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書店，是舊文人別樣的一種讀書方式，也是讀書人對占有好書的一種“禮儀”。所謂藏書萬卷，尤其是占有稀缺的善本、珍本與孤本書籍，已成為一種精神財富的炫耀。

兒時，晴天去夫子廟大成殿門口的小人書攤，雨天去朱雀路邊的一家小人書店，花上兩分錢，就可以消磨半天飽看小人書了，倘若這種書攤書鋪也叫書店的話，那么，我逛書店的癖好，就是從小養成的興趣。

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貢院西街東西兩市一帶的白下書肆，那舊書店把卸下的門板搭成的書攤沿街排成長陣，買者和不買者，都是站在那里翻書。多數是來蹭讀的揩油者，站在那里盯著一本書讀，直到看完，方才釋手，店家也并不驅趕。我想，這也算是商家聚集人氣的策略吧。還有一種讀者，卻是在迅速掃描攤位上所有的書籍，偶爾拿起一本，翻閱一下版本、目錄，便將其擱置一邊，爾后有一搭沒一搭向店家打聽種種書籍的消息，如有，捎帶問一句何種版本。此時，店家眼里便放出光來，殷勤有加，搬出椅子看座，端上一杯茶水，這就預示生意的開始，賣者開出高價，買者坐地還價，雙方拉鋸一番，總會成交幾筆生意。店家雖非真正的讀書人，卻對書籍的行情非常精通，遇到買家急需的書籍，他會讓小伙計火速到某地去取，等待之時，便與客人海闊天空，扯起白下書肆的種種閑話來。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給北京出版社編那本民國文人散文《江城子——名人筆下的老南京》（后由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訂本《金陵舊顏》）時，才在紀果庵的《白門買書記》里，知曉南京書肆從古代至民國的繁盛，其中有一段描寫極為生動有趣：“余最喜聽其談南京書林故事，有開元宮女之思焉。貢院西街在夫子廟，書坊歷歷，惟問經堂最大，主人揚州陸姓，干練有為，販書南北，結納朱門，以亂前萃文書店之伙友，一變而為南京書業之巨擘。其人不計小利，而每于大處落墨，又中西新舊雜蓄，故門市最熱鬧。余買書甚多，不能詳記。”讀書人誰不喜歡藏書，但像紀果庵這樣能夠用重金去購書的，又有幾多呢？不過，盡管囊中羞澀，能夠過眼瀏覽一下，也是讀書人逛書店過過書癮的癖好吧，就像女人逛街，看到喜愛的東西，即使不買，也要在手中摩挲一番。

可惜兒時懵懂，對書沒有辨識能力，更不懂得買舊書的樂趣和意義。我們兄弟把壓歲錢和零花錢聚起來，去買連環畫，雖是下意識的喜好，卻也算是一種收藏吧。我曾經是新街口新華書店的買家，成套地購買小人書，最后竟裝滿了一紙箱，我家也成了玩伴的閱覽室。

其實，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讀小說了，從《高玉寶》開始，隨父親讀了許多從大院圖書館里借來的成人書籍，從來就不知道要用錢去購書，那是因為讀書可以不花一分錢，何樂而不為。

直到1966年時，我才從火中取書中偶得藏書的神秘與快樂。搶書據為己有，看到了那些不能公開看到的書籍，那種閱讀禁書的快感，喚起了我對“藏書”（此為雙關）的熱情。下鄉插隊前，我們撬開圖書館的窗戶，入內竊書——那些沒有被焚燒的書籍，封存也是可惜了，不如讓我們收藏，帶下鄉去消遣。這種“竊書”，類似思想“盜火者”的行為，其中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那竊得的《牛虻》。那時，覺得做一個文化“流氓”，并不可恥。后來，當我讀到魯迅《孔乙己》中“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時，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消除了許多罪惡感。

在農村，尤其是農閑時節，當我吃完了所有帶來的文字時，就覺得有書真好！對搜刮書籍的欲望愈發強烈，以書換書，交換閱讀，成為知青鄉間閱讀公開的秘密。那時我的書籍補給來源主要是靠我嬸嬸，她是外文出版社的編輯，知道我喜歡文學，時常給我寄一些文學書來。

