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唐宋的筆記小說，“博物”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主要體現于作品的寫作觀念、作者素養和書寫內容三個方面，構成了筆記小說的一個顯著特征。“博物”性在唐前的筆記小說中已經有所體現，諸如《博物志》《西京雜記》等作品具有明顯的“博物”傾向，這一傾向反映了小說家們“逞才炫博”的自矜心理，以及“格物致知”的知識主義傳統。唐宋時期作為筆記小說由成熟走向繁榮的重要階段，依然遵循著“博物”的寫作宗旨，在繼承前人創作精神的基礎上，還順應時代展現出了新的特色。

首先，唐宋時期的小說觀念中有十分濃厚的“博物”元素。自《漢書·藝文志》設立“小說家”開始，小說就具備了獨立的文體地位，并形成了相應的文體觀念，其中“小道可觀”說尤其重要。“可觀”肯定了小說的存在價值，是對“小道”說的重要補充，為此后小說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所謂“可觀”在當時主要體現在道德方面，兩漢之際的桓譚說道：“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新論》）這里的“治身理家”與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齊家”內涵基本一致，“治身”指道德修養，“理家”指家庭和睦，延續至后世遂發展為“資治體”“助名教”的教化功能。到了唐宋時期，小說觀念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廣見聞”這一內涵的融入尤其值得關注，它對筆記小說中“博物”性的展現作用明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其《史通》中將“偏記小說”分為十類，涵蓋了大部分的筆記小說。在具體的論述中，劉知幾指出《搜神記》《幽明錄》等作品“求其怪物，有廣異聞”，并要求作者“博聞舊事，多識其物”（《史通·雜述》），批評《晉史》采摭小說之失，卻也指出其“務多為美，聚博為功”的特點，并承認百家諸子“實廣聞見”（《史通·採撰》）這在理論上肯定了小說“廣見聞”的功能。同樣的情況也見于唐宋的書目，如《隋書·經籍志》所云：“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道聽途說，靡不畢紀。”（《隋書》卷三十四）所謂“靡不畢紀”強調了小說內容的廣博性；又如《新唐書·藝文志》和《崇文總目》的“小說家”類著錄了大量具有博物性質的作品，且將原屬于史部的志怪小說轉移至“小說家”類，多少與“廣見聞”這一小說新觀念的融入有關。宋人晁載之指出《漢武內傳》《西京雜記》等作品“并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洞冥記跋》）表明“鑿空”“迂誕”等內容已經成為筆記小說“廣見聞”的重要表征。

其次，唐宋時期的筆記小說作者中有大量的“博物君子”，博聞強記成為小說家的基本素質之一。魏晉志怪小說的作者往往是學問廣博之士，且大多好奇尚怪，正如明代的胡應麟所說：“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其中，西晉文人張華是先唐“博物君子”的代表，其《博物志》也是“博物體”小說的經典之作。唐宋時期文化繁盛，知識的積累已大大超越前代，從事筆記小說撰寫的作者大部分是飽學之士，博聞強記且藏書豐富。唐代筆記小說作者中以博學著稱的有段成式、鄭常、戴孚、溫庭筠、段公路、蘇鶚等。其中段成式自謂“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酉陽雜俎》前集卷八），史稱其“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批閱皆遍”（《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這在《酉陽雜俎》一書中有充分展現。此外溫庭筠和段公路也都以博聞著稱，前者是段成式的兒女親家，其撰寫小說《干饌子》有與《酉陽雜俎》爭勝之意，后者是段成式之侄，人稱“其學尤長仄僻人所不能知者，薅乎群籍之中，仡仡然有余力”（陸希聲《北戶錄序》）。宋代以博學知名的小說家數量更多，這有賴于濃厚的尚學風氣，而藏書之風的興盛有力推動了小說的編撰和出版。宋代私家藏書之風大盛：“宋初承五代搶攘之后，公家藏書零落，反有賴于私人之藏。加以雕版流行，得書較易，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士大夫以藏書相夸尚，實開后世學者聚書之風。”（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宋代文人廣泛搜羅奇書秘籍，所藏書籍除了經史諸子文集之外，還遍及釋道野史、小說雜記等，例如余靖“自少博學強記，至于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歐陽修《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王安石“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張淏“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輶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可以娛閑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云谷雜記跋》）；王明清“《齊諧》志怪，繇古至今，無慮千帙，仆少年時唯所嗜讀”（《投轄錄序》）等，豐厚的藏書資料為筆記小說的撰寫和編纂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宋代出現了不少大型類編、叢編性質的筆記小說集，如《太平廣記》《談助》《類說》《紺珠集》等，也與宋人擁有的豐厚藏書密不可分。

