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左翼作家聯盟（后文簡稱“北方左聯”）的文學實踐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抗戰救亡運動同頻共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進步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北方左聯”成立初期創辦的《摩爾寧》《尖銳》《火把》《文學雜志》《文藝月報》等雜志，到后期問世的《文史》《盍旦》《令丁》《泡沫》《浪花》《榴火文藝》等刊物，刊載了大量書寫抗戰救亡的文學作品。

華北危機中的哨響

《文學導報》于1936年3月創刊，1937年2月停刊，共出版6期，是“北方左聯”的代表性刊物之一。雖然只存續了一年左右的時間，但它作為北方左翼文學運動的重要媒介，刊登了許多左翼文學青年的作品。此前，我們更熟悉的可能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同名機關刊物《文學導報》（原名《前哨》，自第二期更名），對“北方左聯”的《文學導報》討論與研究并沒有那么充分。從這個刊物的編輯方針、發表作品的內容和風格中，我們能夠看到抗日戰爭時期北方青年作家群體的生命印記與文學風貌。該文藝刊物由“北方左聯”成員張露薇、馬加（原名白曉光）和葉幼泉自發創辦。自創辦以來，吸引了一批左翼文學青年在此發表作品。隨著華北危機的日益深重，中共北平市委接管并改組了該刊物，使其刊載救亡主題的作品顯著增加，影響力也進一步擴大。

《文學導報》刊物內部分工明確，張露薇擔任編輯，葉幼泉負責籌措經費，馬加主管刊物的出版發行。其辦刊宗旨意在聯合青年作家，“為青年們找一塊真正有公理是非的地方”。在其存續期間，澎島、馮文俠、馬加、張露薇、董秋芳、徐盈、葉幼泉、魏東明、許欽文、路一、史巴克（原名劉御）、周而復、陳北鷗、余修（魯廣益，曾用名魯方明）等左翼青年先后在此發表作品。

《文學導報》的創辦與華北日益嚴峻的救亡局勢密切相關。九一八事變后，由于南京國民政府對日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北平地區也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這種民族危機直接推動了北方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北平大學校園內相繼涌現出文學月刊社、北國社、創作與批評社、泡沫社與浪花社、北平文藝青年救國會、國防文藝社、清華文學會、文學導報社等眾多左翼社團。及至“一二·九”運動爆發，這場席卷北平的愛國學生運動為北方左翼文學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推動北方左翼文學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深受“一二·九”運動的感召，《文學導報》應運而生。刊物刊載的翻譯、小說、詩歌等作品形態多樣，整體上以反映民族情緒和抗日救亡的作品為主流。

隨后，《文學導報》在歷史局勢中發生了人員流動和變化，此后進行改組，接受中共北平市委的直接領導。編輯部新增了孫快農、季里、艾路、張霽中、石果等中共黨員，使刊物面貌煥然一新。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導下，《文學導報》第4、5期推出“國防文學創作專號”，集中刊登抗日救亡題材的作品，其中的重要作品包括馬加的小說《登基前后》以及其他以救亡為題材的作品，如《飛機場》《流放之前》《抓兵》《火》《三個犯罪的人》《鐵篷車》《抗租》《黑暗的角落》《奉天丸上》《平凡的刺激》《笑》等。1937年2月，《文學導報》宣布停刊。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刊物骨干馬加、路一等人離開北平，投身全國范圍的抗日工作。

點點星火穿透時代長夜

《文學導報》從創辦到改組，馬加都是其中重要人物。他從東北淪陷區流徙到北平，既是個人生活的重要變化，也是九一八事變后文藝工作者備受傷害、被迫流亡的一個縮影。在《文學導報》上，馬加還發表了《我們的祖先》《故都進行曲》《家信》《演戲以后》等多篇作品，這些創作都深深植根于他在東北淪陷區的生命體驗。作為東北作家群中的一員，馬加雖不如蕭紅、蕭軍等作家在全國范圍的文學影響大，但在文學創作上數量眾多、題材豐富，尤其是中長篇小說和敘事詩頗受關注，留下了《滹沱河流域》《江山村十日》《北國風云錄》《故都進行曲》《血腥地帶》等名篇。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身處北平，從同鄉葉幼泉處聽聞故土淪陷、同胞受難的噩耗。他在回憶錄中沉痛寫道：“民族的災難已經降臨到頭上，首先降臨到東北人的頭上了。目前已經國土淪喪，未來的前途，不堪設想。我的頭上仿佛挨了一記鐵榔頭，昏昏麻木，什么知覺也沒有。”這場巨變使他被迫成為流亡者，也重塑了他的人生與創作軌跡。1932年，他積極投身“反帝大同盟讀書會”，與“北方左聯”成員密切往來，潛心研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對自身的流亡命運進行深刻反思。這種思考體現在詩作《火祭》中：“那有甘受人家的宰割，侮辱和強奸？流亡，饑餓，那十八層地獄下所未曾受過的涂炭！革命的路線很清楚的擺在我們的眼前，無須彷徨，誰還忍得瘦弱的肢體擁抱著冰寒？”

1932年7月，為切身感受淪陷區同胞的苦難，馬加離開北平，經天津、營口，冒險返回日寇統治的東北。途中，為躲避日寇在山海關的嚴密盤查，他化裝成印刷工人方得以通過。重返家鄉后目睹的景象令他震驚：在敵人“嚴寒的政治氣候下”，他深切感受到“枷鎖般的沉重”，平生第一次看到貧苦農民遭受敵偽政權侮辱、壓迫與苛捐雜稅的剝削。故鄉的慘狀不僅刺痛了他，更強化了他救亡圖存的決心——在偽滿洲國的統治下，民眾難以生存，或賣子典地，或外出逃難。這一切促使他下定決心尋求解放之道。最終，1934年，馬加再次離開東北，重返北平尋找抗日救亡的途徑。

