主選擇的；深刻的無力感，緣于對命運最清醒的認知。然而，在無力之中，她卻開出一朵精神之花——“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這是何等超脫的境界！她不求富貴、不求名分，只求一份尋常女子的自由與安寧。當那一天真的到來，她可以如山野間的女子，將鮮花插滿發髻；她的身份、她的過往，都已不再重要。“莫問奴歸處”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主動的、面向未來的詩意建構。她將個人的命運與山花爛漫的自然景象融為一體，完成了從“風塵女子”到“山中女子”的精神蛻變。

岳霖聽后，想必為之動容，當即判令嚴蕊無罪。結局似乎皆大歡喜，然而，歷史的真相從來都像一件被反復修補的瓷器，裂紋始終存在。

有好事者據《朱子大全》卷十九所載：“五月十六日筵會，（唐）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以此證明《卜算子》一詞并非嚴蕊所作，甚或暗示她是一個貪婪的風塵女，根本不具備如此才能。這個說法，看似有據可查，實則疑點重重。首先，此乃朱熹一家之言，無疑屬于孤證；更何況“高宣教”此人，再無第二首作品存世，其人其事，皆成謎團。這種“證據”，與其說是考據，不如說是心虛的辯解，試圖抹去嚴蕊個體的光輝。

有意思的是，與朱熹同時代的洪邁在《夷堅志》中、邵桂子在《雪舟脞語》中，均明確記載《卜算子》為嚴蕊所作，并將矛頭直指朱熹。這種不同史料間的相互抵牾，恰恰反映了歷史敘述的復雜性。真相或許早已湮沒，我們能看到的，是不同立場的記錄者，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記憶。嚴蕊還寫過另外兩首詞，詞意與女性身份甚合，可以找來一讀；不過，宋代的文人常以女性的口吻填詞、立言，這也說明不了什么。

于是，此事的核心，便從“誰寫了這首詞”，轉向更根本的“我們該如何看待嚴蕊這個人”，是文人貪婪，還是歌伎貪婪？我讀不出其中的貪婪。嚴蕊在獄中的表現，還有她對“士大夫”群體名譽的維護，以及她在詞中展現的淡泊與超脫，都指向一個靈魂的豐盈與高貴。按《齊東野語》所言，嚴蕊在我心中真比一些文人可敬。那些揮舞道德大棒，卻又在關鍵時刻為了自保而扭曲事實的“士大夫”，其人格的分裂，與嚴蕊的純粹形成了鮮明對比。

當然，我敬不敬的無關緊要，朱熹還是會被尊為朱夫子，唐仲友還是大才子，而嚴蕊，即便填出了《卜算子》，仍在“最不經意的角落”。她的命運，就像《卜算子》中的那朵“山花”，縱使插滿頭，也難以更易其生長于山野的本質。她的故事，最終化作一個因自身光芒而無法被完全抹去的符號。

風塵中的花朵，最懂得生命的真諦——不被旁人定義，努力活出自己的模樣。當山花插滿頭時，歸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朵花曾在風塵中，真實綻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