最后，唐宋筆記小說在內容上體現出鮮明的“博物”特色。唐前筆記小說的代表作如《山海經》《博物志》《神異經》等，其“博物”性主要體現在山川地理、神仙方術、歷史傳說等方面。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疆域的不斷開拓、中外交流的日趨頻繁，人們的認識能力、認識范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和擴大。隨著知識的不斷積累，唐宋時期的知識數量和類型已經大大超過唐前。在這一背景下，唐宋筆記小說的“博物”性也大大超過了唐前作品。一方面，就總體來看，唐宋官私書目“小說（家）”類著錄的作品中具有“博物”性質的作品數量超過唐前，且涵蓋的知識門類也大幅度拓展，可按照作品性質分為“博物志系列”“地理、異物系列”“名物訓詁、考訂系列”“譜錄系列”等，一些無法歸入的作品如《杜陽雜編》《劉賓客嘉話錄》《戎幕閑談》《因話錄》《開元天寶遺事》《北夢瑣言》《云麓漫鈔》《揮麈錄》《投轄錄》《吳船錄》等，也雜錄地理動植、遠國異民、奇風異俗、名物制度等內容，具有明顯的博物傾向；另一方面，就單個作品來看，以《酉陽雜俎》為代表的唐宋筆記小說在內容的廣博程度上也超過了前代的作品。《酉陽雜俎》卷帙浩繁，廣征博引，清人李慈銘稱其“采取甚博，遺聞佚事，往往而存，實小說之淵藪”（《越縵堂讀書記》）《四庫全書總目》推其為“小說之翹楚”。魯迅指出此書“源或出于張華《博物志》”（《中國小說史略》），而其內容之廣博實遠超《博物志》，據統計此書涉及的知識門類有佛、道、術數、天文、地理、生物、醫藥、文學、法律、歷史、語言、繪畫、書法、音樂、建筑、魔術、雜技、烹飪、民俗等，可謂一小型百科全書。除了傳統博物體小說具備的山川動植等內容，《雜俎》還廣泛記載了文身、飲食、醫藥、藝術等方面的知識，以及大量志怪小說，不少內容都是前代作品中未嘗涉及過的。相較于《博物志》，《雜俎》突出的一點還體現在容納了不少佛、道宗教內容，體現了作者博通三教的知識結構。除了《酉陽雜俎》，宋代不少筆記小說都融合了儒釋道三教的知識，如北宋陶谷所編的《清異錄》采摭群書，分類編纂成三十七門（類），其類目編排呈現出嚴密的結構布局：首先是天、地、君、臣、民，其次是佛、道，其次是草、木、果、疏、藥、禽、獸、蟲、魚，其次是有關人之衣食住行各類雜目，如居室、衣服、陳設、器具、酒漿、饌饈等，最后是鬼、神、妖，顯示出一位儒家文人具備的知識譜系。總之，到了唐宋時期，博物之“物”既包括物質世界的各個領域，也包括精神現象（如夢）、超自然現象（如鬼神、精怪）、哲學倫理概念（如忠孝）等，幾乎無所不包。這種“雜糅性”與“廣博性”貫穿了唐宋筆記小說發展的始終。

（作者：周瑾鋒，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