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家長向我咨詢：孩子如果想學文科，該選擇怎樣的大學？在我看來，真正好的大學是那些不僅應用學科特別強大，同時人文學科也特別強大的大學。在這樣的大學，孩子們學到的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還能體驗到持之以恒的堅守精神，在無形之中會下意識地驅逐那只困惑我們這個時代的短期主義幽靈。

今天，我們又處在另一個“大分流時代”：

我們究竟是“向內看”，還是“向外看”？是“向內看”多一點，還是“向外看”多一點？或者說如何把“向內看”和“向外看”有效地結合起來？

“向后看”與“向前看”、“向人看”與“向AI看”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然而這些何去何從的局面，卻正孕育著未來可能的機遇。我拿美國的區域研究舉個例子。

西方主要大學歷史系的師資結構，大致是本國史、西方史、東方史各占三分之一。這種結構是二戰后逐漸形成的，誘發這種結果的根源就是“區域研究”。作為“帝國之子”的區域研究，原先是為了殖民統治及冷戰需要而開展，但造成的后果卻出乎意料。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高校的區域研究在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大力推動下迅速發展，其主要目的在于培養服務于美國國際事務與全球抱負所需的專業人才。區域研究在60年代迅速制度化，于70年代達到頂峰，于90年代起逐漸衰退。在許多決策者眼中，這些領域的設立原本主要是為了滿足政治需求——提供培訓平臺、輸出有關戰略關鍵地區的信息。換言之，區域研究的設立，并非旨在挑戰歷史學、社會學或政治學等遵循普遍規律的學科的概念框架，也并未被期待對整個歷史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關于西方以外世界地區的知識不斷累積，并逐步被納入更大范圍的學科體系。尤其是從70年代末開始，這一進程改變了若干學術領域的面貌，許多系所開始設立聚焦特定地區的教職。結果，美國歷史系中以北美或歐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教師比例迅速下降了。尤其是在越來越多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者加入比較史學領域之后，該領域開始從多個角度批判方法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同時亦弱化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事，觸發了全球史的興起。

如今，我們正在創造性地重新構想區域與國別研究這一領域，其前路究竟通向何方？無論如何，其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在于推動各學科形成高度動員而又彼此差異化的視角，從而實現對不同社會與文化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理解。

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打破因循守舊的大學科層制是多么重要。在沒有裁員等不穩定因素的壓力下，大多數科層化組織往往傾向于維持職業的終身性與穩定性。學科發展亦不例外。今天我們似乎都在討論新文科，都在實施有組織的科研，都在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但如何選擇方向、如何做是成敗攸關所在。

作為基礎學科的歷史學是一門延伸社會記憶的藝術，蘊涵著最廣泛的傳統智慧。歷史學家最擅長的是選擇相關事實，并對事實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評估，有指向現實和未來的特征。加拿大外交官和歷史學家埃格頓·諾曼·赫伯特（1909—1957）有一個比喻：歷史學家的任務更像畫家，而不是攝影師。他必須選擇、展現并強調某個特定歷史問題的特征，而不是不加甄別地呈現一切映入眼簾的東西。若要對一棵樹留下印象，去數清樹葉、丈量樹枝，再將它連根拔起稱量其整體，并無益處。一位大師級的畫家往往只需寥寥幾筆，就能傳達出這棵樹的神韻。歷史中重要的是宏偉的輪廓和關鍵的細節；必須避免的則是無關緊要事實的沉重堆積。這種訓練猶如德國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1848—1915）所說的：將人文科學的“個別化”與自然科學的“普遍化”結合起來，前者強調具體化傾向，后者強調一般化傾向，是知識創造中兩種不同的取向。通過結合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追求目標，歷史學自有其獨特地位，堪稱一門批判性的人文學科：它不僅是敘事的集合，也不僅是為現實提供認同的來源，更是一種改革的工具和塑造未來的手段。

人文學科因其批判的本性，似乎是令人心煩的學科；同時，人文學科兼具開放性、總體性與道德性，但這需要長期的訓練與積累才會見效，因此又是一種看似無用的學科。當下的人文學科，被許多人視為與現代職業無關，到處可見刪減課程、裁減人員，甚至停止招生，岌岌可危。事實上，危機始終伴隨人文學科。人文學科的獨占性資源就是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精神危機與價值危機，“危機”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文學科使命的核心部分”，那就是回應技術、科學與社會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

人文學科是一套獨特的技能與認知方式；是一種自我修養；是一種人文主義。正如德國哲學家狄爾泰（1833—1911）所說，人文學科是“一道壁壘”，捍衛著某些神圣或寶貴的東西，抵御那些威脅其生存的力量。

蘇格拉底曾經這樣為自己“申辯”：“你們如果置我于死地，是很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個人來頂替的，這個人附在城邦上，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說，好像牛虻附在馬身上，這匹駿馬由于太大太肥，年齡未老就行動迂緩，需要叮一叮才能煥發精神。我想是神靈把我拴在城邦上的，具有這樣一種資格，可以走來走去，激發、催促和責備你們每一個人，整天不停地到處緊跟著你們。公民們，這樣的人是難遇的，你們如果聽我的勸告，就留下我吧。”

蘇格拉底的言行常常讓人不快，甚至惹人厭煩，但這種批判與刺激對城邦是必要的，否則城邦會陷入麻木、昏睡，缺乏自省與進步。人文學科就是社會的那只牛虻。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