當然，有時我也想著自己攢下生活費去買書。記得第一次去縣城新華書店買書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晴朗的秋日，我來回奔波80里的崎嶇圩路，到家已經是一輪新月初上。我不顧饑寒疲憊，點上罩子燈，打開那本郭沫若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一直讀到聞雞起舞時。那本書是我在古詩“創作”期的參考書籍，后來則被我批判過，但至今還寂寞地躺在我的書架上。

最難忘的一次是去縣城新華書店購買浩然的中篇小說合集《西沙兒女》，雨夜路過一片墳灘時，竟遇上了“鬼打墻”。而插隊期間，買的最貴的書刊，就是70年代初出版的懷素法帖之類的書籍，因為喜愛，不惜禁肉數月。

那時候，只要是文學書籍，即便是思想和藝術性并不佳的作品，也都囫圇吞棗地吞下，食不果腹的年代，你無法選擇。雖然那時我已經有了讀書的鑒別能力，也知道什么小說更吸引人，因為閱讀的味蕾是不會騙人的，但苦于可供閱讀的書太少，無法讓自己“吃飽”。

大學畢業后，當閱讀文學書籍變成謀生飯碗時，買書就成了家常便飯。那時，我是一條光棍，又有教研室編教材得來的遠遠高于工資的外快，于是就將每個月的工資劃出一半來買書，我真正的藏書時代到來了。不過，隨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量翻譯書籍上市，讓人耳目一新，我也逐漸感覺到囊中羞澀，財力不逮了，雖然那時藏書意識強烈，但畢竟還沒到隨心所欲買書的程度。

我最為痛快淋漓成捆成捆買書的經歷，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茅盾全集》的日子里。韋君宜批準每一個編輯可以購買一部原本供高級干部內部閱讀的刪節本《金瓶梅》，此外社里還便宜處理了一大批中外作品，各種各樣的廉價的書籍堆在會計室的門口，大家像過節得到憑證供應的票券一樣，歡欣鼓舞地排隊購書。我每一樣都來一本，加起來總有幾十本，結賬后感到渾身舒泰，那是我平生快意的一樁購書豪舉，只不過不是在書店，而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購書天堂里。

從1979年至新世紀初，逛書店成為我假日中的一種休閑方式，雖然每次只購一兩本，有時甚至空手而歸，卻也有精神的饜足。那個楊公井的古舊書店，是我經常去的地方，因為夫子廟的舊書攤經過60年代國營新華書店的橫掃，幾近絕跡，古籍書店也改成了國營的店面，直屬新華書店管理。我在此地淘了許多舊書，尤其是專業雜志，像《人民文學》，從1949年創刊號，一直到1977年止的所有各期全部買下。1957年創刊的《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也是從創刊號到1977年的全套裝訂本都買了。之所以只買到1977年，是因為從那以后我已經自己訂閱了這兩種刊物。分兩次用自行車馱著這些沉重的書刊回家，在書房上架時的快樂，真是無法形容。

近二十幾年來，我很少再去逛書店了，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出版社寄給我的書籍和雜志多到無法看完，書刊越積越多，再大的書房，再多的書架，都無法讓它們入住了。幾次搬家，只能忍痛割愛，把幾千冊雜志送人，或者送往收購站。二者，我的逛書店的方式變了，無論是國營新華書店呆板的購書模式，還是民營書店各種各樣的花式銷售方式，都讓我心生厭惡，我不愿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實體店里，對閑逛書店失去了舊時的愉悅——因為購書的快樂已被網上逛書店所取代，雖然沒有了買家與賣家之間交易時的語言交流，沒有了現場翻閱和驗貨購買的儀式感，然而，它帶來的卻是另一種無盡的快樂。

網上逛書店，不用你去書架上一一查找或去詢問店員，你想購得的書刊，只需輕點一下手機，就會出現同一種版本的新舊書籍幾十甚至上百本，不同書店各種價格，讓你任意挑選。更讓我驚訝的是，書店不單單是賣舊書，即便是全新的書籍，也是在網上以幾折的價格出售，后來才知道，這也是出版社的銷售渠道之一。當你看到書籍以快遞方式寄達以后，拆開包裝那一刻，心情就像打開盲盒一樣，是幸運盒，還是潘多拉盒呢？