1934年春抵達北平之后，經同鄉李秉忱引薦，馬加在清華園加入“北方左聯”，與王瑤、趙德尊、魏東明等左翼青年建立了深厚友誼，這一時期他的創作進入高產階段，致力于用文學形式再現東北淪陷區人民的生存境遇。此后，他頻繁在《益世報》《新地》《清華周刊》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創作總量約80萬字。

以文學為武器號召全民抗戰

改組后的《文學導報》直面民族危亡，以文學為武器來記錄苦難、喚醒抗爭。其刊載的作品體裁多樣：或通過小說揭露日寇暴行，刻畫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反抗；或借助詩歌發出激昂的戰斗吶喊，號召全民起來抗戰。這些立足現實、飽含救亡情懷的作品，以強烈的現實性和戰斗性，成為抗戰時代北方左翼青年群體精神的忠實記錄。

強烈的救亡情懷是“北方左聯”倡導的現實主義精神的核心。許多參與“北方左聯”的作家在抵達北平后，都會對“躲在書齋里清談”產生排斥、反感甚至批判的復雜情緒：“無視山海關外還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屠殺，躲在書齋里清談蟲魚鳥獸，喝喝苦茶，打打麻將……流亡青年不僅缺少那種‘幽默’的趣味，在感情上簡直發生一種反感。”（馬加：《寒夜火種·前言》）這不僅是創作理念的分歧，也是民族危亡之際的自覺選擇。因“國破家亡”的危機感，眾多參與“北方左聯”的作家普遍將筆觸伸向被壓迫者的苦難，致力于記錄“敵人刺刀統治下”的真實生活。

馬加在《文學導報》的創作，集中體現了這種現實主義精神。他以重返東北的親身經歷為素材，創作了一系列作品，描繪淪陷區被壓迫的慘劇以及由此激發的怒火與抵抗。早期代表作《登基前后》后更名為《寒夜火種》，以溥儀登基為背景，通過描寫和安堡村村民反抗地方豪強勢力的橫征暴斂，鮮活呈現東北淪陷時期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寫出百姓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時的無畏反抗和頑強斗爭，充分揭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武裝力量，才能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這部作品向當時“到處是嚴冷的寒夜”的東北大地，投下了充滿希望和真理的光芒。作品特別設置了革命者江琦這一形象，他在陸有詳聯合鄉人殺害惡霸王村長后表示，反抗王村長只是報私仇，如何為國家民族雪恥是更為要緊之事，最終引導陸有詳前往北平尋找救國之路。《我們的祖先》通過東北老人對后人的諄諄囑托，講述了祖輩、父輩的長者們如何不堪忍受日寇的侮辱與壓迫，流亡到北平的故事。《演習以后》則通過“籬笆被拆得稀爛”“村前的白菜地踏得平平的，蒼黃的葉子脫落在壟臺上”等細節，呈現出日軍占領東北后的凋敝景象。這些創作植根于馬加重返故土的見聞，對“北方左聯”的作家們來說，在故鄉的獨特生活體驗，影響著他們的創作理念和世界觀的形成，正如評論家白長青所言，“沒有這種對當時淪陷下的東北農村的親身觀察和感受、沒有與家鄉被侮辱的農民的心靈的交流”，他們也寫不出“這樣出色的反映時代光芒的作品”，這些展現時代苦難和抗爭精神的文藝作品，正是“北方左聯”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典范。

《文學導報》刊登的作品體裁多樣，除了小說，許多左翼文學青年積極嘗試運用詩歌來控訴侵略。例如雷石榆在《我要和你們合唱》中寫道：“你們用千萬萬人的燎原的情熱，泛濫的血潮，地震的悲憤，雷鳴的咆哮，……譜成斗爭的歌曲”，這種戰斗的歌曲在“淪亡的土地上合唱”，在“垂危的山河上合唱”，更匯入了全世界所有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尋求解放的洪流中。詩人也主動匯入這股潮流：“啊！我要和你們合唱！”王亞平的《我要再回到火線上》則描繪了一個“受傷者的哀歌”：面對淪陷的家鄉，“我”毅然執起鋼槍，“在深山，在叢林，在高粱棵中，在蘆葦的密影里，躲閃，襲擊，和敵人爭取祖國的存亡”。同樣，李素月在《保衛綏東》中發出反抗的呼喊：“古老的民族會從血的斗爭里解放，努力吧！機關槍的射手，我們要把每顆子彈，射進敵人的胸膛。”這種激昂的反抗強音，正是當時“北方左聯”成員的共同旋律。

作為“北方左聯”的代表性刊物，《文學導報》的辦刊歷程、內容與風格，集中展現了北方左翼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際的主體選擇與文學實踐。對其深入考察，為讀者理解左翼文學與中國抗戰救亡運動的內在邏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照。對在華北救亡潮流中成長的北方左翼文學青年來說，文學不是書齋內的文字游戲，而是改造社會、挽救國家危亡的武器。這種將文學寫作與抗戰救亡相結合的愛國主義傳統，不僅體現了左翼文學的歷史價值，而且為當代青年樹立了精神典范。《文學導報》以及北方左翼文學運動所彰顯的“文學介入現實”的實踐品格，啟示文學創作走出書齋，與廣闊的現實生活、與奔涌的時代主潮相結合，為當代倡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文藝道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