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不再去圖書館借書了，專業書籍都是自費購買。當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購買所需書籍，也是須分主次和等級的。倘若是為寫文章一次性使用，品相再差的也無所謂，比如前幾年為寫三部曲批評文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中國闡釋的演變》，為了闡釋張光年的觀念，我急需看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初版原文，而非后來收進文集的文字，便在網上搜尋到了一本1956年第24期的《文藝報》（胡風事件后，《文藝報》一度改成了裝訂本），雖然封面已經破爛不堪，文章內容卻是完整無缺，原汁原味，乃至可以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足矣。

又，在寫兩萬多字的長篇隨筆《拯救與反叛——重讀〈牛虻〉》時，我得找回那個時代的情感，而1968年下鄉時帶去的那本50年代的初版本，也即“竊”來的那本，早就被其他知青借走，泥牛入海了；故在網上購得50年代那個版本，與后來多個新版本相對照，從中嗅到了不同的時代況味，也是別樣閱讀的一種無窮回味。

在網上逛書店，還有許許多多樂趣，成為你回憶歷史故事的最好橋接。比如，你可以在網上搜尋到許多你意想不到的東西，就像舊時代逛書店的文人，尋覓到淘到好書的另一個渠道，撿了一個大漏那樣歡欣不已。亦如紀果庵所言：“買書不能專走坊肆，街頭冷攤、巷曲小店、私人之落魄者、傭保寒賤之以竊掠待價而沽者，皆不可放過。莫愁路之黑市，前既言之矣，二三年前，猶可得佳品，近日則絕無。路側，有曰志源書店者，魯人陳某所設，其人初不識書，以收破碎零物為業（京語曰“挑高籮”，以其擔籮沿街喚買，如北京所云之“打小鼓的”然）。略識之無，同販中之得書者，輒就請益，見書既多，遂專以收書為事，由擔而肆，羅列滿架，凡小販之有書者，咸售于此，故往往佳著精槧。”是的，兒時我們就是用家里的“廢品”，拿到“挑高籮”上換麥芽糖的，在一聲拖著長音的“破破爛棉花——拿來賣”的吆喝后，多少孩子把家里的書拿去換了口福，而沒有文化的“挑高籮”者，不會像紀果庵那樣識貨。

想想如今網上的賣家，多少都是有文化的人，其舊書，除了從出版社剛剛進來的打折貨以外，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廢品收購站。收購站里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分揀出來的書籍，肯定是會被經營網上書店的老板前來一股腦兒買走的，至于價值幾何，那就要憑老板的專業水平來區分等級了。現在網上書店老板的經營范圍廣了，眼力勁也強了，分類水平也挺高，其簽名本的價格成倍翻，尤其是成名的大作家簽名本高得出奇。閑時，我經常上網逛書店，瀏覽這些拍賣的簽名本和手札、信件，幾張紙的信札標價就是幾千塊。我曾經的一位同事H君，早年就在網上購得《人民文學》和各個雜志流出來的許多著名作家的信札和手稿，可謂珍貴資料。他在網上淘到我1985年寫給一個學者的公函，贈與我，我回家后，立即將之撕毀，以為無甚價值。

一日，我看到網上有一疊從《文學評論》編輯部流出來的簽發手稿，那是1986年我和徐兆淮合寫的《新時期鄉土小說的遞嬗演進》一文，總計29頁，是2019年上拍的，竟然叫價28800元。誰會當冤大頭，去買這勞什子呢？諸如此類開價幾千幾萬元的手稿，至今還有一些掛在網上，無人問津，商家抬價，買家不會輕易上當，此乃市場經濟。

經常閑逛網店，偶爾也有撿漏的時候。那日失眠，凌晨還在網上書店流連，突見我在1988年寫的論文《褻瀆的神話：〈紅蝗〉的意義》（刊《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的手稿，一看，是山東一個縣城賣家，開價只400元，這倒是我愿意珍藏的東西，立馬拍下，心想，同是魯人，如紀果庵所說“其人初不識書”，可能連著名魯人莫言都不識，低估了此文的價值，讓我得幸迅速收回資料，因為這篇文章背后，還有一段長長的故事呢。

作為一個經歷了兩個交替世紀的文人，我徜徉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逛書店”人生境遇中，一種莫名的時代“零余人”情感便油然而生。

2025年8月24日18時寫于南大和園桂山下

8月25日13時改于南大和園桂山下